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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慧瑜:重建批評的鋒芒和當代文學的政治性——閱讀文學批評家劉復生

    張慧瑜 · 2020-06-16 · 來源:文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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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復生始終堅持文學、文化批評的當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評這一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體依然發揮著社會職能。

      編者按

      本文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慧瑜老師應《文藝論壇》雜志“評論百家”欄目之約對批評家劉復生的解讀。張慧瑜把劉復生的研究思路和批評領域的形成放在新世紀之交的文化思想氛圍和當代幾種重要的學術思潮中來觀照,并且強調劉復生的文章擺脫了學術文章的繁文縟節,觀點直接,少迂回遮掩,文風酣暢淋漓,是一種真正自由的批評語言。張慧瑜認為,劉復生始終堅持文學、文化批評的當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評這一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體依然發揮著社會職能。

      本文原刊于《文藝論壇》2020年第2期“評論百家”欄目#劉復生專輯#,文章發表時有刪改,“文藝批評”今日推送為全文原稿。

     

      重建批評的鋒芒和當代

      文學的政治性

      ——閱讀文學批評家劉復生

      

      文|張慧瑜

      劉復生是我的菏澤老鄉,也是北大中文系的師兄。讀書時,我們并不熟悉,我再次回北大讀博士的時候,他已經畢業工作。后來熟悉起來,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李云雷和何吉賢,復生每次來北京,我們總要聚一下,聊一聊文學、文化的熱門話題。和一般文科博士選擇留在“北上廣”不同,復生走了一條非典型的“青椒養成記“。他先回山東威海工作,后調到海南大學,很快就開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不僅成為海南文學領域的學術新星,而且擔任海南大學主持中文學科的行政領導,是朋友中少有的“雙肩挑”學者。近些年,繁雜的管理事務并沒有影響復生的學術研究,他始終保持對當代文學、當代文化敏銳的觀察力和批判性思考。尤其是2018年在《小說評論》雜志上連續發表六篇專欄論文,切中時弊地提出了重要的時代問題。可以說,復生始終堅持文學、文化批評的當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評這一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體依然發揮著社會職能。

      01

      新世紀之交的文化氛圍

      2001年復生在北大中文系師從洪子誠先生讀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讀博之前他在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工作。理解復生的批評品格和研究思路離不開新世紀之交的文化思想氛圍,我比復生小幾歲,也深受這種氛圍的影響。現在看來,大概有這樣幾種學術思潮塑造了我們對文學和時代的理解。

      一是,新左派打開了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空間。90年代中期人文社會領域出現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80年代作為新啟蒙共識的現代化方案走向分裂。面對90年代更為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一批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反思發展主義、現代化、市場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曾經在80年代被放逐的“政治”議題重新進入人文社會領域,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被重提,人們嘗試從國家、現代化的角度分析近代以來中國面臨現代性的挑戰;二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發展。洪子誠老師是著名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專家,新世紀之交,洪老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給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和啟示,不僅把文學史書寫、文學機制作為文化、政治建構的產物,而且“當代文學”學科的產生本身也內在于社會主義創造新文化的邏輯。這回應了當代文學學科合法性的問題,也彰顯了當代文學學科的政治性和和當代性,“當代”不是當下,而是對”現代“的超越,是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渴望;第三,是文化研究的影響。90年代初期與市場化改革相伴隨的是,大眾文化的全面興起,這是一種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后來的革命文化不同的文藝形態,成為支撐90年代以來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以戴錦華老師為代表的人文學者最先用文化研究、文化工業的理論闡釋大眾文化所帶來的多重社會癥候,使得文化研究式的文藝批評成為一種解析大眾文化現象的有效工具。

      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文化研究出現了三個熱點領域,一是,重估50年代到70年代的當代文學歷史,擺脫政治史、傷痕史的敘述,把這個時代作為國家依靠自主力量完成工業化、現代化的嘗試,這帶來對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重新評價以及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解讀當代文學經典;二是,反思80年代以來的文學、文藝變革,突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熱、先鋒小說等與80年代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互動關系,如由批評家李陀的《漫說“純文學”》引發的關于“純文學”的爭論,以及青年批評家李云雷等對底層文學的關注;三是,對電視劇、流行文化、網絡文學的研究,把大眾文化作為權力、資本等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這些不同的研究路徑,成為復生從事當代文學、文化批評的理論底色和時代語境。我把復生的學術工作大致分成三個問題域,一是對90年代以來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研究,涉及到“主旋律”小說、“新革命影視劇”、當代歷史小說等;二是對80年代的文化意識的反思,涉及到先鋒文學、文學批評的研究等;三是對20世紀中國的研究,主要近期的幾篇研究華北小農、《創業史》、上海故事的論文。

      02

      認知主流意識形態

      復生的研究工作從“主旋律”小說開始,這是他博士論文的題目。選擇這個題目和他曾在山東電影電視制作中心從事“主旋律”影視劇的策劃有關,更重要的是,“主旋律”小說是分析80年代以來國家(體制)與資本(市場)力量對抗與共謀的場域。

      “主旋律”最早出現電影領域,80年代末期為了回應娛樂片的挑戰,國家出資拍攝革命歷史電影來弘揚紅色和主流價值觀,如《開國大典》、《大決戰》系列等。“主旋律”小說在文學領域很少被關注,復生把影視領域的“主旋律”移植到文學領域,來描述那些表現主流價值觀并獲得國家或市場認可的文學作品。在復生看來,主旋律并不是固定的,而是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宣傳與文化市場矛盾、協商的空間,是國家意識形態征用新的文學、文化資源,整合“純文學”、大眾文化的經驗,形成的一種動態的、與時俱進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復生借用戴錦華老師的”浮橋“概念,來描述主旋律作為意識形態中介的文化意義。

      在《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一書中,復生用“保持微妙的平衡”來形容“主旋律”的狀態,既要維護“舊有的社會主義理想與價值觀的神圣性”,又要“在新的市場社會中”做出調整和轉化。“主旋律”的功能在于“完成一次高難度的對接”,在于“創造性地建立一種表意機制,力求能在二者之間自由轉換,使它們互相支撐而不是互相解構”[1],所以,“主旋律”是“一座架設于舊有的意識形態與新意識形態之間的橋梁”[2],有時候“不露痕跡”,有時候“起伏不定”。這其實說出了80年代以來主流價值觀的基本困境,也呈現了互為表里的歷史邏輯的延續與斷裂,并且在不同的時期,“主旋律”始終處于靈活調整和注入新的內涵的狀態。復生分析了四種最重要的“主旋律”小說的類型,分別是新鄉土小說、新改革小說、“反腐敗”小說和軍事文學。這些小說與50年代到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有關,也與80年代的文學話語有關,還借鑒通俗文學、類型文學的敘事手法。

      在我看來,借助“主旋律”研究,復生回應了幾種理解改革開放歷史的既有框架,其一是國家與市場的二元對立,國家往往被看出是非市場的、干預市場的角色,而更切合的歷史經驗是國家與市場處于“共謀”狀態,市場是國家強力推動的改革政策,國家也借助市場完成“脫胎換骨”,“主旋律”小說正是這種國家價值與市場理念雜糅的產物;其二是把國家、體制作為一成不變的狀態,誤以為政治、宣傳就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灌輸,而從“主旋律”的視角看,主流價值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轉型。如果說80年代主流價值處于失效的狀態,那么90年代以來主流價值采用多種手段,試圖變成新的文化共識;其三,在新時期的視野中,一般把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作為歷史的斷裂,把90年代以來作為一種歷史連續的過程,復生則特別呈現了一種“世紀之交”的文化意識。從現在的眼光看,“世紀之交”也是一種歷史的斷裂點,是中國從“分享艱難”到“經濟崛起”的轉折處,“主旋律”小說的流行及影視劇的熱播實現了國家宣傳與市場收益的結合,這本身就是新世紀之初最重要的文化景觀,是一種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出現的更強有力的歷史整合。

      從“主旋律”小說的研究開始,復生對新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對電視劇《亮劍》、對蘭曉龍電視劇、對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以及對當代歷史小說中的帝王形象的研究等,都延續了這種對主流文化重構的關注。近些年,復生借助海南大學的學術平臺組織了關于“全球文化視野中的電視劇”(2014年)、“劉慈欣科幻小說與當代中國的文化狀況”(2016年)的學術討論會,也推動了熱播電視劇、科幻小說與新的中國經驗的認識。

      03

      反思80年代的文化意識

      2009年上海大學召開“中國當代文學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上,復生提交了一篇引發爭議的論文《先鋒小說:改革歷史的神秘化》,顯示了一種要把先鋒小說從80年代的文化神壇上“拉下馬”的勇氣。

      先鋒小說運動雖然在當代文學上只活躍了三、四年的時間,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先鋒小說家成為新時期以來的代表性作家,先鋒小說的文學標準和趣味也成為“純文學”的典范,對90年代以來的作家產生了支配性影響。復生則把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小說作為一種改革開放時代的典型意識形態,是用文學的方式表征當時主流文化對啟蒙主義和現代化的曖昧態度。與先鋒小說的文學源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激烈地反現代、批判現代不同,中國的先鋒小說帶有“中國特色”。正如這篇文章中所指出先鋒文學“呈現出自相矛盾的性格: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辯證法或意識形態的拒絕,另一方面也含有對新時期以來現代化或新啟蒙主義宏大敘述的本能反抗”[3]。也就是說,先鋒文學是非歷史化、非真實化的文學嗔語,是“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的“心神不定”和“猶豫姿態”。

      更為有趣的是,復生把對先鋒文學的文學批評也納入討論,認為這種把先鋒小說闡釋為“后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也加入到先鋒小說話語的“皇帝的新衣”的游戲中。這種把先鋒小說的神圣化恰好提供了一種在90年代市場化時代文學的位置,先鋒式的形式感成為一種“純文學”的文化資本。先鋒小說運動的落幕也預示著多重歷史的終結。一是,80年代的終結,這種文學與時代的呼應關系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轉折以及80年代的改革共識中都扮演著重要的社會功能,文學不是文學,文學是改革、思想交鋒的場域;二是,革命文學的終結,先鋒文學的語言實驗和形式化敘事取消了語言、文學與現實參照物的關系,徹底顛覆了現實主義文化的敘述規范;三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也面臨終結,作為一種負載著新價值、新思想的文學形態,先鋒文學是新文學的極至狀態,也是對新文學的消解。因此,90年代的大眾文化、商業文化成為一種更有效地與市場體制相伴相生的文藝形態,承擔著主流意識形態的職能。

      04

      理解當下與20世紀中國

      2018年復生應邀在《小說評論》開設專欄,總標題是“歷史與形式”,六期發表了六篇長文。我是從微信中陸續讀到這些文章的,在一次與云雷的小聚中,我說復生的這幾篇文章寫得真漂亮,云雷依舊笑而不語。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組系列文章擺脫了學術文章的繁文縟節,寫的酣暢淋漓,甚至很少使用注釋,變成了一種真正自由的批評語言,觀點直接亮出來,少了迂回和遮掩,也顯示了復生的批評自信。不僅如此,我感覺這組文章想借文學談一些更大的問題,能看出復生寫作背后的文化野心,這就是對20世紀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經驗的重新思考。我想復生用六篇文章講述了三種20世紀的中國故事。

      第一個是當下中國的故事。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背景下,現代、當代和20世紀都已經被一種更大的歷史邏輯所回收,也就是近些年比較流行的“文明中國論”。如果說80年代的“20世紀中國文學”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結合起來,用現代文學來統攝當代文學,那么新的“文明中國論”則把20世紀中國文學與古代文學“對接”起來,彌合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斷裂,用古代、古典中國來融化20世紀中國的異質性。在《從“新權威主義”到“文明的沖突”——當代歷史小說的帝王形象譜系》和《一個國家的誕生——〈大秦帝國〉到底要講什么?》中,復生解讀了當代歷史小說中所體現的從“新權威主義”轉變為“文明的沖突”的文化機制,以及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所試圖完成的意識形態“穿越”術。這種中國的古典化、文明化的自我想象,使得這些歷史小說成為最具當下性的文化實踐。

      第二個是革命中國的故事。在“文明中國論”背景下,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經驗變得格外重要。《必須保衛社會——華北小農的命運與鄉村共同體的重建》和《此情可待成追憶——〈創業史〉與自由人的聯合體》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命題。首先,華北和華北小農被復生抽離出來作為中國革命敘事的“原型”,這種北方農村革命經驗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舞臺;其次,革命的目的不是摧毀“社會”,而是以農民為代表的革命主體重建、重組社會秩序,個人與大的共同體的關系是帶有尊嚴政治和德性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再者,當然,復生也借《創業史》指出這種1953年的社會主義理想所遭遇到的阻力和歷史困境。這種對40年代到70年代文學與革命實踐的分析,重新闡釋了革命邏輯、民間倫理與新社會構建之間的復雜關系。

      第三個是關于上海的故事。上海故事是80年代以來反思革命文化、書寫城市現代性的特殊空間,通過上海懷舊,搭建了一座聯通90年代經濟起飛的上海、30年代的夜上海、60年代的香港故事和民國范記憶的文化橋梁。在《1960年代是如何走向1980年代的?——由王安憶〈啟蒙時代〉談起》和《一曲長恨,繁花落盡——“上海故事”的前世今生》中,復生重新解讀了王安憶的《啟蒙時代》和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指出他們與一般的上海懷舊的差異,尤其是梳理了《啟蒙時代》的啟蒙(革命)邏輯與80年代的新啟蒙訴求之間的隱密關系,以及《繁花》中所呈現的“市民社會”的危機。這背后不僅涉及到革命與現代的糾纏,也與“上海摩登”的殖民性和半殖民性經驗有關。

      如果說上海故事背后是對中國現代性的理解,那么復生的六篇文章處理的就是革命中國、現代中國與當下中國的大問題,它們之間看似平行、處于不同的文化宇宙中,但其實隱藏著很多彼此呼應的辯證關系。我想,好的批評文章,能夠提供打開歷史解讀的空間,提供對未來問題的洞察。我覺得復生就是一位好的批評者,從不拖泥帶水,有態度,有好惡!

      本文原刊于《文藝論壇》2020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 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1頁。

      [2] 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1頁。

      [3] 劉復生:《思想的余燼》,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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