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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紹光: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

    王紹光 · 2020-06-14 · 來源:《東方學刊》2020年總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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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質量取決于四種能力: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快速的調整轉變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時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鵝”事件,包括《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的作者雷德 • 戴蒙德。(1)這恐怕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新冠肺炎在發生之初,絕不是“黑天鵝”事件;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應對,比應對“黑天鵝”事件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屬于“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簡稱 DMDU)。

     

      01

      何謂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

      按確定性程度來劃分,公共政策的決策環境可以分為三種情況。(2)

      第一種情況是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這里的確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決策相關的信息都已知,且已納入決策者的視野。“灰犀牛”事件便屬于這種情況。按照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的說法,“灰犀牛”事件有三個特征:1)可預見,2)大概率,3)影響巨大。(3)前兩個特征都指向確定性。在確定性的條件下決策,應該可以權衡各種政策選項的優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選項。如果對確定性的條件熟視無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職,應該而且可以追責。

      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在現實世界中,絕大多數決策恐怕都屬于這一類。所謂一般不確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決策相關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決策者已經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鵝”事件便屬于這種情況。《黑天鵝》一書的作者納西姆 • 尼古拉斯 •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這類事件也有三個特征:1)出乎意料,2)影響巨大,3)事后可解釋、可預測。(4)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確定因素,這種情況下的決策無法精確地判斷各種政策選項的優劣,決策者最終的決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選擇,只要后果足夠好,就算不錯了。有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凡是決策,就應該是恰如其分的最佳決策,不應該出現任何紕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但近幾十年研究下來,他們的結論是:任何決策都是一個“胡亂應對、漸進調適”(muddling through)的過程。(5)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對一般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失誤進行追責的話,只會迫使決策者采取不作為的方式應對。

      第三種情況是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與一般不確定性不同,深度不確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決策相關的關鍵信息是未知的,且決策者并不知道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這類情況既不屬于“灰犀牛”,也不屬于“黑天鵝”,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話,它可以被稱為“隕石來襲”。作為對比,“隕石來襲”事件的三個特征是:1)不可預見,2)小概率,3)影響超大。由于具有這三個特征,面臨深度不確定性的局面,決策者最初無從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選項,當然更無法判斷各種選項的優劣。

      近年來,國際上有些學者對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6)各種思路似乎可以歸結到一句英文諺語,叫作“我們無法引導風向,但可以調整風帆”(We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與“摸著石頭過河”相比,這種策略非常注重時效性,因為如果不及時調整風帆,航船可能隨時會面臨滅頂之災。時效性表現在決策的各個階段:首先要盡快收集分析關鍵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決策;再次要動態評估決策的代價與收益;最后要及時調整政策,以減少代價、增加收益。

      很顯然,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有賴于四種能力:

      1)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3)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4)快速的調整轉變能力。不管一種政治體制的四種能力有多強,在深度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決策,出現錯誤、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還要執意堅持追究出現一切政策偏差的責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別有用心。

     

      02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確定性

      毫無疑問,中國首當其沖經歷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屬于最后一種情況。疫情的深度不確定性表現在對三組關鍵問題的研判上。

      第一,是或不是?真的出現了危害性極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嗎?首先要問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還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話,就轉化為確定條件下的決策,相對比較簡單,可以運用已知的有效應對方式處置。一旦確定是未知病毒,要追問兩個問題:它的傳染力有多強?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傳染力不強的話,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點診療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話,哪怕傳染力很強,可以當作普通流行性感冒處理。反過來,如果像武漢在2020 年初面臨的情況那樣,未知病毒不僅傳染力很強,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須提出下一組關鍵問題。

      第二,封或不封?為阻斷疫情傳播,要不要采取最為嚴格的封閉措施?2020 年 1 月 23 日注定會載入史冊,因為那一天武漢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國歷史上,甚至人類歷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當機立斷、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與決斷力,與此后多國面臨類似局面表現出遲疑不決、貽誤戰機,形成鮮明對比。

      第三,復或不復?封城不是目的,而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的極端手段,代價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與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疫情一旦出現好轉勢頭,負責任的政府都會考慮,何時、在什么條件下復工、復產、復學?與“封或不封”史無前例一樣,對這組問題的判斷,也沒有任何可以借鑒的經驗。

     

      03

      深度不確定條件下決策的難度

      在上述三組問題的研判上,對第一組問題的研判最為艱難,因為無論是一線醫務人員,還是 疾控專門機構、醫療政策的研究者與評論者、政府決策的拍板者,他們面臨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斷,往往是不正確的;要做出正確的判斷,往往要經過不斷的試錯調適。

      先看一線醫務人員。雖然他們是患者的最初接觸者,但要判斷到底發生了什么,也絕非易事。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被稱作“疫情上報第一人”,她于 2019 年 12 月26 日至 29 日先后接診發現幾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于 27 日把情況上報醫院,醫院隨即上報區疾控中心。當時她比較確定,這是一種病毒性肺炎;但具體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傳染性與致命性,更不清楚。12 月 30 日,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傳播有關可疑病例的消息,說是確診了薩斯(SARS)冠狀病毒。薩斯或“非典”是已知病毒。應對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國已積累了成功的經驗。2019 年 3 月,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國“兩會”上對媒體表示:“SARS 這一類病毒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但我很有信心地說,SARS 類似事件不會再出現。”(7) 該說法也許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于,2019 年底出現的病毒與薩斯病毒很不一樣。2003 年的“非典”危機,全國一共只有 5327 個病例,死亡 349 人,可見薩斯病毒的傳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 2019 年底、2020 年初,政府當時不采取謹慎的態度,不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貿然將新出現的疫情錯誤地當作另一次薩斯病毒疫情應對,會不會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嚴重的后果?

      即便對于負責流行病疫情防控的專門機構而言,當出現一種由新病毒引發的疫情時,認識其性質與危害,也需要一個學習、認識過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樣,馬上做出準確無誤的判斷。對另一種新冠病毒引發的疾病 ——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 的認識就是一個例子。

      2012 年 9 月 22 日,英國發現一例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世衛組織”)通過其“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系統”對此進行了通報。9 月 25 日,丹麥又發現 5 名疑似患者。同日,世衛組織發言人指出:新型冠狀病毒不應被稱為“類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時間里,它被稱為“2012 年新型冠狀病毒”。9 月 29 日,世衛組織稱,尚無新冠狀病毒人際傳播證據。9 月底、10 月初,中國衛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狀病毒輸入的可能性;國家質檢總局則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傳入;但中國疾控中心以及相關研究人員告訴記者:

      “目前來看,這種病毒應該不會嚴重影響我國”;“不必為新型冠狀病毒緊張恐慌”。10 月 7 日,香港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疑似病例;不過 3 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國衛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狀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國尚無此病例。英國花費了幾乎兩個月時間,到 11月 15 日才發布新型冠狀病毒完整基因組測序結果。當月,世衛組織報告,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 6 例,死亡 2 例。一直到次年 2 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才達到 10 例。2013 年 2月 19 日,瑞士研究機構發現,新冠狀病毒能夠感染人類,但沒有明確提及病毒人際傳播的可能性。這時距發現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經過去了幾乎 5 個月。而世衛組織當時仍堅持,暫時無法確定這種病毒能否持續人際傳播。2013 年 5 月 15 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將新發現病毒引發的疾病命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征”,雖然世衛組織對新命名不大滿意,擔心名稱可能會導致區域歧視,但還是默許此舉。幾天后,廣東省惠州市發現了中國首例輸入性中東呼吸綜合征確診病例。從 2012年 9 月到 2013 年 6 月,在中國,雖有媒體零星報道,這個“2012 年新型冠狀病毒”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以至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有人在搜索網絡時“驚奇地發現”,原來8年前中國已與“新冠病毒”打過交道了。(8)

      到 6 年后的 2019 年,全球 27 個國家報告了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約80% 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國報告。世衛組織對這種新冠病毒的判斷是:“密切接觸者之間可能傳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無持續性人際間傳播情況記錄在案。”(9) 2020 年 1 月 26 日,即武漢封城三天之后,《中國科學報》發表了一位科學作者的看法:“從目前的情況看,SARS 的發病數發病率最高,MERS 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要比 MERS 的發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否比 SARS 嚴重,需要未來疫情的發展來判斷。”(10) 這符合人們通常的思維方式:在面對未知現象時,習慣于借用已知的經驗來進行研判。遺憾的是,已知的經驗并不總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說,2012 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已被證實相當低。試想一下,如果它剛出現時,某些國家的政府或世衛組織就緊張兮兮地在媒體上大張旗鼓地動員民眾抗疫,不惜拖累經濟發展, 也要采取嚴格的封閉措施,今天的人們會如何評價?

      盡管世衛組織和各國政府在疫情判斷上一直都小心謹慎,過去十余年,不少有影響的醫療政策研究者與評論者還是認為它們過于草率,多次造成虛驚。

      2005 年,美國醫學教授馬克 • 西格爾出版《錯誤的警報:關于流行性恐懼癥的真相》一書, 認為人們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薩斯病毒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可怕,即使出現,其風險也比車禍或冠心病致死低得多。作者寬慰讀者:“今天,發達國家公民的生活比歷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輕松和健康。現代醫學幾乎消滅了曾經是常見殺手的許多疾病。科學技術為我們防止自己身體不受傷害、保護我們的財產,并警示我們即將發生災難提供了無數種裝備。除此之外,現代情報搜集技術可以在威脅剛剛冒頭時便查明對我們安全的威脅。”(11)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8 月,H1N1 流感引發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時,美國和加拿大的不少報刊都發表專家的文章,指責世衛組織夸大了 H1N1 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經濟社會損失。如加拿大《環球郵報》一篇文章的題目便是“虛報的大流行成本幾何”。(12)雖然這期間也有人認為,世衛組織敦促準備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13)但由于指責的聲浪太高,世衛組織不得不專門發表聲明,回應批評它謊報疫情、為醫藥企業謀利的指控。(14)

      2015 年,在《大流行?姑且聽之:危險公共文化中的戲劇性事件》一書中,英國醫學教授卡洛 • 卡達夫認為,大流行的危險往往是相關人士建構出來的,并不是現實存在的威脅。他建議人們,今后凡是聽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著姑且聽之的態度,不應盲信。(15)

      雖然警告不斷,但直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爆發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沒有出現。不少專家認為,可能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會再出現。2018 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播出的一檔節目,題目就叫作“為什么病毒難以轉化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 西尼羅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斷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種新的疾病可能威脅到人類的滅絕,但事實并非如此”。(16)

      直到 2020 年 2 月,當新冠肺炎的病例還集中在中國及周邊地區時,在歐美媒體上,還不時可以看到一些專家的說法:不要夸大這種流行病的嚴重性,并提醒本國政府記取過往數次虛驚的教訓。

      世衛組織與各國政府對大流行疫情的判斷一直相當謹慎,卻仍有不少醫療政策的研究者與評論者批評它們,太多次喊“狼來了”;連“狼”真的來了時,他們也還不相信。試問如果這些人成為決策者,他們應對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會更高嗎?

      一線醫務人員、疾控專門機構、醫療政策的研究者與評論者都是專業人士,在深度不確定的條件下,他們也不可能馬上做出正確的判斷。在同樣的條件下,政府必須快速決斷到底發生了什么?如何應對?既要避免為虛驚一場付出沉重代價,又要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最糟糕情況。這豈不是難上加難?初期出現誤判幾乎在所難免。

      既然如此,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關鍵決策不應追責,因為追責的假設是,行為人明知會出現某些壞的后果,卻沒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

      現在國內外天天喊追責的那些人,強調有人“隱瞞真相”,其潛臺詞是:政府官員已經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險性,卻沒有及時上報,或沒有及時公之于眾。實際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幾乎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科學依據證明這種新型病毒可能會導致危險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來“隱瞞”之說?而在最終證實病毒可以人傳人,且極有可能引發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眾發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為嚴格、全面、徹底的防控措施。這還不夠嗎?有人能夠做得更好嗎?

      因此,判斷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質量,決不應著眼于決策早期過程有哪些失誤,而應看在多短時間內決策者消除了不確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確定條件轉化為確定條件后的決策后果如何。

     

      04

      中外疫情防控表現的對比

      2019 年 12 月底,武漢疾控中心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這個說法告 訴我們,那時的情況充滿了深度不確定性。僅僅十天后,國家衛生健康委專家評估組已初步確認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個不確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 年 1 月 12 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向世衛組織提交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由全球共享,比確定中東呼吸綜合征病毒基因組序列所花費的時間短得多。1 月 20 日,國家醫療與防控高級別專家組排除了第二個不確定性:“有人傳人現象”。次日,中國科學家評估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人傳人能力,排除了第三個不確定性:新病毒與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現持續性人際傳播。這比確定中東呼吸綜合征傳染力所花費的時間短得多。這三大不確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 1 月22 日率先在全國宣布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二級應急響應(兩天后改為一級響應);武漢市稍事準備后,于 1 月 23 日宣布封城。相比 2012—2013 年其他國家應對中東呼吸綜合征的表現,中國決策者消除不確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實在是可圈可點!

      這樣,到武漢封城時,對“是或不是”“封或不封”兩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已經基本上排除了不確定性,從“未知之未知”轉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國大陸 31 個省區市在 1 月 29日之前相繼宣布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應急響應,并迅速壓平了疫情曲線。到 1 月 30 日, 世衛組織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是該組織最高級別的警報)時,疫情的性質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變成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時,在中國境外僅僅發生了 82 個病例,無死亡記錄。(17) 正如國際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總編理查德 • 霍頓(Richard Horton)所言:“中國政府在面對緊急情況時決定封鎖武漢非常果斷,通過封鎖武漢,中國能夠讓世界有時間來應對疫情,這不僅僅是正確的決定,同時也向其他國家展示了他們應該如何應對 疫情的緊急威脅。”(18)

      其他國家與地區,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就是在這種確定條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經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教訓。與中國大陸各省區市相比,它們離武漢遠得多、與武漢的人員交流少得多、醫療設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條件下,照說它們的疫情控制理應比中國大陸各省區市簡單得多、表現好得多。但遺憾的是,現實并非如此。

      截至本文寫作的 2020 年 5 月 2 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國大陸 30 個省區市的疫情防控表現總體相當好。不管是看確診還是死亡人數,人口近 4000 萬的福建省(356/1)(19) 比人口近 2400 萬的臺灣省(429/6)表現好;人口 1250 萬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 745 萬的香港特區(1039/4)表現好;人口 1100 萬的蘇州市(87/0)比人口 565 萬的新加坡(17101/16)表現好;湖北的鄰省(如 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比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表現好。歐美發達國家這次抗擊疫情的表現更是令人大跌眼鏡,如果計算每百萬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 個有數據可查國家頭 20 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發達的國家。即使計算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死亡率,至少有 10多個歐美發達國家排在中國前面,包括美、英、法。(20) 與美國的紐約市(840 萬人)和紐約州(不到 2000 萬人)比起來,即使是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市(1120 萬人)與湖北省(近 6000 萬人), 表現也好得多。

      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變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國家與地區的表現如此令人失望呢?也許正如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 • 齊澤克所說,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還有一種“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21)

      出于僥幸心理也罷,妄自尊大也罷,自欺欺人也罷,患得患失也罷,視而不見也罷,其他緣由也罷,有人會拒絕了解他們本應能夠了解的東西,結果“可知的已知”卻變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確定條件下決策,卻非要回到一般不確定條件,甚至深度不確定條件下閉門造車。

      一些國家之所以白白浪費了一兩個月中國為它們爭取到的寶貴時間,這應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這個原因而錯失抗疫良機,完全應該追責,而且應該一追到底。

      前面提到,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質量取決于四種能力: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快速的調整轉變能力。四種能力的不足也是這些國家應對疫情不力的原因,這就不是追責可以解決的問題了,而屬于更深層次的體制問題。

      本文注釋:

      (1)《“黑天鵝”新冠肺炎,將成為世界劇變新契機:專訪〈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德》,《新京報》,2020 年 4 月 28 日。

      (2)Daniel R. DeNicola, Understanding Ignorance: The Surprising Impact of What We Don’t Know,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2017, pp.39-41。理論上,還有第四種情況,也就是完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所謂完全不確定性是指“不可知的未知”(unknowable unknowns),即決策相關的關鍵信息是未知的,且這些未知因素超出了人類的理解能力。這種情況應該極為罕見,可比作“宇宙爆炸”;一旦出現,也只能聽天由命。因此,現實中,決策者與政策研究者不必為此分心。

      (3)米歇爾 • 渥克:《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王麗云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年。

      (4)納西姆 • 尼古拉斯 • 塔勒布:《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知的未來》,萬丹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年。

      (5)Charles E. Lindblom,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19, No. 2, 1959, pp. 79-88; Charles E.Lindblom, “Still Muddling, Not Yet Through” ,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39, No. 6, 1979, pp. 517-526.

      (6)Vincent A. W. J. Marchau, Warren E. Walker, Pieter J. T. M. Bloemen, and Steven W. Popper, eds., Decision 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7)蔣若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不應對中國疫苗失去信心》,《北京青年報》,2019 年 3 月 5 日。

      (8)2012—2013 年,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支持的中文綜合性科學網站——科學網,持續刊發有關中東 呼吸綜合征的報道,其中多數報道來自《中國科學報》。

      (9)世界衛生組織:《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019 年 3 月 11 日。

      (10)張 田 勘:《 從 中 東 呼 吸 綜 合 征 看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肺 炎》,《 中 國 科 學 報》,2020 年 1 月 26 日。

      (11)Marc Siegel, False Alarm: 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5.

      (12)Richard Schabas, “The Real Costs of the Pandemic That Wasn’t” , The Globe and Mail, May 5,2009.

      (13)Eben Harrell, “Was the Threat of H1N1 Flu Exaggerated?” Time, Jan. 26, 2010.

      (14)WHO, “Statemen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Allegation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Fake’ Pandemic,” January 22, 2010.

      (15)Carlo Caduff, The Pandemic Perhaps: Dramatic Events in a Public Culture of Danger,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16)Michaeleen Doucleff, “Why It’s Difficult for Viruses to Turn in to Deadly Pandemics?” NPR, May 29, 2018.

      (17)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博士:《在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媒體通報會上的講話》,2020 年 4 月 29 日。

      (18)《央視〈新聞 1+1〉專訪〈柳葉刀〉總編 Richard Horton》,《柳葉刀》(The Lancet)微信公眾號,2020 年 5 月 2 日。

      (19)括號中的前一個數字是確診人數,后一個數字是死亡人數。下同。

      (20)數據見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ow Does Mortality Differ Across Countries?”, May 2, 2020, https:// coronavirus.jhu.edu/data/mortality.

      (21)Slavoj Z?iz?ek, “What Rumsfeld Doesn’t Know That He Knows about Abu Ghraib ” , In These Times, May 2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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