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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牛| 百年大變局:中國朝東

    丑牛 · 2020-04-1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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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這話不是實現了嗎?這才是百年來世界最大的變局!

      百年大變局:中國朝東

      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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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是東風,也是毛澤東。

      中美貿易戰打響后,“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一下成為熱門話題。“變局”是什么?沒有人說清楚,大概是美國引領的“自由化”“全球化”要翻盤吧。特朗普重提了一個門羅主義的口號——“美國優先”,翻得最厲害的是“中美蜜月”,前國務卿佐利克倡建的“中美國”,卿卿我我的余音未了,現總統一翻臉:“中國是最大的威協國家”。真個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中國一時措手不及,有的人還以為這是美國總統的“誤判”,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中美兩國可以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最表“愛心”:奉勸美國的議員們,不要誤解中國共產黨,把對蘇聯共產黨的認識,加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環球時報》所指的蘇聯共產黨是哪個時期的共產黨,是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還是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共產黨,赫魯曉夫——戈爾巴喬時期的共產黨是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的,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受到美國官方的熱捧。至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和哪個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不一樣呢?這話太敏感了,《環球時報》心知肚明,不好說。

      無論你怎樣的“勸郎(朗)歸”,郎(朗)決不回頭,而且對“夫妻關系”,“命中注定的夫妻”不屑一顧,在談判桌上,死死卡住中國的脖子。我們看看第一階段協儀簽字儀式的視頻,特朗普的神采飛揚,中國特使的囁囁嚅嚅,我想起當年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場面:美國將軍說:“這是一個美國將軍第一次在沒有取得勝利的戰爭協議上簽字”。這一次是中美兩國角色的互換。中國共產黨和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的確不一樣,它參加的是一場資本的角逐。是世界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暴發后,美帝國主義要維持其壟斷地位向其它國家轉嫁危機,中國首當其沖,成為最大威協國家。

      這是一次世界的大變局,但并不是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決不是第一次。

      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一場資本主義大的危機引發,爭奪殖民地。大戰的結果是,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興起,爆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29年又一次更大的資本主義危機暴發,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列強間要重新瓜分世界,結果是在東歐、在亞洲誕生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勝利,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求解放的斗爭。“亞、非、拉人民要解放!”之歌,響徹全世界。中國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

      全世界人民團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革命風暴席卷全球!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這是世界百年又一次大變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由美國出錢、出武器,國民黨反動派出人,在中國打了一場“剿共”的反革命戰爭。結果是徹底地失敗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洗刷了從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恥辱,把帝國主義趕出了中國,美帝國主義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由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寫了一篇《美國與中國關系》的白皮書,白皮書無可奈何地供述了侵略中國失敗的歷史,還提出“卷土重來”的戰略。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于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是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毛主席在批《白皮書》和艾奇遜的四篇文章中,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剖析艾奇遜的這一陰謀,并號召中國的一些愛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提高警惕。我們今天重提《白皮書》,是要大家在今天“中美關系”的激烈沖突中,認清美帝國主義的本質。不是已經有一批公知們、大V們,淪為美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了么?有人在網絡上重新發表《丟掉幻想  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這對目前的斗爭,仍然是戰斗的檄文,批判的武器。

      不幸的是,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艾奇遜的這個“戰略”卻大獲成功,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攻擊、污蔑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打開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門,被壓抑的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像雨后春筍般的出土,最有影響的是《日瓦戈醫生》事件。《日瓦戈醫生》是著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寫的一部小說,小說中的主人公日瓦戈醫生,是個民主個人主義者,小說寫了他在參加十月革命前后的興奮、彷徨、挫折和失望。小說的主調是對十月革命的否定。作家把書稿送到蘇聯作協辦的刊物《新世界》,編輯部不僅拒絕刊登,還回信對他的作品進行譴責。作家把手稿寄給他的意大利朋友,這位意共黨員立即翻譯成意大利文出版,美國聯邦調查局得到了這本書,如獲至寶,翻譯成英文大量印刷,并用各種方法把俄文版偷運至蘇聯境內,這本書立即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一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幾乎完全控制了蘇聯輿論平臺,對搞垮蘇聯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匈牙利暴亂事件,是由“裴多菲俱樂部”組織的,一看名稱就知道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組織——“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匈牙利事件,吹響了東歐崩潰的前奏曲。

      蘇聯解體,東歐的淪陷,都是共產黨的自我毀滅,杜勒斯們稱之為“和平演變”。帝國主義者為贏得的勝利,欣喜若狂。名揚全球的時代評論家福山,寫了一本書:——《歷史的終結》,美國總統尼克松寫了一本書:——《1999,不戰而勝》,美國的大智囊人物布熱津斯基寫了一本書:——《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誕生和死亡》。所有資產階級的媒體,一致宣告:“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是人類的永恒”。

      這是世界百年來又一次的大變局。

      中國為什么沒有變?(有變,沒有大變)。艾奇遜們寄以厚望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曾蠢蠢欲動,《苦戀)曾拍成電影,《河殤》電視系列片,放了幾集就一片喊打,被迫停播,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的作家也出現過,還風光過,莫言的反革命、反共的作品也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比帕斯捷爾納克還幸運,穿著不倫不類的燕尾服,走進金色大廳,講著他半土半洋的故事,但他不敢講在他的作品中,日本侵略者的人道,血腥還鄉團的仁愛,土改是二流子搶劫勤勞致富者的財產,是把寡婦作為浮財分給光棍……這些故事從哪里來的?雖然共產黨管意識形態的高官贊揚他“把中國文學引向世界”,但民間卻一片喊打:“把這個家伙驅逐出軍旅作家的行列!”并終于把他身上的軍裝剝掉。

      為什么蘇聯變了,東歐變了,中國卻不變?有毛澤東領導的兩個十年的斗爭:第一個十年——(1956——1966)是圍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中蘇兩黨展開了一場大論戰: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衰落,社會主義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取得勝利的時代,還是“沒有戰爭,沒有軍隊,沒有武器”和平共處,天下大同的世界?在已經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還存不存在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和斗爭,還存不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還存不存在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顛覆的危險,還存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參加這場論戰的吳冷西同志在晚年寫了一部書:《十年論戰》,在論戰中,新華社發了《兩論》《九評》,今天讀來,很有現實意義,因為這場斗爭,并未結束,還擺在我們面前,蘇聯不是被顛覆了么?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不是差不多了么?

      中蘇論戰因赫魯曉夫下臺而告一段落。毛主席又在中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說中蘇論戰,中國舉的旗幟是“反修”,那未“文化大革命”舉的旗幟就直接“反資”,“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有一條最響亮的號召革命的語錄:“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義道路的當權”。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黨敢于發動群眾向自己黨的錯誤路線開火,但為了人民的江山萬年長,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他在晩年重上井岡山,選擇了這條艱險之路。在“文化大革命”之火點燃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韶山沖,在韶山腳下幽深的“滴水洞”里,與世隔絕。在這十多天里,他在想什么?從他離開“南方的一個山洞”到了“白云黃鶴的地方”,寫給江青的信來看,他思考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坦率地剖陳了自己,有些猴氣又有些氣,預想自己前途,會當共產的鐘馗,會跌粉碎,最,他引了兩句老話:前途是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數十年后,人們回望這段歷史,不正是他當初的設想么?在他臨終前,他把文化大革命當成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他囑托身邊的同志:“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主席去世,一抔之土未干,真個是“血雨腥風”,上百萬人投進了監獄。他一生辦的第二件大事,用黨的名義,被定性為“十年浩劫”“民族災難”。他真的“跌得粉碎”,去毛化、非毛化一直到丑毛化;他真的當了中國共產黨的鐘馗,左派、右派都用他的話來打鬼。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怎樣改?“打左燈 向右轉”。

      怎樣開?“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

      如是:中國發展經濟的道路是兩個“毫不動搖”。美國一再聲明: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美國的利益攸關。這邊廂是“最大的發展國家”。那邊廂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廂情愿,“中美國”呼之欲出。這真是:“舉世勞民同主子,人類從此入大同”。

      這也算是世界百年里的一次大變局。

      人算不如天算,中國“撥亂反正”了么?恰巧相反,造成了建國以來最大的動蕩局面。

      改革開放揚帆遠航的第一站是小崗村實行“大包干”,開始遠航就觸了礁,“一年跨過溫飽線,二十年難進富裕門”,二十年、三十年仍然如此。2000年,一直在農村拼搏了二十年的一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2016年,湖南省的一位老作家賀振揚,把遠航四十年的農村變化,編寫了一部長卷:《庶民之優——中國三農問題掃描》,揚帆遠航的天下第一村,帶領中國農村“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不同的是,不向地主交地租,2-4億青壯年勞動力全部淪為“制造大國”資本家的奴仆。“農民工”、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新階層,構成血汗工廠的主力軍和后備役。超經濟的剝削和壓迫,比如連年的討薪受到鎮壓,促成“農民工”由一個社會階層成為工人階級,并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主體。2018年,深圳發生的“佳士事件”,是由農民工要求組建自己的工會遭到鎮壓所引起,并立即得到學生組織的聲援與合作。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它的歷史意義,不可泯滅,令人深思,從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農民一直是革命的主力軍,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仍然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卻鎮壓農民工運動,我們共產黨人能不反思嗎?

      發生在2012年的“烏坎事件”,更令人震驚,兩萬多烏坎村民,集聚廣場,攆走了“兩委”(支委和村委),選舉了自己的“兩委”。他們為何暴力奪權,他們在廣場上舉起的旗幟是《還我土地》,他們反對政府把土地賣給資本家,他們“奪權”后,立即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是共產黨把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化,土地歸集體所有,又是共產黨提倡分田單干,將土地流轉到資本家手中“規模經營”,農民淪為打工仔,農民能不反抗嗎?我們共產黨人能不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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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工人階級命運更悲慘,國企改制,三千五百萬工人下崗,下的是什么崗?由國家主人公變成雇傭勞動者,變成資本家購買的商品,能生產剩余價值的奴仆。幾乎所有的國企改制都遭到工人階級的抵抗。

      2005年襄陽軸承廠的萬名工人,佔領了襄江大橋,阻斷了通往西北、西南的鐵路樞紐,先是調來周圍的武警部隊想驅散工人,沒有成功,由省政府常務副省長帶領的公安、司法等部門的領導人與工人進行“對話”。公安廳長開頭宣布工人占領大橋非法,為首者應到公安部門“自首”。為首者居然當場接過公安廳長的話筒問道:“廳長大人,你說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堵路都是犯法的,請問:二七大罷工的領袖林祥謙犯不犯法?犯了哪家的法?”工人還指著廠領導人的鼻子,“你們企圖阻擋工人游行進襄陽市區,滾開!你們離工人越來越遠!和資本家越來越親!”

      稍后發生的“通鋼事件”更激烈,在省委代表主持的談判會上,工人把口出狂言——“你們口口聲聲稱‘通鋼人’,告訴你們,不出三年,要你們通鋼人都姓陳(掠奪通鋼的民營企業家的姓)”的資本家活活打死。

      中國共產黨是由工人階級的先進份子所組成,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怎么和自己的階級對立起來了呢?沒有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正視這個問題,承認這個問題,更不用說能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反共的外國人看得很清楚,他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布熱津斯基,他在《共產主義就這樣進行著歷史退卻》一書中寫道:

      “在指導中國進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復興過程中,共產黨統治者們自己也在經歷一場指導思想方面的重大變革,他們的主要觀點,甚至他們的政治語匯變得愈來愈不像一個自稱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黨所應有的東西,而更像一個代表了正在中國興起的商業階級和致力于現代化的政黨的特點"。真不愧是美利堅的大智囊,他把改革開放中共產黨的變化說透了。

      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大變化,黨內大多數是反對的。2001年,在紀念黨的誕辰80周年紀念會上,黨的最高領導人在講話中,把黨的性質說成是“三個代表”,隨即在黨的16大上,說資產階級分子也可以參加共產黨,資產階級也是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一批老同志辦的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對“三個代表”論和“資本家可以入黨”論,進行不點名的溫和的批判,就這樣也逃不過懲罰,兩個雜志同時被查封,這還不打緊,連寫文章的人,也受到監禁。著名的軍旅作家魏巍被監禁在總政大院家中,由解放軍“看守”。我親歷了這一事件的片段。在武漢,我與李爾重老很熟悉,來往很密切,他寫的許多文章手稿,都交給我整理、校對、打印發出去。突然,爾重失聯了,他的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有一天,我接到一個神秘電話,問我能不能進省委大院,我說:能啊,憑“記者證”。他說:明天上午九點,你坐在二號樓前的花壇邊,有個人問你:“你坐這里干嘛?”你回答:“累了,休息一會”。然后就隨這人走。我很納悶,省委二號樓是機要樓,由武警守衛,我懷疑是不是“誘捕”,但隨即否定,誰敢在省委大院武警戒備的地方下手呢!第二天我去了,果然有一位老者走近,我照著電話中的“對話”搭訕,隨他進了戒備森嚴的二號樓內,在二樓左邊的盡頭處,走進一個套間,爾重正在外間等著我,我緊握他的手,不肯放下,我看到他處境的艱難,他卻輕松地說:“我又成地下黨了!”隨即我把我所知道的北京情況,特別是魏巍的處境告訴他,他冷冷地一笑,口中念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告訴我:住省委二號樓,是省委領導同志親自安排的。

      隨著風聲緊急,他又失聯了,過了幾天,他從鄂西清江上的隔河巖水庫給了我電話,說在大山深處休養,再過了十多天,他回到武漢,給了我一部手稿——《論社會主義革命——批仨代表》。這是對那位倡導“資產階級分子也可以入黨”權威的反擊,站在他背后的,不僅是一大批黨的“老革命”“老左派”,老省部級官員,還有更大的一批體制內的黨的官員。一批雜志封了,更多的左翼網站興起來,不僅有老左派的,還有新左派的,不僅有黨內、還有軍內的、新聞界的、文化界的,不僅有中央的,還有更多更廣泛的地方的,群體的……。

      他們打敗了“新西山會議”派。“新西山會議”是國務院委托前發改委主任高尚全組織的一次改革座談會。會上竟提出了“共產黨是個非法組織”,竟提出了改革的前途是“臺灣模式”。

      他們打敗了《炎黃春秋》大佬們發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炎黃春秋》的社長在香港宣布:“我們的團隊是囊括了退下來的部級高官。”這話不完全假,但不堪一擊。

      他們打敗了2008年的“08憲章運動”,這個運動由一百多位社會精英、公知、大V組成,發表了“08憲章”,要在中國推行“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改革,一時,南北呼應(廣州——北京),連共和國總理也發表講話:“普世價值不是西方所獨有”“在我任上,要為政治體制改革而奮斗,至死方休”。

      他們打敗了美國駐中國大使在北京坐陣指揮的“茉莉花革命”。

      他們打敗了國務院高官于幼軍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攻訐,2015年,國務院文化部的高官于幼軍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來前,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辦反文革的大講堂,總題目是《錯誤的理論  荒唐的實踐》,全講二十余萬字,第一講的題目是:《我有任務讓大家自覺拒絕文革》,哪知第一講就講砸了,聽者發問:“于幼軍先生,誰給你任務?”于幼軍馬腳畢露,草草收場,臨陣脫逃。引起了網上一片叫陣聲,在2016年“5·16”前展開了一場對文革的大論戰,反“文革”方出陣的雖都是赫赫有名,幾個回合,都偃旗息鼓,擁“文革”方卻越戰越勇,越戰陣容越大,連國外的一些著名學者也參加進來,逼得《環球時報》連發三篇社評,大喊:“停、停、停”。

      他們打敗了由中共中央黨校黨建理論權威提出的“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怎樣轉?共產黨是領導市場經濟的黨!”的謬論。

      群眾性的斗爭,空前的激烈,每年,百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上萬起,除了上文提到的幾起典型的重大事件外,有些群體性事件的性質惡劣,駭人聽聞。

      太原發生的農民工討薪、警察把討薪農婦掐死一案,震動全國,由農民工搶拍的一張照片,成為經典,一位矮胖的警察,把被他掐死倒在腳下的農婦的頭發踩在腳底,他昂首挺胸,對死者不屑一顧。活生生的一幅“法西斯”。全國城鄉,聲討警察暴力,聲援受害農婦周秀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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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鄂西大巴山深處野三關小鎮上的鄧玉嬌殺人案,轟動全國。鄧玉姣是野三關小鎮“休閑城”的服務員,一天鎮招商辦主任鄧貴大領著幾個客商來此“休閑”。他拿著一疊鈔票搧打鄧玉嬌,把鄧玉嬌逼倒在一座沙發上實施強暴,情急中鄧玉嬌抽出身上的水果刀把他刺死,拿起電話,自己報警。警察說她是故意殺人,群眾說她是“正當防衛”。這消息一傳出,許多人都不顧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到野三關來營救烈女。警察只好把鄧玉姣轉到恩施市的精神病院,并把她捆綁在病床上。網上有人說這是托爾斯泰《復活》的“復活”,事件發生在2009年,共和國已建立六十年,怎么回到了俄羅斯的沙皇時代!?

      發生在山西洪洞縣的“黑磚窯”事件,更令人沮喪,十里長的“黑磚窯”,很多都是“奴隸”工。全國四百多失去親人的家庭,組團來這里尋找失蹤了的親人,被警察阻擋,記者進去一查,真是“人間地獄”,未成年的孩子,像牲口一樣的圈住,像牲口一樣地在皮鞭的驅趕下干活。更讓人驚詫的是,這些黑磚窯的主人,許多是基層的黨政干部,共產黨員成了奴隸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國上下一片聲討中,國務院召山西省長進京匯報,得出的結論是:“用工不當”。五臺山上的和尚聽了連連唸叨:“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改革開放以來,最廣泛的群眾運動是什么?毫無疑問:“毛澤東熱”。改革開放是從“批毛”“非毛”“反毛”開始的,毛主席的像,從各個公共場所,黨政機關會場、辦公室揭下來,毛主席的塑像被推倒鏟平,毛主席的著作,在書店下架,毛主席語錄,報刊禁用,想不到的是,幾乎在此反毛的喧嚷中,毛澤東熱悄然而起,你要人們唱《走進新時代》,人們卻高唱《我們走在大路上》,你要人們唱《春天的故事》,人們卻高唱《毛主席來到咱農莊》,你拆毛主席像,我建毛主席紀念堂,你想把毛主席搬回,韶山,紀念堂前的瞻仰隊列,越擺越長,每年的“12·26”韶山沖人山人海,人們為他守夜,幾十萬人同吃長壽面。一位歷史學家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亙古奇觀。”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政客們,面對此“紅流”膽戰心驚,總想阻擋、撲滅,但天不從人愿,越阻擋,越洶涌,越激流!我是親歷了無數次的這種場面,2018年“12·26”武漢工農兵在武昌毛主席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毛主席誕辰紀念會前夜,我住所的前后院都有人放哨、盯守,我一出門,一批人圍了上來,攔住我的車子,我惱了,對他們說:“我去農講所紀念毛主席,犯了什么法?”沒人吭聲,我對司機說:“開車”,一批人跟著車走了幾步,也沒人阻攔,到了農講所,這批人早就站在農講所大門前,長槍、短炮(照像機、攝像機)對著我,大門前的馬路上,一長串紅、藍、綠、黑、白的車子排列成陣(紅是消防車、藍是警車、綠是武警車、黑是防暴車、白是救護車)。紀念會正在進行時,突然高音喇叭齊開放,讓你對面講話也聽不清,紀念會被迫中斷,這時,一位參會的農民拿起了擴音喇叭,對著農講所的辦公室喊話:“農講所的人聽著:你們如果再騷擾,我們農民就進城來占領農講所。這里是毛主席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你們鎮壓農民,我們有權占領。這一喊,高音喇叭立刻停了,紀念會開完,我們列隊走出農講所,在大門口,有人指著站在門廊下的一個人說:“他就是指揮開高音喇叭的人”。有人就對著他啐了一口,他憤憤地對我們發牢騷:“我知道,在你們心目中,我就是一條狗!”我立刻感到他的處境,掏出了一支煙,對他說:“老師傅,錯怪你了”。真是“無巧不成書”,“不是冤家不碰頭”,到了餐館吃飯,緊臨一桌,坐的全是在農講所監管我們的警察,他們也正在指手畫腳地議論我們,我拿著一支空酒杯,走到他們的桌前,領頭的警察有些惶惑,以為我要來詢問他們,我說:“今天大家辛苦了,我來討杯酒喝”。這一講,大家都輕松了,領頭的警察要服務員再加上兩道菜,招待“老革命”。我說我不是什么“老革命”,和你們一樣,是個當兵的,我當的是毛主席的兵,今天來討杯酒,是想同大家一起,為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干杯!大家正有些猶豫時,我向身邊一位最年青的警察碰了杯,這小伙子一飲而盡,說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跟著毛主席干革命!”贏得了一片掌聲。

      我是從世紀初美國發生“911”事件的那一年,參加組織紀念毛主席誕辰的活動的,多次是由對抗轉為理解,去年“12·26”鄂、豫、陜、贛四省紅色網友會師韶山,我在紀念會上作了演講:《來了,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有些話,很敏感,一走到臺下,自稱“省直機關干部”的五位同志走到我跟前,夸獎我講得好,還要與我合影留念。這是一個好兆頭,我想或許不久,體制內的同志也要紀念“12·26”了。

      回想前不久的國慶七十周年盛典中,我們看到:毛主席回來了:在國慶到來之時,北京香山革命紀念地開放,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參觀中講了“三個緬懷”,第一個緬懷是:“發揚‘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這句話的前半句引的是毛主席的詩句,是毛主席南京解放時所寫,后半句引的是毛主席為新華社寫的一九四九年元旦獻辭的題目——《將革命進行到底》。

      盛典的頭一天,是烈士紀念日,中央領導同志到毛主席紀念堂,向毛主席坐像三鞠躬。

      盛典閱兵的領頭車上,是毛主席曾經領導的立下戰功隊伍的戰旗。

      盛典游行的行列“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方陣,獨領風騷。

      改革開放以來,這算是頭一次。我們不要忘記,改革開放正是從反毛、批毛開始的。

      帝國主義也幫了我們的忙,從“和平與發展”的夢中醒來,從“全球化”的陷阱中掙脫,從“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的歧路回頭,從“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幻覺中清醒。夫妻關系在哪里?“中美國”在哪里?“相向而行”在哪里?“戰略伙伴關系”在哪里?

      一場瘟疫的來臨,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畢露,隔岸觀火、落井下石、造謠誹謗、封鎖圍堵、四處煽風、八方點火、一門心思唱衰中國,哪知今日中國,已非“中美國”之中國,也非“美國夢”的中國,而是毛澤東歸來的中國,憑著社會主義,憑著毛澤東思想,不到兩個月,就把瘟疫攆走。反觀美國,疫情到來卻一片恐慌、一片混亂。特朗普揚言:及或死它十萬,也算成功。這真是:機關費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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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民進黨的大佬葉耀鵬先生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比較客觀,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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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疫情蔓延的時刻,世界的許多囯家已經選擇與中國站在一起,相信中國能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葉耀鵬先生沒有說明,為什么許多國家選擇和中國站在一起,中國在疫情檢測中,為什么勝過美國,因為中國堅持了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七十年前,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講話的結尾講道:

      “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這話不是實現了嗎!

      這才是百年來世界最大的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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