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曾撰文《警惕將太平天國“妖魔化”的錯誤思潮》，針砭了時下全盤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一味美化曾國藩的現象，指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決不能聽之任之。
最近，又有文章直截了當地稱頌曾國藩和湘軍。我們認為，這極不妥當，令人詫異。
文章贊許曾國藩等湘軍將帥是湖南近代涌現出的“英才豪杰”，“功業鼎盛，無出其右”。曾氏之“功業”何在?文章的解釋是創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稱曾氏是中興名臣，有“個人精神追求”，“肩負統治王朝振興的使命”，“使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這就混淆了是非。曾國藩的確才識過人，講求忠義血性，給頹靡之官場帶來生氣，但他站在人民對立面，竭力維護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功過早有定論。曾氏聲稱“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鎮壓民變心狠手辣，故在民間落得“曾剃頭”惡名。在清廷眼里，撲滅太平天國、使清政府躲過滅頂之災是曾國藩等人的“功業”，故推許其為“中興名臣”。然而，曾國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終究無法也無意從舊體制突圍，無法使清朝真正走向“中興”。就連曾氏本人后來也感到渺茫。1867年夏，即攻陷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南京)三年后，曾氏某日與幕僚趙烈文交談，為“民窮財盡，恐有異變”而憂心忡忡;趙烈文推測，“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結果一語成讖，44年后，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清朝統治頃刻間土崩瓦解。以“洪秀全第二”自勵的孫中山先生領導一個全新的運動，結束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并親手締造了民國。
文章對湘軍大加稱頌，說湘軍“縱橫天下”，“超越一般意義上的地方武裝，成為近代中國軍事精神的寫照”。湘軍系曾國藩本著別樹一幟、改弦更張的理念創建，戰斗力確實遠在八旗、綠營之上，成為太平軍的勁敵。不過，湘軍終究逃不脫舊軍隊的宿命，軍紀敗壞，暮氣日深。譬如，湘軍攻占天京后，四面縱火，洗劫錢財，奸淫殺戮，以致“哀號之聲達于四遠”，連趙烈文也認為“其亂如此，可為發指”。更關鍵的是，主帥自募人馬、就地籌餉，顛覆了兵權歸中央執掌的世兵制度，使湘軍幾乎成為曾國藩的私家軍，開近代“兵為將有”之先例。袁世凱編練新軍、擁兵自重，以及民國初期軍閥割據，湘軍是始作俑者。正因為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及政治格局與湘軍頗為相似，清末乃至民國的當權者才對曾國藩推崇備至，欲汲取其鎮壓民眾反抗、維持統治的成功經驗。說到底，湘軍本質上是一支舊軍隊，根本代表不了“近代中國軍事精神”。
對洪秀全、太平天國及曾國藩、湘軍的不同評價，反映了不同的歷史觀或立場。蔣介石為表示遵守孫中山先生遺訓，對太平天國予以肯定，稱洪秀全為“民族革命”先驅，但他骨子里更推崇曾國藩，主持黃埔軍校時特意手訂增補本《曾胡治兵語錄》并作序，在圍剿長征至大渡河畔的中央工農紅軍時揚言要讓后者成為“石達開第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井岡山時期，中共中央曾提議用太平軍編制來改造“朱毛紅軍”。毛澤東將洪秀全視為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并重視總結太平天國敗亡的慘痛教訓作為殷鑒。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巍然矗立至今，其第二塊浮雕為“金田起義”，這代表了黨和政府對太平天國的評價。該文似為弘揚革命文化而作，卻赫然使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之類的表述，對太平天國對立面大加稱頌。試問：這是在宣傳怎樣一種歷史觀？曾國藩、湘軍與“革命理想”有何關聯？評述歷史，能丟掉階級分析方法嗎？這實在令人費解。作者身份特殊，故該文甫一發表便引起嘩然，讀者大感驚訝和疑惑。
該文邏輯有點亂：將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捻軍與左宗棠收復新疆相提并論，兩者本不是一檔子事;曾國藩與譚嗣同、黃興志趣迥異，尤其是黃興志在武裝推翻清政府，而該文卻混為一談，將這三撥人作為湖南“英才豪杰輩出不窮”的例證，并說“這三個群體中，尤為人們關注而廣為傳播的當數曾國藩及其湘軍”。再如，該文也承認曾國藩創建的是“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舊式湘軍”，卻將以毛澤東、劉少奇等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軍事家群體喻為中國革命的“紅色湘軍”，這很不恰當。試問：這兩者之間有任何傳承關系嗎?
史實也有值得推敲之處。例如，林則徐主持編譯《四洲志》，成為魏源隨后編著《海國圖志》之基礎，故史學界“馬列五老”之一范文瀾先生稱“林則徐是滿清時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該文基于魏源是湘籍的考慮，硬說魏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同樣，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指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該文卻硬用湘人彭玉麟頂替皖人李鴻章，排序也欠準確。再如，維新時期“全國最活躍的省份”當屬廣東，而不是該文所說的湖南。
毛澤東主席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鄭重指出：“在擔負重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他在延安整風時期還提出一個著名論斷：“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改文風、正學風、轉作風，一再號召全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認真學習中國近代史和黨史、國史，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以上率下，帶頭加強學習，帶頭自己寫文章，努力成為理論家、學問家、實干家，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對我們攻堅克難砥礪前行至關緊要，意義非凡。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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