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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頭的山河——談移山治水運動

    月卿小語 · 2020-11-24 · 來源:月卿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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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云以穩健著稱,他對大躍進水利建設的評價是中肯的。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三年困難時期只會餓死更多的人。

      一切勞動農民,不論是那個階層,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1]

      主流敘事告訴我們集體化等于磨洋工等于效率低下等于餓死人,而包產到戶以后生產積極性迅速提高,從此我們不用再忍饑挨餓了。中學課本告訴我們做實驗要注意控制變量,那么這里可以引出一個問題,幾千年的單干都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八十年代怎么就“一包就靈”了呢?夾在中間的這一時期究竟使什么發生了改變?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歷史語境中,了解建國初中國農村的基本狀況。就生產工具而言,建國初和一千年前并沒有什么區別,長期以來農村經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農民沒有什么抗災能力,相當一段時期內還是要“靠天吃飯”。今天許多人對建國初的經濟基礎有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仿佛在地大物博的中國解決吃飯問題并不是難事,災荒一定是十惡不赦的領袖造成的。這里僅舉一個最直觀的例子,直到五十年代甚至還有很多農民沒有見過蘋果,[2]三年困難時期到來時新中國不過在這種基礎上發展了十年。

      為改造農業生產條件,新中國確立了“以小型為主、中型為輔,在可能的條件下再建大型水利工程”[3]“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小型農田水利由受益地區自辦,國家適當給予補助”的政策。[4]中小型水利在大部分地區起到良好效果,嚴重缺水地區的用水問題則無法依靠中小型工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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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山治水運動中的紅旗渠和大寨

      1953年河南林縣全縣 550個較大村莊,有307個村需走遠道吃水,其中需走5公里以上吃水的就有126個村。1957年林縣初步建成幾座中小型水庫,緩解了缺水問題。1959年夏,林縣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旱,縣境內的淇、浙、沮、露四條河流都干了,已建成的水渠無水可引,水庫無水可蓄,很多村莊群眾又不得不翻山越嶺遠道取水吃。為解決林縣缺水問題,林縣縣委組織調查組到縣外找水,最后決定引濁漳河水(山西)入林縣。山西省委同意引水,引漳入林工程(后改名為“紅旗渠”,意為“高舉紅旗前進”)于1960年上馬。1960年10月紅旗渠二期工程全面開工,此時正趕上中央發出全國實行“百日休整”的通知,要求農村的基本建設項目全部下馬。

      顯然這次調整具有嚴重的一刀切性質(縱觀歷史來看歷次所謂調整都具有這種性質),它雖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避免好大喜功等問題,這種不具體分析問題的行政命令也會給投機者大開方便之門。紅旗渠開鑿之初就受到各種攻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保守官僚借糾左極盡造謠之能事,指責林縣縣委“修渠硬充好漢 ”“不顧群眾死活,死抱著紅旗不放”。林縣在大躍進時期沒有搞浮夸(主流敘事往往對哪些人在搞浮夸進行模糊處理),因此留下幾千萬斤存糧,為修渠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最終林縣縣委決定絕大多數民工回生產隊休整,留下幾百名青壯勞力,集中力量開鑿青年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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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旗渠》紀錄片中存在將問題當優點宣傳的問題。后來一味強調大型工程也大大增加了國家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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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立,大寨的每塊石頭,都是我的碑。——賈進財(三戰狼窩掌中賈進財承擔打石工作。80年代不少人以權力斗爭史觀書寫歷史,渲染賈陳矛盾,褒賈貶陳)

      大寨的情況與林縣相似,五十年代在陳永貴等人的領導下大寨人盡管有三戰狼窩掌[6](狼窩掌真的有狼)的壯舉,1963年的洪水還是將大寨沖得一干二凈。在縣里開會的陳永貴聞訊趕回大寨,召開會議穩定大家的情緒。“家塌了,我們會蓋;地沖了,我們能修;莊稼倒了,我們一根一根扶起來。我們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辦。用我們的一把镢頭兩只手,一條扁擔兩籮頭,一定能夠戰勝窮山惡水,一定能夠戰勝自然災害。”陳永貴提出“白天治坡,晚上治窩”的口號,兵分三路,一路扶苗修地,準備復種;一路割蒿漚肥,為明年生產打基礎;一路燒磚燒石灰,修窯蓋房。他還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向國家要糧、要款、要物資。當年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分給社員的口糧不少、集體收入不少”,最后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不要援助不是為了逞強,而是在國家整體性貧困下援助應該用到最困難的地區,因此三年困難時期不少缺糧地區也會往外調撥糧食(李井泉之流為掩蓋災情而拒絕接受援助的官僚不在此列)。當時中國為了換取外匯不得不出口農產品,不這樣做工業就難以發展,現代化更是無從談起,重重負擔壓在了農民身上。

      不可否認當時的勞動強度是恐怖的,然而苦熬沒有出路,苦干才可能會有出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一直在苦熬,直到這時組織起來的農民才開始苦干。苦干意味著眼光要長遠,注重積累,這樣才能不斷擴大再生產。農業合作化是一場空前的生產關系變革,它可以使落后的生產資料發揮出驚人的效果。

      “后悔史學”興起后史家紛紛用當下的歷史環境取代歷史所在的環境,一邊宣揚對曾經的反面人物不能過分苛責,一邊大肆清算革命遺產,拒絕對其抱有一絲一毫的理解之同情。如“象這樣貧瘠的山區,在美國是‘絕對不會加以開發和利用的’,不計成本,不講效益,對于精明的‘資產階級’來說,是難以接受的事實。”[7]后悔的聰明人喜歡自作聰明,用早知如此的上帝視角掩蓋自己的無知。且不論美國的大量荒地是怎么來的,他們對中國的狀況也缺乏基本了解。“如果不把山區的富源開發出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困難的。山區建設為什么這樣重要呢?這是因為山區約占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和糧食產量都分別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因為山區有無窮的自然財富,不僅有山林竹木、山貨藥材等產品,而且有各種各樣豐富的礦藏。”[8]這是中國的基本情況。在糧食單產低下的情況下,除了增加耕地和保證單產以外別無出路,這就要求農民既要造田又要興修水利,做到旱澇保收。按后悔家們的邏輯,我們要放棄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的山區,靠三分之一的土地養活全部人口嗎?

      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的確加重了農村負擔,而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旱澇保收、有效抵御自然災害,水利建設是農業發展的基礎,集體化是農村基建的保證。

      最重要的一條許多“水”都留下了,這既是除澇又可以防旱。去年水利大軍多了些,吃糧多了些,工程項目多了,這是今后應該注意的。但是,如無去年(包括大躍進以來)的大搞水庫,今年魯冀兩省淹掉的土地不是現在的各一千多萬畝,而必然是各三千多萬畝。免災所得的糧食比水利大軍吃掉還多些。所以去年水利搞多了,應作為教訓,但看來不宜深責。[9]

      陳云以穩健著稱,他對大躍進水利建設的評價是中肯的。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三年困難時期只會餓死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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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困難時期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今天通行的歸因方式,然而對復雜的歷史事件顯然不能采取這種簡單的審判方式,這種歸因方式實際上是拒絕對問題進行嚴肅分析。這句話其實是對劉少奇講話的刪節版,原文是“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10],“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劉少奇引用的湖南某地區農民的話,按照劉的講話內容來看,這一歸因只能適用于部分地區,如前文提到的林縣、大寨都是赤裸裸的天災,而不是人禍。對“人禍”也要進行具體分析,是哪些人出于何種原因造成的“人禍”,都需要進行研究。

      向來以“直筆”著稱的楊繼繩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墓碑一書,楊繼繩的墓碑是本什么樣的書呢,這里僅舉一例說明。與很多地攤史學相比,墓碑的優點在于其在書后羅列了不少參考文獻,盡管如此書中卻沒有一個腳注,不知王彬彬先生有無興趣再來一次學術打假。在《關于“毛澤東不吃肉”》一節中楊繼繩總算在碑上刻下一則完整的文獻出處。[11]楊先生試圖以菜譜論證毛在三年困難時期驕奢淫逸,如果楊先生愿意往前翻幾頁《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就會讀到“毛澤東常常不按菜譜吃飯”這樣的文字,[12]如果愿意往后翻幾頁就會讀到“毛澤東一生從來不曾忘記自己農民的出身。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使自己在生活上保持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反對任何形式的特殊化,拒絕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13]另外《毛澤東生活檔案》一書引用到了毛對吳旭君說的話,《歷史的真實》一書有更詳細的版本。“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就上臺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14]看來斷章取義前真該好好了解下原文的立場,勸君多讀李志綏,看看誰的筆更直一些。好為別人立碑的人,心里每天都在賭咒他人的死去。

      三年困難時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以個案出發否定多元因素是有失偏頗的。[15]正如前文所論述的,天災的成分在主流敘述中往往被忽略,主流敘事中忽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50年代末的大招工。統購統銷制下為發展工業,糧食優先供應城市,城市人口糧食配額是農村的好幾倍。[16]大躍進中不少企業盲目擴大生產規模,受市場因素驅動到農村違規招工,既搶奪了農村勞動力,又加重了城市糧食供應負擔。陳云指出“更重要的是工礦、城市人口的增加,據統計增加了三千多萬,單口糧一項即增加了一百六十七億斤大米。”“搞得這么緊,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工礦增加了三千多萬人,要吃飯,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17]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地區之間是協作關系而非剝削關系,由于此時工業基礎薄弱,城市幾乎拿不出什么產品去支援農村,結果造成了城市對農村的長期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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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問題意識值得肯定,然而涉及重要史實的材料作者幾乎沒有一處給出出處

      歷史的改寫

      81年《決議》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18]這一敘述也一直被中學歷史教科書沿用。熟悉歷史的人很容易看出這一總結實際上是對“五風”的改寫。“五風”即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19]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高指標”一條是后來加上的,指向官僚的“命令風”和“干部特殊風”兩條則被刪掉。“高指標”可以看作對“命令風”的改寫,二者之間有本質區別。比如期末考試一百分的試卷班主任要求大家都考滿分,這是“高指標”,要求大家都考一百五這是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指標是建議性的而非命令性的,能否完成全看個人。而“命令風”則是班主任要求期末每個人必須拿到一百五十分,必須按他提供的學習方法,最后由他打分,誰考不到就要挨板子。“高指標”指向誰不言自明,[20]而且直接與“左”綁定在一起,《決議》下文接著指出“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21],三言兩語成功為整個官僚群體開脫。

      官僚主義與左右是兩個層面的問題,當左是正確的時候官僚們就以左的面目呈現,鼓吹畝產萬斤;當右是正確的時候他們就搖身一變大力反左,一刀切解散合作社。這一改寫將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各種問題模糊化,一切問題都由“左”來背鍋,反正“左傾”已經臭掉了,怪“左傾”總沒錯。

      所謂反冒進,不但是停止發展,而且是成批地強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經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農民群眾的不滿意。有些農民氣得不吃飯,或者躺在床上不起來,或者十幾天不出工。他們說:“叫辦也是你們,叫散也是你們。[22]

      要下決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體社員或幾乎全體社員都堅決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個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堅決不愿意干,那就讓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繼續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堅決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讓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將小部分人留下繼續干。即使這樣,也是好的。[23]

      反官僚主義是新中國史的一條重要主線,農業學大寨及水利建設中出現的大多數問題均是官僚主義的結果,[24]80年代出于種種目的,將這一主線抽離,將領袖妖魔化,從而將歷史反向建構為個人專制的歷史。“所有我經歷的中國的運動都是這,好像你倒霉時候,什么也錯了。”[25]這種妖魔化是前三十年政治實踐的必然結果,“左”與“右”在整個前三十年早已被庸俗化,這種將政治倫理化的做法必然付出的代價就是之前正確的東西會以同樣的方式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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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反抗是微不足道的,陳永貴去世后地方甚至禁止村民為他建靈棚。改革本身就是一場政治斗爭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靠的也是行政命令的方式,由于大寨是作為典型被確立起來的,當作為符號的大寨被否定時現實中的大寨也會被否定。“當時受到‘左’傾的影響,可是后來批‘左’傾呢,用‘左’傾的辦法批‘左’傾,一樣,批‘左’傾、批大寨,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東西,都是跟風。”[26]強制解散集體的時候“(東四義村)當時誰也接受不了這個,但是不敢說,當時我們開了七八天會(討論土地下放),就是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當時人家上頭就是說,三天把地就全都分下去。當時結合我們村的情況,一個月才把地分下去”,[27]這一做法與五十年代強制解散合作社如出一轍。

      “80年代簡直一塌糊涂,郭鳳蓮也沒回來,去了那兒連個有精神的人都找不出來。”[28]集體瓦解后,農民失去了主體性,重新成為失落的個體。集體化的思路是農民集中力量解決糧食問題,實現機械化,然后用解放出的勞動力發展副業、工業。農村實現現代化以后,農民不需要到城市去追求更好的發展。市場化的邏輯則是農民作為自由勞動力持續輸入到城市,城市與農村實際形成一種類似于殖民的關系,農村的貧困落后不是市場需要考慮的問題,畢竟市場邏輯本質上來說就是讓一部分人以剝奪大多數人的方式富起來。隨著市場化的起步,種糧已無法維持農民生計,他們被迫離開土地,去追求意識形態家所說的“自由”。他們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卻被更牢固地束縛在現代社會邊緣。田園詩的時代結束了,組織起來才能從邊緣回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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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村的地是靠你們的發家致富種上的嗎?這是大泉哥領著翻身戶窮幫窮干出來的。”“你們那種干法是白干活不給錢,純粹是剝削。讓我說啊,發家致富這就是社會主義……發家致富是區里的指示,你敢反對上級的領導,你這是反黨!”

      參考文獻:

      [1]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災》,《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第548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孫麗萍編《口述大寨史》第268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年4月版

      [3] 楊貴《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紅旗渠開鑿記》,《中國監察》2006年6月

      [4] 呂志茹《集體化時期大型水利工程中的民工用糧——以河北省根治海河工程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3期

      [5] 史實部分參考楊貴《紅旗渠建設回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5月;楊貴《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紅旗渠開鑿記》,《中國監察》2006年6月

      [6] 1955-1957年陳永貴先后三次帶領村民在狼窩掌修建水壩、平整土地,前兩次水壩均被洪水沖毀

      [7] 孫啟泰等《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第19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

      [8] 朱德《必須重視和加強山區建設》1957.11.18

      [9] 1960.10.3《關于考察冀魯兩省災情給毛澤東的信》,《陳云文集》第三卷第271-27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0]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27

      [11]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298頁

      [12] 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編著《毛澤東生活檔案》第69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3] 同上,第715頁

      [14] 《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第188頁,利文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15] 如高默波從高家村的調查出發,否認了高征購的存在,他認為糧食被征購走就一定會用到其他地方,這無法解釋全國性糧食短缺問題。其實正如其在上一節指出的,為滿足城鎮居民需要,1961年政府仍大量從農村征購糧食,人口增長尤其是城鎮人口增長過快大大加重了糧食負擔。見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16] 順便一提,大寨當時生產的糧食如果全部留下社員可以吃得很飽,為支援城市大寨每年會將一大半糧食上繳

      [17] 1960.11.24《工業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農業》,《陳云文集》第三卷第29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8]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3月版

      [19] 1960.11.15《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20] “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河南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還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以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63頁,新華出版社1995年3月版。毛對浮夸的態度可參考《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11.23,《記者頭腦要冷靜》1958.11.21等文

      [21]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2] 1955.9.25《<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序言》

      [23] 1955.7.31《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24] 如學大寨運動中不少平原地區也紛紛學大寨造梯田,水利建設中洪澇嚴重的地區仍強調蓄水。由于缺少反饋機制,當時實際上形成了臃腫的官僚體制,而官僚很容易控制群眾運動方向。缺少制度建設單靠群眾運動難以真正打破官僚體制

      [25] 孫麗萍編《口述大寨史》第162頁,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年4月版

      [26] 同上,第220頁

      [27] 同上,第272頁

      [28] 同上,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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