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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波: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從“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條”

    郭建波 · 2020-10-3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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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波同志從唯物史觀出發,在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運用詳實的文獻資料,以圍繞工作組的斗爭為主線,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雙方斗爭的基本脈絡,揭示了兩條文革路線斗爭的基本內涵及其在中央指導地位的變換,分析了毛澤東決定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與偶然,以及他們之間分歧和矛盾產生的深層原因。

      編者按:

      我們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這兩次會議先后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郭建波同志從唯物史觀出發,在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運用詳實的文獻資料,以圍繞工作組的斗爭為主線,梳理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雙方斗爭的基本脈絡,揭示了兩條文革路線斗爭的基本內涵及其在中央指導地位的變換,分析了毛澤東決定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與偶然,以及他們之間分歧和矛盾產生的深層原因。讀后使我們對這一時期的斗爭形成一個全面、系統、清醒的認識,有利于我們分辨是非,弄清事實真相,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這一時期的斗爭。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偉大的理論   光輝的實踐——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現在我們發表該文,就是要撥開文革的云霧,透視真實的歷史,將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時期的斗爭昭示于天下,從對文革的思考中透射未來。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從“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條”

      郭建波

      目錄

      三、潮涌京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19665月—1966812日)。

      (一)砸爛舊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發。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2)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介紹關于文化革命的情況。

      (3)會議討論與批判發言。

      (4)劉少奇主持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5)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講話。

      (6)處理彭、羅、陸、楊問題。

      2、“五一六通知”。

      (1)為撤銷《二月提綱》下發的通知。

      (2)毛澤東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調。

      (3)評析“五一六通知”。

      (4)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的編寫及其意義。

      (5)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6)“五一六通知”的意義。

      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組成及其職能和作用。

      (1)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背景。

      (2)依照黨內組織程序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構成。

      (4)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職能及作用。

      4、文革從導火線到全面發動的歷程簡析。

      (二)建設新世界的綱領——“五七指示”的發表。

      1、政治掛帥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

      (1)政治掛帥的提出及其基本涵義。

      (2)政治掛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創舉。

      (3)政治掛帥的四個樣板。

      (4)在政治掛帥上的兩條不同路線。

      (5)政治掛帥的意義。

      2、評析“五七指示”。

      (1)政治掛帥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針。

      (2)“五七指示”的內容及其剖析。

      (3)、“五七指示”的意義。

      3、建設新世界的兩條路線及其影響分析。

      (1)建設新世界的兩條路線。

      (2)兩條路線關系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4、為建設一個新世界而斗爭。

      (三)黨內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產生。

      1、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真實態度。

      (1)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

      (2)毛澤東的自我評價。

      (3)對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態度的分析。

      2、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內容及其評析。

      (1)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內容。

      (2)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評析。

      3、毛澤東采取通信方式談論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問題的原因分析。

      (1)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傳播的范圍及其銷毀和下發的經過。

      (2)毛澤東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見的原因分析。

      4、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發展史上的地位。

      (四)無產階級專政是發動文革的堅強后盾——首都工作組的成立。

      1、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革命。

      2、軍隊內部的人事調整及其在黨內地位的變動,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文革發動和進行所采取的組織保證。

      3、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組建首都工作組。

      4、首都工作組的組成及其部隊部署情況。

      (1)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首都工作組的日常工作機構。

      (2)首都工作組謀劃北京警衛方案。

      (3)首都警衛方案快速進入實施階段。

      (4)首都工作組工作范圍的進一步擴大。

      (5)解散首都工作組。

      5、首都工作組在文革發動之際的作用。

      (五)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斗爭的三個回合。

      1、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斗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澤東批發了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派出了工作組。

      (1)山雨欲來風滿樓。

      (2)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出現。

      (3)毛澤東批發第一張大字報。

      (4)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

      (5)兩種根本對立的文革路線初見端倪。

      2、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第二個回合——撤銷還是堅持以工作組來領導運動。

      (1)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2)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

      (3)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領導下的文化革命。

      (4)文革向何處去?

      3、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第三個回合——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1)毛澤東回到北京。

      (2)中央政治局常委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的斗爭。

      (3)校園里的文化革命。

      (4)撤銷工作組。

      (5)兩條不同文革路線在中央指導地位的轉換。

      4、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歷史原因分析。

      (1)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

      (2)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回顧。

      (3)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原因。

      (4)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性質。

      (5)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影響。

      (六)八屆十一中全會。

      1、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1)臨時決定召開的中央全會。

      (2)八屆十一中全會按照既定程序進行。

      2、到斗爭的一線去。

      3、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

      (1)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線。

      (2)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選的醞釀及產生過程。

      (3)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4、轉折后的中央全會。

      (1)毛澤東和林彪的表態。

      (2)中央文革小組的發言。

      (3)張云逸、謝富治的揭發。

      (4)會議出現的另一種現象。

      (5)一個警醒的預言。

      5、進行文革的指導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1)“十六條”的起草及修改情況。

      (2)“十六條”的內容及其要點分析。

      (3)評析“十六條”。

      6、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

      (1)遞補中央委員和追認中央書記處的人事變動。

      (2)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

      (3)通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

      (4)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7、八屆十一中全會評析。

      (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先后召開,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1、“十六條”是“五一六通知”的具體實施方案。

      2、兩條文革路線在中央指導地位的互換。

      3、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的組織保證。

      4、各級黨組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5、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

      三、潮涌京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19665月—1966812日)。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為導火線,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了激烈的斗爭。這種斗爭的焦點是進行政治批判還是學術批判,在圍繞《二月提綱》的制定、下發和撤銷上展開,彭真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陸定一任部長的中宣部以及吳冷西任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在斗爭中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絆腳石”。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與其他方面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彭、羅、陸、楊的問題顯現了出來。“五一六通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砸爛舊世界的宣言——“五一六通知”的下發。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后下發全黨的。那么,這次會議又是如何召開的呢?

      1、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其實,這次會議的召開并不是突然的。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為這次會議的召開作好了充分準備。因而我們研究這次會議就從一九六六年三月和四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起。

      (1)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在杭州召開的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一脈相承的,前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為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好了充分準備。從黨內程序上來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先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討論以后取得一致意見,然后再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來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通過以后以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執行,是符合組織程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了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也是由于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以后,地方領導人卻對此毫無反應。[1]這表明在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上,不僅僅在黨中央核心領導層中存在不同意見,而且地方高級領導層也是麻木不仁的。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存在不同意見的情況下,吸收地方高級干部參加,有利于解決核心領導層的分歧;同時對于地方高級干部也是一個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為文化革命的問題最終還是要依靠他們來貫徹執行。因而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的這兩次會議,就是要吸收地方高級干部參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醞釀討論的基礎上,能夠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見。

      我們先看一九六六年三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陳伯達、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考察請假。十七日下午,召開第一次會議,主要談羅瑞卿的問題。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并講話。他在講話中談了黨的歷史、學術批判、是否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批評《人民日報》、農業機械化問題,主要講的是關于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2]

      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張春橋進行了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在談了文化革命的問題以后,他感慨地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3]

      三月三十一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彭真傳達毛澤東的談話,足足講了三個小時。周恩來聽后,經過兩天考慮,致信毛澤東并中央書記處,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四月二日,彭真看到周恩來給毛澤東的報告后,向毛澤東寫了報告,檢討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二月提綱》有嚴重缺點和錯誤。[4]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加。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對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批評意見,并對彭真進行批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成員有尹達、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吳冷西、王力、穆欣、楊永直。會后,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聯名致信毛澤東報告會議情況。[5]

      這封由鄧小平執筆,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聯署的信件,和陳伯達起草的《中央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一并報告在杭州的毛澤東。信中說:彭真和到會的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6]

      從中我們看到,三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及毛澤東三月下旬和康生進行了文化革命的談話后,康生回京向周恩來、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周恩來率先致信毛澤東并中央書記處,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指示。而后,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召開會議,表示要批判《二月提綱》,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了撤銷《二月提綱》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報經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批準。這表明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周恩來、鄧小平以及中央書記處接受了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從中不難看出,周恩來不僅是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中率先表態同意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指示的領導人,而且還主動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這對中央一線常委接受毛澤東的指示以及文化革命的進行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我們再看一九六六年四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毛澤東收到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送審的《中央關于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后,進行了多次修改。

      他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7]期間,文件起草小組成員也在毛澤東指導下,對“通知稿”的文字和若干表述進行了修改。這個文件經過毛澤東和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多次修改后,報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批準。

      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是要通過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處理彭真的問題。這個時候彭真對自己的問題似乎有所覺察。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乘飛機到杭州去參加會議時,對葉劍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8]看來彭真意識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性了,因而在四月十六日到達杭州后,請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轉告,要求同毛澤東見面,只談二十分鐘。但無回音。[9]這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與他、康生、楊成武進行了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后,彭真覺得事關重大,要求單獨同毛澤東談話,第二天毛澤東應約與他進行談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0]

      這次毛澤東之所以沒有答應彭真那怕只有二十分鐘的談話,不是沒有原因的。這還要從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與彭真單獨談話后彭真的作為說起。彭真在毛澤東與他進行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后,他主持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不僅將毛澤東的談話看作耳旁風,還制定了約束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綱》。不僅如此,還在毛澤東沒有表態的情況下,就將《二月提綱》下發全黨。而后以《二月提綱》為“緊箍咒”,明確指出在批判中不能聯系廬山會議,影射進行文化革命的左派是“學閥”,還要對左派進行整風,扣壓政治批判的文章,對正在進行的批判“剎車”。在毛澤東已經就批判吳晗向彭真打了招呼的情況下,彭真又進一步反攻倒算,責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五人小組通氣,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11]正是因為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與彭真單獨談話后發生的一系列問題,使毛澤東認為彭真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樣為了將文化革命進行下去,解決彭真的問題也就勢在必行了。毛澤東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拒絕彭真提出的談話請求的。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批判彭真,同時討論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匯報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四月二十日出訪回國后參加會議)、周恩來、林彪、鄧小平、彭真、陳毅、李先念、陳伯達、康生、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李井泉、陶鑄、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魏文伯、江華等。

      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話。他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斗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朝里有人,各大區、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傳部等等。斗爭要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軍隊也有。所謂朝里,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大區、各省市。朝里那樣清,我不相信。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12]

      會上印發了揭發彭真、陸定一的七個材料。從四月二十三日起,出席會議的中央和中央局的部分負責人,分成三組同彭真談話,解決彭真的問題。二十三日上午,葉劍英等同彭真談話,下午李井泉等同彭真談話。二十四日下午,彭真到林彪處,林彪同彭真談了三個小時,主要是批評彭真在東北問題上的錯誤。而后彭真在會議上作了檢討。[13]

      “通知稿”經過反復修改后,與對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少量調整后形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一起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

      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基本通過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康生談話,繼續批評彭真。毛澤東說: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14]

      從中我們看到,一九六六年四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是解決彭真問題,通過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會前,毛澤東不僅沒有答應與彭真見面,還在會議期間和會后,對彭真進行了嚴厲批評,說彭真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是因為彭真在毛澤東反復告誡的情況下,仍然背離毛澤東主張的文革路線。這樣從進行文革的大局出發,變動彭真職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了。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批判、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是在周恩來參加下,在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以后,由陳伯達負責起草的。這說明在批判、撤銷《二月提綱》的問題上在中央一線常委及其相關成員之間已經取得了一致意見。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毛澤東在講話中從縱橫兩個方面談到可能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從橫的方面來說,修正主義不僅會在文化界出現,還會在黨和軍隊里面出現,特別是黨和軍隊內部出現修正主義會更為嚴重。從縱的方面來說,修正主義不僅在中央、中央部門,還會在大區、省、市、自治區出現,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要比地方出現修正主義危害大得多。[15]這樣就不僅從廣度還從深度上對修正主義出現的范圍作了一個說明。

      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主要觀點寫進了正在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中。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在向參加會議的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干部“吹風”,做他們的思想工作,使他們能夠接受文化革命的觀點,跟上文化革命的步伐,在各自的崗位上能夠主動、積極地進行文化革命。這是在用民主的方法來做中央和地方高級領導干部的思想工作。

      這樣我們看到,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決不是盲目的、突然的,而是此前三月、四月特別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進行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工作。不論是批判、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都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說明在中央核心領導層中已經在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上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這就為五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好了準備。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就進行文化革命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作好準備以后,于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有關部門負責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共76人。劉少奇主持會議。會議情況指定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這次會議主要議程有兩項:一是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人的問題,一是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6]

      這樣我們看到,經過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舉行,在黨內核心領導層打通思想以后,五月才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的,主題是關于文化革命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對《二月提綱》性質的判斷、解決彭真的問題以及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些問題上。這些問題是在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才按慣例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從中可以看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的問題,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以后才提上議事日程的。因而我們說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前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繼續,這三次會議就解決的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的。不過是在會議的范圍上有所不同,從中央政治局常委層面擴大到了整個中央政治局層面而已。

      (2)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介紹關于文化革命的情況。

      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部分與會人員不清楚近期開展的文化革命情況,為了使大家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有一個深入的了解,進一步打通思想,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取得共識,能夠比較順利地通過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以便于將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推向前進,因而會議決定先召開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傳達毛澤東最近關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紹通知的起草修改情況,以及八屆十中全會特別是姚文元文章發表以來社會意識形態方面階級斗爭的情況。

      介紹情況的座談會從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共開了五次,聽取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的講話。[17]那么,在座談會上康生、陳伯達、張春橋是如何介紹情況的呢?

      ①      康生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康生于五月五日下午和五月六日上午在座談會上作了長達八個小時的講話。他傳達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特別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關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紹了這次會議要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起草的經過,談了自己的認識和體會。

      下面是康生講話中若干段落的記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涉及到彭真在文化戰線上用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長期對抗毛主席的馬列主義路線,涉及到毛主席的路線反對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路線,涉及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文藝領域內反黨、反社會主義,向黨和人民進攻,更重要的是涉及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鉆進黨內來,……不僅是吳晗《海瑞罷官》這樣一篇文章的問題,而是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這樣根本性的大問題。林彪同志說這個文件是黨的歷史上一個重要文件,是解放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文件。

      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尖銳地提出了在文化戰線、在意識形態上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在十中全會以后,有兩個鮮明的對照,一個是上海,柯慶施領導的上海市委,從1962年起就抓文化、戲劇、電影、曲藝的革命,堅決執行主席的指示;另一個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對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動,實際上是對抗。據張春橋說,1963年春中宣部開的一個會,實際上就是對抗主席思想的。正因為北京市委采取這樣的態度,主席在1963年12月12日給彭真、劉仁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的后面又加了一個批注:“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彭真在1965年9月文化廳局長會上四次講到第一位負責的是主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執行主席的指示,發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為什么后來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因為上海市委把這件事告訴了周總理,周總理從上海向北京打了電話,才同意轉載。

      11月10日到12月20日,是斗爭的第一階段,彭真是硬頂硬反。從12月20日以后,特別是22日、23日以后,情況發生變化。彭真積極領導、抓,把運動納入他的正軌,即“通知”上所說,“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因為這時主席說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

      整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談話中,關鋒等人主張把“罷官”問題、廬山會議問題、彭德懷問題整理上去,田家英、胡繩反對,所以記錄就有兩個整理法。……彭真發給中央同志的是沒有提“罷官”的那份。

      12月23日,彭真同毛主席單獨談。回來后說法就變了。彭真說毛主席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后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后再談政治問題,現在要放。他摸到這個底態度就變了,變為積極的抓了,整左派。

      彭真要許立群搞匯報提綱,大家以為是他個人要匯報,沒想到是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更沒想到要作為黨的文件發到全國。

      2月6日,彭真把匯報提綱先發給毛主席。2月7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田家英等一道去毛主席處。匯報時,王任重也參加了。2月7日到2月10日,共談了四天。談了毛選,談到卡斯特羅反華、印尼問題,主要是彭真匯報文化問題。……會上毛主席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當時毛主席有困難,以為匯報提綱是常委通過的,他不好多說話。提綱下發后,張春橋等覺得好像是糾偏的,又講學閥,又講要整風,整左派,沒有傳達。

      因為許立群3月11日給楊永直的電話,又挑起了問題,我知道這個問題到了快要爆發的時候了。……3月28日我去上海前,與總理談了一夜。3月28日,我到上海,毛主席對我說,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組。在上海,毛主席同我談了三次話,主要談的是彭真的錯誤。第一次談話,趙毅敏參加。第二次毛主席與我單獨談。談話要點:一、中宣部、北京市包庇壞人,“提綱”是錯誤的,不分是非的,當時我沒有明確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只是說了對關鋒、戚本禹的批評三年以后再說。……

      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么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

      3月31日,康生返京。當時即把此紀要給周總理、彭真,又向周總理、彭真匯報了四個鐘頭。

      4月2日,康生打電話到西安,叫小平速回。4月4日,小平回京。4月6日,周恩來也回來(到邯鄲去的)。決定4月9日書記處開會,關起門來統一思想。4月9日、11日、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彭真要求首先發言,講他從來不反主席,沒有包庇吳晗,只包庇了鄧拓,錯誤就是主張“放”。第二天(按:似應為第三天),康生發言批判彭真,從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說北京市連針都插不進。第三天(按:似應為第四天),陳伯達談彭真在歷史上的問題。

      4月22日,在主席處開會。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談了兩次話。

      林總說,“通知”的后一段,“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是驚心動魄的一段。

      中央“通知”,不僅關系到文化革命問題,而且關系到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篡黨奪權問題。

      這個文件的通過,不是斗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毛主席告訴我們,對這場斗爭,一方面要認識到是正常現象,……另一方面可不要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以為中央通過了文件,就會完全一致。[18]

      從前文的研究及對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康生忠實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說明了意識形態方面進行斗爭的真實情況。他在講話中用詳實的文獻資料勾畫了從八屆十中全會特別是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后黨內高級領導層圍繞文化革命進行斗爭的基本狀況,使人們認識到黨內在意識形態方面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重要性,進一步說明了這種斗爭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敗得失,以及為了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處理彭真、陸定一問題的必要性。

      康生在講話中談到了進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在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柯慶施主持的上海市委和彭真主持的北京市委以及陸定一任部長的中宣部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在“大寫十三年”的爭論和京劇革命的問題上具體表現了出來。

      雖然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說第一負責的是毛澤東,但是卻違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和指示。康生詳細講述了上海發表姚文元文章以后彭真采取的抵制態度,后來又是在什么情況下才不得不轉載姚文元文章的。田家英和胡繩在整理毛澤東十二月二十一日談話時刪除了要害是“罷官”的內容。彭真在毛澤東十二月二十二日與他進行了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后,卻仍然批準下發了這個刪除要害是“罷官”內容的文件。康生又進一步介紹了彭真是如何組織人起草《二月提綱》并下發全黨的,這個文件下發后對文化革命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發表關于文化革命的談話后,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如何討論并最后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以及起草和修改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稿”的過程。他還特別強調了毛澤東修改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的話是毛澤東親筆所加。[19]

      這樣就使與會者對八屆十中全會特別是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后中央領導層在文化革命上的斗爭有了一個宏觀印象,理清了這個時期進行文化革命的基本脈絡,不僅弄清了“通知稿”形成的背景,同時進一步認識到“通過稿”對于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康生在講話中提醒大家這個文件不是斗爭的結束,而是斗爭的開始。他還轉述毛澤東的話,要大家保持警惕,認識到斗爭的復雜性,不要以為會議通過了文件,就會完成一致了。這是意味深長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文化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在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進北京的問題上,周恩來聽說后要求彭真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在三月二十八日康生去上海與毛澤東談話前,與周恩來談了整整一夜。毛澤東與康生進行了關于文化革命的三次談話后,康生三月三十一回京又向周恩來、彭真迅速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周恩來經過兩天思考,向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寫信,表態完全同意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而后周恩來又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大家關起門來統一思想,批評彭真后,決定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小組,起草批判、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報經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批準。由此可見,周恩來在黨內核心領導層中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②      張春橋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五月六日下午,張春橋介紹情況,談了六個問題。在第一個問題“十中全會以后”里說:1963年4月,中宣部開了一次文藝工作會議,一大批人反對“寫十三年”,攻柯老,即反對十中全會指示。陸定一主持會議,周揚、林默涵的講話印了簡報,不批駁。大會最后一天,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發言,提出反對“題材決定論”,反對“寫十三年”的口號。為此,上海有人起而反駁。周揚總結,說只是“起一點小風波”。毛主席關于文藝的兩個指示,對文化大革命起了偉大的動員作用。大好的形勢嚇壞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到了1965年初,彭真同志剎四清的車。文化大革命他也要剎車,而且剎下來了。彭真同志等人對抗文化革命路線,不是從批判吳晗開始的。

      在第二部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的情況”里說:1962年江青在戲院看了《海瑞罷官》,以后就提出了批評。北京市委是知道的。1965年春,林默涵到上海,我問過這方面的情況,他說,批評這處戲很難。宣傳海瑞之多之廣,僅上海,作品目錄有七頁之多,一切宣傳工具都用上了,因此非批評不可。批評哪一個?應從階級斗爭的全局考慮。當時,想得比較簡單,覺得姚文發表,吳晗答辯,再寫幾篇文章,爭論一陣,就可以轉到其他問題去了。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當時對批判吳晗的意義是理解得太膚淺了。

      在第三部分“姚文發表以后”里說:姚文發表前三天,先請周谷誠、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幾個人提意見。他們對最后一部分(關于政治問題),統統反對。這時我們估計到,斗爭將是激烈的。文章發表后,反應強烈。除西藏外,全國各地來稿來信達到一萬多件。意外的是三件事:一、范瑾、沙英問背景;二、北京各報都不登,這是誰向誰專政?三、20日決定印小冊子,24日印出,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總之,封鎖得嚴嚴的,姚文進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統一布置,又有誰有這么大的權力,可以這樣布置?我們實在氣憤極了。1965年11月25日或26日,羅瑞卿到上海,下飛機后從警衛人員中聽了點消息,知道了對北京的意見。陳丕顯先和羅談了,羅打電話告訴彭真。陳又告訴了總理。文章在總理的督促下,拖到11月29日(19天以后),北京各報才開始轉載。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里說:1965年12月26日,彭真到上海。他硬要把批判拉向右轉。說姚文也要一分為二。說上海各報轉載北京各報關于姚文的編者按,不該把《解放軍報》的編者按放在第一篇,妨礙放。

      在第四部分“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里說:今年2月12日,彭真同志到了上海。“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已經出來了,他以為他的主張合法了,得勢了。一到上海,就跟市委的同志講,這個提綱常委討論過,主席同意了,你們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第六部分“許立群同志的電話”里說:所謂“學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指姚文元,也不限于上海市委,而是針對毛主席的。所謂“武斷”,還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罷官》同政治問題、同廬山會議聯系起來,說要害問題是“罷官”。許立群的這個電話,是彭真這個黨閥的本質的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給曹狄秋同志打電話,……4月2日,市委書記處開會,認為這個電話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說過的話統統賴掉了。我們覺悟到,一場尖銳的階級斗爭不可避免了。[20]

      從張春橋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從上海進行文化革命的實際狀況出發,回顧了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上海文化革命的斗爭歷程。他以確鑿的事實在講話中從六個部分進行了闡述,上海市委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著力進行文化革命卻遭到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圍攻和打擊。這不僅表現在“大寫十三年”的問題上,還在批判《海瑞罷官》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作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講述了上海市委在第一書記柯慶施領導下,執行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后,卻在中宣部工作會議上遭到了圍攻和批判的情況。而后又詳細回顧了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后遭到彭真的封鎖和抵制,一時進不了北京,以及此后雙方圍繞批判《海瑞罷官》進行的斗爭。在《二月提綱》下發后,彭真要求上海按《二月提綱》的要求進行批判,還進一步反攻倒算,利用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向中宣部請問的機會,指責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沒有經過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的批準,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毛澤東與彭真進行了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后,彭真仍然批評、詰責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當毛澤東要求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時,彭真雖然打了電話,卻沒有悔過的表示,就連上海市委也認為這不是道歉,而是把他說過的話賴掉了。這表明直到這個時候彭真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張春橋在發言中鮮明揭示了上海市委執行黨中央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卻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指責和批評,以及雙方在如何進行文化革命問題上進行的斗爭。這種斗爭表明批判彭真、陸定一并變動他們的職務成為將文化革命進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③      陳伯達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在五月七日上午的會上,由陳伯達介紹情況。他著重揭發彭真歷史上的問題。[21]

      我們注意到,陳伯達與康生、張春橋的發言不同,他是從歷史上來揭發彭真問題的。這樣就將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問題與歷史上的問題聯系了起來,以此來說明彭真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原因,進一步說明彭真存在問題的嚴重性。

      從康生、張春橋、陳伯達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康生是從中央進行文化革命的全局出發,全景式的展現了文化革命的斗爭狀況。張春橋是從上海進行文化革命的角度出發,展現了上海與北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斗爭狀況。陳伯達則是從彭真的歷史出發來進行講述的。他們運用豐富的材料從不同的角度對彭真、陸定一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問題進行了剖析,使人們對彭真、陸定一的問題有了一個全面、深入的認識。這就為對彭真和陸定一進行批判、變動他們的職務作好了準備。

      (3)會議討論與批判發言。

      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在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以后,與會人員對這些問題有了一個系統認識,于是轉入批判發言、閱讀文件和小組討論階段。

      五月七日下午,蕭華發言批判彭真。發言共分四個部分:一、關于彭真在東北問題上的錯誤;二、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表現;三、關于文化革命問題;第四,彭真和羅瑞卿究竟是什么關系。在蕭華發言過程中,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插話批判彭真。

      五月八日、九日,閱讀文件。五月十日至十四日,開小組會。與會者在小組會上紛紛揭發批判彭真和羅瑞卿,有的人還作了自我批評。[22]

      在閱讀文件和小組討論以后,人們對文化革命上的分歧和斗爭逐漸明朗起來,認識到斗爭的來龍去脈,這就為“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創造了條件。

      (4)劉少奇主持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在座談會上對文化革命問題以及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說明,而后又經過了分組討論和批判發言。在此基礎上,五月十六日劉少奇主持會議通過了這個“通知稿”。同時,還宣布停止和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23]

      五月十六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本來在分組討論過程中,有的同志曾從文字語法的角度對《通知》稿提了幾處修改意見,由于這個“通知稿”是經過毛澤東和文件起草小組反復修改后,又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定稿的,負責起草工作的陳伯達、康生擔心這個時候的修改會有悖于文件的宗旨,從而會產生歧義,因而沒有接受修改意見。

      劉少奇作為會議主持人,顯然對此有不同意見。但是這個文件畢竟是在他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通過的,因而他也不便于運用職權來否定陳伯達、康生的主張,只好帶有牢騷般地批評道:“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大家意見還是不改好,不如原來的好。”因為《通知》中對彭真作了點名批判,劉少奇特意問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見?”彭真回答說:“一個檢查,一個改。”劉少奇問:“對通知有什么意見?”彭真說:“沒有意見。”[24]關于劉少奇對彭真的態度問題,李雪峰后來回憶道:“從會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認為他有錯誤,但不同意這樣搞。看得出少奇有氣,壓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會議,等于反對他自己。”[25]

      從李雪峰的回憶看,劉少奇是同情彭真的,但似乎又是無可奈何的。由于這個“通知稿”是批判彭真的,因而劉少奇征求彭真對于這個文件的意見也是無可厚非的。看來,當時彭真確實說過同意的話。因而這個“通知稿”通過的時候,他還是舉了手的。直到文革以后彭真也沒有諱言他當時對于文件的態度。他說:“‘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26]彭真的這個說法還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關于這個“通知稿”在會議上的表決情況,當時參加會議的李雪峰曾經回憶道:“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議,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27]

      由此看來,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首先介紹了“五一六通知”的內容,而后“通知稿”由會議一致通過并下發全黨。這個通知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過的,又簡稱“五一六通知”。由于下文我們還要詳細研究這個通知,因而此處從略。

      “五一六通知”雖然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但是與會人員是不是對這個通知有了深刻的認識了呢?

      情況并不是這樣。正如康生在座談會上轉述毛澤東話時說的那樣,不要以為中央通過了文件,就會完全一致。這從后來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反映出來。

      談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說: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28]

      這里不僅使人感到疑問,既然多數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那么為什么“五一六通知”就通過了呢?

      其實,毛澤東這里說的多數人不同意他的意見,是說這些人雖然從組織上舉手通過了這個文件,但是卻沒有從思想上接受他的觀點。弄清楚了這個問題,對毛澤東這段話的疑問也就渙然冰釋了。

      這表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雖然通過了“五一六通知”,但是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同志雖然在會議上舉了手,從組織上通過了“五一六通知”,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過關,沒有真正搞清楚進行文化革命的意義。這在事后他們在工作組事件的問題上鮮明地反映了出來。正是在“五一六通知”下發后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重重阻力,才反映出當時參加會議的不少領導人并沒有從思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主張的。

      (5)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講話。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期間,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又發表了什么樣的講話呢?他們在會議期間發表的講話反映出他們對于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問題。

      ①      耐人尋味的常委講話。

      首先我們看五月十七日下午,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四位中央常委發表的講話。

      五月十七日下午,幾個常委在會上講話,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他們說自己的認識不夠,還說自己受了剝削階級影響。劉少奇說,他過去填表時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農,后來到花明樓看看,應該是地主。周恩來也在講話中說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響,對階級斗爭認識不夠,對北京的問題事先沒有覺察。林彪也說:常委同志都檢查了,我沒有準備,我的家庭也是地主,問題也看得不那么清楚。鄧小平也作了檢查,說書記處發生這么大的問題我都不知道(彭、羅、陸、楊都是書記處的書記或候補書記)。[29]

      這四位領導同志都是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他們在自我批評中報了自己的出身,鄧小平則是對中央書記處彭、羅、陸、楊出現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這樣做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共產黨講成分而不唯成分論,況且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派,而不是地富反壞右和被改造后的資本家。家庭出身要講,地富反壞右和被改造后的資本家也要批,但是這并非文革的重點,他們卻紛紛說起了自己的出身,或者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雖然這樣做體現了他們真誠、悔過的一面,令人贊賞,但是這里關鍵是對文革的立場和態度問題。那么他們對待文革的真實態度如何呢?我們看幾位常委隨后在會議上發表的講話。

      ②      林彪發表“五一八講話”。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后來稱為“五一八講話”。林彪的講話沒有寫成現成的稿子,而是搜集了一些材料,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會議上口頭講的。他的講話是在會后整理成文下發全黨的。

      林彪在講話開始時說,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

      他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一個是關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

      1)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問題。

      林彪在講話中從黨內出現彭、羅、陸、楊的問題出發,論述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的必要性。

      林彪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論述了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會喪失一切。他在講話中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以來提出防止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這主要指的是領導機關。他還進一步指出,最近幾個月,毛主席為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為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接下來林彪用詳實的史料說明了古今中外發生的政變。他不僅列舉了一九六○年以來亞非拉發生的政變,還介紹了中國從西周到蔣介石上臺 之間所發生的政變,又進一步指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顛覆活動,由此又具體轉到黨內出現的彭、羅、陸、楊問題上。

      林彪在講話中強調,奪取政權,靠槍桿子和筆桿子,因而要緊緊抓住這兩桿子,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陽奉陰違,搞鬼,想殺人,用種種手段殺人。他告誡全黨同志要提高警惕,既要看到形勢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壞的一面。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現在形勢好,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發生事變。如果我們不注意,他們就有可能得逞,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

      林彪在講話中從陸定一和彭真的歷史問題講起,指出黨內不少人掛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招牌,實際上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反共分子。這次將他們揭露出來,是一個偉大的勝利。

      他在講話中又進一步分析了階級斗爭在我國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勝利以后,雖然沒收了剝削階級的生產資料,但是剝削階級的思想仍然存在,他們還在企圖復辟,雖然他們人數少,但是政治能量大。城鄉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在產生著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工人、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一些人也存在腐化問題。同時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對我國的包圍和顛覆活動仍然存在。這些問題使我國產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

      林彪運用毛澤東闡述的矛盾論進一步指出: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蘇聯出現赫魯曉夫,全國變了顏色。因而就要念念不忘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突出政治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否則的話,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人頭落地,政權就要改變顏色。

      林彪在講話中進一步分析了敵我矛盾斗爭的嚴峻性。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點是要批判,要斗爭,要革命。無產階級只有批判、斗爭和革命,才能奪取政權。斗爭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殺他,他要殺你。喪失這種警惕性,不團結起來進行斗爭,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全黨越團結得好,越要斗爭,越有戰斗力。但是,絕不同反黨分子講團結,而是要批判他們,揭露他們,一直到將他們開除出黨。[30]

      從中可以看到,林彪在這部分講話中,主要講了一個如何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他在講話中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合黨內出現的彭、羅、陸、楊問題,分析了我國階級斗爭存在的歷史必然性,說明了反革命政變的發生不過是階級斗爭激化的表現而已。他在講話中不僅進行了理論的分析和說明,而且還用古今中外發生的政變素材作出進一步論述,支持近期以來毛澤東為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所采取的措施,提醒全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要時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

      我們不難看到,林彪在講話中用了比較激烈的語言,說明了雙方斗爭的嚴酷性,以及這種斗爭的勝負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這種斗爭往往是流血的,暴力的,你死我活的,因而全黨同志務必要保持清醒頭腦,而不能從思想上解除武裝。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反革命政變的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這一系列原因中,國內的原因是主要的,國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國內,黨內的原因是主要的,黨外的原因是次要的;在黨內,上層是主要的,下層是次要的。因而要特別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

      從中我們看到,林彪的觀點和分析方法,是從毛澤東的觀點和分析方法中演繹出來的,林彪不過是把毛澤東的觀點和分析方法用他自己的語言風格講出來而已。林彪在講話中運用的階級分析方法、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內外因辯證關系進行的分析,以及為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和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從這個時期毛澤東的講話、談話和文稿中我們不難看到。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的地方。毛澤東講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表現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存在著對抗和非對抗性兩種性質。一般來說,這種斗爭還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的。[31]這個時期毛澤東主要強調的是對抗性的一面,林彪在這次講話中也主要強調的是對抗性的一面。但是毛澤東主張階級矛盾中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而林彪在講話中卻沒有在這方面作出說明。這就是他們在階級斗爭中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之處以后會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表現出來,從而對他們在文革路線的認識上產生了嚴重影響。當然,這是后話。

      2)關于個人崇拜問題。

      林彪講話中的另一個主題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問題。他在講話中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兩個方面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貢獻,說明毛澤東不僅中國共產黨而且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后的偉大領袖。

      林彪在講話中指出,毛主席是我們黨、國家、軍隊的締造者和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全軍一切工作的指南。我們就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思想武器,促進人的思想進一步革命化,批判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著林彪批評了陸定一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作實用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問題。

      林彪在講話中從馬克思主義物質和意識的辯證關系出發,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物質變精神和精神變物質的論斷,說明了毛澤東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基礎,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威力。

      林彪在講話中還從天才的角度論述了毛澤東在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中的地位。他把毛澤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進行了比較,說他們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復雜、激烈、多方面的斗爭,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圣西門、黑格爾,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列寧也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著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林彪在講話中批判了庸俗唯物論、機械唯物論,闡述了辯證唯物論,強調了毛澤東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能動作用。他說,能否制造工具是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思想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性作用。不重視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論,機械的唯物論。在財產公有的條件下,搞物質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險的。我們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激發人們的熱情,堅定不移地前進。彭真、陸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阻礙毛澤東思想的傳播。

      他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集中表現,是同私有制思想、剝削階級思想根本對立的。私有制、私有觀念的存在非常廣泛,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兩個階級的思想,是兩條道路的表現,是階級斗爭的表現。革命隊伍中存在著正確思想同錯誤思想、無產階級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集體主義同個人主義的矛盾和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不斷在人的頭腦中發生斗爭,不是這個克服那個,就是那個克服這個。我們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戰斗,資產階級思想就會占領陣地,引起蛻化變質,出亂子。

      林彪在講話中強調,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后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在講話中最后指出,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32]

      從中可以看到,林彪在這部分講話中頌揚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樣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肯定了毛澤東的偉大貢獻,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還運用恩格斯、列寧的話為例,稱頌毛澤東是天才。不僅如此,他還將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言論絕對化,說毛澤東無論活到那一天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這是與此前他提倡的“頂峰論”一脈相承的。如果從工農群眾樸素的感情上來說,當然可以這樣講,但是如果從辯證唯物論和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上來說則是不恰當的。

      林彪在講話中高度肯定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在建黨建軍建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發展中的偉大貢獻,指出毛澤東思想對于我國革命事業的指導作用,這無疑是值得稱贊的,也是歷史發展的真實寫照。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毛澤東領導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屢屢遭到阻礙的時候,林彪發表這樣的講話,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執行文革路線,開展文化大革命,無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們也分明看到,林彪關于個人崇拜部分講話中的一些內容,是和毛澤東一貫堅持的觀點不相同的。比如在天才問題上,雖然林彪引用了恩格斯、列寧的話,但是他用天才而不是正確的革命立場、觀點和方法,乃至于革命實踐,來說明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形成,無疑是有局限性的。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期間就講過,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從。正確的個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誰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誰。他還批評了有人在會議發言時說的跟著毛澤東走就不會犯錯誤的言論,主張對他是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還進一步指出,糊里糊涂地跟某個人是很危險的,要獨立思考。[33]我們可以看到,林彪在講話中關于毛澤東領袖地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言論絕對化的說法,是與毛澤東的觀點相抵觸的。因而毛澤東是不會贊成林彪的這些說法的。

      總的來說,林彪關于個人崇拜的這部分講話,一方面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他在講話中使用了一些絕對化的語言,又和毛澤東一貫倡導的觀點和主張出現了不合。在當時的政治情景下,這還只是認識上的分歧。但是隨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全面奪權完成以后,他們的分歧逐步激化,這對他們之間關系的變化乃至文革的發展產生了嚴重影響。這是后話。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講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和關于個人崇拜兩個問題。在文革發動之際,林彪以革命家的視野,運用毛澤東文革的觀點,從當時斗爭的實際出發,為了將文化革命進行下去,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提醒全黨同志要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同時,毛澤東領導的文化革命遇到了重重阻力,黨內高層有些人總是在敷衍塞責乃至抵制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因而這個時候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重申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肯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史上的偉大貢獻,就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必然要求。毛澤東后來也曾說需要一點個人崇拜。[34]從這里來說,林彪的這篇講話無疑是必要的,也是應運而生的。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不論是在防止反革命政變部分關于階級矛盾的兩重性上,還是在個人崇拜部分關于毛澤東及其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表述上,毛澤東和林彪還是存在明顯分歧的。這種分歧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處于隱性狀態,后來隨著文革的發展卻日益激化,最終對文革的進程產生了嚴重影響。

      盡管如此,這篇講話在文革發動之際,特別是高層有些領導人對于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抱著消極乃至抵制態度的時候出現,還是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行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的。正是因為這樣,這篇講話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關于印發林彪講話的通知中才這樣表述: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權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

      林彪同志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全黨全軍都應當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把它運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動中去。[35]

      ③ 周恩來發表講話。

      周恩來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也發表了重要講話。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36]

      我們注意到,周恩來在講話中也和林彪一樣談到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問題,當然他們講話的方式和語氣是不同的,但是都是提醒與會領導干部從思想上要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他在講話中還對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37]在文革發動的背景下,要求包括自己在內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要處理好領導和群眾的關系,保持革命晚節,積極參加到繼續革命的斗爭中去,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④      朱德遭到批斗。

      我們沒有發現朱德在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因為會議期間朱德處境艱難,遭到批斗。

      《朱德年譜》中記載: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朱德在會上受到林彪等人的攻擊,把他不同意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意見說成是反對毛澤東思想。[38]

      還有資料顯示,會議期間在劉少奇主持下,組織了一個小范圍的會議,批斗了朱德。林彪、鄧小平、陳毅等人參加了這次會議。陳毅說朱德在井岡山的時候就反對毛澤東。[39]

      從中看到,朱德似乎是因為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才遭到批斗的。難道這就是朱德遭到批斗的原因嗎?林彪頂峰論的說法,毛澤東自己也不同意啊!再說,井岡山期間的朱、毛爭論已成定論。是不是還有別的什么原因呢?當然,這還需要文獻資料的進一步披露。

      ⑤      鄧小平發表講話。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八屆十中全會制定了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決議后,作為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沒有采取實質性的行動來貫徹這個決議,而是表現出消極乃至于抵制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作出了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提議成立一個小組來領導文化革命。

      上海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文章后,鄧小平還向彭真表示“沒有什么了不起”、“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在他與吳晗打橋牌的時候仍然要吳晗“樂觀”,還表示要為吳晗“往前頂”,至于鄧小平是否參與了北京拒絕轉載姚文元文章的決策目前還難以獲得文獻資料上的印證。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二月提綱》的時候,鄧小平不僅同意而且后來還是由他簽批轉發全黨的。[40]當康生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談話后,在周恩來幫助下,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才提出批判并撤銷《二月提綱》。[41]

      彭、羅、陸、楊的問題出現后,鄧小平感到了很大的壓力,自己也坐不住了。這是因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是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一次中央書記處的四位書記、候補書記都出了問題,況且彭真還是常務書記,毛澤東又批評過中央書記處是獨立王國,作為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是負有領導責任的。

      五月二十五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長篇講話,著重檢討書記處的工作,承擔了責任。他說:

      “我們書記處好多書記出了事呀”,“有的知道,有的沒有察覺,失察的責任主要是我的。主席批評書記處是獨立王國,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書記處工作得不好,有一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沒有擋住。”“所以,老實說,嚴格地說,我不是一個稱職的總書記。應該從這些事情好好地衡量一下自己。”

      除此,他還承認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認為自己對毛澤東的指示貫徹不力,表示要加強學習,跟上形勢,保持晚節。他說:“只要不搞個人野心,不搞個人主義,不打自己的旗幟,我看總可以跌倒了爬起來,慢慢地跟上。”[42]

      鄧小平在檢討式的講話中,承認自己對文革不理解、不認真、不得力,要對中央書記處成員出現的問題負責任,認為自己對毛澤東的指示貫徹不力,這些話倒是反映了他對待文化革命的真實態度,也表明了他內疚自責的心態。但是,作為主持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主抓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卻在八屆十中全會確定要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對文化革命表現出淡漠的態度。這到底是為什么呢?他究竟為什么在文化革命問題上采取怠工乃至抵制的態度呢?雖然他在檢討式的講話中說的是實話,也表態要跟上形勢,保持晚節,但是究竟能不能吸取以前的教訓,跟上文革的步伐,則還有待于他以后的實踐來證明。因為判定一個人不僅僅是要看他的聲明,更重要的是他的實際行動。隨后我們就會看到在工作組問題上他又犯了錯誤。

      ⑥      劉少奇發表講話。

      最后一天的全體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劉少奇發表講話。劉少奇在講話中首先對會議安排他在這樣一個重要時間講話表示感謝,接著他講了根據毛澤東最近一系列指示開展文化革命、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意義和他自己的認識。整個講話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勢,保持晚節,革命到底。

      他在談到自己的認識時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同周恩來一樣,劉少奇也對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他檢查回顧了自己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從事工人運動、一九四七年指導全國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在天津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講話、一九五一年關于山西互助組織的批示、一九五六年反冒進,一九六二年對經濟困難的估計和制定《二十三條》過程中不主張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問題上的錯誤。[43]

      劉少奇在講話中還對陳云一九六二年提出分田到戶提出了批評。他還說到:主席從揭露嚴慰冰匿名信時就講政變,問少奇等會不會發生政變。七千人大會時,對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講多了,講過頭了,后來出現的歪風邪氣同這有關。田家英也是贊成包產到戶的。[44]

      我們注意到,劉少奇在講話中批評了陳云、田家英,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也承認在文化革命上是糊涂的,不理解,不認真,不得力,看得材料很少,這些話雖然坦率直言,發自內心,但是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卻沒有認識到文化革命對于社會主義制度興衰成敗的重要意義,也沒有積極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根據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指示,提出進行文化革命的指導性意見,而是表現出一種默然置之的態度,以淡然的心態去對待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抽象地對文化革命說了一些贊成性的話。這究竟是因為他沒有站在文化革命的立場上才存在這些問題,還是僅僅是認識的局限,值得深思。至于他說自己要跟上形勢,保持晚節,革命到底,到底是肺腑之言還是逢場作戲,還依賴于將來實踐的證明。令人遺憾的是,隨后我們就會看到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又一次犯了錯誤。

      從幾位中央常委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們在會議上的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朱德當時處于被批斗狀態。林彪在講話中雖然存在一些問題,卻在為文化革命搖旗吶喊,是積極支持文化革命的。周恩來的講話及此前的作為表明他是支持文化革命的。劉少奇、鄧小平雖然表示要跟上形勢,但是總的來說在思想認識上還是表現出消極乃至抵制的態度。這對后來文化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6)處理彭、羅、陸、楊問題。

      從前文我們對彭、羅、陸、楊問題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除了彭真與陸定一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存在聯系以外,他們之間并不存在一個緊密聯系的集團。不過是由于在中央所任職務以及他們的問題幾乎同時發生的緣故,才容易將他們聯系在一起罷了。

      彭真的問題主要是文化革命的問題,在反對進行政治批判上集中表現出來。羅瑞卿的問題主要是向黨伸手、逼林彪讓位、反對突出政治以及個人工作作風問題。陸定一的問題,一個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問題,一個是他的夫人嚴慰冰寫匿名信的問題。楊尚昆的問題,一個是秘密錄音和安置竊聽器的問題,一個是泄露機密問題。

      其實,一九六六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及此前召開的系列中央會議上,已經就如何處理彭、羅、陸、楊的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過是將此前對他們的處理意見在中央政治局的層面上予以確定而已。當然,彭、羅、陸、楊都是由中央全會選舉產生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或候補書記,對他們的處理決定從法定程序上來說最終還是要獲得以后召開的中央全會的追認和確定。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于羅瑞卿同志錯誤的報告》,五月二十四日又將《關于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下發縣團級黨委。[45]這樣就以文件的形式將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的問題在黨內一定范圍內作了通報,與前文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對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問題結合起來,使人們對彭、羅、陸、楊的問題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彭真、陸定一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羅瑞卿、楊尚昆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那么,彭真、陸定一又是如何參加這次會議的呢?

      我們先看彭真在會議期間的情況。

      五月十一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會議。關于彭真在這次會議上的情況,李雪峰回憶道:“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后……’剛開始講,聽見有人在后面拿著什么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后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臺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46]

      從中看到,彭真在向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交待工作時,聽到后面有人念自己的批判材料就發了脾氣,說他是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的,與材料中說的不一樣,自己是擁護毛澤東的。隨后這場爭吵就被劉少奇制止了。由此可以反映出彭真對自己被處理的憤懣不平心理。彭真在做出檢討后就被停止出席會議了。

      在會議期間,彭真是如何進行檢討的呢?

      五月十九日會上,只允許彭真作五分鐘的檢查。彭真承認自己有錯誤,但堅決拒絕給他定的罪名。他說:“至于搞政變、顛覆中央、里通外國等活動,我連做夢也沒想到。至于我同羅瑞卿、陸定一有沒有反黨的聯系,請中央審查。”[47]

      從中可以看到,彭真在檢查中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否認對他搞政變、顛覆中央、里通外國等活動的指控,還懇請中央審查他與羅瑞卿、陸定一有沒有反黨聯系。這從客觀上反映出他對于會議給他與羅瑞卿、陸定一之間關系的定性是持反對態度的。

      與會者對彭真的檢查很不滿意,認為不深刻,沒抓住要害,還是對抗的態度。會場上出現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康生說,彭真的檢查就是反對“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上說:“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這段話是毛主席特別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內容。林彪昨天特別發揮了主席這個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銳地同黨、同主席、同林總對立。

      林彪說:“其實是做夢也沒有忘掉。”“你到處封官許愿,包庇壞人,實際上是招兵買馬,招降納叛,擴大隊伍,組織政變的力量。”

      陳伯達說:“在我們黨里面的一個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叫‘彭、羅、陸、楊四大家族’。他們走的是高、饒的老路,對林總,對少奇同志,對恩來同志,他們現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這三個人,千方百計地攻擊他們。”

      賀龍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出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你就沒有承認赫魯曉夫,你是一個大黨閥也不講。”

      張鼎丞說:彭真“做十年壞事”,是“偽君子、野心家”,要“篡黨、篡軍、篡政”。

      楊成武說:“五人小組的提綱就是搞政變,如果不成,就用槍桿子搞政變。林總昨天講的,一個筆桿子,一個槍桿子,兩種形式都可以搞政變,也可以聯合起來搞政變。沒有冤枉他。”

      李先念說:吳晗的要害是罷官,彭真的要害是政變。

      陳毅說:彭、羅、陸、楊要害問題就是搞政變,被發現了,抓住了大量事實。主席大半年的功夫抓了這件事。

      薄一波、劉少奇、廖漢生、聶榮臻、蔡暢、余秋里、錢瑛、周榮鑫、楊勇也先后發言,批判彭真,或提出一些問題要彭真考慮。[48]

      看來,彭真檢討后,在會議上受到了圍攻。這些發言受到時代背景的限制,存在不少過激語言,有些并不符合事實,況且有的發言者自己也未必真正認識到彭真問題的要害在哪里。這個時候之所以要處理彭真的問題,是由他不僅消極對待而且還有意識地抵制文化革命的行為所決定的。特別是在毛澤東幾次打了招呼的情況下亦然如此。作為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工作的彭真卻對抗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因而在會議上遭到人們的圍攻和批判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的選擇了。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彭真不論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是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在自己遭受批判的時候似乎有難言之隱,心中有痛楚卻難以表達出來。

      我們注意到,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彭真和往常一樣坐在前面的沙發上,他對毛澤東說:我腦子很亂,一時不可能把自己的問題理清楚。毛澤東比較平和地說:是呀,天下大亂嘛,就得亂一陣,你不要忙,給你時間,好好想想就清楚了。當毛澤東批評彭真《蘆蕩火種》在北京只準演三天,多演一天也不行,針也插不進,水也潑不進時,他卻沒有當場向毛澤東講明原因,而是采取了沉默的態度。事后,彭真向周恩來說明了事情原委,說在《蘆蕩火種》演出的問題上,不但他沒有錯誤,而且是他發現并糾正的。本來《蘆蕩火種》劇團演出是由文化部負責接待的。當他聽劇團說只讓演三天,不能延長時,就讓萬里安排北京市文化局出現接待,解決了劇團繼續演出的問題。但是當周恩來問他為什么不對毛澤東講明經過時,彭真卻以“不好當面頂撞主席”為由轉移了話題,將究竟是誰阻礙《蘆蕩火種》劇團演出的問題掩飾了過去。[49]

      在四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真檢討到《二月提綱》的錯誤時,劉少奇、周恩來都說,那個匯報提綱我們也有責任。這個時候彭真馬上站起來說:這個提綱錯了,應由我個人承擔責任,與少奇同志、總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無關,他們沒有也不應承擔責任。[50]本來,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二月提綱》,這幾位一線常委是有責任的。但是彭真這樣講固然顯示出主動代人受過維護黨內團結的品德,但是在幾位常委已經明確表態同意《二月提綱》的背景下還要講這些話,從而阻止對這個問題的深入調查,進而與此前批判《海瑞罷官》上的分歧聯系在一起,這又是為什么呢?

      不僅如此,就是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彭真回京途中,有人建議彭真給毛澤東寫封信,表示一下態度,彭真說自己“現在腦子還很亂,有許多問題一時還想不清楚,理不出頭緒來”,因而在火車上寫了幾次也沒有寫出來。[51]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是誰只準彭真做五分種的檢查,彭真又為什么沒有將他擔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后出現的系列問題作一個深入的剖析,從而說明他與一線常委又是如何進行互動的呢?彭真沒有這樣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直到文革結束后,彭真仍然寫材料說明自己在《蘆蕩火種》演出的問題上非但無過而且有功,但是他還是不愿意講清楚到底是誰在幕后阻止了演出,也不提議讓中央查明事實真相。在阻止批判《海瑞罷官》以及姚文進北京的問題上,以及當毛澤東與他進行了要害是“罷官”的談話后,彭真仍然制定了阻止進行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綱》,扣壓左派的文章,這一系列問題到底是彭真個人所為,還是受到了中央一線常委的同意和支持,彭真也沒有將這個問題完全講清楚。從他在檢討時說《二月提綱》與幾位一線常委無關來看,他是想極力撇開這些問題與一線常委的關系,由他自己將事情攬下來的。另外,我們再結合文革結束以后彭真說毛澤東原先想用整風的方法來解決黨內的問題,但是后來卻采取了文革的方式,這個原因他還不能講來分析,[52]他的這些作為確實是意味深長的,看來他確有難言之隱,因而也就只好落入啞巴吃黃蓮——有口說不出的境地了。

      我們再來看陸定一在會議期間的情況。

      陸定一的問題,一個是文化革命問題,一個是他夫人嚴慰冰給林彪、葉群一家寫匿名信的問題。由于嚴慰冰在匿名信中無中生有地造了許多謠言,還使用下流的語言攻擊林彪一家,致使林彪一家精神上受到很大傷害,因而林彪就寫了一個證明,印發會議。這個證明如下:

      我證明:

      (一)葉群在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后一貫正派;

      (二)葉群和王實味根本沒戀愛過;

      (三)老虎、豆豆是我與葉群的親生子女;

      (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系造謠。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53]

      關于林彪寫的這個證明,李雪峰后來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都坐在主席臺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對著主席臺的左手。我的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我走進去,坐下看見桌子上放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書,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說他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的純潔的處女之類的話,說嚴慰冰的揭發信全系造謠。”

      “此時,當我拿起來看林彪的手書,還未看明白,就聽見聶帥拿著林彪的手書,生氣的沖著主席臺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這等于是給主席臺上提意見。

      這事和政治局又沒關系,這種事還發文件,丟人!可笑!這個文件是針對陸定一和他夫人嚴慰冰的。這么嚴肅的會,發這種文件,真讓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54]

      看來,會議期間林彪確實寫過這樣一個證明,還印發會議。可以設想,在長達數年的時間內,嚴慰冰采取匿名的方式,用信件和名信片來攻擊、羞辱、騷擾林彪一家,搞得雞犬不寧,給他們一家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這個時候林彪寫出證明說嚴慰冰是在造謠中傷,表示對這種行為的憤慨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著嚴慰冰寫匿名信的行為敗露后,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同志紛紛在譴責嚴慰冰同情林彪一家遭遇,事實真相已經大白于天下的時候,林彪還寫出這樣的證明來印發會議確有畫蛇添足之嫌,在黨內高層政治生活中只會徒增笑兒。

      陸定一在會議上作了檢討。他的檢查也很簡短。陸定一說:我是高級干部,四十年黨齡。我手里只有筆桿。我年已六十一,身體不好,眼睛不好,我會搞政變嗎?似乎不會。談到匿名信問題,他說自己不知道這件事。如果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那怕只有一封,請把我當作反革命的主謀犯或同謀犯,加重對我的刑罰。[55]

      陸定一檢查后,林彪對陸定一說不知道嚴慰冰寫匿名信的事感到蹊蹺,于是問陸定一:“我對你怎么樣?”陸定一說:“很好。”林彪說:“我對知識分子歷來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學生),你怎么那么整我。”[56] “你跟你老婆勾結在一起,用寫匿名信的辦法,長期誣陷葉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講清楚?”陸定一回答:“嚴慰冰寫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沒有跟我商量過,也沒有給我看過,我本人也沒有發現。”林彪猛地拍桌子道:“你不老實!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陸定一頂了一句話:“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嗎?”林彪氣憤地說:“我今天要是帶手槍來,一槍嘣死你。”[57]

      林彪說的顯然是氣話。林彪一家無故遭人惡意誹謗也著實令人同情,林彪對嚴慰冰匿名信給自己一家造成的精神傷害和家庭和睦帶來的破壞表現出憤怒的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黨中央已經處理這個問題的情況下,林彪作為當事人,似乎沒有必要直接去向陸定一發問。這不但無益于事情的解決,反而有可能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還會損害自己的形象。這是得不償失的。

      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鄧小平找李雪峰談話,要他和李富春一起向陸定一傳達這個決定。對此李雪峰后來有一個維妙維肖的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因為林彪點了名,會后,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當時,我們還在外面沒有走。陸定一則在旁邊的屋里等著。

      鄧小平喊我進屋,讓我和李富春去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

      富春非叫我領頭。我讓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們倆站起來,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的門口只有幾步路,誰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門口,他推我,我年輕,只好服從。一進門,我就靠邊坐下。坐下后,應由他先說,他又推我讓我先說。陸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講。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志出席這個會議。’這是小平找我談的,誰找富春說的我不知道底細,只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

      陸定一說:‘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

      我勸慰:‘會議定了,休息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富春也說:‘是啊,事情總會弄清楚的,中央決定……。’”[58]

      我們看到,李富春和李雪峰在向陸定一傳達這個決定時,彼此互相推讓,都想把對方弄到前面,自己縮到后面。看來他們覺得這個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不愿意自己走到前面,去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陸定一聽到停止他出席會議的決定后,感到自己的問題嚴重了,于是向他們發誓表態說自己是要搞共產主義的,還希望能夠活到共產主義實現的那一天。這就不僅使人產生疑問,既然如此,那么陸定一又為什么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表現出抵制的態度呢?本來,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舉措啊!陸定一在文化革命上的行為已經表明,他與他要搞的共產主義是南轅北轍的。這是令人可悲的。當然,如果考慮到這個時候他的賭咒發誓是為了表明態度,也就不必苛求于他了。

      最后,會議對彭、羅、陸、楊的問題作出了處理決定,同時還作出相應的人事變動。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二)撤銷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

      (三)調陶鑄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同志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以后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五)上述決定,地方通知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59]

      從我們對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關于彭、羅、陸、楊問題的處理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間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基本通過后,才提交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為了使大家對這些問題有一個系統的了解,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又對八屆十中全會特別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后,圍繞要不要文化革命進行的斗爭作了一個詳細的介紹,這就為會議的順利召開作了重要準備。會議期間常委們也在講話中談了自己對文化革命和當前形勢的認識,作了檢討式的發言,朱德還遭到了批斗。林彪發表的“五一八講話”,雖然起到了為文革發動搖旗吶喊的作用,但是其頌揚毛澤東的用語又是令人憂心的。當然這種憂心當時還處在隱性狀態。會議是在通過各項議程以后才結束的。

      2、“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又稱為“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是砸爛舊世界的宣言,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綱領性文件,因而下面我們就通過對這個通知的分析來解析文化大革命。

      (1)為撤銷《二月提綱》下發的通知。

      這個通知的下發不是偶然的,是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以來黨內在意識形態形態方面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和斗爭的必然結果。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黨內在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上的分歧,不僅表現在“大寫十三年”、“有鬼無害論”、京劇革命、兩個文藝批示等問題的爭論上,也表現在“合二而一論”、“生產價格論”、“企業利潤觀”、“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等問題的批判上。[60]

      這些分歧和爭論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終在批判《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上集中表現了出來。如果我們再與五十年代批判電影《武訓傳》、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關于胡風文藝思想及其集團宗派主義作風的批判聯系在一起,就不能不發現盡管批判的對象和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是從思想性質上來說,則是一脈相承的。這些批判最終因為撤銷《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的下發,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澤東提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為了讓這個小組能夠擔負起領導文化革命的重任。但是事與愿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非擔沒有挑起這樣的重任,反而卻阻礙文化革命的進行。這首先體現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下旬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的講話中,而后又在批判《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61]

      不論是彭真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還是《二月提綱》的下發,已經成為繼續進行文化革命的障礙,因而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撤銷《二月提綱》,就成為繼續進行文化革命的必然選擇了。

      (2)毛澤東為“五一六通知”定下基調。

      “五一六通知”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根據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關于文化革命談話的精神起草的。起草的“通知稿”是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以后呈報毛澤東審閱的。

      毛澤東收到“通知稿”以后,不僅與起草小組成員交換意見,還指導起草小組對文件進行了修改。同時,毛澤東在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期間也發表講話或談話,將通知的主要觀點在與會人員中吹風、討論,以便能夠在文化革命上取得一致意見。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對“通知稿”進行了反復修改,加寫了不少重要內容。在修改中他對《二月提綱》進行有力批駁的同時,還論述了文化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統一,點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所向,指出了中國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以及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特別提醒全黨注意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經他修改的部分,思想深刻,論述精辟,氣魄宏大,文字精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要害所在,是“五一六通知”的點睛之筆。

      “通知稿”本來是根據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精神起草的,起草后又經過毛澤東反復修改,這樣毛澤東就為“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定下了基調。

      (3)評析“五一六通知”。

      下面我們對“五一六通知”的主要內容作一個介紹,對此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①      撤銷《二月提綱》及其原因。

      通知一開始就明確指出,中央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毛澤東在這句話后又加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然后又進一步指出這個提綱是根本錯誤的。從政治思想上來說,違反了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違反了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方針,對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和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從組織程序上來說,這個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這樣一個關系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要文件,既沒有在“五人小組”內部討論過,也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也沒有作為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62]

      我們看到,通知開宗明義地指出不僅要撤銷《二月提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還要重新設立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組。接著在對《二月提綱》作出根本錯誤的判斷以后,從政治上和組織程序上進一步論述了錯誤的原因和性質。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通知說《二月提綱》沒有在五人小組內部進行討論,沒有向地方黨委征求意見,沒有說明作為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就下發全黨,是有著事實依據的。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通知在彭真背著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其他成員和《二月提綱》沒有作為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這兩個問題上所用的措辭,雖然不能說沒有依據,但是這樣說可能主要的還是處于團結中央一線常委和五人小組內部成員斗爭策略的考慮,以便縮小打擊面,爭取更多的人進行文化革命。

      ②      對《二月提綱》十個觀點的批駁。

      通知將《二月提綱》的錯誤具體歸納為十個觀點,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從文化革命的具體實踐出發,通過對十個觀點的批駁,揭露了《二月提綱》存在的嚴重錯誤。

      1)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系。我國文化革命的高潮正有力地沖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的時候,這個提綱不是鼓勵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沖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斗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文中加重點號的是毛澤東加寫的文字—引者注)提綱不提毛澤東一再指出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斗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63]

      通知指出提綱是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和世界觀上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這樣就從根本上顛倒了敵我關系。為了論述這個問題,通知指出提綱在我國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中,不去支持工農兵群眾和文化戰士進行文化革命,而是要把文化革命向右拉,著意模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階級斗爭,模糊這場斗爭的目的是要對吳晗及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澤東在這里指出了中央、中央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代表人物。這樣就對這場斗爭的范圍作出了初步界定。提綱不提要害是罷官問題,就是掩蓋斗爭政治性的具體表現。

      提綱模糊斗爭的階級性,就是無視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正在進行的階級斗爭;提綱掩蓋斗爭的政治性,就是無視這場斗爭關系到無產階級政權的興亡。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中,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反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沒有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反而運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也就是說在立場和世界觀上的錯誤造成的。這樣就將提綱的作者們在文化革命的立場和世界觀上的本來面目鮮明地揭示了出來。

      2)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通知指出,報刊上剛剛涉及《海瑞罷官》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提出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要求批判吳晗的時候,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聯系廬山會議等等。彭真還造謠說毛澤東說過對吳晗的批判兩個月以后再作政治結論的話,還說兩個月后再談政治問題,其目的就是要把政治斗爭引入“純學術”討論。[64]

      階級斗爭,就是要奪取政權。只有掌握了政權,才能維護本階級的根本利益。階級斗爭的本質就是政權問題。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是從本質上講的,而不是說每一次進行的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因而在堅持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論點的同時,還要注意不要把這一論點庸俗化,這就要劃清與庸俗唯物論的界限。

      批判《海瑞罷官》的斗爭,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圍繞《海瑞罷官》進行的斗爭不過是意識形態方面階級斗爭的一個具體表現而已。既然這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那么根據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論點,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就是政治斗爭,因而就要進行政治批判,而不僅僅是學術批判。提綱的作者們只是同意進行學術批判,反對進行政治批判,企圖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引入學術討論中。這樣也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論點。

      3)提綱特別強調“放”,卻根本歪曲毛澤東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在這里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通知批評提綱所謂的“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65]

      提綱抽象地強調放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因為放是有階級內容的,要看究竟是把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來放。這就要將放置于意識形態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行的斗爭中來進行判斷,看一看到底是允許哪一家思想去放才能夠弄清楚。毛澤東所講的放,是允許無產階級思想文化放,在放的過程中將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腐朽沒落的文化像毒草一樣除掉。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中,提綱雖然一再強調要放,但是卻對以《海瑞罷官》為代表的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熟視無睹,而對政治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予以壓制,這樣就在實際行動上采取了雙重標準,是打著放的旗號為資產階級思想文化鳴鑼開道,阻止無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傳播。這顯然歪曲了毛澤東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了放的階級內容。

      4)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么平等。在此毛澤東加寫了一大段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么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66]

      這里面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要在開展政治批判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二是這個口號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首先我們分析第一個問題。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為標志,打開了對《海瑞罷官》政治批判的突破口,一批政治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應運而生。可是,正當政治批判方興未艾之時,提綱卻提出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聯系到提綱的作者們在反對政治批判《海瑞罷官》、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不得已時按學術批判的方式進行轉載、還要分期轉載來分析,這個口號將批判限制在學術的范圍內,壓制正在進行政治批判的意圖也就昭然若揭了。因而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口號是為了在對《海瑞罷官》究竟是進行學術批判還是政治批判的斗爭中,用學術批判來抗衡政治批判,以扭轉批判上的不利態勢,防止滑入政治批判的軌道,沿著學術批判軌道前進的一個措施而已。

      下面我們分析第二個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對不對呢?要分析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搞清楚真理到底有沒有階級性?

      真理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真理在形式上是主觀的,但是內容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而真理是主觀形式和客觀內容的統一。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既然這樣,那么不同的階級是不是都能夠認識真理,而不受到其階級地位的影響呢?回答是否定的。生活在階級社會中的人,不可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不可能不受到其階級意識、階級地位、階級利益的影響。因而在認識真理特別是關系到自己階級利益和階級地位的真理時,不同的階級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產生了不同的認識,造成了不同的結果。比如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用來指導自己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則不僅不承認,而且還極力詆毀、否定、消除這一真理的影響。再比如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共產主義社會代替這一真理,宣告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勝利,這一真理又怎么會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同時被接受呢?

      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不說真理是有階級性的。這種階級性表現在先進的革命的階級能夠發現真理、實踐真理,而落后的反動的階級處于其階級的局限,不僅不能發現真理、接受真理,還會對真理進行踐踏和封鎖(當然背叛其階級的先進分子除外)。

      既然真理是有階級性的,真理在不同階級當中認識和實踐的程度不同,那么在真理面前又怎么會是人人平等呢?既然在真理面前人人并不平等,卻還要宣揚這樣的口號,就必然會抹煞不同階級在真理認識和實踐上的本質區別,導致削弱乃至否定意識形態方面進行的階級斗爭,最終走向階級調和論和投降論。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批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時候,加寫了一大段話。他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筑領域的斗爭出發,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與新老修正主義進行的斗爭,以恢弘的筆調,蓬勃的氣勢,對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作了酣暢淋漓的駁斥,指出了我們和他們的斗爭絲毫談不上什么平等,而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是獨裁與專政的關系。這樣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要害所在。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提綱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實際上否定了真理的階級性,抹煞了意識形態方面存在的階級斗爭,抗衡正在進行的政治批判,因而是根本錯誤的。

      5)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通知說,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掌握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經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這種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壓制學術界無產階級的新生力量。[67]

      學術在社會科學領域往往是有階級性的。提綱說的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還要在學術水準上超過對方,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來對待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實際上是說無產階級左派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觀點寫的文章還存在問題和不足。這是在說給誰聽呢?給誰鼓勁呢?從上下文和整個提綱的導向來看,顯然不是主張對《海瑞罷官》進行政治批判的人,而是響應提綱作者的號召,為了轉移批判方向,對《海瑞罷官》進行學術批判的人。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觀點,反映了提綱的作者站在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立場上,只同意對《海瑞罷官》進行學術批判,反對進行政治批判,壓制無產階級的新生力量。這樣就將提綱作者在文化革命中的態度鮮明地揭示了出來。

      6)針對提綱強調的“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批駁道:“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通知進而指出,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斗爭背道而馳的,是不準無產階級革命。[68]

      從中可以看到,提綱強調立,認為立是破的必要條件,矛頭指向正在對《海瑞罷官》進行的政治批判。這是想以此來約束正在進行的政治批判。毛澤東則在修改通知時精辟地論述了破和立的關系,對提綱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駁斥。他強調破,認為破本身包涵著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破是立的必要條件,支持對《海瑞罷官》進行政治批判。要不要進行政治批判,反映出他們是進行還是反對文化革命(即破除資產階級思想還是樹立無產階級思想)上的不同態度。這樣我們看到,圍繞破和立上的分歧,實際上是他們在是否對《海瑞罷官》進行政治批判和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文化革命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7)針對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通知反問:究竟什么是“學閥”?誰是“學閥”?進而指出,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毛澤東緊接著加寫了一段文字,以尖銳的語言揭示了學閥和黨閥之間的關系:“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69]

      從中不難看到,學閥指的是左派學術工作者。由于左派學術工作者發起了對《海瑞罷官》的政治批判,因而提綱就提出了警惕他們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這是對他們政治批判《海瑞罷官》不滿的反映。正是因為這樣,通知才鮮明地指出這是給馬列主義者戴上了“學閥”的帽子,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學閥。毛澤東用辛辣的筆調勾畫了學閥和黨閥之間的雙簧表演。學閥在學術界能夠呼風喚雨,登臺演唱,是因為背后有隱藏在黨內的大黨閥的支持。他們一個是臺上,一個在臺下,一個在臺前,一個在幕后,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影響,互相作用,成為上層建筑領域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存在的兩大復辟力量。

      8)針對提綱提出的左派“整風”問題,通知指出,其主要目的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收集左派材料,尋找各種借口,借“整風”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不僅如此,他們還公然抗拒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的方針,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70]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左派不過是寫了對《海瑞罷官》進行政治批判的文章,他們才提出對左派進行整風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等人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草案的時候,毛澤東不同意對左派進行整風,提出左派整風三年以后再說。[71]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他們并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意見,而是在提綱中仍然保留著左派整風的內容。當時他們確實收集了關鋒、戚本禹的材料,還用考據學的方式證明當年以“何明”名義發表的文章的作者就是關鋒。[72]這是有著史實依據的。對左派整風就是要打擊左派,壓制對《海瑞罷官》進行的政治批判。由此進一步反映出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階級斗爭中的愛憎分明的態度。

      9)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起的斗爭剛剛開始,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斗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斗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加重點號的是毛澤東加寫的文字),提綱卻反復強調斗爭中要“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為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提綱的作者們對于無產階級左派發表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于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么地位了。”(加重點號的是毛澤東加寫的文字)[73]

      應該說,孤立地談論要“有領導”、“謹慎”、“慎重”、“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倒也沒有什么,如果把這些要求與具體背景結合起來,那么這些做的用意也就一目了然了。試想,當著思想戰線上的斗爭剛剛開始,從中央到地方包括絕大多數黨委沒有參加斗爭同時又很不理解的時候,提出這樣的要求實際上就是設置了重重障礙,束縛了無產階級的手腳。如果再聯系到提綱的作者們在思想戰線上的斗爭中,對無產階級左派和資產階級右派的不同態度,進一步聯系到即使在毛澤東作出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提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以后,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來分析,他們在文化革命上的態度就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就是要利用職權壓制正在蓬勃興起的文化革命。

      10)當前的斗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本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辟了道路,但是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斗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辟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這是企圖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開辟一條現代修正主義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74]

      圍繞文化革命進行的斗爭,集中體現在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上。判斷一個人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動。能不能在實踐中真正執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成為檢驗真假文化革命的試金石。本來,毛澤東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講話,已經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為無產階級開辟了道路,但是提綱的作者卻說要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辟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既然毛澤東關于文藝工作的講話已經開辟了道路,那么提綱的作者為什么不沿著毛澤東開辟的道路前進,還要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再去開辟道路呢?聯系到此前他們對于毛澤東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抗衡態度來進行分析,那么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就不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道路,只能是資產階級道路了。

      通過以上對提綱十個觀點的批駁,通知得出結論:這個提綱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到底,反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這種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通知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在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后面,毛澤東加寫了一大段話:“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通知最后表示,要把這個通知和提綱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討論這兩個文件究竟那一個文件是錯誤的,那一個文件是正確的。[75]

      我們看到,在對提綱十個觀點進行系統批駁的基礎上,通知得出了結論:提綱存在的這些問題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要不要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要不要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在毛澤東加寫的兩段話中,他著眼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百年大計,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縱攬歷史風云,運用唯物辯證法,高屋建瓴,氣魄宏偉,筆鋒犀利,一針見血,對當前正在進行的斗爭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認為,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不僅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還要奪取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這些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在文化領域掌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朝里有人,是在后臺的支持下興風作浪的。因而僅僅進行文化革命是不夠的,還要進行政治革命,挖出他們的后臺,這就要批判黨政軍和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當然,對這些人要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有的人要清洗掉,有的人要調動工作,尤其不要他們來做文化革命的領導工作。現在的問題是,有許多人還在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毛澤東又進一步分析了進行政治革命的原因。這是因為這些混進黨政軍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就,他們就會奪取政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現在這些人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正在被我們信用,比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還正睡在我們身邊。他要求各級黨委務必注意這一點。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將意識形態方面進行的文化革命和政治上層建筑方面進行的政治革命結合起來,不僅要進行文化革命,還要進行政治革命。他特別提醒各級黨委現在隱藏在黨政軍和文化界中的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正在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還沒有被我們識破,比如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要求各級黨委務必注意這些問題,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將這些人解決掉。

      ③      對“五一六通知”的綜合分析。

      “五一六通知”從十個方面對《二月提綱》進行了批駁,這十個方面是:立場和世界觀問題;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關系問題;如何進行放的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問題;政治和學術上壓倒對方問題;破和立的關系問題;左派是不是學閥問題;要不要對左派整風問題;批判要有領導、謹慎、慎重問題;是否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文化革命路線問題。

      通過這十個方面進行的批判,得出了結論,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與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是一個修正主義的提綱,與這個提綱的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從形式上看,《二月提綱》打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披著文化革命的外衣,表示要推進文化革命,確實很能迷惑人。但是如果對這個提綱的實質性內容進行了剖析,再結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前后,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系列動作來進行分析,那么圍繞文化革命進行的斗爭也就透過層層的迷霧露出了真容,兩條文化革命路線的斗爭也就顯露出來了。《二月提綱》和“五一六通知”不過是這種斗爭的結晶而已。

      “五一六通知”是在毛澤東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導下起草的,毛澤東又對通知進行了多次修改。經他修改的地方,立意深遠,思想深邃,將文化革命的主旨畫龍點睛地闡述了出來。“五一六通知”闡述的基本觀點,特別是毛澤東修改的內容雖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比較激烈,卻非由感而發突然產生的,毛澤東此前的談話、批示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都涉及過,已經在黨中央核心領導層打過招呼,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次通知中的文字不過是將批示、談話和講話以犀利的文字表達出來而已。

      “五一六通知”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對《二月提綱》進行了系統的批駁,不僅指出了提綱的錯誤所在,還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批駁中闡述了文化革命的正確觀點,指明了文化革命的方向。

      在進行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來解決問題。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存在的階級斗爭是政治斗爭,關系到無產階級政權的生死存亡。放的內容是有階級性的,資產階級不允許無產階級放,無產階級也不允許資產階級放,在放的問題上抹煞其階級性,就會喪失警惕性,走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真理是有階級性的,在真理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真理觀。主張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是喪失階級意識的表現。政治和學術是統一的,但是政治又是占第一位的,從根本上說學術是為政治服務的。破和立是對立的統一,破本身就是立,既要看到兩者的聯系,又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在文革發動階段應該是破字當頭,這個時候強調立實際上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會起到阻礙的作用。警惕左派成為學閥,要對左派進行整風,要有領導、謹慎、慎重地進行批判,這是要束縛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打擊進行文化革命的左派力量。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文化革命路線的問題。

      “五一六通知”的主題就是確立毛澤東文化革命路線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種指導地位的確立不是自發的,而是經過了長期斗爭才形成的。通知對文化革命既有理論上的分析,又有實踐上的總結,在對錯誤路線的批判中闡明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為什么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五一六通知”認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對立的統一。文化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兩個革命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文化革命是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象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又叫作學閥。政治革命是在政治上層建筑方面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又叫作黨閥。

      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兩個方面。政治上層建筑決定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又反作用于政治上層建筑。當社會意識形態適應政治上層建筑的時候,就會促進政治上層建筑的鞏固和發展,反之則會對政治上層建筑的鞏固和發展起到破壞和阻礙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社會意識形態還會對政治上層建筑的鞏固和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因而必須高度重視并堅決進行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進行文化革命,將矛頭對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學閥),還要進行政治革命,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閥),把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統一起來。既要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學閥)的命,也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閥)的命,而不能分開或割裂這兩個革命。這里的革命是促進他們思想的轉變,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取代資產階級世界觀,有的則是撤銷或調動他們的工作,而不是消滅其肉體。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構成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五一六通知”以黨內文件的形式將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問題擺在了全黨同志面前。這對于全黨同志深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這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具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雙重性質。階級矛盾雖然具有敵我矛盾的對抗性質,但是主要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非對抗性質。[76]在不同階段強調階級矛盾的不同屬性,是文化大革命進行的時代要求。

      通知批駁《二月提綱》特別是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的時候,措辭嚴厲,氣憤猶加,以激烈的語言,銳利的鋒芒,指斥他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時這樣做,一方面是處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時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階級矛盾中對抗性的一面占了明顯地位的緣故。這個時候是要強調造反有理,敢于斗爭,揭露矛盾,大膽進取,不然的話,文化大革命就難以發動起來。當著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經過全面奪權進入到斗、批、改階段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過去,這個時候階級矛盾中非對抗性的一面又會占了明顯地位,就要強調善于斗爭,化解矛盾,甄別平反,恢復正常秩序。

      這就要求我們對階級矛盾中的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屬性在文化大革命不同階段的表現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文化大革命不同階段的斗爭策略及其特點,歸根結底是由于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在階級矛盾中的不同地位所決定的。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對抗性的一面占優勢,如果這個時候過份強調非對抗性,則容易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彭真等人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在斗、批、改階段是非對抗性的一面占優勢,這個時候如果過份強調對抗性,則容易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九六八年北京紅衛兵五大學生領袖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

      “五一六通知”以深刻的思想性、精辟的理論性、嚴厲的批判性、強烈的戰斗性,對提綱作了體無完膚的批駁,凝聚了文化大革命的共識,闡述了進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打造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不僅讓人們知道 《二月提綱》的錯誤在哪里,又使人們認識到為什么是錯誤的,這種錯誤如果不克服的話,就會給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造成嚴重后果。這次將提綱與通知同時下發,就是要求全黨縣團級以上黨委以及文化機關的黨組織,通過對這兩個文件的比較,在正確與錯誤的對比中,在黨內斗爭的實踐上,認識到進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自覺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4)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的編寫及其意義。

      在“五一六通知”起草的同時,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還編寫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從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期間,文化戰線上發生的兩條道路斗爭的重要事件。這個兩條道路斗爭的備忘錄,以事實再現的方式,真實地記錄了兩條道路斗爭的發展歷程。

      “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是從理論上對《二月提綱》的錯誤觀點進行了系統批駁,而“大事記”則是以事實記述勾畫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這一時期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的基本脈絡。如果將這兩份文件比較一下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論點,而“大事記”則是陳述了論據,“大事記”的事實是為論述“五一六通知”的論點服務的。“大事記”作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是和“五一六通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并在黨內下發的。這樣隨著“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記”的下發,“大事記”不僅以真實的事實記錄的方式論證了“五一六通知”的觀點,還以生動的事例展現了黨內圍繞文化革命進行斗爭的基本狀況,極大地促進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傳播,對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大事記”的內容是真實的,但是個別地方在文字表述上作了策略性的處理。

      從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不論是中央領導人關于文化革命的講話、談話還是會議記錄以及相關文件都完好無缺地保存著,剛剛進行的斗爭記憶猶新,參加斗爭的當事人仍然在崗位上工作,從“大事記”的資料來源上來說,當時進行斗爭的基本事實是不難搞清楚的。

      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主要集中在對文化革命認識的分歧上,是兩條不同文革路線進行的斗爭。只有真實的事實,才能夠反映斗爭的本質,說明文化革命是在沖破重重阻礙以后才得以前進的。這個時候如果在事實記述上出現了差錯,那么不僅會使“大事記”本身的真實性受到質疑,還會嚴重影響到“五一六通知”的權威性,乃至于會使文化革命的正義性受到損害,給嚴肅的政治斗爭蒙上陰謀化的色彩。況且這也是黨內斗爭所不允許的。因而不論從事實的來源上還是政治斗爭的要求上,都需要“大事記”事實清楚,脈絡清晰,論斷精辟,文字簡潔,以真實的記錄反映當時兩條道路斗爭的實際情況。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大事記”在個別問題的表述上,從政治要求和黨內團結出發,也作了一些策略性的處理。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同意并批準下發《二月提綱》的責任問題,就在“大事記”中采取了淡化處理的方式。當時從黨內團結考慮,也為了爭取其他同志轉變過來,主要點出了彭真在文化革命上的責任問題。這種基于政治斗爭和黨內團結出發所作出的策略性處理,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事記”是為了向黨內公開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的真實狀況,理解并接受“五一六通知”編寫的一個備忘錄。“大事記”的內容是真實的,但是在個別地方予以了策略性處理。“大事記”不僅為當時人們認識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提供了事實依據,還為后來人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文革歷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獻資料。因而“大事記”的編寫不論是在當時的政治斗爭中還是后來文革歷史的研究上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5)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曾經寫下“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文字,[77]這個“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令人頗為費解,到底是在暗示誰呢?

      其實,當時黨內對這個問題也是比較敏感的。在看到“五一六通知”這段文字的時候,人們不免紛紛猜測,誰是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呢?有人望文生義地給予了肯定的回答。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賀龍五月十九日在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這天的大會上批評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康生在發言中還主動檢討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寫了反對劉少奇文章的錯誤,并頌揚“少奇同志是在白區代表毛主席的路線的。”[78]

      其實,五月十八日會見胡志明時,不僅劉少奇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是指彭真,周恩來、鄧小平也是這樣想的,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已經挖出來了。[79]由此我們看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賀龍、康生都認為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彭真。不僅他們那樣認為而且在與兄弟黨領導人談話和大會發言中即使當著彭真的面也是這樣講出來的。

      我們再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張春橋、戚本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張春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運動開始時,……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沒完全想到劉少奇。”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在中直禮堂作報告時說:“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80]

      我們看到,張春橋當時對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只是想到了彭真,沒有完全想到劉少奇。戚本禹也覺得對這個問題感到不好理解,搞不清楚具體指的是誰。看來當時他們都沒有想到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劉少奇。

      張春橋當時雖然只想到了彭真,從他“沒完全想到劉少奇”的話中反映出他的幾分疑慮。周恩來也是這樣。用他后來的話說,當時雖然已有些猜測,卻未曾想到是指劉少奇。[81]

      看來,不論是周恩來還是張春橋,雖然在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問題上,只想到了彭真,沒有聯想到劉少奇,但是畢竟還是有著幾分疑慮和猜測的。之所以如此,不僅是由于中共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應該擁有與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相似的地位,同時從黨內路線方針政策的斗爭中會發現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似曾相似的內容。這可能是他們產生幾分疑慮和猜測的動因。

      這樣我們看到,對“五一六通知”中“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這段話的認識上,當時黨內不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康生、張春橋、戚本禹,都幾乎一致認為黨內的赫魯曉夫是指彭真,而沒有想到劉少奇。康生這個時候還為過去反對過劉少奇作了檢討。如果他認為當時是指劉少奇的話,是不會向劉少奇作檢討的。從中也讓人覺察到,不論周恩來還是張春橋對此還是有著幾分疑慮和猜測的。不過,也僅僅是疑慮和猜測而已。

      那么,彭真在看到“五一六通知”中這句話的時候,又有什么樣的感觸呢?

      五月十六日,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對女兒傅彥說:赫魯曉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夠格。[82]

      彭真長期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工作,了解中央內部許多情況。他講出這樣的話,是意味深長的。如果我們聯系到文革結束以后,彭真直到去世也不愿意講出毛澤東為什么由整風轉為文革的真實原因來進行分析,[83]他說出這樣的話,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我們可以對此作出進一步分析。彭真肯定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是指自己,是因為自己不夠格,那么誰夠格呢?彭真沒有給出答案,但是我們不難看出他說話的意向。既然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彭真還不夠格,那么夠格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只有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部去尋找了。聯系到一九六○年以后黨內不論對當時經濟面臨的形勢、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和解決困難的方法上存在的分歧,還是“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發生的爭論,劉少奇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當時不論是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都普遍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周恩來、張春橋不過是有一些疑惑和猜測而已。彭真卻肯定地說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不是指他自己。那么,毛澤東提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到底是在指誰呢?

      這就需要對這個問題作出具體分析。我們既不能因為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解決彭真的問題,就說“五一六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專指彭真,也不能因為后來八屆十一中全會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就說“五一六通知”中黨內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專指劉少奇,而是要根據“五一六通知”中這段話的上下文及其語境并聯系黨內斗爭的實際情況,對此作出分析和解釋。

      我們認為,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在正睡在我們身邊,這里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盤踞在黨內各級領導崗位上的修正主義分子,不是特定地指哪一個人,而是泛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不過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大小小修正主義分子的代名詞而已。只要是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屬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個范疇。

      不管是彭真還是劉少奇,只要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就屬于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彭真當時制定的《二月提綱》被稱為修正主義的提綱,[84]因而彭真屬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劉少奇支持“三自一包”,毛澤東批評“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的國內綱領。[85]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存在嚴重分歧,作為黨的接班人的劉少奇竟然連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都搞不清楚,還否認黨內存在走資派,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于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86]這是因為毛澤東認為如果不能正確判斷并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社會主要矛盾,不鏟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么中國就會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劉少奇作為黨的接班人,卻沒有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因而將來一旦他主持全黨工作以后,推行他倡導的那一套政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改變顏色。[87]從這里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還是包括劉少奇的。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于作黨的接班人了,這只是在制定“二十三條”以后他個人的想法,沒有跟別人交換過意見。既沒有跟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談到過,也沒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層面上醞釀過,因而在“五一六通知”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以后,盡管此前劉少奇與毛澤東存在著嚴重分歧,有人也產生過一些疑慮和猜測,卻沒有聯想到劉少奇,而是普遍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說彭真的。這從側面反映出毛澤東對劉少奇問題的處理是非常慎重的,也是嚴格遵守黨內組織程序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魯曉夫不過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一個修正主義的標簽而已。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提醒全黨同志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并非是特指那一個人,而是泛指黨內各級領導崗位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彭真等人是以他們在黨內的實際行動將自己圈定到這個范圍之內的。毛澤東這樣做,不過是根據黨內斗爭的實際情況,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人物現在正睡在我們身邊,要求全黨同志要提高警惕性,批判隱藏在黨內各級領導機關中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促使他們轉變過來,將死不改悔者清除出黨而已。

      (6)“五一六通知”的意義。

      “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以后,隨即下發縣團級以上黨委和文化機關黨委,青年學生、教師、知識分子迅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過去報紙上的唇槍舌斗轉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發動階段。這些現象的出現,究其原因還是“五一六通知”引發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及其下發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①      意義之一,是為文化大革命開辟了道路。

      我們知道,“五一六通知”下發前,當時圍繞批判《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斗爭。在批判《海瑞罷官》的問題上,雙方在能不能批判《海瑞罷官》、如何批判《海瑞罷官》上進行了激烈的斗爭。在北京沒有人寫文章也無法發表文章的情況下,江青才到上海組織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并在上海《文匯報》上首先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是在打破北京封鎖的情況下,才在北京報刊上發表出來的。[88]除去《解放軍報》外,北京報刊是以學術批判的方式來轉載姚文元文章的。這個時候雙方爭論的焦點是對《海瑞罷官》究竟應該進行政治批判還是學術批判。即使毛澤東向彭真等人講了要害是“罷官”和左派整風三年以后再說的話,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卻仍然要求不能聯系廬會議,警告左派不要成為學閥,要對左派進行整風,壓制政治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發表,甚至還責問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不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打招呼。[89]在這種情況下,“五一六通知”撤銷了《二月提綱》,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了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組,停止和撤銷了彭真、陸定一等人的職務。這樣就掃除了進行文化革命的障礙,為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開辟了道路。

      ②      意義之二,為文化大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這種狀況的出現,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以后,還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

      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進行文化大革命,必須要搞清楚是在什么范圍內進行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誰?只有搞清楚了革命的范圍,鎖定了革命的對象,才能夠打得準,打得狠,取得革命的成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五一六通知”指出,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層建筑方面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范圍是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對象是資產階級反對學術權威,也就是學閥;政治革命的范圍是政治上層建筑,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黨閥。這就是說要在上層建筑領域進行革命,將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對準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不能轉移斗爭方向。這對保證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同時,“五一六通知”還指出,必須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勝敗關系到黨和國家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如果勝利了,就會將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清除掉,鏟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隱患,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如果失敗了,就意味著隱藏在黨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沒有被清除掉,他們的勢力會逐漸發展壯大,一旦時機成熟,這些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就會聯手制造出一個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那樣資本主義也就復辟了。

      這樣“五一六通知”就不僅為文化大革命,也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指明了方向。

      ③      意義之三,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指導。

      “五一六通知”為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理論指導,既表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宣揚中,又表現在對《二月提綱》進行的理論批判上。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文化大革命不過是用來解決這一基本矛盾的方式而已。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理論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產生于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已經基本上形成,經過了“四清”運動的初步實踐,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

      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在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指導下起草的,毛澤東進行的修改也是為了使文件能夠將繼續革命的理論精髓以更通俗的方式表達出來。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和修改的指導思想,同時“五一六通知”的下發又進一步促進了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傳播,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這一理論的熏陶。

      同時,我們還看到,“五一六通知”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不僅對《二月提綱》的錯誤從十個方面進行了批駁,還從理論上進行了分析和說明,闡述了進行文化革命的正確觀點。因而通知下發以后,人們就能夠從通知和提綱的對比中得到啟示,接受正確的觀點,拋棄錯誤的認識,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進一步認識到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把握文化革命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實質,提高人們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認識水平。

      這樣我們看到,“五一六通知”不論是在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傳播方面,還是從對提綱批判的理論認識方面,都為即將全面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指導。

      ④      意義之四,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合法程序。

      根據黨章規定,中共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工作。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來處理黨內工作。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事,最終要獲得中央的批準以后才能實行。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必須獲得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批準。

      我們注意到,此前在文化革命問題上黨內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不僅在批判《海瑞罷官》上表現出來,也表現在《二月提綱》的制定和下發上。當時的焦點是究竟進行政治批判還是學術批判,實質是學術爭鳴與政治走向到底有沒有關系。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圍繞《二月提綱》進行的斗爭,將黨內兩條文化革命路線的斗爭鮮明地展現了出來。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制定了《二月提綱》,獲得了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的同意,在毛澤東沒有表態的情況下,[90]彭真就起草了下發《二月提綱》的通知,沒有經過毛澤東審批就將《二月提綱》在黨內下發。[91]這表明這個時候毛澤東主張的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的阻礙。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康生進行了三次關于文化革命的談話。康生回京后向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詳細地傳達了這三次談話。在周恩來的推動下,鄧小平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提出成立一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以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批判并撤銷《二月提綱》,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同年四月毛澤東又在杭州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彭真,通過了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為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充分準備。[92]同年五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

      由此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是由中央書記處主持起草,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后下發黨內執行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和下發標志著文化大革命在黨中央核心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層面上取得了合法程序。

      ⑤      意義之五,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重要標志。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并在黨內下發,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重要標志。

      “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并在黨內下發,是對前一階段圍繞《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進行斗爭的一個總結。從中不難看到,斗爭是在毛澤東支持下,左派文化戰士及其組織者沖鋒陷陣,沖破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的重重阻力之后,才得以實現的。“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和下發執行,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線在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不論從組織上還是從合法程序上都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創造了條件。

      “五一六通知”點明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主旨,掃除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礙,以黨中央的名義號召人們積極主動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青年學生、教師、知識分子首先響應號召,進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起來造反,由北京到全國迅速掀起了文化革命的熱潮,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在“五一六通知”下發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允許的。這種強烈反差局面的出現,究其原因還是由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并在黨內下發以后造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此基礎上才不斷得以發展的。

      從文化大革命在“五一六通知”下發前后的不同狀況可以判斷,“五一六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義。從“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文化大革命迅速發展及其對文革進程的影響來看,“五一六通知”的發表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標志。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及在黨內下發,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意義不僅表現在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還表現在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合法程序,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重要標志。“五一六通知”雖然是為批判《二月提綱》起草的,卻是對前一階段文化革命經驗教訓的概括和總結,對其功過是非做出的論斷,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

      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組成及其職能和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這個小組設立的背景是什么呢?小組的人員、內部機構及其職能和作用又如何呢?下面我們來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1)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背景。

      我們知道,為了加強對文化革命的領導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澤東提議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形成了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由彭真任組長,陸定一任副組長。[93]五位成員中有三位是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小組從組織程序上來說是隸屬于中央書記處的。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后,不但沒有很好地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反而阻止政治批判文章的發表,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障礙。這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上鮮明地反映了出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前后,毛澤東都向彭真打過招呼,但是彭真卻沒有聽進去,不僅仍然阻礙政治批判的文章發表,還主持制定了阻礙文化革命進行的《二月提綱》。在沒有經過毛澤東批準《二月提綱》的情況下,就匆匆下發全黨執行,給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帶上了“緊箍咒”。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提出解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94]在修改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稿”時,毛澤東寫下了“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話。[95]

      (2)依照黨內組織程序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是依照黨內組織程序設立的。這個小組的淵源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文件起草小組名單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周恩來參加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確定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成員有尹達、張春橋、陳亞丁、關鋒、戚本禹、吳冷西、王力、穆欣、楊永直。會后,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聯名致信毛澤東報告會議情況。[96]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就是在這個文件起草小組的基礎上,對少量人員調整以后,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兩次擴大會議批準后成立的。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97]

      我們注意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還寫入了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這是中央文革小組設立的文字依據。

      從中我們看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確表述。這個小組是在中央書記處會議成立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基礎上,在對少量人員調整后,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兩次擴大會議通過后建立的。因而我們說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依照黨內組織程序成立的。

      (3)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構成。

      既然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依照黨內組織程序成立的,那么這個小組的人員及機構組成如何呢?

      ①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人員組成。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經過反復篩選、慎重考慮以后確定的,那么這個小組有哪些人組成呢?

      1)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在黨內下發。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知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在一九六六年四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后通過,期間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又經過了個別調整,將小組名單報送毛澤東。

      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審閱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名單,表示同意。本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名單發到縣團級黨委。[98]

      通知指出: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人員(四人)確定后,另行通知。[99]

      后來四大區派來參加的人員是,華北郭影秋、東北鄭季翹、西北楊植霖、西南劉文珍,都是大區中央局宣傳工作負責人。這四個成員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參加過幾次中央文革的會議,很快就離開了中央文革小組。[100]

      從這個名單中可以看到,與文件起草小組相比出現了少量調整,與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的名單也存在個別差異。王任重進入小組,擔任副組長,張春橋由組員提為副組長。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換成了總政文化部部長謝鏜忠,排除了《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去掉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加上了姚文元。由于華東的張春橋、姚文元,中南的王任重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因而按照黨內組織原則也應該由其他四個大區派人參加。后來這四個大區也確實派出代表參加了小組,不過由于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原因還是離開了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是由中央、地方和軍隊代表組成的。這些成員中,有文化革命過程中的闖將,也有軍隊和各地的代表,總的來說,是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的左派占主導地位,同時也顧及了平衡,希望通過這個小組的人員能夠協調各方的文化革命工作,指導文化革命的進程。

      后來,這個小組的人員及職權分工上又有一些變化。

      八月二日,中央任命陶鑄擔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101]

      我們看到,陶鑄到中央工作以后,成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并兼任宣傳部部長,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在陳伯達病假和離京期間,為了不使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具體負責人而影響到工作的正常進行,才發出了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職務的通知。這不過是從組織程序上明確了一下而已。

      2)姚文元為什么能夠參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在原先的文件起草小組里面沒有姚文元,但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最終卻加上了姚文元,這是為什么呢?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主要還是由于姚文元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所決定的。關于這個問題,戚本禹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第一次的名單里沒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沖鋒在前的。怎么他卻沒有進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讓姚文元參加進來的,在第一次名單里,年輕人只有我一個,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個年輕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時,我就提出希望讓姚文元參加進來。江青同意我的意見。但是陳伯達反對,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為。這個問題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說了,老子反動,兒子就不能革命啊?這是兩回事嘛。老子反動兒子革命的很多。陳獨秀后來叛黨,可他的兩個兒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錘定音,姚文元進了中央文革。”[102]

      看來,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最終還是由毛澤東來作出決定的。五月二十一日,康生向毛澤東請示江青等人提出讓姚文元參加文化革命小組等。毛澤東表示同意。[103]

      從中我們看到,姚文元能夠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決定的。當時批判《海瑞罷官》困難重重,江青在北京竟然找不到人愿意寫這方面的批判文章,到上海以后在柯慶施和張春橋的幫助下,才找到了姚文元。而姚文元自己也沒有考慮個人得失,愿意撰寫這方面的文章,姚文的發表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難看到,姚文元奮筆疾書,沖鋒陷陣,積極投身到文化革命的大潮中,走到了文化革命隊伍的前列。毛澤東主張在斗爭中把左派隊伍建立起來,因而姚文元盡管年紀輕、資歷淺,又受到父親姚蓬子脫黨問題的牽連,最終還是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這是與講成分而不唯成分論的政策一脈相承的。

      3)吳冷西從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上被除名。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吳冷西是被毛澤東從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中除名的。六月五日,毛澤東批示:“吳冷西從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上撤銷。”[104]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注意到,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下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中沒有吳冷西,但是毛澤東在六月五日的批示中卻說將吳冷西除名。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證。但是,毛澤東將吳冷西從文革小組名單中除名這件事倒是確實的。

      當時吳冷西擔任著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的領導職務。他是一九五七年取代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的。去前毛澤東專門找他談話,叮囑他堅持新聞的階級性,黨報姓黨,寫社論要聯系當前政治,要政治家辦報,不要書生辦報,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即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結果他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沒有嚴格把關,放“高產衛星”,對當時正在刮的“五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后來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05]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吳冷西任總編的《人民日報》宣揚鬼戲,也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106]作為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本來應該把宣傳馬列主義放在重要位置,發表通俗易懂的學術文章,提高全黨同志的理論素養,可是政治新聞太多,迎來送往,會議連篇,有關學術和理論研究的文章卻很少,這對于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和思想水平是不利的,《人民日報》任總編的吳冷西是在毛澤東反復批評以后才逐步改正的。《人民日報》在文風上具有比較濃厚的八股氣息,也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才寫出題目新穎、生動有趣、思想深刻的小品文的。[107]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后,吳冷西任總編的《人民日報》卻沒有積極站到文化革命的行列中。不僅沒有在宣揚鬼戲上作出檢討,而且還消極對待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吳冷西在參加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以后也是這樣。在批判《海瑞罷官》 的問題上,他不但持抵制態度,即使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上也是如此。他緊緊跟著彭真抵制姚文進北京,而且還壓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二月提綱》的問題上依然這樣。在毛澤東批評他半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不思悔過,仍然我行我素,不顧別人的勸阻,也未送中央負責同志審閱,就由他個人自作主張,定稿簽發《人民日報》系列社論,與《解放軍報》發表的突出政治的社論進行論戰。[108]這也就難怪后來毛澤東說“《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了。[109]

      雖然吳冷西參加過九評起草,在國際反修論戰中作出過貢獻,在宣傳輿論工作中也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鑒于他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一貫態度,從文化革命的發展出發,這個時候也就把他從中央文革小組除名了。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文革結束以后,吳冷西在黨內興起的非毛化逆流中,能夠卓行獨立,秉筆直書,實事求是,堅守真理,而不隨波逐流,以詳實的文獻資料,嚴謹的治學態度,費時十載寫出《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還頂住壓力,仗義執言,撥開歷史迷霧,還原事實真相(比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是在與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商議以后才發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的 [110]),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是應該稱道的。

      4)胡喬木為什么沒有參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二十多年,擔任過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秘書,還在黨內任過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等重要職務,負責宣傳工作多年。長期以來他在毛澤東指導下起草過許多重要文件,不僅負責過一九四五年《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還寫過《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等不少有影響的文章。轉戰陜北初期,毛澤東得知胡喬木從隴東歸隊,竟然高興地迎出門來。這個時候的胡喬木,精力旺盛,才思敏捷,寫作速度很快,可以說倚馬可待。[111]毛澤東對他的文字水平作過高度評價,說靠了胡喬木,我們有飯吃。[112]

      但是由于過度勞累,一九六一年以后胡喬木就因病休養了。休養幾年以后,胡喬木的身體逐漸康復,在文革發動之際要求參加工作。那么,安排胡喬木從事什么樣的工作呢?

      這個問題最終還是要由毛澤東來作出決定。

      我們注意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批評過胡喬木(當時胡喬木沒有參加會議)。[113]

      六月十日左右,毛澤東還應約與胡喬木在杭州見過一次面。這是他生病休養后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胡喬木在向毛澤東檢討了自己當年約吳晗寫海瑞文章的錯誤后,接下來就不知說什么好了。毛澤東看他這樣,就叮囑他:回北京后,少說多看,多了解情況。[114]我們注意到,胡喬木沒有趁毛澤東與他見面的機會,表達自己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的認識,也沒有表示自己要投身于這場革命。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答復汪東興六月十八日夜的電話請示。汪東興請 示說:胡喬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參加工作。鄧小平、康生、陳伯達、陶鑄等商量后請示,可否讓他參加康生主持的編輯《毛澤東選集》工作。毛澤東答復說:可以,也可以參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參加文化革命小組。可以寫寫文章,如社論。到各大學看看大字報。[115]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同意安排胡喬木工作,發揮其所長,讓他參加運動,做一些文字工作,但是并不贊成胡喬木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用后來胡喬木自己的話說,是把他給“冷藏”起來了。[116]這是為什么呢?

      以胡喬木的資歷、經歷和文字水平,是足可以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的。但是毛澤東卻將胡喬木排除于中央文革小組,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原因。也就是當時毛澤東認為胡喬木不適宜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這還要從胡喬木過去處理的兩件事說起。

      胡喬木在這兩件事上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一九五八年武昌會議期間,對一九五九年糧、棉、鋼、煤這幾大生產指標訂得很高。陳云要胡喬木向毛澤東報告不要在公報上公布這些指標,胡喬木認為既然大家一致同意,不在報上公布同當時的勢頭很難適應,因而沒有向毛澤東反映陳云的意見。[117]這個時候糾“左”仍然在進行,第二年上海會議期間,四月二日胡喬木才向毛澤東提起此事。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了胡喬木,因為是胡喬木自己主動講出來的,又說他是一個誠實人。[118]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進行了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當時,劉少奇主張批彭只在小范圍進行,另外要胡喬木起草一個糾“左”的文件。胡喬木感到不好寫,對劉少奇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少奇對胡喬木生氣地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后來胡喬木請彭真找劉少奇談,決定不寫了。一九六一年,胡喬木隨毛澤東出席廣州會議回京時,在路上向毛澤東說起劉少奇在廬山會議時曾經想提出寫個反“左”文件的建議,毛澤東聽后沒有表示什么,只是說:“啊,有這回事!”后來開工作會議,劉少奇在這件事上對胡喬木批評得很厲害。[119]

      這兩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喬木沒有把兩位黨中央副主席的話及時反映給毛澤東,引發毛澤東的不滿,他批評胡喬木:為什么不跟我說,副主席的話你有什么權力不報告。[120]

      毛澤東對胡喬木作出嚴厲的批評不是沒有緣由的。這是因為從組織上來說不管胡喬木的動機如何,也不論陳云還是劉少奇的建議是否正確,作為毛澤東秘書和文件起草人的胡喬木,都沒有權力來進行阻攔,可是他竟然這樣做了,這樣他就阻塞了向毛澤東反映問題的渠道,而使毛澤東難以通過詳細情況的了解作出科學的決策。

      從政治敏銳性上來說,不論是陳云還是劉少奇的建議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糾“左”的大背景下出現的,他們的建議都是按照糾“左”這樣一個方向來執行的。廬山會議期間固然出現了彭德懷的“萬言書”,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但是糾“左”的任務并沒有完成,這個時候如果在全黨進行反右,就有可能中斷糾“左”的進程,導致“左”的錯誤死灰復燃。

      從問題的嚴重性上來說,四大指標寫入公報公之于眾,最后又不得不修改指標,陷入了被動的局面;劉少奇的建議沒有及時反映給毛澤東,結果廬山會議后進行的反右中斷了糾“左”進程,“左”的錯誤又迅速發展,造成了比一九五八年更為嚴重的后果。這個問題處理上的失誤,成為釀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決定性原因之一。

      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對胡喬木批評的很厲害,是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批評了劉少奇。由于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毛澤東對此記憶猶深,后來還多次談到這件事,不僅批評胡喬木,也批評劉少奇。比如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在毛澤東與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談到過這個問題。[121]這個教訓異常深刻,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的時候,反復強調不要因為搞階級斗爭影響了工作。以后不論是在“四清”運動期間將搞好生產作為運動是否搞好的重要標準,還是在文革期間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后,果斷實行“三支兩軍”,都是汲取了這個教訓的結果。[122]

      陳云和劉少奇沒有向毛澤東當面提出問題,有他們自己的責任問題。但是胡喬木沒有將他們提出的建議及時反應給毛澤東,不論是從組織上,還是從政治敏銳性和造成的后果上來說,都是錯誤的。這些問題與他在文化革命上的消極態度及反冒進上存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同時他的性格中又有著固執的一面,因而毛澤東才認為他不適宜于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工作了。[123]

      盡管如此,胡喬木畢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多年,起草過不少黨內文件,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做了許多事,毛澤東雖然在政治上沒有繼續重用他,但是對胡喬木的生活和處境還是關心的。比如,此前胡喬木因為神經衰弱休養時,毛澤東就寫去曹操《龜雖壽》的詩予以勸慰,對胡喬木說要多休養幾年,還讓夫人谷羽陪伴他,并告之以休養的方法。文革期間,胡喬木受到沖擊時,毛澤東還登門看望他。谷羽在患病期間被造反派隔離后,胡喬木寫信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在毛澤東批示后谷羽得到了正常治療。[124]

      由此可以看到,在對待胡喬木的問題上,毛澤東并沒有因為政治上不讓胡喬木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就不對胡喬木生活和處境上關心,也沒有因為生活和處境上關心胡喬木,就從政治上同意胡喬木進入中央文革小組,而是把把政治和生活區分開來。這體現了毛澤東政治斗爭的原則性和處理生活問題的靈活性。胡喬木沒有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這從一九七五年胡喬木積極參加旨在否定文革的整頓上也可以反映出來。[12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組人員的選擇是嚴格的。陳伯達、胡喬木都是毛澤東的秘書,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但是一個在文革小組擔任組長,一個卻連文革小組也沒有進入。吳冷西和康生都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康生這次成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吳冷西卻被除名。姚文元即使受到父親姚蓬子牽連,還是進入了文革小組。他們在是否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上境遇的差異,主要的還是由于在文化革命立場上的不同造成的。

      ②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機構設置。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后,小組成員迅速行動,著手尋找辦公場所,調配辦公人員,組建辦公機構,將工作開展起來。

      中央文革小組駐地在釣魚臺,共占用了七座小樓,16號樓是中央文革小組主要辦公區。

      中央文革小組設立了辦公室,陳伯達先是讓穆欣當辦公室主任,后來又換成王力來當辦公室主任,曹軼歐當副主任,戚本禹參與辦公室工作。中央文革小組向全國各省、市,中央各部委、駐京軍隊領導機關以及有關部門發出通知,公布了中央文革的辦公地點、電話、聯系人,要求他們每天把本地區、本部門的運動情況報上來。這樣就建立起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各地方、各部門之間的聯系。[126]

      為了掌握全國各地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狀況,將各地運動情況全面、及時、迅速地反映上來,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領導人決策時提供參考,中央文革小組首先建立了記者站、快報組、信訪組、保密室等機構,后來又在中南海西門設立了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各地上訪的群眾,還辦了《快報》和《文革簡報》。這就需要選調工作人員。中央文革小組一開始從中央辦公廳、馬列學院和中聯部調了一些人,后來報經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同意后,不僅從《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幾家大報調來了一批優秀記者來參加工作,還由楊成武從部隊選了一批人過來。這些人大部分是各個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好些人還是團級干部,為了便于管理,又調來一位曾經當過模范團團長、筆頭不錯的師級干部徐學增來領導他們。這些記者和工作人員散到中央機關和各地,及時將文革信息反饋回中央文革小組。

      一般來說,各地的領導和后來的群眾組織,只要知道是中央文革快報組來的人,都會對快報組的工作特別認真地對待,還會給快報組記者很多方便。王力是辦公室主任,由他來當快報組的領導人。快報組在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耳目和神經系統。當時要求快報組所有成員,不論外勤內勤,要二十四小時應對突出事件,隨時準備加班。快報組人員一下去,全國各地的情況就上來了。從快報組把情況匯總上來到印出材料,往往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完成了。一些地方發生重大事件的情況,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到了中央領導的面前了。中央領導和中央文革小組,能夠很快了解和掌握各種突發事件的真相。

      文革《快報》和《文革簡報》是分發給中央書記處書記以上的中央領導看的,一般都有編號。有些情況是直接向毛澤東匯報的,這樣的簡報就不編號了,作為“臨時增刊”。有的甚至是用手寫的。后來戚本禹又在辦事組的值班室辦了一個《要事匯報》,把一些剛發生的重要的事情在最短的時間里匯報上去。這個刊物發送的范圍就更小了,有的只送給毛澤東一個人看,有時還加上林彪、周恩來和江青、陳伯達等人。

      毛澤東是一直看中央文革小組編印的《快報》和《文革簡報》的,還在上面作過許多批示。毛澤東如果有什么批示,也會馬上把它登出來,讓其他的中央領導也很快看到。這樣一來,《快報》和《文革簡報》就在很短的時間里成為中央領導人手頭的一個重要刊物了。

      通過《快報》和《文革簡報》,中央文革小組不但可以及時掌握全國動態,也能夠及時地了解中央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央文革小組和機構作了一次調整。分工負責的情況如下:

      辦公室(王力、戚本禹負責)

      文藝組(江青、戚本禹負責)

      宣傳組(關鋒、王力負責)

      理論組(關鋒、王力、戚本禹負責)

      記者站(王力、關鋒、戚本禹負責)

      一九六七年三月,又把中央文革辦公室改為辦事組,由從馬列學院調來的王廣宇擔任組長。辦事組是中央文革最關鍵的一個機構,它設有辦事組值班室:

      長途電話組

      市內電話組

      《要事匯報》編輯小組

      會議組和打字室

      辦事組還經常與記者站和信訪組(在花園村辦公)聯系工作。

      信訪組下面設有:

      陳(伯達)辦信訪組

      江(青)辦信訪組

      文革辦信訪組

      《信訪簡報》編輯組

      而記者站下面則設有各省市和中央機構的記者分站、北京市記者組和快報編輯組。

      辦事組雖然是由王力、關鋒和戚本禹負責的,但是所有的大事是在請示陳伯達和江青以后執行的。江青要求王力、關鋒和戚本禹每天都要到她那里去一次,以便于及時溝通情況,安排小組內部的工作。[127]

      我們看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及其成員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人員及其辦事機構是由他們自己決定后,報經中央批準以后選調和設立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后,選配了工作人員,設置了辦公機構,將記者派到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辦了《快報》、《文革簡報》、《要事匯報》、《信訪簡報》,將各地文革運動的真實情況及時反映上來,提供給毛澤東和中央領導決策時參考,同時還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的方針來指導各地的文革運動。他們選調人員,設立機構,派遣記者,溝通聯系,匯總信息,編印小報,表明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為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與各地聯系的橋梁。

      (4)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職能及作用。

      中央文革小組是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來展開工作,具體負責文化大革命的辦事機構。這是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秘書班子。雖然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卻沒有決策權,所有重大問題都要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決定以后才能付諸于實行(日常重要的事務性工作可以報經中央碰頭會或中央文革碰頭會批準后實行)。因而中央文革小組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指導全國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執行機構。后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變動往往是因為違反其職能和作用造成的。

      從組織程序上來看,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進行文革的辦事機構。中央文革小組建立與中央機關、省、市、自治區的聯系,設立記者站和接待站,派出記者到各地采訪,將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動態迅速反映上來,直接上報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中央領導人,便于他們及時了解各地文革情況。

      應該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不僅可以向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匯報情況、參加會議,還可以提出處理問題的建議,但是卻沒有決策權。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方針政策以后,中央文革小組必須將這個方針政策傳達給各地執行,只能在這個方針政策確定的范圍內展開活動。即使中央文革小組根據這個方針政策制定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一般來說也要提交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碰頭會(中央文革碰頭會)批準后才可實行。

      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隸屬關系在“五一六通知”中有明確規定。中央文革小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這從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爭論上,以及中央文革小組被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壓制弄得組長陳伯達一度要求辭職上反映出來。后來,這個問題在毛澤東的干預下才得到了糾正。[128]

      這里要弄清楚中央文革小組對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處于領導還是指導地位,對于確定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是一些書生、知識分子,搞文化、宣傳和研究是其長,從事實際工作則是其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難以放心地把領導文革的大權交付給他們。因而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處于指導地位而非領導地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并非在中央文革小組,而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正是因為這樣,不論是中央文革小組中的領導還是組員,一旦觸犯了這個規定就會犯錯誤,招致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嚴厲批評,直到被清除出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小組必須嚴格按照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來展開行動。如果小組的領導或組員違背了中央的文革路線,踐踏了文革的方針政策,那么根據問題的性質及其造成的后果,就要對肇事人采取相應的處理措施。中央文革小組人員往往是在這個背景下才變動的。

      陳伯達、江青因為對陶鑄點名批判沒有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因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129]陶鑄是由于在文革要不要擴大到工廠、農村等問題上,[130]劉志堅、王任重則是由于鎮壓造反派及轉移斗爭方向等因素,[131]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后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則是由于在革命的三結合和大聯合問題上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組的。[132]

      一九六七年十月,張春橋未經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報告就答復了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關于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的請示電,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后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給毛澤東并報林彪的檢討報告。[133]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態,從文革發展的實際出發,肯定了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動。雖然平息了事件,卻超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文革小組給他的授權,違背了組織程序。由于張春橋是在緊急情況下進行的表態,又符合毛澤東下一步進行文革的部署,因而盡管他在實際行動中超越了授權,事后還是得到了毛澤東的追認。[134]當然這是一個特例。

      尹達、穆欣是由于被本單位造反派揪走批斗而離開中央文革小組的。[135]中央文革小組人員的變動及其被批評雖然有著特殊性,但是從總的來說卻是社會上的斗爭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的反映,是由于違背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造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文化大革命進行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在不斷提高的。不論是與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斗爭,還是在安亭事件上的表態,都在事后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認可,提高了它的聲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陶鑄、陳伯達、康生三位常委曾經一度都在中央文革小組擔任領導工作。在全面奪權開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組第一次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給上海市各革命團體的賀電,批判“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中央碰頭會。這進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盡管如此,中央文革小組只不過是其聲望和地位得到了提高而已,其職權卻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這里要搞清楚的是,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碰頭會的不同在于,有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多數成員參加會議,是否排除了阻礙文革的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會議,并非停止了中央政治局的活動。況且前后這兩個會議都是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碰頭會的相當一部分成員還繼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因而說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136]

      當時中央碰頭會變為中央文革碰頭會,中央文革小組多數成員參加會議,排除了若干政治局委員,不過是為了在文革進行過程中,能夠更好地集思廣議,發揚民主,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協調各方面的關系,使文革能夠順利進行,并不表明中央文革小組可以主宰碰頭會,更沒有取得文革的決策權。當然,在客觀上增強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影響力方面,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也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后,在文革進行過程中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深入一線,調查研究,支持造反派,宣傳文革思想,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僅在工作組問題上受到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的壓制,也在全面奪權階段受到“二月逆流”的攻擊,還遭到社會上保守力量的抵制。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頂住來自黨內和社會上的力量的壓力,堅決支持造反派,指導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進程。中央文革小組在造反派中有著強大的號召力。雖然出現了不少失誤,但是其功績是巨大的,執著、堅定的精神是令人稱贊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是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辦事機構,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來指導文化大革命。雖然可以提出建議,但是卻沒有決策權,其職權是有限的,根本不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的那樣“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137]中央文革小組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負責文革的中央機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變動,不過是對他們違背小組職能和作用后采取的組織處理。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做出的先斬后奏不過是特殊條件下的個例而已。這個小組在全面奪權的任務完成,正常秩序恢復,各省、市、自治區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后,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特別是九大以后就解散了。[138]

      4、文革從導火線到全面發動的歷程簡析。

      “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并在黨內下發,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重要標志。這是因為先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從黨內組織程序上來說文化大革命得以合法進行,并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的緣故。

      “五一六通知”是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決定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來,黨內在文化革命問題上進行斗爭的一個總結。這種斗爭實質上是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面臨的形勢、能動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上的分歧造成的,集中在《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的斗爭上表現出來。這是文化戰線上兩條路線的斗爭。這種斗爭形式上是在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多數成員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之間展開,實際上則是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這種分歧和矛盾在批判《海瑞罷官》的時候還處于隱性狀態,在圍繞《二月提綱》的斗爭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不過,由于當時處于維護黨內團結和斗爭策略的考慮,不論是在起草“五一六通知”還是編寫《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斗爭大事記》時,都著意對此進行了淡化處理,這樣沖在前面的彭真及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多數成員就成為被解決的對象。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彭真被中止、撤銷黨內職務,他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解散,是他所遵循的文化革命路線被否定的必然結果。本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給彭真打過招呼。北京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以后,毛澤東又當面告訴彭真要害是“罷官”問題,彭真卻以吳晗與彭德懷沒有組織上的聯系來否定他們思想上存在的聯系。彭真制定了意在阻礙政治批判的《二月提綱》,在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通過以后,他帶隊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當即否定了彭真提出的左派整風問題,也沒有對《二月提綱》表明態度。[139]

      在毛澤東沒有表態的情況下,彭真不僅沒有修改《二月提綱》中左派整風和警告左派不要成為學閥的內容,反而立即讓人起草了以中央名義下發《二月提綱》的通知。更為蹊蹺的是,彭真明明知道毛澤東對《二月提綱》沒有表態,卻不將轉發《二月提綱》的通知送交近在咫尺的毛澤東審閱,而是電傳給千里之外的中央一線常委批發。《二月提綱》下發后,彭真就以此為“上方寶劍”,要求左派文化戰士按《二月提綱》的精神辦,扣押政治批判的文章。不僅如此,他還質問上海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沒有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140]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發表了關于文化革命的系列談話,主持修改并下發了中央書記處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這也就注定了彭真等人最后的政治命運。

      從這一階段的斗爭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在排除阻撓中艱難推進的。這種艱難推進表現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發表以后,打破了北京對《海瑞罷官》的袒護,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報刊上被轉載,打破了北京對姚文的封鎖,《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五一六通知”在黨內先后下發,打破了《二月提綱》對政治批判的壓制,最終撤銷了《二月提綱》。這樣在黨的核心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先后通過了“五一六通知”,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合法程序,并由此開創了新的局面,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這樣我們看到,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這個階段中經過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兩條文化革命路線在斗爭中逐漸變換了位置,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化革命路線在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這樣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并下發“五一六通知”為標志,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

      (二)建設新世界的綱領——“五七指示”的發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1]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一個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發展過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破壞了一個舊世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們破壞了一個生產資料私有制占絕對支配地位的社會,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以后,在上層建筑領域仍然存在著不適宜于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的環節,因而我們就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于上層建筑領域不適宜于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環節予以破壞,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破壞舊世界的宣言,那么“五七指示”就是建設新世界的綱領。前文我們對“五一六通知”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現在我們就來進一步分析“五七指示”。要理解“五七指示”的精髓,還是要從政治掛帥說起。

      1、政治掛帥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

      這個新世界就是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要建設新世界,就要以政治掛帥為根本指針。為什么政治掛帥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呢?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從政治掛帥的基本涵義說起。

      (1)政治掛帥的提出及其基本涵義。

      要研究政治掛帥,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只有把政治這個概念搞清楚了,才能對政治掛帥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認識。那么,什么是政治呢?

      我們首先看列寧是如何解釋政治的。

      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2]

      從中可以看到,列寧不僅解釋了什么是政治,還進一步闡述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和經濟相比占有首要地位。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政治及政治和經濟關系的經典表述。列寧的貢獻在于他正確解釋了政治的含義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

      我們再看毛澤東是如何解釋這個問題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從一定意義上講,政治就是階級斗爭。”[3]

      毛澤東關于政治的論述進一步發揮了列寧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政治就是階級斗爭。這樣就揭示了政治與階級斗爭的本質聯系,鮮明指出政治就是要進行階級斗爭。既然要進行階級斗爭,那么什么是階級呢?列寧對階級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他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4]

      從列寧對階級所下的定義來看,階級就是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的集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的集團形成不同的階級。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靠占有生產資料、剝削他人勞動、處于支配地位的集團被稱為統治階級,喪失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受他人剝削、處于被支配地位的集團就是被統治階級。統治地位與被統治地位之間的斗爭,就是階級斗爭。

      從這里可以看出,列寧揭示了階級與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如果我們結合前文列寧所說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來分析,就會對政治、經濟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形成一個明晰的認識。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與經濟相比處于首要地位,階級則是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的集團,是處于不同經濟結構中的集團的人格化代表。這樣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就通過階級斗爭的形式在政治上表現了出來,而政治上階級斗爭的勝負又對兩個階級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及其態勢具有決定性影響。正在是這種情況匯報下,毛澤東才提出政治就是階級斗爭。這樣就不僅將階級斗爭提到政治的高度,還從邏輯上深刻揭示了經濟、政治與階級斗爭之間的本質聯系,在新的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觀點。

      建國以后,毛澤東又進一步從工作的角度論述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為《嚴重的教訓》一文起草的按語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5]這樣毛澤東就將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應用到了共產黨的實際工作中,從路線和方法論入手,將列寧論述的政治與經濟關系進一步提到了生命線的高度。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文中又進一步論述了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關系問題。他說:“紅與專、政治和業務的統一,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定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6]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里又一次論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經濟、技術工作的關系問題。他在這里進一步強調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思想、政治工作一放松,經濟、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從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線,到是統帥、靈魂,表明毛澤東對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這種認識是毛澤東在分析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以后形成的。我們還注意到,他在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還提出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空頭政治的“左”傾空談主義;另一種是脫離政治的右傾實用主義。這兩種錯誤傾向實際上都是因為割裂了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技術工作的辯證關系造成的。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提出了政治掛帥問題。他說,書中不強調政治掛帥,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我們的政治掛帥,就是為了提高居民的覺悟程度。[7]

      我們看到,毛澤東是在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缺點的時候,直接提出政治掛帥問題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反復強調物質刺激,長此以往會把人引導到個人主義的道路上去。我們強調政治掛帥就與此不同,不是靠物質刺激,而是靠提高居民的政治覺悟,用共產主義思想來武裝人們的頭腦,用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來激發人們的斗志,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從中不難看出,在這方面中共和蘇共是存在重大不同的。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提出的政治掛帥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出發,在列寧關于階級、政治和經濟關系分析的基礎上,不僅提出了政治就是階級斗爭,還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技術工作的生命線,又進一步強調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統帥和靈魂地位,在這個背景下才提出了政治掛帥的概念。

      政治掛帥要求不僅共產黨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時候,還要求廣大干部和群眾在做實際工作的時候,都要從政治上來處理問題,把政治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將政治放到生命線、統帥和靈魂的地位來對待。要做到這一點,就要維護以工農兩大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政治掛帥統攬全局,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現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系,限制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用無產階級思想文化代替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指導地位。這就要求不論共產黨的領導人還是黨員干部、群眾,在實際行動中要處理好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以及堅持組織原則和保持個人認識的關系,既反對脫離實際的空頭政治,也反對不問政治的實用主義,在實踐中能夠真正將政治掛帥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把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

      由此看來,政治掛帥是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從生命線、統帥和靈魂上一步步發展過來的。政治掛帥進一步突出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的地位,把政治掛帥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人民一切行動的出發點,用共產主義思想來教育群眾,提高人的思想覺悟,改造人的世界觀,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舉措。

      (2)政治掛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創舉。

      政治掛帥是毛澤東提出來的。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創新式的發展。政治掛帥這個術語雖然是建國以后提出來的,但是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踐行了政治掛帥的方針,以政治掛帥來領導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行動準則。當然,毋庸諱言,政治掛帥的實施是在沖破重重阻礙以后才一步步被推向前進的。

      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分析,政治掛帥的提出是有科學依據的。這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深入分析以后提出來的。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出發,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上層建筑包括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政治屬于政治上層建筑方面,思想屬于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因而政治和思想在一定條件下就會對經濟基礎起到決定性作用。同時,政治就是階級斗爭。三大改造完成后,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8]因而政治掛帥就是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正是基于這種分析,毛澤東才提出政治掛帥的。這就是政治掛帥的能動性,也就是政治掛帥的科學性。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到,政治掛帥已經踐行于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實踐中。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浴血奮戰,英勇斗爭,赴湯蹈火,勇往直前,把他們火紅的青春獻給了革命和建設事業,甚至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不少人連名字也沒有留下,僅將為之奮斗的事業留在了歷史的長河中。這種無私奉獻和英勇獻身的精神,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強大推動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取得的勝利改變了中國,震撼了世界,不論在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上都是風采卓卓獨領風騷的,激勵著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為砸爛舊世界而斗爭。沒有政治掛帥的思想指導,就不可能戰勝殘存在頭腦深處的私心雜念,也就不會產生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精神和動力,也就難以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改變不了中國,又如何能夠影響世界呢?同時,蘇聯共產黨由于沒有堅持政治掛帥,進而導致亡黨亡國的悲劇也從反面對政治掛帥作出了驗證和說明。因而堅持政治掛帥不論是從正面還是從反面都已經經過了時代的檢驗。這就是政治掛帥的實踐性。

      由此可以看到,政治掛帥既有嚴肅的科學性,又有豐富的實踐性,是科學性和實踐性的統一,貫穿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中。我們既要認識到政治掛帥的科學性,又要認識到政治掛帥的實踐性,將政治掛帥踐行于實際的工作中。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政治掛帥的提出,決不是離開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而是要使政治在這幾個方面的發展中處于統治地位,要政治領導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而不是讓政治處于從屬地位。這就要求我們正確認識政治掛帥,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脫離實際的強調政治掛帥,而要將政治掛帥與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結合起來,使政治能夠統帥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將政治掛帥踐行于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歷程中,使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沿著政治掛帥的軌道前進,讓社會的發展成果能夠真正為以工農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享有,而不是適得其反。

      在政治掛帥的社會實踐中,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脫離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發展的空頭政治;另一種是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離開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發展的空頭政治,是沒有前途的。這絕不是真正的政治掛帥,而是披著政治掛帥的外衣,講著政治掛帥的華麗語言,夸夸其談,外強中干,不僅不能真正做到政治掛帥,還要敗壞政治掛帥的聲譽,糟蹋政治掛帥,最終使政治掛帥流于形式,毀掉革命大業。這是政治掛帥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離開政治掛帥去談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就會使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失去方向,最終會偏離科學社會主義軌道,走向修正主義,進而復辟資本主義。這就是政治掛帥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因而在執行政治掛帥的過程中,就要同時反對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列寧科學揭示了政治的含義,闡明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突出了政治的首要地位。毛澤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政治掛帥,明確了政治在一切工作中處于生命線、統帥和靈魂的地位,把政治掛帥踐行于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實踐中,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早日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注意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雖然列寧在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上做出了深刻論斷,但是后來的蘇聯共產黨人并沒有沿著列寧開辟的道路進一步前進,只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并發展了列寧主義的這一觀點,不僅提出了政治掛帥,還踐行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斗爭中。這樣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執政黨之間產生了矛盾,成為雙方在反修防修斗爭中的重要分歧,進而成為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重要歷史背景之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掛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創舉。這種創舉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出發,立足于三大改造完成后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實際情況,著眼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千秋大業提出來的。從對政治掛帥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政治掛帥不僅有嚴肅的科學性,還有豐富的實踐性,是科學生和實踐性的統一。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歷程已經從正反兩個方面對政治掛帥進行了檢驗和回答。是否踐行政治掛帥成為關系到能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生死攸關的大事。

      (3)政治掛帥的四個樣板。

      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以政治掛帥為指針,將政治掛帥落實到實際工作中,涌現出鞍鋼、大慶、大寨、軍隊這些堅持政治掛帥的樣板,于是全國上下高舉鞍鋼憲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成為踐行政治掛帥的強大動力,推動了政治掛帥在全國各行各業的普及,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

      ①   鞍鋼憲法。

      鞍鋼憲法是踐行政治掛帥的樣板。鞍鋼憲法是在政治掛帥的指導下形成的,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政治掛帥的普及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應該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時候鞍鋼的探索作出了一個表率。

      這種探索并不是一開始就有意識地這樣做的,而是后來在實踐中逐漸形成的。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采取一長制,依靠專家治廠,利用行政命令,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管理工廠,形成了馬鋼憲法。當時鞍鋼人認為馬鋼憲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鞍鋼這個現代化的企業,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認為照搬馬鋼那一套就行了。這是一開始鞍鋼人的想法和認識。

      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蓬勃興起,鞍鋼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事求是,敢想、敢說、敢于,開始思考問題,相信群眾運動,懷疑一長制,懷疑馬鋼憲法。他們在實踐中堅持政治掛帥,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通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大搞群眾運動,采取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逐漸總結出一套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的管理措施,寫成總結報告向中央匯報。毛澤東看后認為“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9]

      鞍鋼憲法最鮮明的特點是政治掛帥。政治掛帥具體表現在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上。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執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實施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這樣就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出發,繼承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沖破了蘇聯馬鋼憲法的束縛,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發展的新路。

      鞍鋼憲法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形成的,整個憲法貫穿著政治掛帥的精神。毛澤東在鞍鋼與馬鋼的對比中,將鞍鋼的經驗總結稱之為憲法,賦予鞍鋼經驗這樣高的地位,不僅表明了他對鞍鋼經驗的肯定,也表明了鞍鋼經驗在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建設中的地位。這是在激情迸發的時代,充分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實行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以政治掛帥引領企業發展,打破崇洋媚外意識,破除教條主義、奴隸主義,找到的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企業發展的正確道路。

      ②      工業學大慶。

      大慶是我國工業戰線上踐行政治掛帥的樣板。石油是工業的血液。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孤立、封鎖和制裁,一九六○年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撕毀協定、撤走專家,給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困難。這個時候工業發展對石油出現了剛勁需求,石油供需矛盾日益尖銳,嚴重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當勘探發現東北松遼盆地存在豐厚的石油儲量后,為了在較短的時間內拿下這個大油田,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由石油部具體規劃部署,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從全國各地調集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一鼓作氣,萬眾一心,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大慶油田會戰。人民解放軍也抽調兩個陸軍師、一個步兵團和一個炮兵營共三萬余人參加了這次會戰。[10]

      為了搞好這次石油大會戰,石油部以政治掛帥為指針,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建設。他們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從上到下建立政治工作機關,配備政治工作干部,為踐行政治掛帥、進行石油會戰提供組織保證。參加石油大會戰的人,不論是干部還是職工、工程師還是一般技術員、指揮員還是戰斗員,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以政治掛帥來規范個人的言行,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主動投身于石油大會戰的斗爭中。他們以工業發展根本利益為重,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總是以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而不是斤斤計較于個人的收入與得失,因而在會戰中能夠及時化解矛盾,團結一致,敢于拚搏,一往無前,體現了克己奉公勇挑重擔的時代精神。

      在政治掛帥引領下,大慶油田會戰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優良作風。參加會戰的建設者堅持“高度的革命精神與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的原則,創造出工人和基層單位的“五好”標準(即政治思想好、勞動生產好、作風好、技術學習好、團結互助好),干部“三定一頂”的勞動制度(即干部參加勞動“定崗位、定時間、定職責,頂替定員”),對干部“約法三章”(堅持發揚黨的艱苦奮斗的傳統,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永不特殊化;堅持克服官僚主義,不能做官當老爺;堅持“三老四嚴”的作風,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永不驕傲,永不說假話)。[11]他們還要求在工作中要做到“三老四嚴”(即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四個一樣”(即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干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干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干工作一個樣。)這些在石油大會戰中形成的標準、制度和作風,是在政治掛帥的引領下出現的,是在破除了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的影響后形成的,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革命激情和生產積極性,推動了石油大會戰的迅速發展。

      在大慶油田的建設中,政治掛帥最終還是要見之于人們的實際行動中。只有人們的實際行動,才是鑒別是否踐行政治掛帥的唯一標準。只有真正做到了政治掛帥,才會使生產得到高速發展。在開發大慶油田的會戰中,從全國各地抽調的工人、干部、技術人員、民工和解放軍官兵,將政治掛帥銘記心間,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將自己生命的年華獻給了祖國的石油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藐視困難,壯志凌云,萬眾一心,斗地戰天,莽莽草原扎營盤,快速拿下大油田,甩掉中國貧油帽,全國人民齊歡顏。這充分顯示了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高度思想覺悟,也是他們無私奉獻精神的真實寫照。沒有政治掛帥的思想武裝,要具有這樣的精神面貌是不可能的。

      鐵人王進喜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先進典型。他哼出的“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勁大,天大困難也不怕”的戰歌,是那個火紅的時代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天換地的雄偉史詩。他立下的“寧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是那個火紅的時代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大公無私精神的生動體現。他發出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斗志,是那個火紅的時代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排除萬難改造中國的豪邁宣言。

      這樣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由石油部具體指揮,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以“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來武裝頭腦,發揚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大慶油田就橫空出世般地出現在人們面前,一九六五年中國就實現了石油自給。參加大慶油田會戰的人們,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以嚴謹的科學精神,沖天的革命干勁,吃苦耐勞,公而忘私,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實踐中走在了工業戰線的前列,使大慶成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政治掛帥的春風吹遍了整個工業戰線,迅速掀起了工業學大慶的熱潮,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比學趕幫運動,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③   農業學大寨。

      大寨是我國農業戰線上踐行政治掛帥的一個樣板。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陽縣東南5公里的虎頭山下,地處太行山腹地,海拔1000多米,總面積1﹒88平方公里,當時是一個僅有三百多口人的小山村。這里的自然條件惡劣,土地貧瘠,全村耕地被溝壑切割成無數小塊,分散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堅持政治掛帥,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三戰狼窩掌,決戰虎頭山,改造了全村七條大溝,把深溝變成了良田。在浩大的治溝工程中,大寨人沒向國家要一分錢,完全憑借自己的雙手,苦干、實干、加巧干,終于實現了豐收的宿愿。而后他們繼續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培植“魚鱗坑”,營造“海綿田”,種植實驗田,不僅解決了大寨農民的吃糧問題,還每年向國家交售幾十萬斤糧食。

      特別是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特大洪澇災害的情況下,陳永貴率領大寨一班人,不訴苦,不抱怨,不向上伸手,不向兄弟社隊求援,堅持“三不要”(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資),做到“三不少”(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不少),緊緊依靠集體的力量戰勝了自然災害,先治坡,后治窩,進行災后重建,恢復農業生產。這一年他們在留足社員口糧和集體儲備糧后,還向國家交售24萬斤糧食,成為大寨人集體主義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的生動體現。[12]

      大寨成績的取得是堅持政治掛帥的結果,陳永貴無疑是踐行政治掛帥的帶頭人。為了抵制物質刺激、工分掛帥的沖擊,他以政治掛帥為指針,在大寨創立了自報公議工分,取消了自留地,實行了大隊基本核算制度,還主動支援困難社隊,反對投機倒把,又總結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身體力行不向國家伸手,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來克服困難,用提高思想覺悟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他傳授的大寨經驗,處處充滿著毛澤東思想,洋溢著政治掛帥的精神,從頭到尾都是辯證法。[13]

      農村出身的陳永貴帶領黨支部一班人,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堅持政治掛帥,將大寨農民團結在周圍,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開田,整治山河,不僅徹底改變了大寨的面貌,還使大寨這樣一個貧困缺糧的小山村變成了一個糧豐人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如同一朵艷麗的梅花在太行山的風雪中凌寒綻開,顯示出政治掛帥的巨大威力,放射出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

      黨和政府極為重視大寨人在陳永貴帶領下,堅持政治掛帥,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斷鞏固和壯大集體經濟,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在聽取山西省委介紹時,贊賞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艱苦奮斗精神。農業部專門派出調查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調查報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從此,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4]

      ④      全國人民學解放軍。

      解放軍是踐行政治掛帥的一個樣板。

      本來,早在人民軍隊創立之初,毛澤東確立的建軍思想和路線中就明確了政治建軍的指導原則,反對單純軍事觀點。這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艱苦奮斗的作風,不怕犧牲、英勇奮戰、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人民軍隊正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堅持政治掛帥,才能夠不斷迭挫強敵,取得勝利,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

      建國以后,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后,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成為這一時期軍隊工作的鮮明特點。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中心議題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會議通過《關于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人民軍隊建設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認真進行思想教育,堅決反對各種不良傾向,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對這個決議非常重視,親自作修改。十二月二十一日,《決議》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黨全軍執行。

      從六十年代初起,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全軍先后進行了“兩憶三查”(即憶階級苦、憶民族苦,查立場、查斗志、查工作)、“學習毛澤東著作”活動和“四好連隊”(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戰士”(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運動。這些活動和運動不僅對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層連隊建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還改造人的世界觀,堅定信仰,陶冶情操,涌現出了雷鋒、歐陽海、王杰等一批奮勇獻身的英雄人物,成為全軍的楷模,大大激發了全軍指戰員的斗志。

      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干部下連當兵。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干部下基層當兵加強連隊工作,改進領導作風蔚然成風。深入基層的干部不僅同戰士堅持“五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操作、同娛樂),而且幫助連隊解決實際問題,深受基層官兵的歡迎。[15]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在全軍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16]他根據新時期軍隊建設的實際情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緊緊抓住軍隊工作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政治掛帥為指針加強軍隊建設,大力倡導全軍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究實用,立竿見影,提出“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重申“三八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充分發揮廣大指戰員的主觀能動性,提高政治素質,加強戰備訓練,苦練殺敵本領,注重近戰、夜戰演練,不僅改變了全軍官兵的精神風貌,還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

      由此可見,政治掛帥本來是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是人民軍隊政治建軍的指導方針,是人民軍隊之魂。只有堅持政治掛帥,執行政治建軍路線,人民軍隊才能夠不斷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不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建國以后,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向披靡天下無敵,就是因為政治掛帥已經為人民軍隊的建設打下了克敵致勝的根基的緣故。

      以上我們簡要介紹了政治掛帥的四個樣板,這四個樣板不過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政治掛帥的突出代表而已。正是因為它們是政治掛帥的典型,因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才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號召,[17]同時鞍鋼憲法也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踐行鞍鋼憲法,學習大慶、大寨和解放軍的運動中,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建設的熱情空前高漲,政治掛帥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成為各行各業的建設者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涌現出了一系列先鋒模范人物,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

      (4)在政治掛帥上的兩條不同路線。

      在政治掛帥的問題上,黨內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堅持政治掛帥;一條是主張經濟掛帥,表現為技術掛帥、利潤掛帥、工分掛帥、獎金掛帥等多種形式。經濟掛帥不僅存在于中國共產黨黨內,也廣泛存在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堅持政治掛帥,才能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加強共產黨的領導,使社會主義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堅持經濟掛帥,就會以經濟建設作為部署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把政治放在次要地位,這樣的發展最終會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因而是堅持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上的不同路線,是由于在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兩條路線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運動上存在嚴重分歧,主要原因是由于在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上存在嚴重分歧。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反映社會基本矛盾。因而政治掛帥上兩條路線的斗爭就集中表現在三大改造業已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到底還是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上。如果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就要將階級矛盾放在首要地位,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就是階級斗爭,就必須堅持政治掛帥。如果階級矛盾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那么就不必將階級矛盾放在首要地位,而是要把經濟放在首要地位,就要堅持經濟掛帥。由此我們看到,政治掛帥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實持上就是在社會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堅持政治掛帥決不是不要經濟,也不是不重視經濟的發展,而是在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上,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以政治來作為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因而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僅要防止脫離經濟的空頭政治傾向,還要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在堅持政治掛帥中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中以政治掛帥為指導,將政治掛帥和發展經濟結合起來。這在建國后三條總路線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在政治掛帥上的兩條路線,不僅表現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上,也表現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上。過渡時期總路線簡稱“一化三改”(即工業化和三大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實踐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兩條總路線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第三條總路線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問題。三條總路線就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但是集中在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上表現出來。這是因為三條總路線踐行的時期,階級矛盾都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雖然階級矛盾都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卻存在重大不同,在劃分標準上存在差異。過渡時期總路線時的階級矛盾是按是否占有生產資料資料來劃分的,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時的階級矛盾是以政治思想來劃分的。但不管劃分標準如何,階級矛盾都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鑒于此,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表現在三條總路線的斗爭上,三條總路線的斗爭又是階級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否堅持政治掛帥就成為三條總路線斗爭中兩條路線斗爭的鮮明特點。

      堅持政治掛帥上的兩條路線,必須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脫離經濟的空談主義,這是政治掛帥問題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二是脫離政治的實用主義,這是政治掛帥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要堅持政治掛帥,不僅反對脫離政治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也要反對脫離經濟的“左”傾機會主義傾向。這就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堅持政治掛帥的正確方向,既反對政治掛帥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又反對政治掛帥上的“左”傾機會主義,把政治掛帥真正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將政治掛帥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在政治掛帥上出現兩條路線的斗爭不是偶然的,這是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要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只有從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角度,才能真正認識到堅持政治掛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我們不僅要正視政治掛帥上存在的兩條路線斗爭,還要認識到能否堅持政治掛帥,將政治掛帥進行到底,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5)政治掛帥的意義。

      實行政治掛帥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   堅持政治掛帥,才能抓住社會主要矛盾,撥正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掛帥根源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完成后,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但是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著兩條道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而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這個時候面臨的第一位的任務。要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就必須緊緊抓住主要矛盾,立足解決主要矛盾,搞好階級斗爭。既然在一定意義上說,政治就是階級斗爭,[18]那么要解決主要矛盾,就必須堅持政治掛帥,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就要以政治掛帥來武裝頭腦,保持政治掛帥警鐘長鳴,將政治放在鞏固政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第一位,使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從政治上來觀察、處理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堅持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

      ②      堅持政治掛帥,才能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政權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要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矛盾。這種矛盾不僅表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其它所有制經濟之間,也表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以及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也表現在人和人之間,以及分配領域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既然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部存在著這些矛盾,要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必須解決這些矛盾。要解決這些矛盾,就要從無產階級政治的發展要求出發來推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與經濟相比占有首要地位,[19]是政治統帥經濟,而不是相反。因而就必須堅持政治掛帥,以政治掛帥來解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存在的矛盾,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調整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限制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政治掛帥能夠推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說到底還是因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能動作用的結果。

      ③   堅持政治掛帥,才能維護中國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

      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表現為當家做主,在經濟上表現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文化上表現為工農群眾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文化,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堅持政治掛帥,就是要在政治上維護工農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在經濟上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文化上維護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這是因為堅持政治掛帥,就是要以無產階級政治來統帥一切。無產階級政權存在的階級基礎是工農聯盟,工農兩大階級在政權中處于統治地位,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為了維護工農兩大階級的物質利益,就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工農群眾合理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為了維護工農兩大階級的文化利益,就要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使工農兵成為文藝的主角,占領社會主義文藝舞臺。只有堅持政治掛帥,才能確保工農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維護工農群眾的物質利益,滿足工農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這樣能不能維護人民群眾的的根本利益,就成為是否踐行政治掛帥的檢驗標準。當然,這里要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問題。政治掛帥成為維護工農群眾根本利益的堅強保證。共產黨不僅要以政治掛帥為指導,還要能夠宣傳、組織工農群眾,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成為維護自身根本利益的主體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將政治掛帥真正落到實處。

      ④   堅持政治掛帥,才能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建國以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執政的階級基礎是工農聯盟。堅持政治掛帥可以進一步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和階級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工農聯盟的鞏固與發展,又會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雖然政治掛帥的提出是由經濟掛帥和物質刺激直接引發的,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展的大局出發提出來的。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盡管政治掛帥這個術語是在三大改造后提出來的,但是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踐行了政治掛帥的基本準則。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戰勝強敵、所向披靡的政治指針。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政治掛帥的提出,不僅是要消除經濟掛帥和物質刺激對社會發展造成的消極作用,更是通過發揮政治對經濟基礎鞏固和發展的能動作用,來進一步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通過政治掛帥來提高全體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增強黨員干部隊伍的凝聚力,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在斗爭中不斷改造世界觀,自覺影響和發動群眾,做群眾的引路人。這樣就能夠使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形成強大的共鳴,齊心協力,步調一致,共同行動起來,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為反對黨內修正主義,完成黨確定的宏偉目標而斗爭。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堅持政治掛帥具有重要意義。堅持政治掛帥,不僅能夠抓住社會主要矛盾,撥正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還可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又足以維護中國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更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政治掛帥來處理問題,就可以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開辟一條光明大道。

      2、評析“五七指示”。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掛帥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根源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來的。“五七指示”則是建設新世界的綱領,只有在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后,新世界才能夠建成。這樣以建設新世界為目標,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為手段,就將政治掛帥和“五七指示”聯系在了一起,因而我們的研究就從政治掛帥和“五七指示”的關系說起。

      (1)政治掛帥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針。

      從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到,政治掛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出發,為了堅持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發揮政治對經濟能動作用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政治掛帥不僅存在于革命戰爭年代,也存在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政治掛帥指導下,我們不但要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建設一個新世界。政治掛帥就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

      “五七指示”就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工農商學兵黨政等社會發展的諸方面規劃的宏偉藍圖。在實現這個宏偉藍圖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政治掛帥的方針,以政治掛帥來指導和協調各方面的行動。只有堅持政治掛帥,以無產階級政治為最高原則,才能在共產黨領導下,將工農商學兵黨政統一起來,促進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順利發展,創造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因而我們說“五七指示”不僅以政治掛帥為指導,同時又是將政治掛帥落實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轉化為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實際行動的有效途徑。

      政治掛帥成為貫徹“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針,是因為政治掛帥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才明確提出來的。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決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社會才能不斷向前發展,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五七指示”從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構建了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決的情況下,才能使這個宏偉藍圖得以實現。政治掛帥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決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就能夠實現“五七指示”規劃的宏偉藍圖,因而政治掛帥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方針。

      這樣我們就發現了政治掛帥、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及“五七指示”之間的邏輯聯系。政治掛帥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提出來的,只有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才能使“五七指示”的宏偉藍圖得以實現。這樣以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決為紐帶,將政治掛帥和“五七指示”聯系在了一起,政治掛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成為“五七指示”根本指針的。

      (2)、 “五七指示”的內容及其剖析。

      “五七指示”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后,給林彪寫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起草的呢?其內容又如何呢?

      ①      “五七指示”的形成。

      “五七指示”雖然是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軍委總后勤部的報告以后作出的,但是從軍史的考察中不難看出,從源頭上來說還是來自于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和思想,是人民軍隊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新時期的進一步發展。這是因為毛澤東早在人民軍隊創建初期,就明確指出,我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而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他為人民軍隊規定了打仗、做群眾工作、生產三大任務。他指出,我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一個生產隊。[20]比如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王震率領三五九旅開到南泥灣,開墾田地,發展農副業生產,把野獸出沒、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建國以后人民解放軍也在完成鞏固國防任務的同時,響應黨和軍委號召,積極發展農副業生產,支持國家經濟建設。

      人民解放軍官兵在六十年代前期國家遭遇經濟困難時,自覺為國家分憂解難,與人民群眾一起共渡難關。中央軍委和各總部曾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各部隊通過挖掘潛力,增加生產支援國家恢復經濟。全軍各團以上單位均興辦起農場,種糧種菜養豬,做到了蔬菜基本自給,肉食自給達到50%—70%。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全軍向國家上交生豬10萬頭以上,并大量支援地方糧食和蔬菜。[21]

      部隊從事農副業生產,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自身的糧食和副食品需求,改善了部隊生活,還減輕了國家負擔,為備戰創造了重要的物資條件。中央軍委總后勤部是主管全軍后勤供應的工作部門,對部隊從事農副業生產進行調研以后,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向中央軍委報送了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

      報告說,從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于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22]

      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林彪收到總后勤部的報告以后,五月六日將報告呈送毛澤東批閱。毛澤東審閱這個報告以后,五月七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由于這封信是毛澤東在五月七日寫的,后來被稱為“五七指示”。這就是“五七指示”的由來。

      ②      “五七指示”的內容。

      毛澤東審閱總后勤部報告后寫給林彪的信,被稱為“五七指示”。“五七指示”的內容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23]

      這封寫給林彪的信,毛澤東先是寄給林彪征求意見,而后又進一步提議將這封信印發中央軍委以及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后執行,于是他又給林彪寫了如下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毛澤東五月七日給林彪的信——引者注)如你同意,即可印發中央軍委以及此次會議,讓他們帶回去,加以討論,如無意見,即可執行。印時,要請中央加個批語。請你酌辦。

      毛澤東

      五月十四日 [24]

      林彪收到毛澤東的批示以后,將毛澤東五月七日給他的信件和總后勤部的報告印發中央軍委和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五月七日信件和軍委總后勤部的報告轉發全黨,在所加的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于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面,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25]

      ③      “五七指示”的剖析。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肯定了總后勤部的報告,建議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召集軍、師兩級干部進行討論,將其意見上報軍委,再印發軍委和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后,以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執行。這表明毛澤東對于總后勤部的報告是重視的,對這個報告和他給林彪的信的處理是慎重的,也是符合組織程序的。這是毛澤東民主作風的重要表現。

      “五七指示”雖然是由總后勤部的報告引發的,具有偶然性,但是從中國革命斗爭的邏輯和社會發展上來說,卻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因為“五七指示”不僅體現了政治建軍的路線和思想,同時也是人民軍隊戰斗隊、工作隊和生產隊的重要體現,是人民軍隊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新時期的進一步發展。一九六四年以來,全國人民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力學習解放軍,這樣軍隊的變化勢必對地方產生巨大影響。[26]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我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入新民主主主義社會進而又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為了使社會主義社會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就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創造條件。我們注意到,“五七指示”并非僅僅是對軍隊作出的指示,而是對包括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發展規劃的藍圖,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進而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綱領。從這方面上來說,“五七指示”的作出是具有必然性的。

      “五七指示”為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綱領。這個綱領勾畫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為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這就是要在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的前提下,既要進行生產,又要進行革命,不斷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斷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物質和精神條件。

      要創造這樣的物質和精神條件,就必須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這就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五七指示”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作出的,提出政治掛帥又是根源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因而“五七指示”就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出的指示。

      在物質水平低的條件下是建立不成共產主義社會的。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必要條件。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要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特點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具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農村集體所有制在人民公社內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存在著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制形式,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這就要在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將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進而向人民公社過渡。在實現了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后,再創造條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實現人和人之間平等的關系,首先要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這是人和人之間平等關系得以實現的物質基礎。不僅如此,還要破除政治領域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分配領域實行按照分配的同時,還要限制分配領域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將按勞分配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結合起來,防止兩極分化的出現。

      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建立,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基本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本建立后,要求建立適應其發展的上層建筑。這就要緊緊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這個關鍵,把階級矛盾作為部署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只有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才能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要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就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又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進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將作為公仆的廣大干部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實現以工農兩大階級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使無產階級政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進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觀,徹底改變人的精神面貌,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通過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五七指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出的。“五七指示”主張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文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進行教育革命,培養一代新人,使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援城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村工業化、城鎮化,促進工農業的協調發展。在此基礎上,逐步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不斷促進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從物質、精神和制度等方面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礎和條件。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五七指示”的作出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進而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五七指示”產生的根源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只有在這些矛盾解決以后才能創造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找到一條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進而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光明大道。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說“五七指示”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建設新世界的綱領。

      “五七指示”的主要內容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年》中首次向全國公布的。社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對“五七指示”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說明。社論指出:

      毛澤東同志這個光輝的思想,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經驗,研究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經驗,特別是吸取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創造性地對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的答案。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

      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促進人們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決裂。從而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鏟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促進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業的畸形發展,就可以使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

      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就可以實現全民皆兵,大大加強我們的戰備工作。帝國主義膽敢侵犯我們,就會被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澤東同志說的去做,我國七億人民就都會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設者和保衛者。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

      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27]

      (3)、“五七指示”的意義。

      “五七指示”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①      “五七指示”勾畫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如何發展才能夠消除弊端,糾正錯誤,在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中取得勝利,向著共產主義社會邁進,決不是僅僅喊喊口號,或者寫幾篇文章就能夠實現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落實到社會主義社會各個行業的發展中。

      我們注意到,“五七指示”里面談到了工農商學兵黨政七個方面,雖然著重談了工農兵學這四個方面,其實黨政商這三個方面也是這樣。這在“五七指示”中作了明確說明。工農商學兵黨政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五七指示”實際上指出了各個行業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五七指示”就是將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落實到工農商學兵黨政中去的指導方針。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這個指示真正落實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行業中,使這個行業的人們能夠真正動員起來,打贏兩種社會制度較量的攻堅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把這個指示的精神落實到工農商學兵黨政中,各個行業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僅要規劃發展藍圖,注重本行業的發展,還要向其它行業滲透,做到“一專多能”,同時還要批判資產階級,指明行業綜合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使整個社會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只有戰略上的謀劃,沒有戰術上的落實,是難以取得成效的。“五七指示”就是從戰略上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宏偉藍圖落實到戰術上的實施綱領。因而“五七指示”不僅規定了社會各個行業的發展狀況,還對各個行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才能保證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等問題,制定了發展的宏偉藍圖。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說“五七指示”是從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出發,立足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不僅從戰略上還從戰術上,將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落實到社會發展的各個行業中,具體指出了各個行業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各個行業及它們之間的綜合發展中,保證整個社會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②      “五七指示”是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銳利武器。

      “五七指示”是在反修防修的背景下作出的,“五七指示”的踐行成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銳利武器。

      貫徹“五七指示”,就要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進行批判資產階級的斗爭。真理愈辯愈明。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通過“四大”進行爭鳴和批判,在思想的交鋒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中,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僅成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而且還要占領社會意識形態陣地,使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真正認識到什么是階級斗爭、為什么要進行階級斗爭、如何進行階級斗爭以及一旦資本主義復辟就會給廣大工農群眾帶來的深重苦難。這就要在斗爭中動員起廣大群眾的力量,深入批判資產階級,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在靈魂深處發生革命,使無產階級世界觀戰勝資產階級世界觀,培養社會主義一代新人。

      貫徹“五七指示”,是密切干群關系,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道路的有效途徑。黨政機關的黨員干部不僅到工廠、農村去參加勞動,而且還開辦五七干校,輪流到五七干校勞動。知識分子也走出單位、學校、實驗室,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到工廠農村去進行勞動。在勞動中,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不僅進一步認識了中國的國情,了解到群眾的疾苦,還使他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改造。這是克服黨員干部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使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反修防修的有效手段。

      貫徹“五七指示”,是消除階級分化,鏟除修正主義社會基礎的有力保證。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產生,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反映。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不會出修正主義?當時中國的修正主義階層人數不多,但是分布相當廣泛。[28]因而要反修防修,避免修正主義上臺,就必須鏟除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復辟。“五七指示”,就是打破修正主義社會基礎的有力武器。“五七指示”,黨員干部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現,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到生產一線參加勞動,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群眾知識化,這樣就使人們超越階層的限制,在不同崗位間進行合理流動,逐漸縮小不同行業之間的差別,有利于打破階層固化,逐漸鏟除修正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這是一個長期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

      貫徹“五七指示”,是改造人的世界觀的有效手段。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觀。[29]要改造人的世界觀,單純強調個人的修養是不夠的,僅僅進行整風也是難以取得成效的。人的世界觀的改造,只有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實踐中,才能夠得到改造。不僅是黨員干部、知識分子的世界觀,而且工農群眾的世界觀也要進行改造。“五七指示”,就為工農兵學商黨政各個行業的人們改造世界觀指明了方向,成為他們進行世界觀改造的有效手段。因而只有在三大革命實踐中,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在真善美和假丑惡的論辯中,在正確與錯誤的思想交鋒中,才能夠清除資產階級世界觀,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靈魂深入爆發革命,鏟除修正主義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取得反修防修斗爭的偉大勝利。

      “五七指示”的貫徹,有助于打破現有的階層固化,鏟除修正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這是一次改造人的世界觀的偉大斗爭。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到達斗爭的第一線,通過“四大”的方式,和廣大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在斗爭中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這樣就不僅能夠鏟除修正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而且還消除了修正主義存在的思想基礎,達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

      ③      “五七指示”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

      人的全面發展,就是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這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在擺脫了剝削和壓迫以后,才有可能使人們擺脫奴隸般的分工,從機械般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使勞動由謀生的工具變為人的第一需要,從片面發展中向人的全面發展過渡,并最終在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能夠得以實現。[30]

      現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是專業之間的分工越來越細,另一方面是各個專業之間出現了交叉乃至于綜合發展的趨勢。現代科學的發展不僅要求專業性的人才,而且還需要綜合型的人才,是專業與綜合統一的復合型人才。只有這樣才能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來解決現代科學文化中存在的問題。“五七指示”就是在現代科學文化發展趨勢的背景下作出來的。貫徹“五七指示”,就要求我們從學科與專業之間交叉的現實出發,在實際工作中要注重人的全面發展,為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創造條件。

      “五七指示”,要求工農商學兵黨政等各個單位,立足于本行業的發展實際,在搞好本行業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學政治,學工,學農,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進行思想革命,參加革命實踐活動,加強體育鍛煉,發展愛國衛生運動,從事文化娛樂活動。這樣就使人們從單一的崗位上解放出來,以本業為主,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體育、藝術等方面都能夠得到發展,從職業的奴隸變成工作的主人,在全面發展中當家做主。

      貫徹執行“五七指示”,不是消滅社會分工,是使社會分工變得更為合理,逐漸消除因為社會分工產生的階層固化,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這樣即使隨著科學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分工更為精細的情況下,也難以出現由于社會分工不同導致的階級分化。

      “五七指示”,要求一業為主,兼學別樣。不僅使人們能夠學習各項技能和文化知識,還提供了進行實踐的場所。工農商學兵黨政都是這樣。這就為這些行業的人們,提供了深入其它行業學習和工作的機會,使他們在實踐中不斷提高水平,為他們成為一專多能的人才創造了條件。人們從單調、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在各個行業之間合理流動,能夠從事多種職業,不僅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實際上還為消滅分工造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現象提供了有利條件,真正做到人的全面發展。

      “五七指示”就是要使社會主義社會從事工農商學兵黨政各個行業的人們,擺脫單調、奴隸般的分工,在干好本行業工作的基礎上,還要從本行業中解放出來,學政治、學文化、學工、學農、從事文藝和體育活動,自覺捍衛無產階級政治,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人人關心國家大事,人人能夠努力工作,使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夠實現。“五七指示”就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

      ④      “五七指示”為消除三大差別開辟了廣闊道路。

      三大差別就是三大矛盾,具體說來是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這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社會主義就是要解決這些差別和矛盾。社會主義也是在這些差別和矛盾的解決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五七指示”為這些差別和矛盾的解決開辟了廣闊道路。

      工農差別,就是工人和農民的差別。解決工農差別,不是把工人的收入壓低到農民的水平,而是要把農民的收入提高到工人的水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實現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農業機械化,這樣就使得大部分農民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分離出來的農民,不是到城市打工,而是在當地農村就業。這就要在農村實現工業化。人民公社化運動就為實現農村工業化提供了發展的道路。毛澤東稱社辦工業是人民公社光輝燦爛的希望。[31]農村工業化是解決工農差別的根本途徑。毛澤東在“五七指示”中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是再次強調而已。

      城市差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差別。解決這個問題,不是把城市壓縮到鄉村的水平,而是要把鄉村提高到城市的水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將農業集體化、機械化和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結合起來,循序漸進,穩扎穩打,逐漸縮小將農村和城市的差距,直到最后使農村趕上城市的發展水平。農業集體化的實現,為農業機械化提供了前提。農業機械化實現以后,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不是外出到城市做工,而是依靠農村工業化來吸收。農村工業化發展起來以后,工業所在地,也就是人民公社駐地,就奠定了城鎮化的根基。這樣在集體化、機械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以后,不僅多數農民能夠在本地就業而不外出做工,農村學生也是畢業后多數回到農村就業。這樣不僅將利潤留在了農村,而且將消費和勞動力、人才也留在了農村,進一步擴大了農村市場,為農村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樣我們看到集體化、機械化、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緊密聯系依次發展的一個整體,在農村“四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都在急劇縮小。在農村工業迅速發展的情況下,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會不斷擴大。這種擴大主要表現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部城市全民所有制經濟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的交流。隨著城鄉經濟貿易交流的擴大,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經濟不但得到鞏固和發展,而且在條件適宜的時候向全民所有制經濟過渡。當著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經濟逐漸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時候,工農差別和城鄉之間的差別也就消失了。“五七指示”實際上指出了解決城鄉差別的正確道路。

      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一方面表現在從業環境上,另一方面表現在收入上。這種差別是歷史形成的。既不能采取強制措施將他們之間的差別硬性拉平,也不能對于它們之間的差別無動于衷。只有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采取適宜的方式,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逐步縮小它們之間的差別,直到最后予以解決。工農群眾要學習文化知識,提高文化水平,而知識分子和學生要到工廠和農村,走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和廣大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在實踐中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文革期間,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大批判,管理學校和文化單位,創辦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醫療衛生工作人員到農村培養赤腳醫生,進行教育革命,改革招生制度,就是這些措施的具體表現。“五七指示”為這些措施的實行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由此看來,三大差別的存在是客觀的。我們既不能對于三大差別漠然置之,也不能操之過急,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去硬性縮小三大差別,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采取適宜措施不斷縮小直到最終消除三大差別。這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五七指示”,就是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基礎上,不僅為縮小、消滅三大差別開辟了廣闊道路,還是進行這種斗爭的指路明燈。

      ⑤      “五七指示”為構建新社會指明了發展方向。

      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如何才能夠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五七指示”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在一九五六年我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仍然存在著系列社會矛盾,表現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基本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主要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存在,決定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前途,或者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或者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要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就要發展社會生產力。要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建立適應社會生產力要求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經濟基礎)雖然建立起來了,還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這就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消除修正主義存在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根源。“五七指示”就為解決這些社會矛盾,由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當時中國所有制經濟結構中存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個體經濟兩種形式。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雖然在國家經濟中占據絕對支配地位,但是其內部仍然存在著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個體經濟之間,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以及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在生產資料的部分市場和消費市場上,商品經濟仍然存在,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由于職業、地域、社會分工不同導致的三大差別仍然存在,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說明不論在經濟基礎還是在上層建筑領域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基礎。

      “五七指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這個指示決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為了消滅商品經濟和社會分工,重新恢復到自然經濟狀態,建立一個平均主義社會,[32]而是立足于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出發,讓人們從單一的、枯澀的勞動中解放出發,做到“三老四嚴”,執行“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對商品經濟和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予以限制,消滅三大差別,創造條件逐漸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由此看來,“五七指示”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并非一帆風順的,而是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五七指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為了實現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立足于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從社會存在的矛盾出發,總結了我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為人的解放和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五七指示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它不僅勾畫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是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銳利武器,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指導方針,開辟了消除三大差別的廣闊道路,又為構建新社會指明了發展方向。這個指示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結晶,又是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發展綱領,對我國乃至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深遠的歷史意義。

      3、建設新世界的兩條路線及其影響分析。

      建設新世界存在兩條路線。這兩條路線,走的是兩條道路。這兩條道路對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最終會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

      (1)建設新世界的兩條路線。

      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建設新世界存在兩條路線:一條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逐漸消滅三大差別的情況下,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一條是在經濟掛帥指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想通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這兩種不同的發展路線,不僅存在于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從進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到,這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生產力發展上的辯證論,一條是唯生產力論。它們的區別不是要不要發展社會生產力,而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要不要進行政治路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造成這兩條不同路線的根源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集中在階級矛盾還是不是主要矛盾上表現出來。

      生產力發展上的辯證論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后,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因為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緣故。唯生產力論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沒有必要再進行政治戰線上和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了。這是因為階級矛盾已經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了,這個時候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而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樣我們看到,兩條不同路線的分歧,形式上表現在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上,實質上則是在階級矛盾到底是不是社會主要矛盾上存在著嚴重分歧。

      在三大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的情況下,階級矛盾到底還是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反映社會基本矛盾。階級矛盾還是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說到底還是由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的。因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還得從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說起。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時候,就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時候,就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反之則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因而這一基本矛盾實際上就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

      固然,生產力在這一基本矛盾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又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被消滅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在上層建筑領域還占有統治地位,是上層建筑領域的主要矛盾。由于在一定條件下,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個時候如果不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那么不僅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難以鞏固,而且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還會付諸于東流,并最終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階級矛盾就不僅是上層建筑領域的主要矛盾,而且也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因為這樣,才要進行政治路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時候階級矛盾雖然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從性質上來說,多數還是具有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一般說來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來處理的。[33]因而兩條路線的斗爭,一般來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這就在實際工作中既要反對把人民內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處理的“左”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右傾機會主義。

      政治掛帥是建立新世界的根本指針,“五七指示”則是實施這個指針的具體方案。政治掛帥要靠“五七指示”才能真正落到實處。“五七指示”囊括了工農商學兵黨政等多個方面,緊緊抓住階級矛盾,以階級斗爭為手段,主張一專多能,推動人的思想革命化,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將精神的力量轉變成物質的力量,不僅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逐漸消除三大差別,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經濟掛帥則是漠視社會上存在的階級斗爭,不承認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對“五七指示”采取消極態度,把經濟建設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認為只要搞好了經濟建設,似乎一切問題都會輕而易舉地得到解決。這樣不僅不能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反而有可能使社會主義脫離其既定軌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僅表現在實行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上,又具體在是否踐行“五七指示”上表現了出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建立新世界的問題上存在著兩條路線:一條是在政治掛帥指導下,踐行“五七指示”,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一條是在經濟掛帥的指導下,漠視“五七指示”,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名義下,逐步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兩條路線的形成,根源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從立場上則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還是資產階級方面造成的。

      (2)兩條路線關系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形成了兩條不同的路線。這兩條不同路線的形成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造成的。

      生產力發展問題上的辯證論正視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執行政治掛帥的根本方針,通過“五七指示”的踐行,將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大背景下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決中,不斷將社會主義社會推向前進,創造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唯生產力論則漠視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認為這些矛盾已經基本上得到了解決,這個時候關鍵是進行經濟建設。只要經濟建設搞上去了,許多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這樣兩條路線存在的嚴重分歧集中在要不要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問題上,直接關系到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方向。

      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是以其固有的運動規律在發生著變化。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存在,以政治掛帥為指針,踐行“五七指示”,就可以解決這些矛盾,使社會主義健康發展,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否認這些矛盾的存在,以經濟掛帥為指針,漠視“五七指示”,這些矛盾得不到解決,就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埋下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隱患,直到復辟資本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對比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已經對這兩條路線作出了有力的驗證。

      建國以后到改革開放前,在政治掛帥指引下,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欣欣向榮。在短短三十年內,農業生產穩步發展,在人口增長一倍的情況下,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還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原始積累。人民公社社隊企業基本建立,農村工業化穩定推進。依托農村集體經濟,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迅速構建,赤腳醫生雨后春筍般地出現于廣大農村,農村面貌得到根本改善。在外部孤立、封鎖、制裁的情況下,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基本實現了工業化,搞出了“兩彈一星一核艇”為代表的先進科技成就,鞏固了國防。在結晶牛胰島素、秈型雜交水蹈、青蒿素等方面的研究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黃、毒、賭、黑社會早已絕跡,當時的社會政治清明,民風淳樸,艱苦奮斗,樂于助人,拾金不昧,見義勇為,社會主義道德風尚蔚然成風,社會主義文藝蓬勃興起,工農兵成為文藝舞臺的主角。中國外交成就碩果累累。新中國不僅打破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孤立、封鎖和制裁,還恢復了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堅決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這些成就是在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情況下依靠自己力量取得的。既堅持了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又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說明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證明了生產力發展問題上的辯證論的正確性。

      可是我們不幸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盤否定以后,政治掛帥和“五七指示”也遭到了貶斥,認為階級矛盾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于是包產到戶瓦解了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隨著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的瓦解,全民所有制經濟也遭到毀滅性破壞,廣大工農群眾由國家的主人又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與此同時,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崛起,資產階級不斷發展壯大,逐漸向政治領域進行滲透。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現象不斷加深,開放的二十八個產業已有二十一個產業被外資控股,無產階級專政面臨嚴峻挑戰。這就從實踐上不僅從正面對唯生產力論的錯誤,還從反面對生產力發展問題上的辯證論的正確性進行了有力的驗證。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這樣。當年進行中蘇論戰的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像蘇聯那樣搞社會主義,只注重發展生產,搞“土豆燒牛肉”式的社會主義,否認階級矛盾,不抓階級斗爭,不向特權階層“開刀”,就是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遲早有一天要垮臺,落得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結局。這才是中蘇兩黨展開大論戰的真實背景。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蘇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方面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是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經過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的長期演變,最終導致了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34]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也是這樣。

      從兩條路線的檢驗中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對比以及蘇聯亡黨亡國和東歐劇變的教訓中可以看到,兩條不同路線產生兩種不同結果。這就是到底是堅持政治掛帥,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逐步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還是堅持經濟掛帥,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最后復辟資本主義。究其原因,還是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以及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執行的路線造成的。

      4、為建設一個新世界而斗爭。

      建設一個新世界,就是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創造逐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這就必須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解決的基礎上,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創造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建設一個新世界。不論是政治掛帥還是“五七指示”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政治掛帥是建設新世界的根本指針。政治掛帥和經濟掛帥是互相對立的兩條指針,從方針上來說是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原因上來說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政治掛帥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創舉。政治掛帥決不是不重視經濟的發展,更不是不要經濟的發展,而是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中把政治放在首位,處于生命線、統帥和靈魂的地位,以階級矛盾作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從而推動社會基本矛盾的解決,將社會主義社會不斷推向前進,創造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條件。在堅持政治掛帥的同時,還要進行兩條路線的斗爭。既要反對脫離經濟的“左”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脫離政治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將政治掛帥落到實處。

      政治掛帥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針。“五七指示”緊緊圍繞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這一主題,從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勾畫了新社會的發展藍圖。破除政治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限制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消除兩極分化,消滅三大差別,改造人的世界觀,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將人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指出了一條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的康莊大道。

      政治掛帥是“五七指示”的根本指針,“五七指示”又是建設新世界的宏偉藍圖。為了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就要踐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必須進行兩條路線的斗爭,不僅要堅持生產力發展問題上的辯證論,還要反對唯生產力論。為了將兩條路線的斗爭進行到底,在實際工作中既要反對脫離生產力的發展來進行革命的“左”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脫離革命只注重發展生產力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促進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發展生死攸關的大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已經對兩條路線的斗爭進行了檢驗。

      建設新世界的斗爭是艱難的、復雜的,從政治掛帥到“五七指示”是在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斗爭中不斷將社會主義社會推向前進的,是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逐漸取得成效的。堅持政治掛帥,踐行“五七指示”,社會主義就會在不斷發展中迎來共產主義的曙光。

      (三)黨內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產生。

      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是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一個重要文獻。這封通信是毛澤東七月八日在武漢寫成的,當時讓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留存,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而后由周恩來帶到上海交給江青。這封通信對研究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對個人崇拜的不同認識及文革的發展具有非常意義。

      信中顯示毛澤東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具有不同認識。要研究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真實態度。只有這樣才能揭示毛、林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存在的嚴重分歧。

      1、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真實態度。

      要弄清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真實態度,就要首先從毛澤東是如何認識個人崇拜的問題入手,通過文獻資料來說明毛澤東是如何進行自我評價的,由此進一步探究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因而我們的研究就要先從毛澤東是如何論述個人崇拜的問題開始。

      (1)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

      中國共產黨內比較明確地反對個人崇拜是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以后引發的。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篇文章,肯定了赫魯曉夫報告中破除對蘇聯和斯大林個人迷信的一面,批評了斯大林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導致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重大錯誤。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在中國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發生個人突出和個人崇拜,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1]

      文章指出:“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個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階級中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個人崇拜也就是千百萬人的一種習慣勢力。”關于我黨應當吸取的教訓,可歸納為四條:(一)“必須警惕:有些人當他們為了黨和國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績取得人民群眾的高度信任的時候,便有可能利用這種群眾的信任去濫用權威,做出一些錯事來”;(二)“反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反對個人崇拜,是應該經常加以注意的問題”;(三)“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四)“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2]

      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反對并否定個人崇拜,是把個人崇拜當作錯誤來看待的。但是從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考中,毛澤東認識到這是以否定個人崇拜為名行否定斯大林之實,反對個人崇拜不過是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創造條件。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上來看,個人崇拜的內涵比較復雜,和掌握真理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在一定條件下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認識發生了新的變化,形成了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兩點論,即正確的個人崇拜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3]

      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在個人崇拜的認識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時候他既非籠統地反對個人崇拜,也非盲目地贊同個人崇拜,而是將個人崇拜分為正確的個人崇拜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兩種情況。正確的個人崇拜是指對掌握真理的人進行的崇拜,這是和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不正確的個人崇拜,是指不問是非,盲目服從地崇拜人。他進一步分析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兩種情況,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這當然是必要的,應該肯定的。另一種是懷著卑鄙的私心,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態度是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贊同正確的個人崇拜。區分正確與不正確個人崇拜的標準是被崇拜的人手上是否掌握真理。對掌握真理的人進行個人崇拜,屬于正確的個人崇拜;對不掌握真理的人進行個人崇拜,屬于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由此看來,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毛澤東堅持兩點論,贊同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認為區分正確與不正確個人崇拜的標準是是否掌握真理。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歷程上來說,掌握了真理就能夠從政治上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指明斗爭的方向,引導革命和建設走向勝利。沒有掌握真理,就不能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會給革命和建設造成慘重損失,甚至會葬送革命和建設事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強調跟線不跟人,不管是誰,誰手中掌握真理就跟誰,誰手中掌握真理就崇拜誰,顯示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無私無畏精神。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第二次講話時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搞建設,必須發動群眾。昨天有同志講,“跟著某個人走,就不會錯的”,這個“某個人”就是指的我毛澤東。這話要考慮。我說,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獨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糊里糊涂地跟某個人是很危險的,要獨立思考。[4]

      從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批評了黨內同志在黨代會上跟著毛澤東走就不會錯的發言。他將個人崇拜的觀點運用于實際行動中,即使對自己也是這樣,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他要求全黨同志要明辨是非,進行獨立思考,培養辯證頭腦,堅持正確的斗爭方向,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那是很危險的。這進一步表明毛澤東是以是否掌握真理而不是高低貴賤作為崇拜標準的。

      崇拜、跟隨是以堅持真理而非愚忠為基礎的。這是個人崇拜上的真理觀,也是個人崇拜上的新觀念,是個人崇拜兩點論在黨內路線斗爭中的具體應用。毛澤東強調跟線不跟人,是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不看別人對自己的崇拜如何,而是在根據真理制定出正確路線的情況下,是不是和自己在路線上一致。由此我們進一步分析,毛澤東判斷一個人不是看他對自己個人如何崇拜,而是能不能和自己在路線上一致。如果僅僅是崇拜自己個人,卻反對自己執行的路線,那也是難以取得他信任的。如果和他在路線上一致,即使對他個人存在不同意見,那也是能夠取得他信任的。從這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不少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盡管對毛澤東個人崇拜不已,卻在文革期間為什么難以避免被沖擊、批斗乃至打倒的命運了。

      在對個人崇拜的思考中,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個人崇拜不僅僅是掌握真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包涵領導人的權威。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斯諾,喬冠華、龔彭在座。在談到俄國有人說中國有個人迷信時,毛澤東說:恐怕有一點。據說斯大林是有的,赫魯曉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曉夫倒臺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5]

      這里的個人迷信就是指個人崇拜。赫魯曉夫當時已經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定性為修正主義者,說他倒臺是因為沒有個人崇拜,顯然不僅僅是說他沒有掌握真理,也包涵著他在臺上不是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意思。從對斯大林的評論中也不難看出,說斯大林有個人崇拜,也不僅僅是說斯大林掌握著真理,其中也包涵著斯大林在領導崗位上是有權威的領導人的涵義。中國人有點個人崇拜,也是在說明中共領導人不僅手中掌握著真理,而且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有權威的。當然,這種權威是由于掌握真理盡瘁于革命和建設事業,獲得了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尊敬和愛戴后形成的。這說明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又賦予了新的涵義,反映出他又進一步深化了對個人崇拜的認識。

      雖然毛澤東認可了領導人權威和聲望在個人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卻是對于個人在革命和建設中作用的強調持謹慎態度。在對待自己評價的問題上尤其如此,也是一以貫之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晚上,他在上海虹橋賓館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時,就談到了這個問題。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談到文化大革命會不會搞到天下分裂時,在座的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條理由。當他們談到第一條“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時,毛澤東說:你們強調這一點,講思想還可以,對個人不要多講,講多了將來你們要吃虧的。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辦?一個人的出現是帶偶然懷的,離開也是帶有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講話我看了,他講的兩點(即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劉豐談話時說:“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軍的力量。”——《毛澤東年譜》編者注),頭一點不能強調,強調將來你們要吃虧的。[6]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對依靠自己的崇高威望來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話是持否定態度的。他還用帶有警告式的語言告誡楊成武等人,這些話強調多了你們會吃虧的。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能夠發動起來,從根源上來說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運動的結果。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過是在認識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以后,自覺適應規律發展的要求,挺立潮頭,順勢而動,發動群眾,因勢利導,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盡管毛澤東自己手上掌握著真理,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策者,但還是反對把自己提得過高,認為這種作法是有害無益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在個人權威和作用的認定上,毛澤東也是反對過分突出個人的。

      這種即使對正確個人崇拜也反對過分突出個人的態度,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又一次表現了出來。

      毛澤東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么“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 ”(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7]

      從這里可以看到,即便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在權威行使和個人作用的評價上,毛澤東也是予以限制的。當然,在不同時期限制的程度有所不同。由于個人崇拜中的個人手上掌握著真理,因而個人崇拜就有著遵從真理的涵義。同時,將真理踐行于革命群眾的實際行動,推動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就需要領導人具有必要的權威。這種權威是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歷史形成的,不是人為授予的。個人作用的認可和推崇又是形成權威的前提。在這種情況下,適度強調個人作用是必要的,當然也是有限度的。從這里可以看到,真理、權威以及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和限制構成了個人崇拜的基本內涵。

      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乃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并非目的,而是斗爭的手段,是以真理、權威以及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和限制為其基本內涵的。個人崇拜的實施程度是由當時的斗爭形勢決定的。從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斗爭形勢出發,當時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通過革命領袖的權威,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以葵花向陽之勢,讓文革的真理深入到黨員干部、群眾中,推動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興起。因而毛澤東說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以后,革命師生和工農群眾踴躍投身于文革的洪流,這個時候個人崇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應該降溫了。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毛澤東說他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也管不了了,又怎么會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呢?其實,毛澤東說的管不了了,不是從組織上來說的,而是從思想上說的,是指從中央到地方不少黨政機構的領導人和他在思想上不一致。這不僅僅是認識的不同,而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個判斷是與他以政治思想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相一致的。[8]

      從以上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由全盤否定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個人崇拜,是在歷史考察以后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個人崇拜有兩種情況,一是正確的個人崇拜,一是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他堅持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正確的個人崇拜,就是被崇拜的人掌握著真理。這樣就以是否掌握真理成為判定個人崇拜正確與否的標準。有人反對個人崇拜,不過是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反對崇拜別人,希望崇拜自己而已。當然,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是必要的。

      毛澤東認為進行個人崇拜的原因是因為掌握著真理的緣故。他在會議上批評了有人說的跟著毛澤東就不會犯錯誤的說法,主張誰掌握著真理就崇拜誰,不管是領袖還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這樣。他主張跟線不跟人,如果他手中掌握著真理就跟他,如果手中沒有掌握真理就不跟他,反對不辯是非、愚忠式的跟隨,而是主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下團結起來,共同奮斗。他告誡黨內領導干部,不要跟個人,要跟正確路線,跟隨掌握真理的人。這對黨、對領袖、對他們個人都是有利的。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強調個人,就不僅不利于革命事業的發展,他們自己將來也會吃虧的。這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是與他主張的個人崇拜就是要崇拜掌握真理的人相一致的,即使對自己也不例外。

      對掌握了真理的人進行個人崇拜,是為了踐行真理,形成權威,促進革命事業的發展,而不是為了突出個人。因而從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適度強調個人崇拜是必要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就是這樣。但是這種強調個人崇拜只是在政治斗爭的特殊階段出現的,一旦條件發生了變化就要適時予以中止。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從黨內斗爭的需要出發,對于正確的個人崇拜毛澤東也是謹慎行事,嚴防其超出必要的限度。

      毛澤東主張的個人崇拜,是以真理為基礎,以權威為保證,以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為引線,將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踐行真理,緊跟權威,融匯成革命和建設的洪流。個人崇拜是需要的,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也是有限度的。這是踐行真理的手段,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而絕不是崇拜個人。

      (2)毛澤東的自我評價。

      前文我們從毛澤東的講話、談話中分析了個人崇拜具有崇尚真理、形成權威和適度強調個人作用的基本涵義。毛澤東也說過文革初期需要一點個人崇拜,如果不了解毛澤東是如何評價自己的,就會使人誤認為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觀點的變化,是為了欣賞和接受個人崇拜。因而只有我們對毛澤東如何評價自己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以后,才能使我們對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觀點有一個更確切的認識。

      下面我們從七個方面看一看毛澤東是如何評價自己的。

      ①      毛澤東的自我剖析。

      建黨前夕,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創辦文化書社,在一封通信中對友人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坦率陳述了自己存在的弱點。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給與他一起在湖南長沙創辦文化書社并組織俄羅斯研究會的彭璜的信中說:“吾兄高志有勇,體力堅強,朋輩中所少。而有數缺點:一、言語欠爽快,態度欠明決,謙恭過多而真面過少。二、感情及意氣用事而理智無權。三、時起猜疑,又不愿明釋。四、觀察批判,一以主觀的而少客觀的。五、略有不服善之處。六、略有虛榮心。七、略有驕氣。八、少自省,明于責人而暗于責己。九、少條理而多大言。十、自視過高,看事過易。弟常常覺得一個人總有缺點,君子只是能改過,斷無生而無過。兄之缺點,弟觀察未必的當。然除一、三兩條及第五條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葉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當?弟有一最大缺點而不好意思向人公開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謂我意志強,實則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態度不對,向人總是龂龂,討人嫌惡,兄或謂為意強,實則正是我弱的表現。天下唯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有此志而已),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愿犧牲自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9]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彭璜性格進行肯定的同時,還列舉了他存在的十個缺點。由此進一步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在承認自己與彭璜具有許多相似缺點以后,還坦承自己具有意弱這一最大缺點。而這正是與別人對毛澤東的看法正相反的。為此他還舉例為證來說明這個問題,慨嘆自己沒有意強這等本領。當然,在信中毛澤東也對自己的優點作了自慰式的肯定。

      毛澤東以革命者的執著追求,與友人彭璜一起談論修身問題。他襟懷坦白,光明磊落,態度誠懇,捫心自省,不僅坦率承認了自己的弱點,還向友人坦露了他們沒有察覺到的缺點,顯示出革命青年的亮節高風。即使在今天也讓我們感受到一個在真理道路上苦苦求索的毛澤東,敬仰之情讓人油然而生。

      ②      走上馬克思主義大道的真誠回顧。

      毛澤東并不是一開始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他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經過了一個過程。在毛澤東成為革命領袖以后,他從不悔言自己思想的轉變,不論是在講話和談話中多次談到過這個問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說:“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后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斗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后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后了。”[10]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袴田里見一行,廖承志、伍修權、趙毅敏、江華等在座。毛澤東說:我這樣一個人,由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變成無產階級戰士,也曾經過一個過程。許多革命者都一樣,并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天生的是沒有的,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11]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同王任重等談話。毛澤東一再談到許多想不到。誰想到參加共產黨?二十六歲以前不知道有馬克思,不知道有共產黨。大革命沒有想到蔣介石叛變,沒有想到下鄉打游擊,誰知道打仗?哪里看過《孫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寫戰略問題時才看的。凱豐他們也不知道什么是《孫子兵法》。誰想到打仗看《三國演義》?是打出來的,逼出來的。[12]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智利共產黨左派—斯巴達克派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在座。談到讀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時,毛澤東說: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有很多我還沒有看過,只看過少數。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個幾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書本作為觀點來研究事情。[13]

      從毛澤東的講話和談話中可以看到,即使成為了革命領袖,毛澤東也并不悔言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曲折過程,真情回顧了自己當年是如何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還坦言自己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讀得不多,又講到革命形勢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己過去就有過許多沒想到,表示要學到老,改造到老,態度真誠,情深意長,發人深思,令人難忘。

      ③      民主革命同舟共濟。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從中國革命實踐出發,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并不是什么夸張,已經成為黨政軍民的共識。[14]盡管如此,毛澤東在談到中國革命的時候,既沒有把功勞歸于個人,更反對別人神化自己,而是實事求是地談到了當年他和全黨同志一起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他不止一次地說自己當年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是如何膚淺,和全黨同志經過艱難曲折的斗爭,是在總結經驗教訓中不斷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在談到中共一大時說:“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么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15]

      毛澤東坦言自己當年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是淺薄的,當時許多同志也是這樣。在這次預備會議上,他還談到了自己的錯誤問題,反對把功勞歸于個人。他說:“至于犯過錯誤,那也不是一兩個人,大家都犯過錯誤,我也有過錯誤。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16]

      在七大會議上,他說:“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上,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許多錯誤。”“一九二七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有馬克思主義觀點,但是在經濟問題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所以經濟問題寫錯了。”晉察冀根據地出版發行的一個課本上說他從小不信神,10歲就反對迷信,他又指出:他小時候是信神的,信得很厲害,當他媽媽生病的時候,他去求神拜佛。他還多次講過,他曾信過孔夫子,信過資本家宣傳的那一套。[17]

      毛澤東認為他的著作,是對革命群眾斗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澤東應薄一波要求同薄一波、李先念、譚震林等談話。在談到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時,毛澤東說: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現在也很想寫一些東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夠了。《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有些文章應該再寫,把新的東西寫進去。[18]

      毛澤東在和外賓的談話中坦言,自己沒有別人說的那樣英明。在革命斗爭初期,自己也和城市工作的人一樣,舍不得離開城市跑到鄉村中去,是蔣介石槍殺中國共產黨人,才使大家跑到鄉村,拿起槍,和敵人進行武裝斗爭的,是在戰爭中學會戰爭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意大利東方出版社代表團和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刊物《紅旗》代表團,伍修權、趙毅敏、陳浚在座。談到打仗問題時,毛澤東說: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沒有被敵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沒有準備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識分子,留戀城市,舍不得離開城市跑到鄉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人們說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們用恐怖的殺人辦法,逼得我和許多同志向敵人學習,蔣介石可以拿槍殺傷我們,我們也可以拿槍殺傷他們。我講一點經驗,解決土地問題,調查農村階級情況和國家情況,提出完整的土地綱領,對我來說,前后經過十年時間,最后是在戰爭中、在農民中學會的。這就是說,要對一個國家的情況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19]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以后,毛澤東在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既沒有尊者諱的言辭,更沒有文過飾非的話語,而是真實復原了當時的實際情況,回顧了自己和當時的共產黨人是如何在斗爭中認識中國革命規律的。即使這個時候自己寫的革命著作和文章,也是群眾斗爭經驗教訓的結晶,是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詩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全黨全軍和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結果。

      ④      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建國后和平時期,毛澤東踐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正確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系,主張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反對把個人置于黨和群眾之上,制定了防止過分突出個人的措施,走在了黨內民主制度建設的前列。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書記處決議,主席有最后否決權,但他決不輕易使用這個權利。就在瞬息萬變的戰爭年代里,凡重大問題,他都要找身邊的和可能找到的中央同志研究。[20]這在《毛澤東年譜》中有著詳細的記載。

      新中國成立前夕,為了防止奪權政權以后黨內同志產生脫離群眾、和平麻痹、安于享樂的思想,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要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21]

      黨內出現高、饒反黨事件后,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重申了七屆二中全會的相關規定,使全黨同志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該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的態度。”[22]

      毛澤東這樣做,既是針對全黨同志的,也是警醒自己的。毛澤東在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時,將其中稱頌自己的條文予以刪除,他在會議上對此作了說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有人說,憲法草案中刪掉個別條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別謙虛。不能這樣解釋。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里,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不是本來應當寫而因為謙虛才不寫。科學沒有什么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搞憲法是搞科學。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23]

      為了進一步貫徹既定的方針,毛澤東后來又反復重申這些規定,拒絕為自己祝壽,要求作為一個制度傳下去。

      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再次重申:不要用人名作地名,不許發一切致敬電,不要提英明領導,不要用馬、恩、列、斯、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權威。[24]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閱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的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為毛主席祝壽問題的報告,批示:“兩種形式都不搞,現在不搞,今后不搞,永遠不搞。”[25]

      不僅如此,毛澤東就是對于外賓的敬仰和恭維也是采取拒絕態度,說不能那樣講,自己站在人民一邊,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希臘文化代表團,陳忠經在座。當外賓談到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時,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偉大,我和你們一樣。我們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不是剝削者的兒子,不能擺官僚架子。[26]

      毛澤東在和外賓談話時,當場否定了外賓的稱頌,說自己是群眾的學生,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依靠人民群眾取得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楊秀峰等在座。在回答外賓提出您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時,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學了一點知識而已。當然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是單學馬克思主義還不行,要從中國的特點和事實來研究中國問題。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27]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看到,毛澤東在黨內作風方面不僅向全黨提出了要求,而且自己也走在了作風建設的前列。當時制定的許多規定和制度,不僅是約束全黨同志的,也是防止黨員干部和群眾稱頌自己的。他把自己置于黨和群眾之中,以勞動人民的一員出現,始終做到艱苦奮斗、謙虛謹慎、戒驕戒躁,防止突出個人,脫離黨員干部和群眾。

      ⑤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勇擔責任。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領導全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指導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重要嘗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發起后由于沒有經驗,也由于黨內不少同志產生了好大喜功的情緒,沒有認識到經濟發展規律,高指標、瞎指揮、共產風、浮夸風喧囂塵上,出現了不少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領導全黨同志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召開會議,統一思想,制定措施,調整指標,在糾“左”方面取得了實質性成效。

      但是,事與愿違,廬山會議卻出現了變故。以彭德懷上書為導火線,將黨內本來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進一步激化,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話,發展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于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發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會議作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卻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傳達到了縣以下,這樣就中斷了糾“左”進程,又在全國掀起了大干快上的風潮,最終成為釀成三年經濟困難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面對當前出現的嚴重困難,痛定思痛,毛澤東領導全黨繼續進行糾“左”的同時,還多次向全黨檢討了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犯的錯誤。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寫道:“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28]

      毛澤東不但在文章中坦承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犯了許多錯誤,還進一步舉例說明自己在那些問題上犯了錯誤。這種坦蕩的胸襟是令人敬佩的。隨后,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還多次談到了自己所犯的錯誤,態度真誠,平易近人,知錯必糾,感人肺腑。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中寫道:“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29]

      不僅如此,毛澤東承認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所犯錯誤的同時,還進一步領導全黨同志孜孜以求地糾正錯誤。他在調研中發現,人民公社整頓以后,雖然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但是在公社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仍然存在著平均主義。于是,他以反對兩個平均主義為突破口,取消了公共食堂和分配制,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于初級社的生產隊,終于建立了和當時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人民公社體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起草的《關于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中,談到兩個平均主義時寫道:“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30]

      為了進一步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統一全黨認識,形成全黨共識,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圍繞民主集中制問題發表了長篇講話,聯系中國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結合自己的經歷,從認識論的角度分析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發生的錯誤,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又一次向全黨同志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開了一次黨內集體民主生活會。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干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說我自己,對于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31]

      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坦言自己對于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大懂,在社會主義建設上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于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32]不僅如此,他又當著從中央到地方七千多位黨員干部的面,坦率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又一次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33]

      不僅這個時候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而后他又在黨內不同場合進行了多次自我批評,提醒黨內同志一定要牢記以前所犯錯誤的沉痛教訓。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聽取薄一波匯報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周恩來、余秋里、谷牧參加。毛澤東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北戴河主張大煉鋼鐵,提出鋼鐵翻一番的要求,鬧人海戰術。我到新鄉,耿起昌(時任中共河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毛澤東年譜》編者注)對我說,可不得了,這么多人上山大煉鋼鐵,沒有飯吃怎么辦?我一看形勢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覺得不好,說泄氣話了。我說不要搞三千萬噸(這是原計劃的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毛澤東年譜》編者注),二千萬噸有沒有?我還同大區、省委開了個會,商量了一下,他們都主張二千二百萬噸。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號,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周恩來說:當時的口號是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實際是一馬當先,萬馬讓路。毛澤東說:哪里是一馬當先,萬馬讓路?實際是萬馬都死了,頭一匹馬也死了一半,鋼不是降了一半嗎?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當薄一波匯報會議開得不錯時,毛澤東說:這些東西(指31個新技術項目——《毛澤東年譜》編者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鬧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五九年提出搞二千萬噸鋼那樣的笑話吧?你們過去不是也有奮斗目標嗎?現在想想,過去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當薄一波匯報到會議總結了去年工作,怎樣政治掛帥,如何緊緊跟上主席的思想時,毛澤東說:什么緊緊跟上我的思想?是緊緊跟上客觀情況,掌握客觀規律,按客觀可能辦到的就辦,不可能辦到的就不辦。[34]

      毛澤東對薄一波說的緊緊跟上主席的思想當場予以了否定,明確表示不是要緊緊跟上他的思想,而是要緊跟客觀實際,掌握客觀規律。因為他也會犯錯誤。是否緊跟關鍵還是要看他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符合客觀實際的就緊跟,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就不要緊跟,不問是非盲目緊跟的作法是錯誤的。毛澤東在與地方同志的談話中,還坦言自己在高征購、瞎指揮方面所犯的錯誤,仍然在作批評與自我批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毛澤東在停靠蚌埠的專列上同李葆華、李任之、王光宇談話。他說:前幾年高征購、瞎指揮,我也有一份,你們有,我也有。[35]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問題上,既沒有因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出現了錯誤,就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也沒有因為要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就諱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更沒有將錯誤諉過于人,而是領導全黨同志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方向的基礎上,對自己和黨內同志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多次坦言自己和全黨同志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在和全黨同志一起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的過程中,找到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⑥      社教運動砥礪前行。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黨內刮起了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同時鑒于蘇共出現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沉痛教訓,為了進行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發起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黨員干部隊伍的狀況究竟如何,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和全黨同志一起也在進行著探索活動。他在講話和談話中多次說,自己沒有說的那么英明,他談到的許多問題是群眾發明的,是通過調查研究從群眾那里得到的,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毛澤東在北戴河聽取薄一波關于計劃工作的匯報。薄一波匯報說他最近到處走了一下,看了一下,正如主席估計的,有三分之一的單位爛掉了。毛澤東說:什么是我發明的?都是大家告訴我的,是群眾發明的。現在形勢比較好了,農業、工業、商業、文學、藝術都動起來了,即階級斗爭都動起來了,很好。[36]

      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毛澤東在長沙專列上聽取張平化、李瑞山、華國鋒關于湖南情況的匯報。談到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時,毛澤東說:你們為什么對中央不批評?中央的人也是一分為二,有比較好的,有比較不好的。無論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評上面。主要從老百姓那里找知識,要接近工人、農民和工農出身的干部。修正主義者說我個人獨裁,只有我說的對,其實我就不相信我說的都對。我說的都是別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問題(指基層領導權有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里,《前十條》所講的10個問題。——引者注),都是別人告訴我的。[37]

      毛澤東在講話中表示,在如何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全黨思想準備是不足的。不僅黨員干部和群眾是這樣,他也是這樣。有人希望毛澤東像延安整風時那樣,在總結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幾篇如同《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那樣的報告,為社會主義發展指明方向。在建議面前,毛澤東沒有回避這個問題,而是坦言他還沒有經驗,因而作不出那樣有分量的報告。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并講話。他說:搞社會主義,黨的思想準備不夠,我們自己也不懂,廣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報告,像延安整風一樣,我說不行,我沒有經驗。[38]

      從中我們看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問題,是毛澤東在調研中從黨員干部和群眾那里發現的。他從工農群眾的立場出發,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做群眾的學生,和全黨同志一起領導廣大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他并不悔言自己與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一樣沒有經驗,需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通過實踐的探索來加以解決。

      ⑦      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因為這一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消滅了剝削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這一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鑒往知今,感慨萬千,為了使全黨同志能夠正確對待黨內斗爭,處理好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向與會代表談了自己經歷的黨內斗爭,開了一場別有聲面的民主生活會。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對于我有壞處沒有呢?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么壞處。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于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后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里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里是槍桿子里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么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并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里頭就跑出一個政權來。后頭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復’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里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里頭,城市里頭就是馬克思主義。他們就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里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他們剛剛來,因為是在城市里待的時間長,就有那么多馬克思主義。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么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和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便學不到那么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我是這么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么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39]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談了自己在黨內的經歷,經受的挫折和打擊,以及所犯的錯誤。在被戴上“狹隘經驗論”的帽子以后,并沒有氣餒,而是奮發圖強,埋首書本,下苦功攻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最終弄通了馬列主義。他不是站在領導的位置上,而是以同志般的赤誠,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以平等的態度和與會代表交心,談了自己經受的黨內斗爭打擊等問題。他的話發自肺腑,真誠感人,言辭坦率,入情入理,態度誠懇,語重心長,如同浩蕩的春風吹散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烏云,又如大旱的甘霖滋潤著人們干涸的心田,深深地打動了與會代表的心,開了一次特殊形勢的黨內民主生活會。

      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只是毛澤東自我評價的一部分。從這些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不論是在毛澤東起草的書信、文章、文件還是發表的講話、談話,乃至于與外賓進行的談話中,毛澤東并不是一開始就認識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規律,而是與全黨同志一起,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總結工農群眾革命和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才逐步走上中國式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毛澤東說,毛選是血的著作,是烈士用生命和鮮血寫成的,發自肺腑,飽含深情,表達了對犧牲烈士的深切懷念。他把自己置于勞動人民之中,從不隱諱自己所犯的錯誤,一有機會就向黨內同志講述自己的錯誤,作出自我批評,顯示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高尚品格。研究毛澤東的自我評價,為我們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具有重要意義。

      (3)對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態度的分析。

      以上我們從毛澤東論述中考察了個人崇拜的內涵,同時又從若干文獻資料的梳理中看到了毛澤東是如何評價自己的。要研究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態度,只研究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論述是不夠的,也是不全面的,還要與毛澤東的自我評價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只有這樣才能搞清楚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真實態度。

      從考察中我們發現,毛澤東一開始對個人崇拜是持否定態度的。這在一九五六年《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鮮明地表現了出來。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對個人崇拜由否定轉向肯定,并進一步深化了個人崇拜的內涵。這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關于個人崇拜兩點論的講話中表現了出來,而后還在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個人崇拜的內涵比較復雜,包括真理、權威以及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和限制等內容。個人崇拜并非是崇拜個人,而是有著特定的涵義。這里的個人是指掌握真理的個人,并不包括不掌握真理的人。在掌握真理以后,要想使真理能夠踐行于實際的行動,就需要必要的權威。因而權威就構成個人崇拜的另一涵義。權威是以個人的身份展開行動的,因而踐行真理,行使權威,就要適度強調個人的作用。這種個人作用的強調是必要的,但又是有限度的,是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前提下,適度強調個人的作用,而不是離開人民史觀或把個人凌駕于群眾之上來孤立地強調個人的作用。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既要適度強調個人的作用,又要防止將這種作用無限拔高,這樣就形成了個人作用上的兩點論。這個兩點論來源于唯物史觀關于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基本分析和判斷。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堅持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領袖立足于人民群眾之中,是在總結人民群眾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帶領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的向導。他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將群眾斗爭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制定出路線方針政策,指導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他是和廣大群眾一起在探索中逐步認識到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的。

      從毛澤東的自我評價中可以看到,雖然他認為需要一點個人崇拜,卻始終把自己作為人民群眾的公仆和學生,而不是站在群眾之上的所謂全知全能的領導人。他說魯迅是中國的圣人,自己不過是圣人的學生而已。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講話中指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40]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他在與黨內同志談話中,要大家看看魯迅的雜文。還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41]不僅如此,他在黨內反復講自己當年不論對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膚淺,毫不悔言自己所犯的錯誤,多次在黨內會議和講話、談話中進行自我批評。他說,毛選是血的著作,是革命群眾用鮮血寫成的。毛澤東是以唯物的視野,平等的態度,謙遜的姿態,開闊的胸襟來處理領袖與群眾關系問題的。

      雖然他有時說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但是始終對不適當的稱頌保持著警惕態度。這是因為他講的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是有其具體內涵的。這個內涵也就是在掌握真理的條件下,為了踐行真理需要必要的權威,在此基礎上才適度強調個人的作用。只堅持真理,而不強調權威和個人的作用,就會隔斷將真理轉化成群眾實踐活動的橋梁;離開了內涵的真理,片面強調權威和個人作用,就會走上專制和獨斷,滑入盲目崇拜的泥潭。只講實施正確的個人崇拜,而不對此作出必要的限制,漠視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中的決定性作用,必然會滑向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知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提出正確的個人崇拜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的兩點論;現在我們看到即使在正確的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毛澤東也是既贊成有一點個人崇拜,又防止超過必要限度的兩點論。這樣我們看到,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實行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實行正確的個人崇拜問題上,既可進行個人崇拜,又注意不要超過必要的限度。這是因為只有實行正確的個人崇拜,才能使真理變成千百萬革命群眾的實際行動;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是保證正確的個人崇拜得以實施的必要條件。即使實行正確的個人崇拜,也要嚴防超過必要的限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就會背離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走向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因而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既要區分正確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又要注意對正確個人崇拜的實施,不要超出必要的限度。

      我們在研究個人崇拜的時候,就要把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和自我評價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認識到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真實態度。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既有掌握真理、形成權威和強調個人作用的內涵,又具有防止在權威形成和個人作用強調上超出必要限度的意義。這不僅是踐行唯物史觀的具體表現,也是進行政治斗爭的實行手段。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形成權威和強調個人作用決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踐行真理的手段。因而我們說,個人崇拜是進行政治斗爭的實行手段。

      我們可以看到,真理、權威、適度強調個人作用而又反對過分突出個人,構成了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基本內涵。毛澤東在個人崇拜問題上主張兩點論:贊同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錯誤的個人崇拜;在正確個人崇拜問題上,既同意實行個人崇拜,又對此作出必要的限制。這是因為個人崇拜決不是崇拜個人,而是個人掌握著真理,為了踐行真理需要一定的權威,權威總要有人去行使的緣故。只有將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論述與他對自己的自我評價結合起來,我們才可能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觀點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從政治斗爭的大局上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個人崇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為了實行政治斗爭目的而行使的具體手段。

      2、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內容及其評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了解了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真實態度,這對于我們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件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我們就來研究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

      (1)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內容。

      為了研究這封通信,我們首先要熟悉這封信的內容,這封信的原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的意見在那里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后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個山洞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廿八日來到白云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于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同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解剖別人。在跌了幾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于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后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42]

      這封信件是七月八日毛澤東在武漢寫給江青的。這是建國后毛澤東寫的比較長的一封通信,比五月七日他寫給林彪的通信還要長。在這封信中毛澤東以批發林彪五月十八日講話為引線,圍繞個人崇拜問題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剖析,談到了黨內的斗爭形勢、文革的戰略意圖及其發展前途等問題,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的一個重要文獻。深入解析這封信件,對于我們研究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意義。

      (2)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評析。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是向江青通報自己的外賓接見任務和行蹤;二是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的看法;三是關于文革的問題。下面我們結合原文對這三個問題進行分析。

      ①      毛澤東在信中向江青通報了自己的外賓接見任務和行蹤。毛澤東這封信是對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來信的復信。他先勸江青照魏金伯、陳丕顯的意見在上海多住一段時間,而后向江青通報了自己近期的行程。這里的武林是指杭州,西方的山洞是指韶山滴水洞,白云黃鶴的地方,是指武漢。他跟江青說,六月十五日離開杭州以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幾天,與外界隔絕,消息不大靈通,現在已經到武漢了。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以后行止再告訴她。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和江青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②      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的看法。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林彪主要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一個是個人崇拜問題。從毛澤東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對于林彪所講的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雖然說了一句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隨后卻是一筆輕輕帶過,并沒有對此進行評論,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問題上。我們不僅從信件行文的銜接上可以看到這一點,從毛澤東在這個時候的談話和講話中也可以看到這一點。下面我們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關于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我們從信件的原文中可以看到,對于林彪講話中防止反革命政變的部分,毛澤東只是說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然后就一筆帶過,轉入了個人崇拜問題的評論,并沒有對此發表不同意見。看來毛澤東對林彪關于防止反革命政變的講話部分,對其中的一些講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見,還是同意林彪這部分講話內容的。這也可以從林彪講話前后毛澤東作出的指示以及發表的講話和談話中反映出來。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復講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在毛澤東講話以后,隨后到南方視察,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在這個問題上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在全黨提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先后在杭州召開,毛澤東在會議上又提出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還說,不僅文化界出修正主義,黨政軍也會出修正主義,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他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權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樣一段文字,再一次向全黨敲響了黨內出現修正主義的警鐘。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澤東與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時,又一次提出防止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的問題。[43]

      不僅如此,為了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保衛首都的安全,一九六六年五月,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主持成立了以葉劍英為組長、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的首都工作組,調兩個陸軍師進京擔任衛戍任務,重點執行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警衛任務,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44]

      從林彪發表講話前后毛澤東反復講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一旦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地方要進行造反,為此還成立了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組,調兩個陸軍師進京執行衛戍任務來分析,再與這個時候發生的彭、羅、陸、楊問題以及毛澤東在這封通信中提到的一旦將來中國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的話聯系在一起進行考察,這個時候毛澤東考慮的重點是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發生反革命政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林彪關于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的講話內容雖然在一些講法上可能與毛澤東存在不同,但是在防止反革命政變發生這個主要問題上則是與毛澤東保持著高度一致的看法。因而我們認為毛澤東盡管對林彪的一些講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對林彪關于反革命政變講話的部分還是持贊成態度的。

      2)關于個人崇拜問題。

      從毛澤東信中的內容來看,他是不同意林彪講話中關于個人崇拜部分的。盡管這樣,他還是準備將林彪的講話發下去。這顯示出毛澤東對林彪講話中關于個人崇拜部分的矛盾心理。這里有疑問的是,既然毛澤東不同意林彪關于個人崇拜部分的講話,卻為什么又將林彪的講話批準下發呢?現在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本來是不同意林彪關于個人崇拜部分的講話的,但是最終還是批準下發了他的講話。

      這在信中已經有明確表示。毛澤東寫道:“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這里的“他”是指林彪,“朋友們”、“他們”從狹義上說是指以林彪為代表的黨內支持文革的左翼力量,廣義上說是指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不論是從狹義還是廣義上,當時林彪都在其中起了一個先鋒作用。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黨內外的左派和廣大群眾在個人崇拜上的態勢。這種態勢直接影響到毛澤東對當前個人崇拜的處理,即使在他不同意的情況下,也不能不考慮到這種態勢的實際作用,成為他對于個人崇拜進行策略性處理的決定性因素。

      從中我們不難看到,毛澤東是不同意林彪關于個人崇拜的講話的。盡管如此,他還是批發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在信中明確表示這并非自己的本意,這樣做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這是因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話,說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對他的個人崇拜搞的太過分了。在四月杭州會議上又表示過不同意見,但是卻沒有用,林彪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也推波助瀾,吹得神乎其神,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上梁山了,也就是同意他們這樣搞了。這里用了“他們”,顯然并非指林彪一個人,而是以林彪為代表的黨內左翼力量。林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主要代表而已。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這樣講是有著依據的。除了四月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對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見外,二月九日毛澤東在武昌與康生、田家英、吳冷西談話時,針對在京常委對林彪關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提法存在不同意見,明確表示林彪的兩個提法都不妥,今后一律按一九六○年天津會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還指定彭真和康生離武漢時先去蘇州跟林彪當面說清楚這件事。[45]

      三月十八日,在杭州召開的由林彪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三月二十日杭州會議上,在林彪談到“要學毛主席”時,毛澤東說:我在這里說一句,要突破,要創造,不要只解釋,不要念語錄,不要受束縛。列寧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論點,新的解釋,新的創造,不然不行。[46]

      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閱新華社關于中宣部舉行會議聲討周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電訊稿,批示:“陶鑄同志閱后,退張平華同志:此件看過,可用。在第五頁上將‘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47]

      從這些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林彪鼓吹個人崇拜是持反對態度的,當在京常委與林彪提法存在不同意見的情況下,毛澤東贊同在京常委的意見,反對林彪的提法,還委托彭真、康生直接到蘇州跟林彪講清楚這件事。他還在三月、四月召開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著林彪的面表示了不同意見。后來還指示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人陶鑄、王任重在宣傳報道中要把好關。這表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一以貫之的,也從側面進一步印證了毛澤東信中的說法。

      既然毛澤東反對林彪等人搞的個人崇拜,那么毛澤東是如何評價自己的呢?

      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剖析,坦露了自己的內心評價。他引用阮籍反對劉邦的話,表示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表明毛澤東在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面前,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隨后他揭示了自己的心理:“在跌了幾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毛澤東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了自我評價。當然,這兩個方面的評價不是搞折衷主義,而是有所側重。既堅持了兩點論,又突出了重點論。分析方法是正確的,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不論是在自信還是不自信、虎氣和猴氣方面都是如此。自信為主,不自信為輔;虎氣為主,猴氣為輔。這里的虎氣和猴氣具有多重的含義。虎氣是指馬列主義、正確、成績、原則性,猴氣則是指非馬列主義、錯誤、失誤和策略性。毛澤東用虎氣和猴氣作比喻,是說自己并非林彪吹的那樣,不過是馬列主義、正確、成績、原則性占主導地位而已。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主張人民史觀,批判英雄史觀,不僅批評了林彪等人鼓吹的個人崇拜,也對自己作了深入的剖析,說出了心中的話。如果再與前文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文件、講話和談話中對自己的評價結合到一起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毛澤東的話語是真誠的,也是坦率的,與他以前的自我評價是一脈相承的。他把自己真實的想法展現出來,在思想交流中達成共識,絲毫沒有造作和粉飾自己的意思,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博大胸襟和謙遜態度。

      既然毛澤東不同意林彪講話中鼓吹個人崇拜的部分,又在通信中通過對自己的解剖展現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內心想法,但是他為什么又準備批發林彪的講話,同意了林彪等人的舉動呢?

      毛澤東在信件中對此作出了回答。

      他寫道:“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同時,他還說:“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從這里可以看到,盡管毛澤東不同意林彪關于個人崇拜的講話,但是從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還是不得不同意他們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借助自己的聲望,來打倒牛鬼蛇神,清除黨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樣自己也就成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共產黨的鐘馗了。同時,這個時候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也是這樣說的。在這種個人崇拜的氛圍中,鑒于左派和廣大群眾要求這樣做,如果壓下了林彪的講話,就會給他們潑了冷水,打擊了他們的革命積極性。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這樣從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為了基本上打倒右派,就要保護左派和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因而毛澤東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批準下發了林彪的講話,對正在進行的個人崇拜采取了容忍態度的。

      盡管采取了這種態度,毛澤東卻對于這種行為所造成的后果有著清醒的估計,深切地認識到如果這樣搞下去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他寫道:“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指江青—引者注)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這樣做可能會對自己的形象造成嚴重損害。但是從政治斗爭的大局出發,最終還是置個人的榮辱毀譽于不顧,冒著跌得粉碎的風險,同意了他們這樣做。為了進一步說明這樣做的必要性,他以全世界一百多個共產黨中的大多數已經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已經被打得粉碎了為例,表示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已經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堅定決心。從這里可以反映出毛澤東雖不愿望接受個人崇拜,但是從政治斗爭的大局出發,又不得不批發林彪的講話,暫時同意個人崇拜的復雜心理。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在信中勸江青不要被勝利沖錯頭腦,也要多想想自己存在的錯誤和缺點。這些對江青諄諄教誨的話,飽含深情,語重心長,流露于字里行間,體現出毛澤東對江青的嚴格要求和關心。

      這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即使毛澤東批發了林彪的講話,暫時容忍了個人崇拜,但是對此還是有著嚴格限制的。這就是只能在打鬼的條件下,才會被允許實施個人崇拜;一旦打鬼的任務完成了,那么就要取消個人崇拜了。從這里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奪權任務完成,進入“斗、批、改”階段以后,當著林彪仍然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打著個人崇拜的旗號鼓吹“天才論”的時候,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和反擊了。

      至于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也這樣講,則是從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的。盡管他們的動機是真誠的,但是從政治斗爭的形勢出發,這個時候毛澤東還不便于向他們表明自己在個人崇拜上的真實態度。因而毛澤東才無奈地說:“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后的一個什么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

      毛澤東這里說的“黑話”,是指他在信中寫的那些對自己進行自我解剖、貶抑的話,也就是他在信中講的自信不自信、虎氣和猴氣以及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話。至于什么時候公開這些話呢?毛澤東沒有給出時間。因為這不是由主觀臆斷,而是由斗爭形勢來決定的。毛澤東甚至想到了一個最壞的結局,就是在他死后一旦右派掌握了政權,處于維護統治的需要,可能會由他們來公布這些話。即使這樣,毛澤東也堅信這不會改變他們最終失敗的命運。

      從信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剖析,在個人評價和認識上,道出了心里話。他不僅有正確的一面,還有錯誤的一面,以正確一面為主,錯誤一面為輔。這種分析是客觀的、理性的、全面的,既與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存在著不同,也與右派有著本質性區別。左派和廣大群眾崇敬毛澤東,是為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與右派進行斗爭。他們只看到了毛澤東正確的一面,而不愿看到毛澤東錯誤的一面。雖然他們的心理是淳樸的,但是在認識上卻是偏頗的。右派則只看到毛澤東錯誤的一面,而否定毛澤東正確的一面。他們以毛澤東和共產黨曾經犯過錯誤為由,要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打倒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目的。這樣看來,不論是左派和廣大群眾還是右派,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都是與毛澤東存在著重大分歧的。這種分歧對于左派和廣大群眾來說,是由于認識上的原因造成的,是一個思想方法;對于右派來說,是由于立場的不同決定的,是階級立場問題。兩者之間還是有著本質性區別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個人作用的評價上,毛澤東既與朋友們、左派和廣大群眾有所不同,也與右派存在著本質性區別,而是對自己有著客觀、清醒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不同意林彪講話中的內容的。但是從當時政治斗爭的形勢出發,他最終還是容忍了林彪等人鼓吹的個人崇拜,違心地批發了林彪的講話。他在信中對自己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表達了在林彪等人鼓吹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復雜心里。

      從中不難看出,在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與林彪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由于要進行清除黨內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右派的政治斗爭,以及這個時候林彪鼓吹個人崇拜還是處于“打鬼”的需要,而他自己的宗派主義作風又尚未顯現的緣故,當時還處于隱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暫時保留了自己的意見,在一定條件下做出了讓步。但是他們的分歧卻仍然存在。在全面奪權的任務業已完成,進入“斗、批、改”階段以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逐步由隱性狀態轉向激化,這個時候林彪的宗派主義作風也日益顯現,形成了以他為首的小集團,最終釀成了九一三事件。

      ③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在信中主要談了以下幾個觀點:

      1)文化大革命要通過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認為亂和治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亂是必要的,只有通過亂,牛鬼蛇神才能為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跳出來興風作浪,使潛藏的矛盾暴露出來,在將這些矛盾解決以后最終達到治。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有秩序、有步驟、自上而下進行的運動,而是一次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由廣大群眾參加的革命,是基層群眾起來對黨內走資派進行造反,揭發我們黨內存在的陰暗面,因而出現一定程度的亂是難以避免的。采取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并不是毛澤東心血來潮、盲目地決定的,而是他冷靜思考以后的理性選擇。這是因為黨內相當大的程度上領導權已經不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采取以前的方式都不能解決問題了。[48]這樣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要求出發,就不得不選擇了這種天大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途徑。

      2)文化大革命要進行多次才能夠達到目的。

      毛澤東認為進行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基本上而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因而要想達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務,就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后還要進行多次掃除,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種周而復始式的運動,如同螺旋式的上升,一次比一次更高級、更有序、更有效,逐漸納入正常的軌道,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進行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長時期的斗爭,不是進行一兩次就能夠完成的,以后毛澤東還反復講到這個問題。

      3)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

      毛澤東將文化大革命定位為一次認真的演習、全國性的演習,全國性的演習不過是表明演習的廣度而已。從這里可以看到,文革決不是局限于局部地區和單位,而是要發展到全國的。毛澤東希望通過演習達到兩個目的:一個是在演習中建立左派領導核心,將左派發展壯大起來,使左派能夠掌握社會發展的主導權;另一個是在演習中打倒右派,他以北京市和清華、北大兩所大學為例,說明文化大革命會對這些地區和單位存在的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右派勢力給予毀滅性打擊。在斗爭中使左右兩派的力量對比發生根本性變化,使左派在政治舞臺上占據支配性地位,這樣可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通過這次反修防修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左派會不斷提高對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鑒別力,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社會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如何反對修正主義,變得更為成熟和強大。即使將來一旦在中國發生反革命的右派政變,那么在斗爭中成熟壯大的左派力量就可以團結起來將右派打倒,使中國重新回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軌道。

      4)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實踐。

      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上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社會主義社會民主政治的實踐活動,是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嘗試。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如何能夠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如何能夠保證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始終忠實于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事業,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出的新的歷史課題。

      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置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這種監督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具有實質性的內涵,人民群眾具有這樣的民主權利。通過七八年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使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在運動中評定干部、審查干部、處置干部,將隱藏在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關中的修正主義分子清除掉,不合格的干部則要變動他們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探索出一條實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踐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防止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使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能夠真正實現當家做主的愿望,找到一條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正確道路。

      5)對前途的估計。

      毛澤東在信件中用了兩句老話作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為了論證這一觀點,毛澤東從近代史講起,自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來,反動派當權總是不得長久的。蔣介石掌權時間最長,長達二十年,當時勢力比較強大,人民群眾一造反,他也倒了,滾到一群海島上茍延殘喘了。因而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反共的右派政變,毛澤東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定的。因為代表全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他們會奮起反抗,領導人民群眾進行斗爭,將右派打倒,使中國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現在就是要通過文化大革命培養這樣一批革命者,一旦將來中國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這批革命者能夠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進行革命斗爭。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為將來進行革命斗爭進行的演習。

      從對于前途的估計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已經預感到將來發生反革命右派政變的可能性。林彪在講話中關于反革命政變的一些講法可能與他存在著不合,但是在對反革命政變的主旨判斷上則是一致的。因而他對林彪的這部分講話也是贊同的,并沒有什么本質性的分歧。這里的問題是,毛澤東關于反革命政變的判斷到底是空穴來風呢,還是天才式的預見呢?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一九七六年十月發生的懷仁堂事變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直接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

      毛澤東還預見到即使出現了那種情況,右派會利用他的話得呈于一時,左派會利用他的另一些話把右派打倒,這個時候在左派和右派之間會出現復雜、激烈的斗爭。雙方都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實質上卻是黑白對立、涇渭分明的。右派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利用毛澤東的話,不僅是指他在信中說的那些當時不便于公開的黑話,也是指毛澤東說過的那些對右派們無害的話。右派們這樣做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堅持毛澤東思想為名,行走修正主義之實。這就要求人們在斗爭中要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堅定方向,為真理而斗爭。后來發展的事實證明,右派就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繼續革命的理論,閹割了毛澤東思想,用后來的話說就是“打著左燈往右走”。

      從信中毛澤東關于文革的判斷中可以看到,對于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當時他是興奮的。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地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且以后還要進行多次掃除。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反修防修的演習,在演習中不但要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還要使左派能夠成長壯大,成為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反修防修的核心力量。這是探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斗爭會出現曲折,甚至還可能出現反革命政變,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歷史發展的大勢是不可阻擋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給江青六月二十九日回信中講了三個問題,一是向江青通報了自己的行蹤,二是談了林彪“五一八講話”,三是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從信中可以看到,后兩個問題是主要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中心問題。全信是圍繞第二個問題展開論述的。

      在評論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時,對其中關于反革命政變的部分,毛澤東對其講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對其內容卻是贊同的。對于其中個人崇拜的內容,毛澤東是持反對態度的。他嚴厲地剖析了自己,談了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進一步講明了他和左右兩種觀點的分歧在那里。盡管如此,毛澤東當時卻不便于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這是因為從政治斗爭的要求出發,林彪及其他人這樣講是為了打鬼的需要,同時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也是這樣說的,發動廣大左派和群眾基本上打倒右派是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批發了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沒有公開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

      毛澤東認為文革就是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這是一次廣大群眾參與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踐行和探索,逐步形成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構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國性的反修防修的演習,在演習中壯大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力量,掃除右派反動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即使一旦將來在中國發生反革命政變,在演習中壯大形成的以左派為核心的革命力量,就要領導人民群眾起來將右派打倒,使中國重回社會主義軌道。因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毛澤東采取通信方式談論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問題的原因分析。

      現在我們來研究為什么毛澤東通過通信方式來談論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五一八講話”中的個人崇拜。要研究這個問題,就要首先搞清楚這封通信的來龍去脈,然后再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分析。

      (1)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傳播的范圍及其銷毀和下發的經過。

      毛澤東這封通信是在韶山滴水洞隱居十一天之后到武漢寫成的。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的專列抵達湖南長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車來到韶山滴水洞住下。在韶山期間,他沒有接見父老鄉親。除了到韶山水庫游了一次泳以外,沒有離開過滴水洞。[49]在這個安靜的地方,他整整關了十一天。他每天都要看許多從北京送來的文件資料,觀察斗爭的形勢發展,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深入思考,勾畫著文化大革命的藍圖。

      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會見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縣委負責人。接見結束時,他對大家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離開韶山,經長沙赴武漢。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信寫好后,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后,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托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50]

      關于周恩來、王任重閱讀毛澤東致江青信件以及周恩來向林彪傳達信件內容的史實,《毛澤東年譜》是這樣記載的: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給他們看了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周恩來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這封信中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51]

      我們再來看《周恩來年譜》關于這個問題的記載:

      七月十一日、十二日,周恩來到武漢毛澤東處談話。看了毛澤東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信后,建議找林彪談談。經毛澤東同意,七月十四日,周恩來從上海飛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十五日,周恩來返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52]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是在武漢寫成的。這封信的要點可能是在滴水洞思考文革和當前形勢發展的時候形成的,恰逢毛澤東在武漢收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來信,于是才寫了這封回信。這封信寫成后,毛澤東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是由周恩來帶到上海交給江青的。而后周恩來又從上海飛往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信件內容。林彪表示接受毛澤東意見,回京后修改“五一八講話”。周恩來返京后還將這件事向劉少奇作了匯報。不管是毛澤東委托周恩來,還是周恩來向毛澤東表示找林彪談談,都說明周恩來是經過毛澤東同意才到大連向林彪轉達信件內容的。

      后來周恩來又談到過這封通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在談到這封信時說:“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53]

      張耀祠后來也回憶說:“毛澤東的信寫完后,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54]

      看來,毛澤東這封信寫好后,讓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留存,而將原件讓周恩來帶給了江青。從周恩來的講話看,他和王任重看的是抄件,而不是原件。這封信江青曾經在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宣讀過。對此,戚本禹后來回憶道:“江青曾拿著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給我們讀了一遍。”[55]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當時除了毛澤東、江青以外,周恩來、王任重看到過這封信(看的是抄件),林彪、劉少奇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周恩來向他們分別轉達和匯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聽到過宣讀這封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成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知道這封信內容的。至于秘書徐業夫因為抄寫這封信知道信件內容尚屬例外。

      這封信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的一份重要文獻,現在卻找不到了。因為這封信后來被毛澤東下令銷毀了,這是為什么呢?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后來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葉群來找江青說,‘我們那位’(指林彪)對主席給你的那封信總感到不放心,怕將來被人利用來攻擊他。于是,江青就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給葉群,就放在他們那里好了。可葉群還是不放心。她說,放在他們那里,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的。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于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面,叫我和衛士大孫一起把主席寫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里燒掉。我拿著信和大孫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園里,找了個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孫點火把信燒了。在燒的時候,我心里直覺得可惜,這是多么珍貴的文物啊。江青和葉群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56]

      從戚本禹的回憶看,林彪委托葉群向江青反映,擔心以后有人在這封信上做文章,因而感到不放心。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消除林彪的疑慮,毛澤東才下令硝毀了這封信。這主要還是處于黨內團結的考慮。當時林彪向周恩來表示接受毛澤東意見,回京修改講話。雖然林彪在鼓吹個人崇拜上有過錯,但是卻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與黨內走資派進行斗爭。況且林彪當時也是處于打鬼的需要才鼓吹個人崇拜的。這樣從反右斗爭的大局出發,同時也為了消除林彪的后顧之憂,使左翼內部團結起來,以便集中力量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才下令硝毀了這封信。

      無獨有偶,類似的問題還表現在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給林彪一封通信的編選上。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林彪曾經給毛澤東寫過一封紅旗到底能夠打得多久的信,流露出對于中國革命前途的悲觀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長篇回信,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國國情,闡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預言中國革命高潮必將到來,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這封信當時就印發部隊。后來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林彪曾給中央打電報希望在這封信公布時不要出現他的名字,以免在黨內引起誤會,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意見,將文章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開頭和末尾刪去了批評林彪的話。 [57]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關于這封信的題解是:“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篇通信,是為批評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而寫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時才在題解中說明了這篇通信寫作的真實情況:“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58]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篇文章的修改及題解的撰寫是從黨和軍隊團結的要求出發而進行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毛澤東硝毀致江青的信也是處于團結的考慮才這樣做的。

      由于這封信的原件已經被燒毀,后來有人懷疑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偽造的。其實,和周恩來一起看過這封信的王任重,當時就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封信件的要點。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王任重日記記載:“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12日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二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59]王任重在日記中的記載是回顧性記憶,只有若干要點而不是信件原文。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信件的真實性。

      這封信真正公開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當時沒有公開的原因一是因為這封信表明毛澤東是反對林彪搞個人崇拜的,而林彪當時是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涉及到林彪的威信問題,當時是不便于公開這封信的;二是因為當時不僅林彪這樣講,而且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也是這樣講的,處于進行文化大革命,打倒右派的需要,這封信當時也是不便于公開的。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問題已經暴露,同時全面奪權任務已經完成,進入到了“斗、批、改”階段,這個時候是著手建立革命委員會,恢復正常秩序了。當時不便于公開這封信的兩個因素都已經不存在了,于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澤東的這封信曾作為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文件之五印發。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報》曾先后發表了這封信的部分內容。[60]

      (2)毛澤東采取通信方式表述意見的原因分析。

      前文我們研究了這封通信的傳播范圍及其硝毀和下發的經過。現在我我們來研究毛澤東為什么要通過通信的方式來表述對林彪“五一八講話”和文化大革命的觀點。要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就要首先考察毛澤東信中表述的內容是第一次提到,還是以前就出現過。然后在此基礎上,再作出進一步研究。

      ①      毛澤東在信中談到的內容并不神秘。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主要談到了兩個問題上,一個是關于林彪“五一八講話”,一個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反革命政變問題,一個是個人崇拜問題。對于反革命政變問題,毛澤東除了對一些提法有疑義外,并沒有什么不同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林彪都有著相似的看法。這從林彪發表講話前后毛澤東在講話、談話和起草的文件中反復提到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防止反革命政變的發生中得到證明。[61]

      毛澤東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的意見主要表現在鼓吹個人崇拜部分上。從前文我們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自我評價中對自己作了剖析,他和全黨同志一樣經歷過挫折和失敗,是在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基礎上,才逐漸認識到革命和建設規律的。他還坦言自己在革命和建設中犯過不少錯誤,為此還多次向全黨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等人匯報《二月提綱》時,曾指定彭真、康生匯報結束后到蘇州向林彪轉達他對林彪宣傳“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的批評意見。三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當著林彪的面說: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三月二十日,當林彪提出要學習毛主席時,毛澤東說:我在這里說一句,要突破,要創造,不要只解釋,不要念語錄,不能受束縛。列寧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論點,新的解釋,新的創造,不然不行。[62]不僅如此,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一次在會議上當著林彪的面表示了對于那些提法的不同意見。[63]

      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在起草七月八日致江青信之前,就多次在談話、講話中表示對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見。有時還是當著與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林彪)和中央局第一書記的面講的。如果將這些不同意見與此前毛澤東的自我評論聯系在一起進行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澤東對林彪個人崇拜上的真實態度。這是一以貫之的。毛澤東這次在通信中談到對于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問題的不同意見以及由此引發的自我剖析,不過是此前進行的自我評價和對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見以集中的方式表述出來而已。

      至于毛澤東在信中表述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也在以前不同場合講到過。

      比如由天下大亂達天下大治,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說過: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六月十二日,他還說,要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64]從講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要求大家放手發動群眾,不要怕亂,也不要怕打擊面寬,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就是達到治。雖然毛澤東在這里沒有明確提出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但是在講話中卻已經包涵了這方面的意思。

      信中談到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的話,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多搞一點,都搞干凈不可能,如“四清”一樣,清不干凈。[65]這里雖然沒有明確說出七八年又來一次的話,但是說到了進行文化大革命如同“四清”一樣是搞不干凈的,實際上暗含著僅僅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以后還要進行多次的涵義。

      在信中毛澤東點了北京市委和清華、北大的名,對北京市委和北大來說,也并不是第一次。此前毛澤東就批評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六月一日他批發第一張大字報時,就曾寫下“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的批示。[66]我們看到,毛澤東信中提到的北京市委和北大,此前就已經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和定性,并非是在這封通信中才首次提出的。

      至于說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途經南昌,在專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67]由此我們看到,毛澤東并非是在通信中才第一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此前他在與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談話時就提到過。

      對于反革命政變的論述,也見之于以前的談話、講話和起草的文件中。[68]關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更是兩句老話,毛澤東很早就提出過,這次在信中用這兩句話作結論不過是用來展示對前途的信心而已。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在信中表述的關于文革的基本觀點,此前在會議上的講話、談話、批示和文件中就基本上涉及過。所不同的是,信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不過是散布于以前的講話、談話、批示和文件中,這次不過是在信中結合當前的形勢比較集中地表述出來又加以深化而已。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內容并不神秘。信中的基本內容(不論是關于批評林彪個人崇拜、自我剖析還是文化大革命的觀點)并不是第一次出現的,而是在此前毛澤東的講話、談話、批示、文章中就有所表述。不過是信中內容此前散見于毛澤東的講話、談話、批示和文件中,這次毛澤東則是根據當前形勢的發展,以回復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為引線,從林彪“五一八講話”出發對自己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述了自己在個人崇拜上的不同意見,并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分析而已。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周恩來到大連向林彪轉達了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信件的內容后,回京后還就這個問題向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作了匯報。[69]因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是了解這封信內容的。這說明這封信的內容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并非是一個秘密,他們還是知道這件事的。

      ②      毛澤東為什么以致江青書信的方式來表達對于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意見?

      前文我們研究了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并不神秘,基本觀點在以前發表的講話、談話、批示和文件中出現過。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毛澤東為什么要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意見呢?

      有人說,毛澤東“與遠非中央領導人的江青談論黨內如此重大的問題,極不正常。這封信寫成后,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卻沒有給中央第一線的其他同志看過。”[70]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后,處于詆毀文革的需要炮制出來的,并不符合歷史真相。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江青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毛澤東時常把一些這方面的材料批給江青閱覽,還審閱、修改過她報送的文件(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71]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毛澤東信中表述的主要觀點并非是在這封信中第一次出現,而是在此前講話、談話、批示和文件中就有所表述。雖然是一封私人通信,卻沒有什么秘密的話,其主要內容還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傳播過。當時只是因為顧慮公開毛澤東信中的話會給左派和廣大群眾潑冷水才暫時予以作罷。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通信又有什么不正常呢?

      王任重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看到了這封信。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在武漢也看到了這封信。林彪也是一線常委,又是這封信涉及的當事人,當時也知道這封信的內容。況且周恩來從大連向林彪轉達信的內容后,還將這件事向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作了匯報。[72]因而劉少奇也是知道信的內容的。這樣我們看到,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中的劉少奇、周恩來和林彪都是知道信的內容的。這又怎么是瞞著“中央第一線的其他同志”呢?

      從對這封信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林彪是在毛澤東打了多次招呼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不聽勸阻繼續鼓吹個人崇拜的。雖然毛澤東對林彪的作法有不同意見,但是林彪當時又是核心領導層中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他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后,提出“四個第一”,踐行“三八作風”,強調“一定要突出政治”,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政治建軍思想,是將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落到實處的中央領導人。況且當時林彪這樣做也是處于打鬼的需要,他自己的個人動機又尚未暴露。這樣在毛澤東打了多次招呼而林彪仍然執意這樣做的情況下,毛澤東就面臨這樣的選擇:

      一是采取聽之任之的方式,默認林彪的作法。如果這樣的話,不僅與毛澤東一直堅持的唯物史觀背道而馳,也與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認識產生了強烈抵觸,還會將黨和領袖的關系擺錯位置,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就決定了在毛澤東多次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行之若素的情況下,毛澤東是不會采取置之不理這種方式的。

      一是直接約林彪談話,提出嚴厲批評,采取組織手段對林彪的作法進行限制。但是從當時的斗爭形勢來看,從政治上打倒右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林彪這樣做是為了打鬼的需要,同時在中央核心領導層中林彪又是堅持毛澤東文革路線的人,這個時候他這樣做的個人動機還沒有暴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采取組織手段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進行限制和處理的話,可能會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產生消極影響。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73]雖然毛澤東在信中說的話,主要是指當時還難以向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說明自己并不贊成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但是從邏輯上說也是包括毛澤東當時是難以采取組織手段來處理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問題的。因而這種方式也是毛澤東難以采取的。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呈現出復雜的心態。既要從大局出發,保護左派的斗爭積極性,又不能不顧及到這樣做產生的嚴重后果,毛澤東反復考慮,慎重決策,潛心尋找著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一定范圍內表示出自己的意見,希望林彪在鼓吹個人崇拜的問題上有所改變,就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選擇了。

      這里有一個文獻資料值得我們在分析這個問題時作為參考。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作為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表現軟弱,屢有失誤,這引起了鄧小平的憂慮和不安。但是鄧小平卻沒有直接找胡耀邦談話,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單獨找胡啟立談話,讓胡啟立給胡耀邦傳個話。鄧小平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在對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他還說,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過于嚴重了,同你談,你同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耀邦是會重視的。

      后來,鑒于胡耀邦對鄧小平的勸告置若罔聞,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鄧小平又找喬石、胡啟立談話,讓他們給胡耀邦傳話。鄧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應該多講講堅持四頂基本原則,但他恰恰沒有很明確地講。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個問題。經濟建設始終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化。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還專門講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長陸鏗談話的問題。鄧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至少是很不得體的,有些話很不嚴肅,完全是迎合。耀邦這次談話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樣子。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耀邦,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樣手法。這些人打耀邦的旗幟,所以耀邦要多講講反對自由化問題這方面的情況。[74]

      由此我們看到,鄧小平當時沒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進行談話的方式,而是通過傳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及時提醒胡耀邦,點明他身上存在的問題。這還是考慮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談話可能會震動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認識自己存在的缺點和錯誤的緣故。采取這種方式客觀上表明當時鄧小平對胡耀邦還是比較信任的。后來由于胡耀邦無視鄧小平的多次勸告,繼續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們之間的關系逐漸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辭職了。當然這是后話。

      從這則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當時林彪是左翼陣營內部的領軍人物,毛澤東可能覺得在他已經多次表示了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不同意見的情況下,由他直接出面就個人崇拜問題與林彪談話,采取組織手段讓林彪服從,可能會顯得震動太大,會給林彪造成一些壓力,不利于林彪對個人崇拜認識的轉化,也不利于左派內部的團結一致。同時,毛澤東還考慮到林彪當時積極投入文革的洪流,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牛鬼蛇神,完成文革政治任務的需要,當時又沒有顯示出他在謀求個人利益,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們從信中看到,毛澤東用辛辣的語言,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評論。可是當他在談到與林彪不同意見的時候,卻沒有用過激的話,而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語,以坦誠的態度,表現出他對林彪講話的不同意見。他在信中寫出“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的話,[75]談到了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表明自己在反復勸告后林彪仍然鼓吹個人崇拜的無奈心情。這樣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內容,從而消除左派高層內部的分歧,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爭中。

      這樣我們得出結論,毛澤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問題采取的處理方式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的。他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出發,來界定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的性質,再進一步確定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毛澤東之所以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在特定范圍內公開了他與林彪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還是因為毛澤東肯定了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動機,認為這樣做是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為“打鬼”的“朋友”來看待的。這樣既可以維護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關人士保持清醒的頭腦,同時還能夠使林彪比較容易接受批評,轉變思想認識,而不致于影響到左派內部的團結和統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務。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毛澤東在文革發動之際寫作的致江青的通信,僅在特定范圍內部傳播的原因不是信中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因為關于文革的主要觀點由于在此前毛澤東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經出現過,這沒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暫時還不便于公開化。在黨內出現左右分野,又難以通過整風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況下,處于斗爭需要和左派高層團結的考慮,毛澤東才用通信方式表達了他和林彪在個人崇拜上的分歧。由此可見,正是為了使林彪能夠較好地轉變認識,避免在左翼高層造成較大的震動,毛澤東才采取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與林彪談話的方式來表達他的不同意見。

      這樣我們看到,林彪在毛澤東多次打了招呼的情況下,仍然我行我素鼓吹個人崇拜。這個時候毛澤東既不能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置之不理,又不便于直接找林彪談話采取組織手段進行處理。這樣為了維護左翼高層內部的團結,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同時又有利于消除個人崇拜造成的消極影響,經過慎重思慮后,毛澤東才采取了通信方式表達了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意見。

      ③      黨內左翼高層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毛澤東曾經在黨的會議上開過多次民主生活會。在民主生活會上,他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黨內同志一起推心置腹,交流看法,溝通思想,檢討錯誤,分析問題,查找不足,在思想斗爭中形成一致意見,團結起來共同奮斗。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76]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77]就是黨內民主生活會的兩個范例。這兩次講話中,毛澤東結合自己在黨內的經歷,回顧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曲折歷程,講述了他和黨內同志一起在探索中國革命和建設規律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對自己進行了誠摯的自我批評,顯示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謙遜態度。

      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的通信也是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

      從前文研究中可以看到,當時這封信的傳播范圍主要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員之間。當時這些人是支持文革的。

      江青是在林彪批準以后才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她主持起草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修改后在黨內軍內發表,是與《二月提綱》針鋒相對的文件。毛澤東給林彪“五七指示”的信以及對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一定要突出政治”工作的肯定,都說明林彪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78]周恩來不論是在批判《海瑞罷官》期間讓姚文元文章進京,還是表態同意毛澤東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談話和起草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上,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79]這表明當時周恩來也是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當時江青、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然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不論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這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及其成員,當時都是積極支持文革的。信件內容就是在他們之間進行傳播的。因而從信件傳播的范圍上來看,主要是在左翼內部進行傳播,但是也沒有刻意背著別人(劉少奇是從組織程序上獲悉信的內容的)。因而我們說這是在左翼高層的民主生活會。其目的還是讓左翼高層內部知道毛澤東在個人崇拜上的真實態度,希望他們以后在這方面要加以注意,不要走得太遠。

      我們注意到,整封信是圍繞林彪個人崇拜來展開論述的,就是信中談到的文革觀點也是從這種論述中帶出來的。毛澤東用“迫上梁山”來表達自己雖然反對林彪搞個人崇拜,卻不得不同意又不能明確表明態度的復雜心理。針對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為了說明自己的不同意見,毛澤東在信中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看法,流露出林彪在打了招呼以后仍然我行我素,但是從進行文革打倒右派的政治要求出發,又不便于否定林彪講話公開表明自己真實態度的無奈心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既不便于通過組織手段去處理這個問題,又不能讓聽之任之默許林彪這樣做,因而就只好采取通信方式這種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來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用“迫上梁山”來表明自己的反對意見,用“跌得粉碎”來警醒對方了。[80]這實際上是用黨內生活會進行心理交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希望林彪等人保持清醒頭腦,不要再這樣搞下去了。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與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出現了重要分歧。在毛澤東打了招呼而林彪仍然我行我素的情況下,鑒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上的積極支持態度,他這樣做是為了打鬼的需要,同時個人的逐利動機也尚未顯示出來,這個時候毛澤東既不能漠視不管,也沒有采取組織手段要求林彪放棄他的作法,而是結合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在左翼高層內部以通信方式,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解剖,表明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他希望左翼高層能夠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加強交流,統一認識,改變態度,同心協力,進行繼續革命。這封信是在左翼高層內部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民主生活會。徐業夫作為秘書見到過這封信,劉少奇從組織程序上知道這封信,尚屬例外。

      4、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發展史上的地位。

      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種地位不僅表現在毛澤東信中闡述的文革觀點,還表現為毛澤東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分歧對他們之間關系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從毛澤東在信中表述的文革觀點看,并沒有什么神秘的內容。這些基本觀點也不是在信中第一次表述,而是此前在毛澤東發表的講話、談話和起草的文件中就出現過。毛澤東在信中談到的文革觀點,不過是將以前提出的文革觀點鮮明、集中、深入地表述出來而已。況且關于文革觀點的論述并非這封信的中心內容,而是毛澤東在談到林彪“五一八講話”時帶出來的。

      林彪“五一八講話”談到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一個是個人崇拜問題。在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方面,雖然毛澤東對林彪的一些講法可能存在異議,但是他們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有著相似看法。因而毛澤東在信中只是一筆帶過,沒有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而是將重點放在了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從中不難看出,這封信的中心內容不是關于文革觀點,而是毛澤東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分歧。

      有人可能會問,毛澤東也是贊成個人崇拜的,為什么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卻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呢?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發展變化過程。他贊成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錯誤的個人崇拜。正確的個人崇拜是因為掌握著真理的緣故。他認為個人崇拜不是不加分析地崇拜個人,而是因為被崇拜的人掌握著真理。這樣個人崇拜包涵著真理、權威、對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和限制等內容。在毛澤東關于個人崇拜的認識中,真理、權威、對個人作用的適度強調和限制是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就說過誰掌握著真理就崇拜誰,對于他個人也是這樣,又跟又不跟,對的就跟,不對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獨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糊里糊涂地跟某個人是很危險的,要獨立思考。[81]他還多次講過他自己也犯過不少錯誤,自已也不相信自己說的都是對的。[82]他還說,他不是圣人,不過是賢人罷了。[83]

      但是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鼓吹個人崇拜時,在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用了不少絕對化的語言,宣揚“天才論”,神化毛澤東,將毛澤東的權威和作用推向極端,把毛澤東思想視為絕對真理。比如他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等等。[84]這是與他以前鼓吹的“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相一致的。[85]

      林彪這方面的講話,在批判黨內右翼對毛澤東路線方針政策的怠工和對抗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詆毀和否定上,當然是有意義的。從這方面來說,林彪的講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作為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首先要堅信唯物史觀,正確認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堅持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而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講話不僅在理論表述上站不住腳,而且還會從實踐上使黨的建設走入誤區,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同時,林彪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講話也與毛澤東的自我評價和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認識產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贊同的個人崇拜,是說不管是誰,必須掌握真理,為了踐行真理需要權威,對個人作用只能是適度強調。這是符合唯物史觀的。而林彪鼓吹的個人崇拜,卻是割裂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關系,漠視真理在個人崇拜問題中的決定性作用,離開真理去強調權威,片面神化個人的作用。這樣就離開了唯物史觀,走向唯心史觀,與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產生了深刻矛盾。因而林彪鼓吹個人崇拜不僅難以得到毛澤東的贊同,還遭到他的反對了。從這里也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在信中表示“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的話了。[86]這反映出毛澤東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和矛盾。

      既然毛澤東和林彪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和矛盾,那么毛澤東又為什么批發了林彪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講話呢?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此前毛澤東曾經就這個問題間接或直接地向林彪打過多次招呼,但是林彪還是我行我素,仍然在鼓吹個人崇拜,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87]毛澤東意識到林彪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打擊牛鬼蛇神的需要,同時當時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講,當時林彪集團尚未形成,林彪的宗派主義作風也未顯現,因而毛澤東盡管對林彪關于個人崇拜的講話存在不同意見,卻不便于公開表示出來,還不得不從打擊右派的政治要求出發批發了林彪的講話。這反映出在個人崇拜的問題上,左翼高層內部表面上雖然風平水靜,但是在認識和踐行上卻是存在著嚴重分歧和矛盾的。

      即使如此,毛澤東仍然清醒地意識到這樣做可能給自身造成的嚴重后果。因而他才說出“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么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那樣的話。[88]從這里可以看到,毛澤東為了文革的進行,防止工農群眾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命運,不顧個人榮辱毀譽,甚至不惜在歷史的狂濤中埋葬自身,勇往直前進行斗爭的革命家品德和戰略家洞見。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毛澤東是在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批發林彪講話的。他批發林彪講話也僅僅是為了打鬼的需要,同時以信件的形式從內部表明自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的不同意見。這不過是以民主生活會的方式向林彪敲響了警鐘,希望他以后在這方面予以注意。可是林彪在全面奪權任務已經完成,文革進入“斗、批、改”階段以后,仍然鼓吹“天才論”,還以此為旗號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不顧毛澤東的反對,提出要設立國家主席,和毛澤東對著干。他鼓吹個人崇拜的意圖逐漸暴露,林彪及其集團的宗派主義作風也顯露出來,這個時候就遭到了毛澤東的反擊和嚴厲批評。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關系也由此出現了巨大裂痕,成為釀成九一三事件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對文革的發展進程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在文革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種重要地位,不僅表現在信中闡述了文革的觀點,更重要的還是顯露出左翼高層內部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這種分歧和矛盾是在文革路線一致的前提下出現的,當時還處于非對抗狀態,而后隨著形勢的變化才逐漸走向激化,并上升為對抗性矛盾。這導致了文革陣營的分裂,嚴重削弱了文革陣營實力,對后來文革的失敗產生了致命性的影響。

      (四)無產階級專政是發動文革的堅強后盾——首都工作組的成立。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北京成立了一個神秘的機構——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存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當著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北京的社會環境得到鞏固,依靠正常的警衛力量能夠維護秩序,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以后,首都工作組就解散了。那么,當時為什么要成立這個工作組呢?這個工作組又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呢?

      1、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革命。

      毛澤東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這樣的槍桿子,也就是軍隊。由此可見軍隊在奪取政權中的重要性。他還說:什么叫政權?主要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2]由此可見軍隊在政權鞏固中的地位。不論是奪取政權還是維護政權都要依靠槍桿子,也就是軍隊。

      我國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軍隊則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繼續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堅強后盾,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才能夠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是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條件。由于軍隊在無產階級專政中的重要地位,要獲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護,就必須將軍隊領導權緊緊抓在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人手中。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時候毛澤東多次向全黨發出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預警,當時中央領導層已經出現彭、羅、陸、楊的問題,他們都曾掌握過中央黨政軍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因而維護首都安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提供堅強后盾,就成為當時文革發動階段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為了保障文革的發動和正常進行,在文革發動之際,作為文革策源地的首都北京就成為保衛的重點。這就要求首都警衛部隊承擔起保衛黨中央和維護首都安全的重任。這一方面要求部隊絕對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忠于黨,另一方面還必須部署必要的部隊才能夠完成這樣的使命。這就要成立新的領導機構,調配部隊,整合首都警衛力量,做文化大革命的堅強后盾。首都工作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2、軍隊內部的人事調整及其在黨內地位的變動,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文革發動和進行所采取的組織保證。

      軍隊是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后盾。在文革發動前夕和文革發動之際,不僅中央軍委內部進行了人事調整,而且部分軍隊領導人在黨內地位也得到了提升。這些措施從總體上來說是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文革發動和順利進行所采取的組織手段。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向毛澤東匯報說,由于戰爭威脅的加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力量應當加強,增加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同時任第一副總參謀長。毛澤東表示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毛澤東閱林彪五月十七日報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說: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軍區、軍兵種和三個總部軍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報軍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報毛主席、中央,經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這個問題,要作為一個制度傳下去。毛澤東批示:“退林彪。”[3]

      林彪是以應對戰爭威脅向毛澤東建議增加楊成武為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參第一副總長的。如果聯系到此后不久林彪委托葉群向毛澤東狀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來分析,由楊成武首先擔任軍委副秘書長兼總參第一副總長,可能是林彪為將來解除羅瑞卿職務防止不測事件預先采取的行動。羅瑞卿后來被解除黨政軍一切職務,當時采取這樣做的原因固然比較復雜,但是從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保護文化大革命發展的大局出發,還是為了使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所采取的行動。

      同時,這個時候軍隊大軍區、各軍兵種和三個總部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報經中央和毛澤東,在毛澤東批準后才能公布。這樣林彪通過重申軍隊組織制度,將軍隊的領導權集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手中,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我們還注意到這個時候不僅增加了軍委領導,而且部分軍隊領導在黨內的地位還有所提升。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增加軍委副主席的通知》。通知說:“中央決定,增加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4]八屆十一中全會,增補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5]

      這樣十大元帥在中央軍委領導成員中,除去已在全國人大擔任委員長的朱德、罷官的彭德懷以及去世的羅榮桓以外,其他元帥都擔任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內,除去已被罷官的彭德懷和去世的羅榮桓以外,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了。從這些人事變動中可以看到,加強了對軍委的集體領導力量,提高了軍委領導人在黨中央領導層中的地位。這些調整是為了將軍隊置于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障文化大革命進行的必要行動。當然,以后其中有些人在文革進行過程中發生的變化另當別論。

      3、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組建首都工作組。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黨內出現重大人事變動,情況復雜,形勢緊張,為了保衛首都北京的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防止意外事件的出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奉命組建了首都工作組。

      五月十四日,周恩來與葉劍英商量如何加強首都警衛工作問題。他們商定,盡快成立一個專門工作小組,負責解決擴建北京衛戍區和加強北京市要害部門的警衛問題。并且決定,把選調警衛部隊和選配好衛戍區的領導班子,作為第一步工作中的重點,抓緊抓好。周恩來對葉劍英說,我看這個小組就叫“首都工作組”吧,它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6]

      看來,首都工作組還是周恩來命名的。從隸屬關系上來說,首都工作組直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工作,對常委負責。首都工作組是北京衛戍區和警衛部隊的直接領導機構。選調警衛部隊和選配好衛戍區領導班子,是第一步工作的重點。這就需要擴編北京衛戍區領導班子,從外地調部隊進京擔任警衛任務。不論是領導班子還是警衛部隊,必須絕對忠于黨的領導,服從命令,聽從指揮,還要有高超的指揮能力,較強的戰斗力和優良作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遵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與葉劍英聯名報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十八日,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進行部隊調動事,與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協商,并書面報告毛澤東,提出:擬調六十三軍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駐張家口的一九三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衛戍司令由傅崇碧擔任。部隊到后,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毛澤東閱后批示:照辦。[7]

      從首都工作組成員來看,是由軍委、總參、總政、國務院、中央辦公廳、公安部、華北局、北京軍區、北京市相關領導參加,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首都工作組成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掌握的負責首都安全的一個特殊機構。周恩來、葉劍英提議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擔任衛戍區司令,抽調六十三軍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的一九三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部隊到位后,為了防止突發事件的出現,對北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進行重新調整。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

      由此可見,首都工作組是在毛澤東指示下組建的。這個工作組的成員及衛戍區司令人選及選調部隊也是在周恩來、葉劍英擬制好初步方案后報經毛澤東批準后才執行的。首都工作組及其所轄警衛力量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為了維護黨中央和首都安全組建的一支別動隊。那么,首都工作組及其所屬部隊的組建及部署情況如何呢?

      4、首都工作組的組成及其部隊部署情況。

      首都工作組成立以后,迅速展開工作,選調部隊,擴建衛戍區,確立警衛目標,謀劃警衛方案。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根據首都工作組制定的警衛方針,首先就如何保衛首都等問題擬出草案,然后上報首都工作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于是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成立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1)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首都工作組的日常工作機構。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在首都工作組直接領導下的日常工作機構。這個辦公室根據首都工作組會議的精神,調派部隊,設計警衛方案,處理首都工作組的事務性工作。

      五月十九日,周恩來與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和副部長雷英夫談話,談成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問題。他向兩個人交代任務說:“為加強首都警衛工作,中央已經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現在需要組織一個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在‘首都工作組’直接領導下,負責選調部隊,加強北京衛戍區,保衛首都安全。”周恩來還特別強調:“這件事是毛主席親自交待的,很緊急,因此一要抓緊,二要嚴格保密。人不要多,幾個就夠了,要可靠,精干。”[8]

      從中可以看到,成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組織實施的。這件事很緊急,不僅要馬上辦,而且還要注意嚴格保密,組織一個精干而又可靠的小班子,完成首都工作組交待的工作。

      這件事是周恩來對作戰部正副部長王尚榮和雷英夫布置的任務。作戰部的行動雷厲風行,當天上午就召開部黨委會議,確定了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人選:除部長王尚榮主要抓這項工作外,副部長雷英夫、譚旌樵負責日常領導工作;另抽調處長左勇、參謀朱耀華、張志民和張民共4個人,此外還有一名保密員,一名打字員,共9個人組成一個精干的小班子。[9]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成立后,迅速召開會議,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五月二十一日,作戰部部長王尚榮以辦公室主任的名義,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第一次會議。他向大家宣布:“遵照毛主席關于保衛首都的指示,中央成立‘首都工作組’。周總理決定‘首都工作組’建立一個常設辦公機構,由我們這幾個人組成‘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立即開始工作。我們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當前任務是選調部隊,擴建北京衛戍區,加強首都警衛工作,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首都的安全。”

      作戰部副部長譚旌樵說:“周總理指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所有上報的文件,都是屬于絕密級,只打印兩份,派參謀直接送到他的辦公室,其中一份由他轉呈毛主席,不能打電話,更不能派通信員送文件。”

      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說,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在周總理和葉帥領導下,完成加強首都警衛任務的一個指揮部。當前的任務是選調部隊,下一步是勘察和確定重點保衛目標,部署警衛兵力。他還說:“今天我還要強調,一定要慎之又慎,嚴格保守機密。‘首都工作組’本身就是絕密,往北京調部隊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絕對不能從我們這里走漏風聲。更不能出一點紕漏。”為了保密起見,首都工作組起了個代號,對外稱“編寫組”。[10]

      這次會議不僅講了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成立的由來、任務以及隸屬關系,還特別強調了保密紀律。我們注意到,會議指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上報的文件都是絕密級,要求只打印兩份,不走機要傳送渠道,而是由辦公室派參謀直接送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再由周恩來將另一份文件報送毛澤東。為了保密起見,辦公室對外以“編寫組”名義展開活動。這表明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成員異常謹慎,是在非常秘密地情況下開展工作的。

      會議以后,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就抓緊時間制定選調部隊和擴建北京衛戍區的初步方案。

      文革前夕,北京衛戍區名存實亡,已經沒有警衛部隊,只剩下一個簡編的機關和十幾個區縣的武裝部。這次制定保衛首都的方案,就要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由衛戍區來具體組織實施,因而擴建衛戍區,選調部隊,就成為制定初步方案的主要內容。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對此提出了原則性的意見,供首都工作組在決策時參考。這些原則性意見是:

      1)北京衛戍區的等級,原則上按軍一級配置,但是因為地處首都,它要執行的任務比較復雜、繁重,各種工作政策性很強,根據這些實際需要,其主官應當高配一些,如司令員可選派大軍區副司令一級擔任。

      2)衛戍區所屬部隊可定為四個師,其中兩個師以輕型裝備為主。

      3)選調部隊本著這樣幾條原則:第一,不影響戰備;第二,盡可能在靠近北京地區選調;第三,最好是選調有優良傳統的部隊;第四,應選調編制裝備較好的甲種師。

      4)衛戍區領導機關,原則是按軍級單位編制執行,但根據所執行的任務需要,應做必要的擴編和適當加強。

      5)師以下各級編制,原則上按原有編制不變,少數單位需要調整的,由衛戍區報請北京軍區和總參軍務部批準。

      后來,北京衛戍區的擴編和所選調的部隊,基本上是按照這幾條原則執行的。[11]

      我們看到,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由周恩來組織成立的,負責處理工作組日常事務的工作機構。這個辦公室是一個由作戰部工作人員組成的精干小班子,不僅辦事效率高,還嚴格遵守工作紀律。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制定保衛首都的初步方案,提交首都工作組會議討論決定。然后,再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實行。

      (2)首都工作組謀劃北京警衛方案。

      首都工作組成員早已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了,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也開始工作了,擬定了擴建衛戍區和選調部隊的初步方案。這個時候就要召開首都工作組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了。誰也沒有想到,這次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會議卻是在鍋爐房中舉行的。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首都工作組原定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為了保密起見,由參謀張志民和張民負責記錄和其他會務工作,沒有讓大會堂工作人員參加會議服務。不僅如此,臨到開會時,在汪東興安排下,突然改變開會地點,轉移到了二層東側一個茶爐房里召開會議。也是處于保密的考慮,在開會的時候竟然沒有發放關于這個方案的文件。周恩來、葉劍英、李雪峰、謝富治、鄭維山、劉志堅、王尚榮、雷英夫、譚旌樵、張志民、張民參加會議。[12]

      在葉劍英主持下,會議研究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在會上講話指出: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鉆空子。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局,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著大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會議決定:如遇有緊急情況需調動衛戍部隊,周恩來不在時可報鄧小平。三十一日,周恩來將會議情況及有關部署報告毛澤東。[13]

      在這次會議上,葉劍英還強調指出:北京衛戍部隊的調動是一件大事,要有嚴格的程序,必須按原則辦事。今后遇有緊急情況,需要調動警衛部隊執行任務時,一定要經總理批準。[14]

      六月一日,毛澤東在周恩來五月三十一日報送的《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紀要》上作出批示:“總理:此件已閱,很好。”[15]

      我們看到,首都工作組在葉劍英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周恩來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這次會議為保密起見,不僅沒有讓服務人員參加,還將開會地點臨時轉移到了鍋爐房中,也沒有發放會議文件。會議討論了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擬制的警衛計劃,研究了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會議決定遇有緊急情況需要調動部隊時,必須報經周恩來批準,周恩來不在時報鄧小平批準。這次《會議紀要》上報毛澤東批準以后就付諸于實施。

      本來,原先決定抽調六十五軍的一九三師進京擔任警衛任務,但是由于駐宣化的一九三師位于“三北”的重要方向,調來北京不利于戰備。因而研究后決定調北京郊區懷柔縣的七○師進京擔任警衛任務。七○師是隸屬二十四軍的一個摩托化步兵師,汽車、坦克數量多,機動能力強,便于快速調動,有利于執行緊急任務。這個師的前身是以王必成為司令員的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六師,是陳毅指揮的第三野戰軍的主力部隊之一。而先前決定進京的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隸屬六十三軍,前身是以鄭維山為司令員的華北野戰軍第三縱隊第九旅,是華北軍區的主力部隊之一。[16]楊成武、傅崇碧先后在六十三軍擔任過政委和軍長。這樣增派兩個陸軍師進京擔任警衛任務,就由六十三軍的一八九師和二十四軍的七○師來完成。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擬制了四個呈報毛澤東的正式文件:

      ①      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擴編方案:首都警衛師、北京市公安總隊、第六十三軍一八九師、第二十四軍七○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擔負首都警衛任務。

      ②      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整方案:

      1)首都警衛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一師。

      2)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二師。

      3)第七○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三師,保留原番號不變。

      4)第一八九師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四師,保留原番號不變。

      ③      中央軍委關于北京衛戍區組織機構調整擴編命令。

      ④      關于加強首都警衛兵力調動的命令。

      上述文件各打印兩份,上報周恩來并轉呈毛澤東。

      五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這時,北京衛戍區共有四個師、一個獨立團。每個師六個團,共二十五個團;一個軍樂團,一個干部大隊(團級),總計人數達10萬人。衛戍區屬兵團級。

      此后不久,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指示:“位于高碑店的第112師,位于天津的第196師和位于宣化的第193師,必要時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直接調動。”[17]

      五月三十日,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以作戰部名義向周恩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議報告:擔負首都警衛任務的四個師和一個獨立團,以兩個師加一個團,擔負北京和重要目標的警衛,以兩個師(欠一個團),擔負機動支援任務,自六月一日起執行。[18]

      五月三十一日,周恩來批準了上述建議,同時指示:于六月三日在京西賓館召開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干部大會,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做好會前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大會程序、首長講話、注意事項等。周恩來還指示,大會邀請各位元帥、北京市領導和北京軍區首長參加。[19]

      這樣我們看到,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根據首都工作組會議的決定,迅速擬定了首都警衛方案。這個方案就如何擴建衛戍區、警衛部隊的組成、部署、指揮、調動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這個時候首都工作組指揮的衛戍區警衛部隊已經達10萬之眾。為了防患于未然,葉劍英還表示駐北京周圍的三個師在必要時也可以歸北京衛戍區調動。方案報經毛澤東和周恩來批準后就立即實施。為了統一思想,協調行動,周恩來決定召開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干部大會,邀請駐京軍隊領導人和北京市領導參加。

      (3)首都警衛方案快速進入實施階段。

      首都工作組按照預定計劃,迅速將警衛方案付諸于實施。部分警衛部隊依據首都工作組的指令,進入指定位置。

      六月一日黎明,北京西南、西北郊區的大道上,隨著坦克、汽車的轟鳴聲,一隊隊解放軍戰士沿著大路疾進,天亮時他們分別已經進駐南苑、長辛店、清河地區。[20]

      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加強紀律,提高警惕,增強敵情觀念,保持高度的自覺性,使衛戍區官兵能夠步調一致,認識到保衛首都安全的重要性,周恩來指示首都工作組召開一次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干部大會。

      六月三日上午,北京衛戍區在京西賓館召開營以上干部大會。周恩來主持會議。代總長楊成武宣布中共中央軍委關于調整、擴編衛戍區的命令。宣讀命令后,他接著說:“北京衛戍區擔負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首都的任務,是一個非常光榮的任務。”楊成武還指出:“衛戍部隊的具體任務,按周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

      接著,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代表衛戍區全體官兵宣誓: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的安全。

      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在會上講了話。他說:“今天的大會,總理、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各總部、各軍兵種、各院校以及北京軍區的負責同志都來參加,對會議寄予很大希望。”

      葉劍英指出:“為了保衛首都的安全,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加強首都衛戍部隊,在原來部隊的基礎上,增加到四個師另一個團。這幾個部隊各有特長,有的熟悉警衛勤務,有的善于野戰。為了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你們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同時,還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要向全體同志講清楚,這種調整是必要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保衛首都的任務。”

      賀龍、徐向前、聶榮臻和北京市的領導人參加了大會。[21]

      傅崇碧在大會上宣誓的“四個保衛”,既是代表衛戍區全體指戰員發出的誓言,也是他們共同使命的展示。擴編后的北京衛戍區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進行工作。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謝富治,第二政委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第三政策黃作珍,后來又加了劉紹文、劉福擔任專職政委。衛戍區的兵員都經過了精選,身體、家庭條件各方面都要好的。辦公地點在慶王府。

      北京衛戍區擴編后,第一件事是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清理整頓首都治安,保證黨中央的安全。他們著手重新制定首都安全方案,清除隱患。首都工作領導小組提出了對衛戍區部隊的部署調整和整編安排:

      1)六月十日前完成保衛重要目標的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

      2)六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師、團干部及擔負保衛重要目標的連隊的干部調配;

      3)六月中旬大體完成所有衛戍部隊的調整。

      六月三日,周恩來對首都工作領導小組上報的首都警衛部隊部署調整方案批示:劍英、成武、王尚榮同志,同意這一報告中所提的警衛部隊的部署調整方案,請即組織實施。望在四天內將部隊部署和調整具體落實,并將營連的駐地和機動兵力駐地繪圖標出送閱。其他三事均同意。[22]

      在周恩來領導下,首都工作組組織召開了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干部大會,組建了衛戍區領導班子,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周恩來對首都工作組的兵力部署方案、警衛目標以及實施情況是非常重視的,不僅親自審查批準,還檢查警衛方案的落實情況,要求工作組將兵力部署繪圖送來。他以對黨中央和首都安全高度負責的精神,兢兢業業地進行著這項工作,防止突發事件的出現。

      (4)首都工作組工作范圍的進一步擴大。

      首都工作組在京西賓館住了半個多月后,于六月六日搬到了三座門。在保衛首都方案已經落實,警衛部隊進入指定位置以后,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行,首都工作組的工作全面展開,工作范圍進一步擴大。

      作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人員也由總參作戰部的幾個人,一度擴大到二十多人。先后又從作戰部調來處長蔡洪江、參謀王政成、張輝燦、王日升、梁士先、馬崇海;北京衛戍區警衛處周國興、卜洪義。另從總政保衛部、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等單位臨時抽調來十幾位部級、司局級、處級干部短時間協助工作。其中包括國務院辦公廳副秘書長吳慶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公安部管理戶籍和社會治安的一位副部長和兩位局長,總政保衛部部長史進前、保衛干事梁慶君,軍委辦公廳警衛處長宋治國等。[23]

      隨著工作范圍越來越廣泛,首都工作組就從單一的擴建北京衛戍區,發展到清查、清理首都,消除安全隱患,維護首都治安。這時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下設七個組:

      1)部隊指揮組。主要負責有關警衛部隊的調動,首都重要目標的警衛;派遣警衛部隊執行各種臨時性的任務等。

      2)治安組。主要負責社會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種不安全因素。

      3)槍支彈藥清查組。主要負責對軍隊、地方和市民非法槍支彈藥的清查和收繳工作。

      4)電臺組。主要負責對地方團體(包括體育訓練用無線電)和民用各種無線電收發報機的清查、整頓工作,特別是對私設電臺的清查、清理和收繳工作更為重要。

      5)社會人口清查、清理組。主要對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險人口的清查、整頓工作。

      6)監獄、看守組。主要負責北京市各監獄、勞改場、拘留所、看守所臨時關押人員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頓工作。

      7)外事、僑務組。主要負責各國駐京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安全警衛工作;負責北京華僑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成立的這些小組,在首都工作組的領導下,在職能部門的配合下開展工作。當時的社會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既要高度重視,又要講求政策。按當時規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員會,說服、動員其遷出北京。[24]

      首都工作組及其直接指揮的北京衛戍區部隊,為了消除安全隱患,防止突發事件的出現,防患于未然,當時不僅維護首都安全,還負責著社會治安。在后來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維護首都經濟的正常運行,人民生活的安定,社會秩序的穩定中,首都工作組及其所屬部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保障首都安全,維護首都正常秩序運行的堅強支柱。

      (5)解散首都工作組。

      首都工作組運行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北京衛戍區領導機關早已完成了擴編,業已和軍委各總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這個時候首都安全通過組織程序就能夠進行處理,發生的問題通過“三支兩軍”就可以得到解決,日常工作可以交給總參作戰部承辦。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經完成,沒有多少大的事情要辦了。在這種情況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送呈周恩來一個報告,請示撤銷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周恩來在反復思考后,于一九六七年六月終于同意撤銷首都工作組辦公室。[25]這樣首都工作組隨著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撤銷也就自動解散了。

      5、首都工作組在文革發動之際的作用。

      首都工作組是文革發動及其運行初期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表現形式。這個機構不僅是為了維護黨中央和首都安全,也是保障文化大革命發動和進行的堅強后盾。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我們還會看到“三支兩軍”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表現形式。當然,這是后話。

      首都工作組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組織建立的維護首都安全的工作機構。這個機構是為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維護黨中央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發生而設立的,具有神秘的色彩。首都工作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葉劍英任組長,由軍委、總參、總政、國務院、中央辦公廳、公安、華北、北京等部門的重要領導人組成。首都工作組辦公室是其日常工作機構,由作戰部抽調精干人員組成。這個工作組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在首都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就解散了。

      從首都工作組成立時的形勢上來說,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刻,黨內又出現了彭、羅、陸、楊問題,他們又是在黨政軍內擔任過重要職務的高級領導干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障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維護社會的穩定,防止突發事件的出現,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夠得以發動和進行,成立首都工作組,統轄首都警衛力量,就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要求了。

      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行上來說,首都工作組及其所掌握的部隊是保障文革全面發動和進行的堅強后盾。傅崇碧在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干部大會上宣誓時就說,要保衛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革命,是從北京發動后影響全國的。因而要想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能夠得以發動和進行,就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保護。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而加強北京警衛力量,使北京警衛部隊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掌握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就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和進行的必要保障。

      從維護首都安全和社會秩序上來說,當時首都工作組掌握的部隊達十萬余人,分布在北京市區,不僅警衛重要目標,還預備著機動兵力,根據形勢的發展,隨時準備出動來解決問題。同時,北京周邊的三個陸軍師還可以隨時出動支援北京的警衛力量。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從來沒有搞過,極易出現混亂,產生不測局面。這樣一旦某些領導機關出現癱瘓,社會秩序失控,首都工作組及其所屬部隊就要承擔起維護首都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任。因而精干的領導機構,強大的警備力量,成為首都安全和社會秩序穩定的壓艙石。

      從組織程序上來說,首都工作組對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工作機構。雖然工作組成員是由黨政軍機構和當地領導人參加,但是卻不受中央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而與它們保持平行的關系,聽命于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它的使命就是要保衛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這表明首都工作組是一個直屬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掌握北京警衛力量,防止突發事件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

      從與衛戍區的關系上來說,首都工作組是北京衛戍區的直接領導機構,北京衛戍區則是警衛部隊的指揮機構。首都工作組是一個秘密機構,北京衛戍區則是一個公開機構。北京衛戍區掌握著十萬余人的衛戍部隊,直接聽從首都工作組的調遣和指揮。兩者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系。北京衛戍區及其掌握的部隊,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完成各項工作和任務。

      從警衛力量的組成上來說,包括首都舊有警衛力量和專門從外地野戰部隊調來的兩個陸軍師。這一方面是由于在形勢復雜的情況下,原先首都警衛力量薄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首都警衛力量出現意外情況。從野戰部隊中調來的兩個陸軍師,不僅可以大大加強首都的警衛力量,同時還造成強大的威懾,使圖謀不軌者不敢輕舉妄動。一旦出現突發事件,陸軍師就能夠迅速出動予以彈壓。

      我們看到,在當時形勢下,首都工作組的成立是必要的。這是維護黨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發動和進行的必然要求。首都工作組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由周恩來具體負責的工作機構。北京衛戍區則是在首都工作組領導下,直接指揮北京警衛力量的機構。進京的兩個陸軍師以及在北京周邊隨時準備出動的三個陸軍師,不僅大大充實了北京警衛力量,而且也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這樣就不僅能夠保障黨中央和首都的安全,也使得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和進行。即使出現突發事件,也會立即出動將其消滅在萌芽之中。

      這種嚴密的部署和軍隊調動程序強化了首都北京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證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順利進行。這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晚鄧小平到中國人民大學看大字報并參加群眾大會時回答學生提問,以及文革結束后的談話中再一次反映出來。會上,有學生遞條子問鄧小平關于“二月兵變”的事。他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已經查過了,沒有這回事。”“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鄧小平還談到過這件事。他說:“我那時就說,那個事不可靠。我是總書記,調兩個團到北京也不行。那時規定,調一個連,歸大軍區管,調一個營,歸軍委、總參謀部。”[26]

      在文革發動起來,形勢穩定,首都安全得以保障以后,首都工作組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全面奪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依靠“三支兩軍”來進行解決。這個時候首都工作組的解散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了。從首都工作組存在的歷史作用來看,在文革發動之際,首都工作組及其所屬部隊是維護黨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得以發動和進行的堅強后盾。

      (五)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斗爭的三個回合。

      文革發動階段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派出了工作組,后來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又撤銷了工作組。雙方圍繞工作組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這種斗爭形式上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展開,實際上則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之間矛盾的反映。這種斗爭最終以撤銷工作組為標志,使文化革命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

      1、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斗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澤東批發了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派出了工作組。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文革形勢蓬勃發展,北大率先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將第一張大字報批發全國,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派出了工作組。這樣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形成了第一個回合的斗爭。要研究第一個回合的斗爭,還是先從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前的形勢談起。

      (1)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后,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這些批判文章從性質上說是先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繼續,與正在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遙相呼應,實際上則是“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具體表現。這些批判文章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和《解放日報》、《文匯報》上發表出來后,以激烈的語言,磅礴的氣勢,推動著文化大革命的進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文章指出:“當前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大論戰,絕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什么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斗爭,是一場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又長期的斗爭。我們必須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界中,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問題,是關系全局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頭等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我們每一個革命戰士,對這場斗爭不能不管,不能不問。我們一定要響應黨的號召,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投入到這場階級斗爭中去,堅決把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

      這篇社論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當天發表的,其中收錄了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論,還經毛澤東審定過,在當時是極為重要的文章。但是《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在轉載的時候卻擅自將這篇重要社論作了刪節。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組將《人民日報》負責人叫到釣魚臺,在康生主持下召開會議,批評“《人民日報》出此大錯并非偶然,同報社領導人長期處于中間狀態有關”。會后,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將《解放軍報》社論再登一次,將刪去的部分用黑體字標出來。[2]從中可以看到當時斗爭的復雜程度。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了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后,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的安排下,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以“向陽生”的筆名在《北京日報》和《前線》雜志上發表了《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與吳晗商榷》一文,力求把姚文元文章引發的政治批判轉入學術批判的軌道。廖沫沙則是在此前公開為鬼戲搖旗吶喊。一九六一年夏,北方昆劇院在北京公演《李慧娘》以后,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以筆名繁星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一文,公開為鬼戲進行辯護。《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歌頌鬼戲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澤東在彭真、陳伯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說:“有鬼無害論”是農村、城市階級斗爭的反映。后來毛澤東還批評《人民日報》對提倡鬼戲不作自我批評。[3]

      從中我們看到,鄧拓在為吳晗的《海瑞罷官》進行辯護,廖沫沙為鬼戲吶喊助威,他們三個人都在北京市工作。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廖沫沙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吳晗任北京市副市長,在批判《海瑞罷官》和宣揚鬼戲的問題上,他們三個人站在了在意識形態方面社會主義革命的對立面。不僅如此,他們在文化戰線上的密切合作還在此前鄧拓獨自撰寫的《燕山夜話》和他們三人合作寫出的《三家村札記》上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燕山夜話》是鄧拓在《北京晚報》副刊上設立的一個專欄。這個專欄開始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后鄧拓在這個專欄上發表了一系列雜文。《三家村札記》是鄧拓、吳晗、廖沫沙在《前線》雜志上開辟的一個雜文專欄。《前線》雜志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辦的。當時《前線》編輯部認為既然鄧拓在《北京晚報》上開辦專欄寫文章,作為《前線》主編的鄧拓更應該在《前線》開辦欄目,發表文章。但是鄧拓感到自己同時開辦兩個欄目恐怕有困難,于是便邀請《前線》雜志常委編委廖沫沙、主要撰稿人吳晗,一塊開一個雜文專欄。由于是三個人開的專欄,于是就取名“三家村”,他們寫的文章稱為《三家村札記》。所寫文章統一用“吳南星”來署名。這是取吳晗的“吳”字,馬南邨(鄧拓的筆名)的“南”字,繁星(廖沫沙的筆名)的“星”字,組成的一個筆名。當時他們約定,文章不要太長,一般為千字文,題目自己選擇,按各自的專長隨便寫,每期上一篇,輪流撰稿,《前線》編輯部編輯李筠為《三家村札記》的稿件聯系人。《三家村札記》從一九六一年出刊,到一九六四年停刊,共辦了三年,最后在《遇難而進》的文章中落下帷幕。[4]

      不論是《燕山夜話》還是《三家村札記》,都是以雜文的形式出現的。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談古論今,針砭時弊,情景交融,妙趣橫生,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人們茶余飯后的休閑,不僅開闊了視野,還學得了文史知識,單從寫作技巧和藝術水平上來論,確實還是功底深厚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特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國際上面臨以美蘇為代表的霸權主義的強大壓力,國內全國人 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遇到重大挫折的時候,他們在創作指導思想上不是在總路線的指導下,總結經驗教訓,振奮人民精神,堅定人民信心,使全國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而是把過去的“老古董”搬了出來,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冷嘲熱諷,含沙射影,發表的這些雜文就把他們的立場和態度惟妙惟肖地表現了出來。

      《三家村札記》的稿件聯系人、責任編輯李筠,后來在回憶中吞吞吐吐地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并非每篇文章鋒芒都直指無知、不實事求是、輕視教育和文化傳統的時弊,但總的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實事求是精神的召喚下,‘三家村’把對現實的社會問題的思考凝練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觸及到‘左’傾錯誤,從而在文化思想領域內引起了交鋒。”[5]

      雖然李筠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還是承認了他們當時在寫作上存在影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確實很難講出來。如果照直來說他們在搞影射,實際上就承認了當時對“三家村”的批判是正確的。如果說他們的寫作與時勢無關,顯然又不符合事實。于是李筠在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才采取了“猶抱琵琶半掩面”的態度。

      這還可以從他回憶鄧拓嫌吳晗、廖沫沙寫的文章批判性不強,自己親自起草的《偉大的空話》中表現出來。他說:“《三家村札記》最初發表了吳晗的《古人的業余學習》和廖沫沙的《從走路和摔跤學起》,鄧拓對我說:沒有打響,言不及義。當時我很不理解,只覺得那兩篇文章寫得不錯嘛。不久,鄧拓寫出了《偉大的空話》,對當時說大話、說假話、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不良思想作風給予了有力的抨擊。”[6]

      關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有無影射和針砭時弊的問題,當時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的戚本禹后來有一個回憶。他說:“對于鄧拓和吳晗、廖沫沙,在《北京日報》、《前線》雜志上發表的諷刺現實的文章,有的我贊成,有的我反對。而且早就寫過批評他們的文章(是發表在當時的《光明日報》上的)。他們不僅僅是在發牢騷,有些地方可以說是對黨和毛主席的攻擊,而且攻擊得很過分。”

      “我看了《燕山夜話》,當時就寫了個批評信給《前線》雜志編輯部。說你寫的這些東西太過分了。誰都看得出,你是在攻擊中央領導的。你要提出的指導方向究竟是要往哪里指導啊?可他們不讓登我的這封信。而是給我寫了個信,說你這個意見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們的意思并不是你說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們就不登了。后來據他們在文革中的交代,這個回信的每句話都是經過鄧拓仔細斟酌后寫的。我當時是用了‘戚誼’(我在團校用的名字)的筆名寫這封信的。他們就到處去打聽,戚誼是誰,可查了以后,誰都不知道是誰。

      當時不僅是我,中央辦公廳,后樓研究室好多人都寫了信給他們,他們一封也沒登出來。后來主席批評了《燕山夜話》。我就把這信拿了出來。康生看了就說,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證據,這是典型的壓制批評。后來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日報》上登了出來。”[7]

      戚本禹的這個回憶后來被《三家村札記》的責任編輯李筠的回憶所證實。不過可能是年代久遠的緣故,李筠的回憶將戚本禹的署名寫成了“戚益”。李筠回憶說:“鄧拓的《專治健忘癥》發表后,曾收到一個名叫戚益的來信,信中質詢鄧拓,健忘癥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給鄧拓,鄧拓寫了批語:‘文章是就事論事。關于雜文的寫法,確實是值得探討的。許多讀者也都提出過這類問題,本刊發表的雜文,比較強調正面談問題,不太主張過于隱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據鄧拓的批語,我加上其他讀者的一些反映,給戚益回了信。這件事后來也成為《前線》壓制批評、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8]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不論是李筠還是鄧拓當時都沒有直截了當地否定影射問題的存在。從戚本禹的回憶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也是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存在不同意見的。這表明這些雜文寫作期間就在社會上引起了爭鳴和反響。不過由于他們獲得了北京市委的支持,同時文化革命的風暴尚未興起,因而盡管存在分歧和爭論,也沒有在報刊上發展到激烈對抗的程度。

      由此我們看到,鄧拓在《北京晚報》副刊上開辟了《燕山夜話》的專欄,鄧拓、吳晗、廖沫沙在北京市委主辦的雜志《前線》上開辦了“三家村”的專欄,《北京日報》在宣傳中與他們的觀點遙相呼應,這樣以鄧拓、吳晗、廖沫沙為代表,以《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和《前線》雜志為陣地,就將宣傳他們觀點和政治態度的文章竭力推了出來。

      正是因為這樣,對吳晗的批判,會發展到同吳晗一起在“三家村”寫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的頭上,進而延伸到熱心刊登《三家村札記》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線》雜志、發表《燕山夜話》的《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

      五月八日,《解放軍報》以顯著位置發表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文章說:“鄧拓的《燕山夜話》,以及用吳(即吳晗)南(馬南邨即鄧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寫的《三家村札記》,充分說明了,在我們的社會里,階級斗爭還是十分尖銳、復雜、激烈的。”“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他們把持《前線》、《北京日報》以及《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文章宣稱:“‘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同日,《光明日報》發表何明(關鋒的筆名)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這篇文章一針見血地質問《前線》和《北京日報》:“你們究竟是無產階級陣地,還是資產階級陣地?你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還是宣揚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你們究竟要走到那里去?”[9]

      五月八日,《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還刊登了林杰等人摘編并加按語的長達20000字的《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10]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這篇文章原文的標題是《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五月九日,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刪去標題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將標題改為《評 “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11]經他修改后的題目,以精練、鮮明、生動的方式將文章主題展現出來,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發表后,刊登姚文元文章的《文匯報》立即被空運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第二天在全國報刊雜志上轉載。姚文在上海發表的當天下午,新華社通知首都所有報紙和期刊的負責人到北京民族文化宮開會,由張春橋傳達中央關于轉載姚文元《評 “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一文的通知。由于此前《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在轉載五月四日《解放軍報》社論時,未經批準就擅自對社論作了刪節,因而這次張春橋代表中央宣布,所有的報紙刊物在明天轉載姚文時,不準少一個字,錯一個標點。少了個字,錯了一個標點,都由那個單位的黨委負責。除了北京的報刊,新華社也通知全國的報刊,在轉載姚文時注意不要刪節。[12]

      這篇文章從四月十六日《前線》和《北京日報》發表的《關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的材料入手,揭示了鄧拓、吳晗和廖沫沙之間存在的密切聯系,指出吳晗率先發表《海瑞罷官》成為“三家村”的先鋒,鄧拓是“三家村”的掌柜(主將),廖沫沙則是緊緊跟上,為他們吶喊助威。文章從《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出現時的內外形勢出發,通過對他們在這兩個專欄上發表的代表性文章的剖析,指出他們寫的這些文章貫穿著“一條黑線,幾股妖風”,是以“學術”、“考據”、“休息”的方式,千方百計地推行“和平演變”。

      文章饒有興致地指出,鄧拓雖然寫了《陳絳和王耿的案件》一文,但是由于影射過于明顯,后來不敢收到出版的《燕山夜話》的集子里。作為《燕山夜話》收尾之作的《三十六計》,在收入集子的時候卻沒有按照發表時的時間順序放在末尾,而是把它夾在中間,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跡。這是作者心虛的表現。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偉大號召。鄧拓見事不妙,就在《燕山夜話》上奉告讀者,說他近來把業余活動的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不寫《燕山夜話》了。于是在九月二日發表了《三十六計》以后就偃旗息鼓了。

      文章最后要求挖掉三家村的根子,肅清三家村的流毒,指出:“從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大革命。面對著這樣艱巨的戰斗任務,我們一定要敢于革命。”“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支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在原則問題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敢想、敢說、敢闖、敢做、敢革命!”[13]

      五月十一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紅旗》雜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澤東審閱批準后發表的。[14]

      這篇文章是戚本禹起草后,在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尹達、王力、關鋒等人一起討論修改的。當時康生提出,要聯系鄧拓的歷史來徹底批判鄧拓。他還說,聽彭真說,鄧拓在歷史上被捕過,受審的時候,招供了。因而康生提議要在文章中加上“鄧拓是叛徒”這句話,在場討論的人都表示同意。為慎重計,康生讓戚本禹找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再核對一下這件事。為此,戚本禹專門與安子文聯系,安子文查看檔案材料,讓秘書打電話說,鄧拓在敵人那里招供了,所以可以說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這個問題,要由中央來決定。這個稿子排出清樣后,由陳伯達簽了名,送給劉少奇、鄧小平及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批準以后就發表了。戚本禹后來也回憶說,他在彭真家里聽彭真說過,鄧拓以前叛變過,只是沒有給黨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來八大要選他為中央委員的,是他自己給中央寫信,說他在歷史上有問題,不能當中央委員。[15]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林杰的《揭破鄧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16]

      這樣我們看到,由吳晗《海瑞罷官》引發的大批判,將鋒芒指向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吳晗、鄧拓、廖沫沙順勢帶出,發表他們文章的《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首當其沖,通過中央報刊將文化領域的批判推向全國。這些批判文章發表后,以其強大的輿論攻勢在各地引起強烈反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批判運動,使人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引發人們投入到這場文化革命中,形成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

      (2)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出現。

      當報刊雜志吹響文革號角的時候,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應運而生。那么,這張大字報產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① 第一張大字報產生的背景。

      第一張大字報出現于北京大學,是與北大自身的歷史傳統分不開的。北京大學的前身是戊戌變法期間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失敗后,其他變法措施被廢除,京師大學堂卻保存了下來。

      新文化運動期間,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基地。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兼容并包”的方針,促進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文化的傳播。北京大學涌現出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創辦《新青年》,講授馬克思主義,開展“問題和主義”的論戰,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五四運動期間,北京大學的師生走在前列。陳獨秀實際上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無產階級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階級基礎。不論是全面抗戰前夕的一二九運動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和“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大游行,北大師生不僅積極參與其中,而且還起著先鋒作用。

      北大是中國一流大學,在文科方面尤為突出,廣大師生接受先進理論,思想活躍,視野開闊,關心祖國命運,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中國革命斗爭的關鍵時刻,往往挺身而出,站在斗爭的前列。這是北大的光榮傳統。第一張大字報就是在具有光榮革命歷史傳統的北大產生的。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出現也是與社教運動密切相關的。這在中宣部駐北大工作隊、北大社教積極分子聶元梓等人與北大黨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上反映出來。

      社教運動期間,中宣部派出以副部長張磐石為組長的調查組進駐北京大學。調查組依靠聶元梓等社教運動積極分子,做出了北大干部隊伍在政治上嚴重不純的結論。這個結論得到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常務副部長張子意的支持和肯定,認為北大存在“奪印”問題。而后張磐石又組織了一個二百六十人的工作隊,將運動的目標對準北大黨委,向中宣部寫報告說北大黨委的領導實際上走的是資產階級的道路方向。然后依據這個判斷對北大各級干部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彭真為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并不同意工作隊的意見和斗爭方式。

      “二十三條”下發后,彭真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寫報告反映情況。鄧小平召開書記處會議,認為北大是比較好的學校,北大不存在改換領導的問題,陸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錯誤,北大社教運動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要求將運動落實到教學上。而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召開會議做雙方的工作。通過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絕大多數人初步統一了思想。但是工作隊隊長張磐石卻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也沒有在工作上采取實際的行動。副隊長常溪萍向鄧小平、彭真等人寫信反映情況,經鄧小平提議中宣部撤銷了張磐石的隊長職務。

      為了進一步解決雙方的分歧和矛盾,彭真提議搞一次北大黨員干部整風學習會。這就是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哲學系、技術物理系和經濟系是這次整風學習的重點對象。技術物理系和經濟系進行的整風學習在國慶節前相繼結束,而聶元梓所在的哲學系,分歧很大,問題很多。雙方在會議上互不相讓。會議領導小組認為再僵持下去也沒有意義,就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宣布哲學系的整風學習會結束,對聶元梓沒有給任何處分。[17]

      聶元梓等人積極參加社教運動,揭發北大黨委存在的問題,即使反映的問題存在一些失實之處,但是其行為則是符合社教運動要求的,也是無可厚非的。從中不難看到,不論是北大黨委還是彭真為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是與中宣部及其工作隊和聶元梓等人存在著分歧和矛盾的。這些分歧和矛盾集中在北大黨委到底是不是存在走資產階級的道路方向的定性上。

      雖然“二十三條”下發后,在鄧小平主導下,以中宣部轉變認識,撤銷張磐石工作隊隊長職務為標志,改變了對北大黨委的定性,將社教運動期間的分歧統一到北京市委的意見上來,還通過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對以聶元梓為代表的社教運動積極分子進行了整風,而使問題得到暫時 解決,卻留下了后來矛盾發生的嚴重隱患。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北大黨委到底存在不存在問題?中宣部工作隊的定性準確不準確?從歷史的考察中我們可以發現,作為首都并對全國具有重要影響的一流大學,北大在執行黨的教育方針和辦學方向上確實存在著嚴重問題。這里不僅是學校各級干部和師生隊伍的純潔性,還有培養什么樣的人和如何培養人的問題。這個判斷可以從后來毛澤東批發第一張大字報時,把北大視為“反動堡壘”上得到證明。[18]中宣部工作隊雖然在運動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面過大、搞批斗等),但是對北大黨委的定性還是準確的,和毛澤東對北大的判斷是一致的。

      這里有一個問題,本來陸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錯誤,是毛澤東講的。[19]但是后來毛澤東又為什么稱北大為“反動堡壘”呢?不難看出,稱北大為“反動堡壘”,是從北大的辦學方針和方向來說的。對于這個問題,作為北大校長和黨委書記的陸平,無疑對此是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但是只要我們理解了黨內走資派也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話,那么在這個問題上的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前后,報刊雜志上也發表了一大批批判文章。這些戰斗的檄文,從思想輿論上推動著文革的潮流滾滾向前。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來,不管是學術批判還是政治批判的文章,不斷將正在進行的文化批判推向前進。《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下發后,不僅為政治批判提供了依據,還指明了批判的方向,進一步將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引向深入。報刊雜志上相繼發表的系列批判文章,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創造了重要的輿論氛圍。

      同時,隨著“五一六通知”在黨內的下發,清洗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發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動員令。由毛澤東親筆加寫的這些富有斗爭色彩的文字,要求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僅對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從精神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還成為他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這就為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指明了方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北大第一次大字報出現的原因是復雜的。這里既有北大自身的革命歷史傳統,也有在社教運動期間圍繞北大辦學方針和方向以及北大黨委定性上產生的分歧和矛盾,還有當時報刊雜志發表文章進行的輿論助威,更有“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毛澤東和黨中央發出的造反號召。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北大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在這些因素中,“五一六通知”的下發無疑起著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

      ②   第一張大字報的內容及其評析。

      前文我們分析了第一張大字報產生的背景。那么,第一張大字報又是如何產生出來的?大字報的內容是什么?應該如何來評價這張大字報呢?下面我們來研究這個問題。

      1)第一張大字報是策劃出來的,還是自發產生的?

      文革結束以后,有人處于否定文革的需要,說第一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夫婦策劃出來的。這張大字報是康生背著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送給在外地的毛澤東,才在毛澤東批示下播發全國的。甚至還引用康生在文革期間說的“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促動下寫成的”話為依據,來說明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是一次陰謀活動,企圖以此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20]那么,真實的情況又如何呢?

      第一張大字報產生前夕,曹軼歐確實組織了一個中央理論小組五人調查組到北京大學了解情況。既然曹軼歐到北大搞調研活動,也就必然會與北大的領導和群眾進行接觸。本來這是調查組業務范圍內的工作。即使曹軼歐調查組與貼大字報的人有一些接觸,也不能由此說曹軟歐等人策劃了這張大字報。因為接觸與策化大字報畢竟是性質不同的活動。

      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王力,后來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后來大字報的作用大了。聶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來了,曹軼歐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參與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報也有關系,他把大字報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傳達的,他就把功勞歸于自己。康生同外國人談話時也居功。實際上他們三個人都沒有份。后來曹軼歐和聶元梓的矛盾爆發了。曹軼歐不同意把聶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對聶元梓一貫印象惡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視聶元梓,曹軼歐覺得過分,就揭她的底,說大字報她一個字也沒有寫,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寫了后,叫哲學系的人簽字,聶元梓是哲學系總支部,叫她簽她還不簽,說服了好幾次才簽的。因為她是總支書,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說曹軼歐和聶元梓是老鄉,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21]

      從王力的回憶中可以看到,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的產生沒有關系,康生當時只不過是把大字報報送毛澤東而已。大字報主要是楊克明起草的,聶元梓不過是在別人說服下才在大字報上簽名的。由于他是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所以才把她放在了第一名。即使如王力所說的那樣,聶元梓作為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當時能夠在大字報上簽名,這就表明了她對大字報的態度。至于別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雖然王力在回憶中對康生、曹軼歐挖苦說,他們在大字報的問題上為自己爭功,是否符合歷史真相我們暫且不論,但是從中也不難反映出康生、曹軼歐是支持第一張大字報的。

      當年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戚本禹后來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我從來沒有聽曹軼歐說過,是她去參與組織、策劃寫這張大字報的。楊克明在1966年7月曾給中央文革寫信,報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產生經過》,說了大字報寫作經過。一開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學系的教師張恩慈,為寫大字報的事去找過曹軼歐,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楊克明執筆寫了大字報。楊克明在信上還說,他起草的這張大字報的底稿還在他那里。我們派到北京大學的‘快報組’記者回來也跟我說,這張大字報是哲學系楊克明等幾個青年教師一起寫的,寫好后,再請聶元梓等人一起簽名的。當時大家要聶元梓領頭簽名,這是因為當時的人組織觀念都很強,即使是起來貼黨委的大字報,也不能脫離黨組織的領導。這恐怕還是從1957年的整風反右斗爭中得到的教訓。其實按照地位來說,聶元梓在當時應該屬于是當權派的。”[22]

      從戚本禹的回憶中可以看到,這張大字報是楊克明與張恩慈商量后,在曹軼歐支持下,與幾位青年教師一起討論,由楊克明執筆寫成的。由于聶元梓當時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在北大社教運動中又受到打擊,從組織觀念出發,他們才請聶元梓在大字報上簽名的。這張大字報雖然得到了曹軼歐的支持,卻并非是由她組織和策劃而是楊克明等幾位青年教師起草的。

      我們還是看一看這張大字報的作者是如何談這個問題的吧。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七人,在大飯廳東墻上貼出題為《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學報。[23]

      在大字報上署名的七人中,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是系黨總支副書記;其余五人都是中共黨員、該系教員(其中的楊克明在此前不久調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工作)。

      據參與寫大字報的幾個青年教員說,大字報是他們自己發起的,沒有人指使,他們當時都不知道聶元梓在醞釀寫大字報期間找過曹軼歐。

      那么,在大字報上第一個署名的聶元梓是如何回憶這件事的呢?

      聶元梓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由來》(《往事》,2004年11月17日,第四期)一文中說:“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們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沒有講具體內容。寫什么,怎么寫,我們都是一邊起草一邊商量的,既不是帶著寫好的底稿去見曹軼歐,更不是受到曹軼歐的指使和授意才寫的。”[24]

      當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已經下發全黨,聶元梓他們是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來貼大字報的。即使他們問過曹軼歐,也是從組織原則出發,詢問是不是可以貼校黨委的大字報,曹軼歐也是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來答復聶元梓他們的。這顯然不能得出第一張大字報是在曹軼歐指使和策劃下才產生的結論。不論曹軼歐還是康生都是支持第一張大字報的。這是因為這張大字報的出現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在這種情況下,又有什么厚非的呢?

      至于說康生背著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將大字報稿送給外地的毛澤東,事實證明這種指責也是沒有道理的。康生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將文化革命過程中產生的第一張大字報送在外地的毛澤東,這本身就是他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他有責任和義務向毛澤東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同時,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康生向毛澤東報送的并非是大字報底稿,而是《紅旗》雜志、《光明日報》總編室五月二十七日編輯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刊載的大字報。毛澤東也是在這個簡報上作出批示向全國播發這張大字報的。[25]像這樣的簡報也是同時報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的,康生按照組織程序將《文化革命簡報》報送在外地毛澤東的,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結論:第一張大字報并非緣自于康生、曹軼歐的策劃,而是北大哲學系一些人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自發寫出來的。貼大字報前向曹軼歐征求意見,不過是從組織程序上出發,而非是在大字報的起草和內容上。曹軼歐也是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答復聶元梓等人可以向學校黨委貼大字報的。康生將載有第一張大字報的《文化革命簡報》報送毛澤東,是符合組織程序的,也是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職責。當時康生、曹軼歐是支持第一張大字報的,這種態度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因而在第一張大字報上對康生、曹軼歐的攻擊是沒有依據的,也是別有用心的。

      2)第一張大字報的主要內容。

      當時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珮云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干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大字報的作者一開始就提出質問,正當全國人民以高昂革命精神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大卻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壓制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

      為了批判宋碩、陸平、彭珮云,大字報的作者從他們的言行談起,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們的言行。五月八日報刊上何明、高炬的文章發表后,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斗爭高潮的時候,五月十四日陸平急忙傳達了宋碩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斗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斗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于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斗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憤怒要求開大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珮云按照宋碩的指示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大字報認為這不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而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然后,大字報的作者以他們的觀點為依據進行批駁,說他們這樣做是把這場你死我活的嚴重政治斗爭引導到“純學術”“純理論”的討論上去。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大字報的作者還以不久前為了研究海瑞“平冤獄”的問題為例,批評他們“指導”法律系的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是用學術討論來代替嚴肅的政治斗爭,進一步質問他們為什么閉口不談黨中央毛主席早已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和方向,離開正在進行的政治斗爭,卻說“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

      大字報的作者認為,反擊黑幫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斗形式。由此反問他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制造種種清規戒律,就是壓制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這是我們絕對不答應的!

      大字報的作者又發出質問,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卻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是為誰堅守“崗位”?

      大字報的作者最后呼吁,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26]

      從中我們看到,聶元梓等七名作者是以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為指導,在全國掀起批判“三家村”的背景下,以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北大校長、黨委書記陸平和黨委副書記彭珮云的言行為依據,寫出這張大字報的。這張大字報將矛頭不僅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而且大字報七個署名作者的第一人聶元梓還是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是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帶頭造北大黨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大學部的反。大字報的作者指出在文化革命熱潮到來的時候,宋碩、陸平和彭珮云不是滿腔熱情地發動群眾來參加文化革命,而是離開黨中央和毛澤東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方向,像彭真和鄧拓一樣將嚴肅的政治斗爭納入純學術的討論,要求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開小會不開大會,寫小字報不寫大字報。這是在壓制革命群眾的斗爭,轉移斗爭方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革命的反面。這樣就將將宋碩、陸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態度鮮明地揭示了出來,向他們發出了在文化革命中究竟要干些什么的質問,引發了人們對這些問題的嚴肅思考。

      3)第一張大字報的評析。

      第一張大字報是聶元梓等七個人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在北大大飯廳東墻上貼出來的。這張大字報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是陽謀,而非陰謀。從大字報的內容看,不是抽象地攻擊和議論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領導干部,而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導下,以宋碩、陸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言行為依據展開批判的。大字報以犀利的文筆,激烈的文字,將矛頭對準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領導人。這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不管聶元梓是否參加了這張大字報的起草工作,也不管聶元梓這個人當時有什么缺點,作為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她能夠在這張批判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學校黨委的大字報上署名,就表明了她在文化革命上的鮮明態度。從這方面上說,她積極參加文化革命的行為還是應該肯定的。當然,聶元梓后來個人主義膨脹,背離文革目標,為謀求個人地位而破壞文革大局,另當別論。

      這張大字報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將矛頭對準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領導人;二是大字報的作者都是中共黨員,其中聶元梓和趙正義還是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副書記;三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下級黨員干部給上級黨委負責人貼大字報。

      這三個特點決定了大字報貼出后,必然會在北大校園引起強烈反響,引發北大師生對這個問題的激烈辯論。這不僅是由于貼出大字報從方法和內容上都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北大在教學方向和方針上存在著不少問題,在社教運動上又遺留下嚴重的矛盾,也是由于人們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是擁護黨委的,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把抱著善意向學校黨委提了意見的人劃為右派,因而不少人處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擔心給黨委貼大字報會將反黨的帽子扣到自己身上,進而引火燒身的緣故。

      至于這張大字報能否走出北大的校園,起到更大的影響,還取決于高教部、華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在這張大字報上的態度。這直接決定著這張大字報的前途命運和影響力。這里關鍵的問題是,大字報對北大黨委的定性是不是準確,是否應該對北大黨委進行批判。這就要弄清北大黨委的辦學方向和方針,是不是執行了黨的基本路線。如果北大黨委執行了黨的基本路線,堅持了正確的辦學方向和方針,那么就不應該進行批判;否則的話,就要進行批判。在北大黨委性質的判斷和批判方法上,高教部、華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與大字報的作者是否意見一致,直接關系到大字報的前途命運和影響力。

      總的說來,這張大字報是北大幾個黨員干部,響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號召,在“五一六通知” 精神的指導下,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將矛頭指向北大黨委,為了進行文化革命而寫成的。

      ③   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引起強烈反響。

      第一張大字報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黨委,同時第一個署名的聶元梓又擔任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因而這張大字報貼出后,在北大引起強烈反響。有支持大字報的,也有反對大學報的。圍繞第一張大字報很快在北大形成了兩派,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和斗爭。

      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期間,一些人利用共產黨開門整風的機會,向黨發起進攻,要求共產黨交出政權,和他們進行“輪流坐莊”,攻擊共產黨是“黨天下”,還要搞“政治設計院”,成立“平反委員會”,對共產黨進行清算。[27]于是整風變為反右,不少黨組織把整風運動期間抱著善意給提了意見的人錯劃為右派,給黨內民主作風和監督造成了嚴重損害。鑒于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的教訓,當時不少群眾對給黨委提意見還是心有余悸的。同時還由于平時所受到的組織紀律觀念的教育,因而在第一張批評北大黨委的大字報出現后,他們幾乎本能地站在學校黨委一邊,有的還要再看一看。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北京大學校園內就跟著貼出了一千多張大字報,開始多為支持聶元梓的,后來在北大黨委的授意下,反對她的大字報逐漸占了多數,很快淹沒了反對黨委的大字報。支持和反對的兩派師生在校園中形成對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甚至還出現了推推搡搡的現象。當時還有組織地與聶元梓等人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聶元梓被帶上了“鄧拓幫兇”、“黨的叛徒”、“嚴重違犯黨紀國法的大壞蛋”、“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等頂頂帽子。[28]

      一些人在聶元梓等貼大字報的地方高呼口號:“同學們,階級斗爭是復雜的,千萬不要上當,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黨的覆轍。”

      北大留學生工作辦公室宋柏年、高艾軍等十一人的大字報的題目是《請看聶元梓的罪惡勾當——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反黨的大毒草》,其中寫道:“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點,黨委擴大會上傳達了黨中央有關文化革命的指示,作為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你是親自聽見了的,你有話為什么不在黨的會議上說,卻在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內,迫不及待地把寫有內部情況的大字報貼在大餐廳?你目無組織,目無中央,你還有一點點黨性嗎?你還有一點點共產黨員的氣味嗎?”

      法律系學生徐昭文等十八人取名于5月26日貼出的大字報題為“你們是赫禿子式的陰謀家”,大字報說:“你們披著‘黨干部’的外衣,干的是叛黨的勾當。昨天你們演出了一處反黨反文化大革命的丑劇,我們認為這決不是偶然的,你們早已懷上了取消黨的領導的鬼胎。”

      在大字報貼出的當天,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張彥,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當時已決定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先后來到北大,重申中央關于貼大字報要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內外有別,運動要有領導地進行的精神。北大黨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對聶元梓等貼大字報進行了批評。

      在北京大學黨委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校黨委第一副書記戈華、常委崔雄昆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五月二十五日晚北大黨委開常委會時,他們主張堅決支持群眾運動,支持大字報。五月二十九日,戈華、崔雄昆正式寫報告,反映“陸平鎮壓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華北局派工作組來校領導文化革命。戈、崔二人后被吸收為北大工作組成員并成為工作組領導小組成員。[29]

      從《周恩來年譜》中可以看到,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貼出前,周恩來曾指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這張大字報貼出后,周恩來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并重申中央關于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指示。[30]

      同時,還有資料顯示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后,當夜就有許多人給廣播電臺打電話提出質詢和抗議。當晚收到的質詢、抗議電話59次。從六月一日到六月六日,校內共貼出大字報5萬多張,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各種觀點都有。每天來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的近萬人。北京許多高校派人來北大聲援,不斷有人訪問聶元梓并與她交流進行文革的方法。[31]

      從中我們看到,圍繞第一張大字報不僅在北大師生中間還在北大黨委內部形成了支持和反對兩種不同意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高教部和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則是對第一張大字報持反對態度的。北大黨委副書記戈華和常委崔雄昆不僅支持第一張大字報,還向上遞交報告,請求中央、華北局派工作組來校領導文化革命。這樣圍繞第一張大字報就在北大師生、黨委內部以及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高教部和華北局(北京新市委)之間就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分歧和矛盾。這種分歧和矛盾的實質,則是究竟支持還是反對第一張大字報。

      ④   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產生的必然和偶然。

      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

      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產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是因為北大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建國后在辦學方向和方針上又存在著嚴重問題。社教運動期間,聶元梓等積極分子與北大黨委、北京市委之間有著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雖然在中央書記處的干預下,維護了北大黨委的領導地位,但是并沒有得到解決。后來在整風期間聶元梓等人還遭到了壓制和批評,這些矛盾就這樣遺留了下來。[32] “五一六通知”下發后,號召人們進行文化革命。這樣就從黨的方針政策上為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為大字報的產生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從這方面來說,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出現又具有偶然性。從大字報的內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黨委在“五一六通知”下發后,沒有及時布置北大的文化革命,不是發動群眾,而是強調要加強領導,對北大的文化革命予以壓制,不要召開大會,不要寫大字報,意圖將政治斗爭引導到學術斗爭的軌道上。這樣勢必會激怒正在圖謀造反的積極分子,于是他們才寫出大字報,將矛頭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領導人。從這一方面來說,又具有偶然性。

      總之,從北大歷史傳統、北大的辦學方向和方針、社教期間的矛盾以及“五一六通知”提供的背景上來說,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五一六通知”下發后,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沒有執行通知的精神,反而站在了通知的對立面,激發了人們的造反運動,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出現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們認為,第一張大字報在北大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

      (3)毛澤東批發第一張大字報。

      北大聶元梓等七人貼出的大字報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集中表現在北京大學和華北局、北京市委之間,還沒有發展到更大的區域。盡管如此,他們貼出的大字報還是引起了《紅旗》雜志和《光明日報》總編室的注意,被刊登在了《文化革命簡報》上。按照慣例,登載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簡報”被送到了毛澤東面前。毛澤東又如何處理這張大字報呢?

      ①   第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示后播發全國。

      其實,聶元梓等七人貼出的大字報還不是最早的。在這張大字報之前,好多地方已經貼出過許多大字報,其中也有馬列主義的。比如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傳啟等人,在五月二十三日貼出了批判哲學社會科學部政治部主任楊述的大字報,比聶元梓他們寫得還要早,但因為影響不大,所以沒有登上《文化革命簡報》。聶元梓他們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學黨委,大字報又是貼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大飯廳,這個影響就大了。[33]

      聶元梓等七人貼出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又是公開在北大大飯廳貼出來的,當時影響很大,因而登上了《文化革命簡報》。關于北大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北大社教運動期間出現的尖銳、復雜的斗爭,毛澤東也是了解的。比如,他就批示過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張恩慈寫的反映北大社教運動問題的材料。

      馬列主義研究院干部張恩慈(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寫了《我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的材料,對北大“四清”工作隊、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對北大“四清”運動的領導,以及北大貫徹教育方針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尖銳的看法。五月十一日,毛澤東閱后將題目改為《張恩慈同志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然后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閱后,,印發有關同志。”五月十三日,劉少奇批示印發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4]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是了解北大社教及其存在的問題的。因而毛澤東在看到《紅旗》雜志、《光明日報》總編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登載的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等人寫的大字報時,就不能不引發他對北大問題的沉思。于是就想通過發表這張大字報,來打開解決北大問題乃至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六月一日,毛澤東閱后批示:

      “康生、伯達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

      六月一日” [35]

      后來,毛澤東也在談話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時說: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我說要廣播。”[36]看來,播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在毛澤東作出批示后,通過電話傳給康生、陳伯達的。當時他們兩人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直接領導全國的文化革命運動,因而毛澤東才對他們作出了播發大字報的批示。那么,在公布聶元梓等人大字報之前,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知道不知道這件事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播發后,六月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感到意外,便去詢問周恩來,這么大的舉動為什么事先不給個通知?周恩來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臺向全國播出。[37]看來,大字報播出前周恩來是知道這件事的。我們認為在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播發前,康生當時還不會背著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位常委,只通知周恩來一個常委,而是從組織程序出發,同時將毛澤東對播發第一張大字報的批示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通報的。雖然現在我們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文獻資料,但是在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工作,鄧小平作為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康生是不會置劉少奇、鄧小平于不顧,只向周恩來一個人報告情況的。這是黨內組織程序的要求。

      從張承先的回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六月一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就已經知道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要公布的消息。為了防止大字報公布后北京大學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才任命張承先為北大工作組組長,并于當晚進駐北大的。[38]李雪峰的回憶也可以證明這件事。六月一日他正在開華北工作會議的時候,康生專門給他寫了條子,告訴他毛澤東在杭州對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批示,并說今天就要公布。考慮到事關重大,李雪峰當場在會上念了康生寫的條子。[39]這說明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和北京新市委在六月一日下午就已經知道了當晚要廣播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消息。當時陳毅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播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并沒有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進行通報,因而從他這個角度來說,對播發大字報發表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六月二日在《人民日報》等報發表,《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和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40]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是由王力、關鋒起草的,以《人民日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41]文章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關于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興無滅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們必須堅決遵循的。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么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地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洶涌澎湃,妄圖阻擋這個潮流的小丑們,他們是難逃滅頂之災的。

      工農兵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以排山倒海之勢,正在一個一個地奪取反革命的文化陣地,摧毀反革命的文化堡壘。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42]

      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中指出:“你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43]

      《人民日報》是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發表的這張大字報。[44]不論是《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還是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都是在為大字報的發表擂鼓助威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依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出發,對北大的大字報進行了熱烈的支持,肯定了他們的斗爭方向,論述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貼出后,康生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不論是康生還是聶元梓等人當時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些壓力表明進行文革還面臨著相當大的阻力。因而在大字報播發后,康生六月二日在北大30樓和32樓之間的空場上,向師生講演:“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45]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學萬人大會上說:“6月1日下午4點,我接到通知(指毛澤東要廣播大字報的指示—引者注),我感到聶元梓同志解放了,我與曹軼歐、張恩慈、楊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為我們當時也支持這張大字報,我們也受到壓力。”在另一次會議上,康生當著周恩來等人的面說:“如何對待這張大字報,當時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46]

      ②  毛澤東批發第一張大字報的原因分析。

      毛澤東看到《文革簡報》上刊登的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后,為什么會批準在全國播發呢?

      毛澤東以前確實說過北大校長、黨委書記陸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錯誤,[47]這個時候又支持大字報對北大黨委的批判,這是為什么呢?我們知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對抗性的矛盾一般作為非對抗性的矛盾來處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具有對抗和非對抗的雙重性質,雖然階級矛盾有時候表現為敵我矛看,但是主要的、大部分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48]毛澤東先前對陸平的評論不過是強調其人民內部矛盾的一面,而現在支持聶元梓等人在大字報中批判北大黨委,不過是強調其對抗性的一面而已。弄清楚了這個問題,毛澤東在陸平問題上前后的不同態度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澤東批準大字報在全國的播發表明,他對大字報是持肯定態度的。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批示中將北大稱為“反動堡壘”,這無疑是對北大黨委性質的判定。他作出這個判斷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事實依據的。比如他五月十一日作出批示將原北大哲學系教員張恩慈關于北大社教問題的材料印發會議。這不僅表明了他對北大社教的態度,也是他了解北大存在問題的途徑之一。北大黨委在進行文化革命,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教育與社會生產和實踐相結合,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培養什么樣的人以及如何培養人的問題上,是存在嚴重問題的。這些問題表明北大黨委沒有執行八屆十中全會制定的進行階級斗爭的方針,而是消極對待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在北大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北大作為全國一流重點大學,北大的方向對全國高校的發展起著一個導向作用。因而對北大黨委的批判就掀開了在全國進行教育革命的突破口。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毛澤東批發北大的大字報,還是由于大字報與文革的重點、方式和他所鼓動的造反有理的趨向是一致的。這樣就通過大字報在全國的播發,對全國正在進行的運動起到引領的作用,推動各地文革的發展。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將矛頭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這是與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相一致的。聶元梓等人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導下,頂著巨大的壓力,發動群眾起來一起整黨內走資派,將斗爭矛頭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通過群眾性的整黨運動,清除走資派,純潔黨組織,奪回教育陣地,教育廣大師生,使北大黨委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把北大真正辦成社會主義大學,引領全國高校的發展。第一張大字報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這樣就將斗爭引向黨內,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派。這樣就在具體行動上與文革的重點保持了一致。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貼出來的。這是與文革采取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方式相一致的。“四清”運動期間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運動,毛澤東在運動中發現這種方式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于是他才由“四清”轉入到文革,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群眾來解決黨內問題。這個時候毛澤東多次說過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各地可以造反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支持和鼓勵下級黨組織和廣大群眾向黨委造反。[49]這張大字報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哲學系的教員們給北大黨委貼的大字報。這是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相一致的。

      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下級黨組織負責人和黨員貼出來的,是黨內下級反對上級的表率,與文革的造反精神是一致的。聶元梓是校黨委委員、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趙正義則是副書記,他們是下級黨組織負責人。在黨內組織紀律的嚴格要求下,平時如何監督上級黨委,一旦上級黨委出現了修正主義,又如何采取措施予以解決,就成為迫切需要文革解決的問題。一旦上級黨委出現了修正主義,采取下級黨組織向上級黨委造反的形式,而不是由上級黨委乃至于中央以組織紀律緊緊約束住下級黨組織的行動,無疑是在實踐中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因而毛澤東才多次提出造反的主張,聶元梓、趙正義作為哲學系黨總支負責人能夠起來向北大黨委進行造反,實際上就踐行了毛澤東的這一主張,是與文革的造反精神相一致的。

      正是因為這樣,即使在毛澤東聽說在大字報上署名的七個人中,有四五個人與聶元梓出現分歧和矛盾的時候,仍然說:“分裂就分裂,不在聶元梓這個人有缺點,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槍。”[5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批發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表明毛澤東同意了大字報對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的批判。這反映出毛澤東對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大黨委性質的判定。毛澤東將這張大字報批發全國,不僅是表明毛澤東同意聶元梓等七人這樣做,還是由于這張大字報是與文革的重點、方式和造反精神相一致的。毛澤東希望通過這張大字報的播發,能夠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起到引領和推動的作用。

      ③   第一張大字報點燃文革星火。

      向全國播發第一張大字報,不僅表明黨中央對這張大字報的肯定,還為廣大群眾將矛頭指向黨委,批斗黨內走資派,進行本單位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這樣就在各地教育機構和院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迅速掀起了大批判的浪潮,點燃了文革的星火。

      僅幾天時間,許多聲援聶元梓的信件和大字報從祖國四面八方飛進北京大學。全國各地報刊接連登載工農兵學商各界人士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在北大的帶動下,北京的五十五所大專院校和部分中等專業學校及普通中學掀起了揪斗黨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51]這些學生紛紛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校園里鋪天蓋地貼出矛頭指向領導干部和教師的大字報。毛澤東這時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學等校園里一天就貼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一些師生還到省委機關張貼大字報,矛頭直指省委負責人。[52]

      六月二日西安交大師生貼出了大字報萬余張,矛頭主要針對校黨委。反對學校黨委或黨支部,批判專家、學者、權威,這些革命行動在高等學校中普遍發生,波及一些中等學校,不幾日就使許多學校的批判活動迅速開展起來。

      六月二日至三日,上海同濟、交大、復旦、科大等高等學校,紛紛貼出大字報,揭發黨委和黨委書記的問題。絕大部分黨員和黨外群眾,認為黨委基本上是正確的,不同意貼這種大字報,發生爭論。于是圍繞應該不應該批判黨委和黨委書記,形成了少數派與多數派之間的斗爭。

      華東師大六月二日召開聲援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會,黨委書記姚力在大會上講話,他說:“過去我們沒有提倡大字報,以后大字報可以貼在室內。”“不要放棄必要的業務學習。”少數人對姚力的講話不滿。六月三日,物理系三年級11個同學貼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報,提出要批斗黨委領導人中的“黑幫”。教育、外語、地理、歷史等系相繼貼出類似的大字報。[53]

      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由于批評一些學生的過火行為,被撤銷了一切職務,給他帶上了“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反革命事件”的帽子。[54]

      從中我們看到,自六月一日起,短短幾天里,全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學校都出現了學生造反的革命行動。學生們在學校里貼大學報,開辯論會,矛頭指向校黨委、黨支部及教師。一些學校的批判迅速升級為對校領導和教師的批斗,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破,校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潑局面。[55]

      由此不難看出,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播發后,全國教育機構和大中學校的師生迅速投入到文革的浪潮中。這種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將矛頭對準本地黨委及其領導干部,按照大字報引導的方向迅速發展。關于第一張大字報播發后的作用,毛澤東后來也說道:“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56]

      康生和聶元梓也曾就大字報播發后產生的影響說過類似的話。康生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京串連者時說:“這張大字報不僅是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按:原話如此),而是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聶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華北組會議上說:“毛主席在全國公布了這張革命的大字報。這天北京大學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國也爆炸了!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高潮。”[57]

      (4)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

      “五一六通知”在黨內下發后,群眾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應運而生,文化革命呈現出蓄勢待發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分為《人民日報》工作組和北大工作組。這兩個工作組是如何派出的呢?

      ①      工作組是如何形成的?

      陳伯達率領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張承先率領的北大工作組,是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后,又專門向毛澤東呈送了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的報告。陳伯達是在毛澤東批準后,才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的。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開碰頭會研究,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由張承先(當時正由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調任高教部副部長)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商定后,周恩來當場用電話請示在杭州的毛澤東,獲得同意。[58]

      三十日,劉、周、鄧關于派臨時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致信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三十一日,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并改組報社領導班子。[59]

      這封信是由劉少奇起草,劉、周、鄧三人聯合署名呈送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兩個月來,《人民日報》的威信大大下降,對黨和國家造成不利影響。由于報社編委會不能改變現在的局面,許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今日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的直接領導下,掌握報紙每天的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人員擬于五月三十一日即進報社工作。報社內部進行整風,學習文件,也可以繼續寫大字報。一部分態度較好、愿意積極工作的編輯人員,要集中力量維持每日版面。在報紙版面改觀后,再進一步解決內部問題。信末還附有臨時工作組人員名單。這個工作組有八名成員,除陳伯達外,還有《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錢抵千,《解放軍報》的尚力科、朱悅鵬,《紅旗》雜志的楊丁和尚未選定的兩人(其后張春橋由上海派來的是魯瑛、邵以華)。[60]

      《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八股氣濃厚,理論和學術方面的文章很少,提倡鬼戲,捧海瑞,還不肯做自我批評,為此毛澤東曾經對《人民日報》進行過嚴厲的批評。[61]不論是轉載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還是與《解放軍報》關于突出政治的爭論,[62]乃至于文化革命的問題上,《人民日報》明顯地落后于形勢,沒有緊緊跟上黨中央的步伐。因而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依據“五一六通知”,制定《人民日報》的宣傳方針,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宣傳,就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必要選擇了。

      從中我們看到,向《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是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的。雖然這個決定在電話中獲得了毛澤東的同意,但是為慎重計,第二天又向毛澤東呈送了劉少奇起草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名簽署的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的信件,報告說了派出工作組的原因、到報社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工作組的人員組成。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件只講了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卻對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只字未提。這就不禁使人發問,這是為什么呢? 按說向北大派出工作組這樣一個關系到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式的問題上,從程序上來說,應該如同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一樣,向毛澤東及時呈送派出工作組的書面請示,但是他們卻沒有那樣做。這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作法是存在欠缺的。從這里就可以反映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后來在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問題上產生分歧的苗頭。

      從文獻資料中看到,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四位常委聯合批準的行動,是代表中央率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的。文革結束后,有人從否定文革的需要出發,說陳伯達當時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去是篡黨奪權。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這種現代版的“莫須有”的鬧劇,只能在歷史上留下笑談了。

      ②      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

      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批準后,陳伯達著手組織工作組領導班子,召開會議,溝通思想,制定計劃,布置任務,做好去《人民日報》社工作的準備。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陳伯達在釣魚臺8號樓召集工作組成員開會并講話。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一部分成員也參加了會議。陳伯達在會上講了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的理由,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論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陳伯達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要從意識形態領域里打垮資產階級的進攻,把資產階級奪去的輿論陣地奪回來。要奪權,就要打倒阻擋奪權的各級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要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牛鬼蛇神,徹底打倒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把所謂“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掃地。主張徹底破除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最后陳伯達說,今天下午要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宣布中央派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的決定,今晚工作組即進駐《人民日報》社。辦報要抓旗幟,旗幟就是社論。明天要發表一篇旗幟鮮明的社論。他要錢抵千、尚力科、朱悅鵬三人一起把他的這篇講話整理出來,作為社論的內容。今晚改定,明天見報。

      當天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局及首都各主要報紙負責人會議。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部分成員到會。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會上宣布:經毛主席批準,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當場宣布了工作組成員名單)。他在講話中要吳冷西振作起來,好好抓工作。最后,他要求首都各新聞單位都支持工作組把《人民日報》辦好,有好的稿件,要無條件支援給《人民日報》。鄧小平說,中央工作組的任務是領導《人民日報》的宣傳工作,工作組要把報紙宣傳管好。鄧小平講話結束后,康生接著講了將近一個鐘頭的話,著重講了毛澤東思想和階級斗爭方面的問題,對《人民日報》轉載軍報社論時擅自作出的刪節進行了批評。

      這天晚上,陳伯達帶領王力、關鋒、穆欣前往《人民日報》上班。到達報社后,陳伯達讓穆欣專就版面編排問題,根據他的安排跟報社夜班編輯部聯系,他和王力、關鋒以及其他一些人關起門來,修改錢抵千等人根據他在釣魚臺講話整理的社論稿。社論初稿的題目原是《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陳伯達審定時改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并且規定:社論標題要通欄,字要用楷體,這篇社論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標題。[63]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論述了為什么要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根本問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區別,破四舊,立四新,依靠群眾進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的深遠意義。文章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涂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歸要到底,就是爭奪領導權的斗爭。”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64]

      而后《人民日報》在陳伯達主持下,密集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以及轉載《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的社論文章。

      根據毛澤東批示,六月二日,《人民日報》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發表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同時還配發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和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字報》的社論。

      為了進一步推動史學革命的發展,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

      為了支持改組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批判原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

      針對北京大學在斗爭中出現的兩派群眾,為了爭取更多的群眾站到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列,六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六月六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文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于文化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

      為了動員廣大師生積極參加批判舊世界的斗爭,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社論《毛澤東思想領先,干部層層帶頭》。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為了支持南京大學師生員工反對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的斗爭,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

      為了在文化革命中進一步搞好教育改革,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

      為了支持革命群眾通過大字報進行斗爭,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黨的陽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

      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人民日報》一掃過去的保守、滯后的八股氣息,而是以革命的精神、戰斗的激情,成為人們進行文化革命的精神動力。這些根據“五一六通知”精神起草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先后發表,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中央各宣傳機構的管理,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把握好輿論導向,將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時、準確地傳播出去,使各地宣傳機構能夠按照黨中央的部署行動,陳伯達還規定:每天晚上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臺的負責人,必須到《人民日報》社開碰頭會,“統一宣傳口徑”,其他各報也都照此精神向《人民日報》“對表”;為了掌握中央三大新聞單位的運動,他還批準向總政治部要了20名軍隊干部,以記者名義分往各大新聞單位活動,及時將運動信息匯報上來。[65]這樣就在黨中央領導下,以《人民日報》的宣傳為導向,將中央宣傳機構統一起來,指導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③   張承先帶領工作組進駐北大。

      張承先帶領工作組進駐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的。聶元梓等七人在大字報中將矛頭指向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大學部,當時就在北大引起了強烈反響,引發了師生之間的激烈辯論。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才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作出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組決定的。六月一日下午,北京新市委得到當晚要在電臺廣播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消息后,為了穩定北京大學的局勢,防止大字報廣播后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才要張承先帶領工作組匆匆進入北大的。

      六月一日下午,張承先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在傍晚到北京飯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領受任務。吳德對張承先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貼出的大字報,廣播后北京大學常委可能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決定任命你為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并由你代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職務,要趕在廣播前進駐北京大學,領導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當晚召開了華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討論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的工作方針和行動計劃。然后,吳德和華北局負責人蘇謙益、池必卿、黃志剛帶領張承先匆匆忙忙趕到北大,召開北京大學黨委會議,宣布了華北局決定。這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已于晚八點廣播了聶元梓七人大字報。

      六月二日晨零點三十分,又緊急召開了全校黨團員、干部、學生干部大會,宣布了華北局決定。張承先在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北京大學的革命運動,放手發動群眾,把北京大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66]

      工作組到校以后,取代了北大黨委。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廣播以后,除去聶元梓掌握的哲學系外,原北大黨委及所屬黨總支全部癱瘓。當時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工作組的各級機構,取代垮了的各級黨組織。北京新市委在中央一線常委支持下,從中央機關、解放軍和各省市抽調了大批干部,充實加強北大工作隊的力量。六月七日,從校到系(除哲學系外)全部實現了工作組的領導。

      據六月十日統計,北京大學共有208名工作隊員。在校一級成立了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張承先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有曹軼歐(她以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組長名義進駐北大,后改為中央文革小組調查組),劉仰嶠(高教部副部長)、彭林(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航空兵政治委員)、武振聲(中央文辦秘書長)、張德華(團中央候補書記)。聶元梓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克明(北大七人大字報主要成員之一)為辦公室副主任。[67]

      這樣工作組就接管了北大黨委的領導權,從北大實際情況出發,從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組為中心的領導體制。在工作組掌握了北大的領導權以后,又是如何領導北大的文化革命呢?

      根據新市委傳達的中央一線常委指示,結合北京大學實際情況,張承先與工作組領導小組成員醞釀后認為:在北京大學,奪取領導權問題已經解決,已經涌現出一支左派力量;現在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依靠與提高左派,大力爭取中間派,明確斗爭目標,注意掌握政策,結束混戰局面,把運動引向深入健康發展的問題。根據這一認識,張承先對運動中的幾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和研究:關于要站在運動前邊領導運動;關于放手發動群眾問題;關于注意掌握政策;對于學術領域里的問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問題,解決起來要持特別慎重的態度;在北大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很重的,必須采取“積極又穩步前進”的方針。

      張承先提出這些問題后,先在領導小組內部進行醞釀,交換意見,又召開了若干座談會征求群眾意見。再經過領導小組討論后,形成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明確斗爭目標,貫徹黨的政策,依靠北大廣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同學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六月十三日張承先在北大3000名積極分子大會上作了這個報告,又經過討論和修改補充后,六月十五日張承先在全校13000人的群眾大會上正式作了這個動員報告。

      這個報告雖然具體回答了全校師生員工普遍存在的疑慮和問題,指出了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意義,明確了斗爭目標,講明了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在斗爭中應該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批評了北京大學已經出現的亂揪亂斗現象,客觀上起到了穩定人心的作用,但是報告的主旨還是強調文化大革命必須在工作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七人大字報成員之一、后被任命為工作組辦公室副主任的楊克明曾參加了調查工作和座談會,參與了報告的起草與修改,對這個報告也表示非常贊同。當時張承先作這個報告的目的,是想通過這個報告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把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納入有領導、有計劃、嚴格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的軌道上來。[68]

      從中我們看到,張承先帶領工作組進入北大,是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的。當得知六月一日晚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要播發的消息后,中共華北局和北京新市委才要張承先帶領工作組匆匆忙忙進入北大的。工作組到達北大以后,接管了北京大學黨委的領導權,從上到下建立了以工作組為核心的領導體制,要將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納入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的軌道,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工作組就代替了北大黨委來領導文化大革命。這是在貫徹執行中央一線常委確定的文化革命方針。

      ④      派出工作組成為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式。

      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據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的精神,向北大派出了張承先工作組,領導北大的文化革命。對于其他大中學校進行的文化革命,特別是將矛頭對準學校黨委,學校黨委又難以實施有效領導的文化革命,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向北大派出張承先工作組,不僅為處理其他大學的文化革命,也為處理中學的文化革命提供了指導。早在六月二日,鄧小平召見團中央負責人胡克實的時候,就要求“團中央協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69]而從黨內程序上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則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決定的。

      六月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同意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領導文化革命的建議。中共北京市委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開始向各學校派出工作組,而后在請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從六月五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組的進度。到六月中旬,北京地區的大多數大專院校和部分中學先后有工作組進駐。[70]

      從六月五日至六月中旬,以北京新市委的名義向北京地區的51所高等學校和304所中學先后派出了工作組。大學工作組的成員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抽調,中學的由團中央抽調。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團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學文化大革命工作團。團長、副團長分別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惠庶昌擔任,并從全國各地抽調了1800多名共青團干部,組成了300多個工作組長,分成八個工作隊,進入北京市八個區的各個中學。各工作隊的隊長均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常委或部長擔任。

      當時不僅向大中學校派遣工作組,而且還向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部委派出了工作組。中共中央書記處于六月六日決定向中共中央宣傳部派出工作組。新調任文化部副部長、黨委書記的蕭望東(原南京軍區第二政委),經軍委領導同意,向文化部系統各單位派出由軍隊干部組成的工作組,其中從解放軍總政治部抽調三百名干部,直接從南京軍區調來五百人。

      雖然當時中央一線常委并沒有下發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組的文件,但是在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向北京大中學校及有關部委派出工作組的決定后,無疑為各地進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導向。這樣在北京的影響下,各地也紛紛向大中學校派出了工作組。

      比如,上海市對29所大學和11所半攻半讀大學派出了工作組,對中學派出了160多個工作組,對有的學校沒有派工作組的,也派去了聯絡員。江蘇省在南京軍區的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以部隊干部為主力的840多人的工作隊,進駐省屬高等院校和省級重點文化單位。同時,江蘇省各地、市、縣委也先后抽調7800多名干部,進駐1155個單位,其中包括大中專院校、文化單位和其他領導受沖擊而陷于癱瘓狀態的單位。[71]

      這樣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組近萬人。全國各大城市,除極少數者外,都派出了工作組。[72]總的來說,作為上級部門派來的工作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維護了學校黨委和黨支部,工作組雖然也贊成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批判牛鬼蛇神和黑幫,但是他們反對亂批亂斗,主張要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73]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作出向北京大中學校及有關部委派出工作組的決定后,雖然并沒有下發文件要求各地派出工作組,但是北京的行動無疑為各地進行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因而各地就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不約而同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組,意圖在工作組領導下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文化革命。這樣在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向大中學校及有關單位派出工作組就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⑤      工作組撲滅文革星火。

      工作組是在大中學校黨委已經癱瘓或者難以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派出的。工作組到達學校以后,實際上就取代了學校黨委,掌握了學校及文化革命的領導權。這樣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組的領導之下,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就是說在工作組領導下來進行文化革命。同時,作為上級部門派來的工作組,在不同程度上又是維護原學校黨委和支部的。[74]因而學校造反派就與進入大中學校的工作組產生了嚴重的矛盾。

      為了有效行使領導文化革命的職權,將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組的掌握之下,工作組進駐學校后,就利用組織權利開始了行動,打擊造反派,意圖將文化革命納入工作組的軌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事例。

      六月七日,北京大學發生了關門事件。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校園里人潮如涌,熱鬧非凡。六月七日,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規定:校外人員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門,北大校門口貼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單位聲援的代表或隊伍,一律在學校門口接待室接待,請不要進入學校內部,校內大字報正在整理,暫停開放。造反派對此大為不滿。后來毛澤東對此作了嚴厲批評。[75]

      六月七日,清華大學一些學生貼出大字報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而另一部分黨員和群眾對此表示不滿,與造反派進行辯論。北大的造反派不顧工作組的勸阻,到清華支持造反派,并揭露蔣南翔在北大歷史系半工半讀班開學典禮上對鄧拓的頌揚,又引起清華學生與他們辯論。清華派人把北大造反派護送出校,又被說成是押送出校。這就是清華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晚,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工作組副組長、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周赤萍對劉冰等原清華大學黨委的幾位代理人宣布:“從現在起,學校工作由工作組領導,學校黨委停止工作。……工作組到來之后,你們要幫助工作組,不準許你們搞什么活動。”

      當晚,中央派人召集教育部、高教部兩個部的司、局級以上干部開會,把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作為黑幫進行了批判。六月十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高教部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停職反省。清華造反派歡呼雀躍,許多干部、職工覺得自己受了蔣南翔的騙,紛紛起來揭發、批判蔣南翔和校黨委,但也有不少黨員和黨外群眾對此迅速變化的趨勢茫然不解。

      六月十一日開始,清華園內出現亂抓黑幫戴高帽子游街的現象。十二日,游街現象愈演愈烈,從早到晚,清華園內到外是自發游斗黑幫的散亂的人群。工作組多次勸阻不能奏效。直到深夜,工作組還在通過廣播站廣播,勸說同學們回去睡覺。[76]

      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學發生了六六事件。北大大字報廣播后,西安交大師生貼出大字報萬余張,聲援北大,批評校黨委,批評省委、高教部、胡耀邦等,大字報矛頭主要是針對校黨委的。六月二日,五十多名交大學生到西北局、陜西省委去,要求領導幫助他們革命。西北局當天下午七時半召開緊急會議,認為交大革命形勢很好,而校黨委不革命,決定向交大派出以陜西省委書記嚴克倫率領的工作組。

      六月三日,工作組進校,學生們問:校黨委究竟是黑線還是紅線?工作組組長嚴克倫(陜西省委書記)說:大家揭發,是什么就是什么,現在看至少是不革命的。六月五日上午,工作組根據西北局的指示,通過廣播向全校師生提出:運動的矛頭針對校黨委;校黨委是黑線還是紅線可以討論;試辦文化革命委員會。

      學生們在揭發校黨委的同時,對這個廣播講話不滿,并懷疑工作組成員有問題,紛紛發電報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到交大來。交大工作組打電話給電報局,查問電報內容,被學生們發現,更激起憤慨。六月六日,交大學生開始哄趕工作組。801—41班學生李世英在大字報中提出了“深挖省委、西北局黑線”的口號。工作組成員一個個被學生所包圍,學生向工作組提出很多質問。工作組長嚴克份被六、七百名學生包圍,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校園內陸續出現認為省委內有黑幫的大字報,先后有幾十名學生分別到西北局、陜西省委、新華社分社、《陜西日報》社提出省委工作組有黑線,省委有黑線等問題,并到電報大樓貼大字報。

      西北局辦公廳負責人向學生們明確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機關,陜西省委是西北局領導的,是正確的,省委工作組是革命的。大家要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不要上當。當天晚上,工作組開會,認為漂上來一批“鬧事”的“尖子”,出籠一批“牛鬼蛇神”,各班都有一點,有的是全班,要組織隊伍追根子。這就是六六事件。

      事件發生后,劉少奇、陶鑄要《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陳伯達不同意。六月七日、八日、九日三天,西安交大全校各系對“尖子”開了大大小小的各種斗爭會,并將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街。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后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77]

      從以上三個大學工作組進駐后的情況可以看到,工作組進校后取代了校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當校黨委成為斗爭矛頭,各校文化革命正在興起的時候,不論是工作組還是上級主管部門,都是順勢而動,借力打力,宣布原校黨委存在問題,停止了原校黨委的職權。這樣就使工作組及上級主管部門趁機代替校黨委掌握了學校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在掌握文化革命的領導權以后,他們不是緊緊依靠群眾來開展文化革命,而是要采取措施有計劃、有秩序地來進行文化革命,意圖將文化革命納入工作組控制的軌道。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工作組進校后就采取措施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撲滅正在群眾中間興起的文革星火。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群眾的反對,與造反派產生沖突了。

      (5)兩種根本對立的文革路線初見端倪。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大學出現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后,毛澤東批發了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派出了工作組。

      事實上,在毛澤東六月一日批發第一張大字報之前,劉少奇就于五月三十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組了。這是因為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五月二十五日貼出后,由于將斗爭矛頭指向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大學部,因而在北大校園引起了激烈辯論,這個時候北大黨委又難以實施有效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才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

      由于此前中央不僅沒有對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明確表示支持,而且中央一線常委及高教部、北京新市委領導人還對他們的大字報提出了批評,因而六月一日毛澤東決定向全國播發這張大字報,就是中央向全國明確表態,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一線常委和北京新市委才按照既定計劃,要求張承先帶領工作組匆匆進入北大的。

      從中不難看出,在對待第一張大字報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是持有不同意見的。

      毛澤東是熱情支持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即使在第一張大字報上署名的七個人中間有四五人與聶元梓出現分歧的時候也是如此。[78]這是因為北大黨委在當時存在著不少問題,而作為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聶元梓在文化革命中又率先將矛頭指向北大黨委的緣故。毛澤東希望通過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的批發,使第一張大字報如同星火燎原之勢,推動文革的發展進程。當然,能否達到這個目標,毛澤東還要看一看。[79]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卻對第一張大字報表現出淡漠和限制的態度。這表現在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貼出后,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就要向北大派出工作組來代替北大黨委領導文化革命。工作組到達北大后,就對群眾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各地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來領導學校的文化革命。由于派出工作組和工作組所采取的方法是在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進行的,因而工作組的行為反映了中央一線常委的意見。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上的分歧,實際上是他們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究竟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黨組織(工作組)方面矛盾的反映。依靠力量的不同,反映出他們在文化革命問題上,是采取自下上還是自上而下方式上的分歧。這里又連帶出文化革命的矛頭到底能不能指向黨組織(工作組),是指向黨組織(工作組)還是指向反對黨組織(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上的分歧。

      本來,派出工作組是一個方法問題,但是工作組到達所在學校后,究竟是站在群眾立場上,支持群眾起來進行文化革命,還是站在原先各級黨組織的立場上,限制群眾起來進行文化革命,又成為工作組面臨的嚴峻考驗。由于上級部門派出的工作組,與進駐單位的黨組織大多有著聯系,從本能上往往站在進駐單位黨組織一邊,對將矛頭指向黨組織的群眾采取限制乃至打擊的方針,這種立場上的錯位又使工作組成為進駐單位黨組織垮臺后被攻擊的對象。群眾與學校黨委之間的矛盾在工作組進駐后,迅速轉化為群眾與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從而形成了錯綜復雜的矛盾。當然,這是后話。

      我們看到,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出現后,在如何對待這張大字報及文化革命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毛澤東從文化革命發展的大局出發,熱情支持這張大字報,將這張大字報批發全國,希望以此打破沉悶的局面,推動文革的發展。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則不然,而是派出工作組,以工作組來代替各級黨組織來領導文化革命。這樣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和派出工作組的問題上,形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文革發動階段斗爭的第一個回合。

      2、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第二個回合——撤銷還是堅持以工作組來領導運動。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大字報后,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組,毛澤東則批發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上存在分歧的表現。這種分歧由于派出工作組及工作組在文化革命立場和方法上的分歧,迅速轉化為在工作組問題上的矛盾和斗爭。這種矛盾和斗爭形式上是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和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之間進行,實際上則是反映了毛澤東和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存在的矛盾和斗爭。這構成了在工作組問題上斗爭的第二個回合。

      (1)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我們注意到,五月三十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會議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組時,當時周恩來就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獲得了同意。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合署名的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的書面報告中,卻沒有將他們決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寫入其中。而后,他們迅速向北京的大中學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組。各地也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這個時候,毛澤東和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就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①   劉少奇等一線常委決定以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

      前文我們介紹了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向北大及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的情況,各地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遣工作組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指導方針。剛剛組建的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為這個方針的首要踐行者,我們的研究就從中共北京新市委的組建說起。

      1)北京新市委成立。

      雖然中共中央是以改組名義組建北京新市委的,在市委領導班子中也保留了三位原市委領導人(不久退出領導班子),[80]但是市委領導班子的絕大多數成員特別是主要領導人都是新進入市委的,因而這與解散原北京市委沒有什么區別。不過是處于策略考慮才以改組名義宣布的。在本文中我們采用解散或改組這樣的術語,實際上是一個意思。這個決定在六月四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李雪峰、吳德兩同志業已到職工作。北京市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81]

      同日,在《人民日報》上還發表了北京新市委改組北京大學黨委的決定。

      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82]

      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改組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的決定的同時,還配發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的社論。社論指出,改組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得到了北京市廣大人民群眾和各機關、院校、群眾團體和駐軍的擁護,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在北京新市委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徹底肅清前市委的錯誤路線和影響,取得北京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83]

      中共北京新市委在改組北大黨委的同時,還撤銷了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中被公開點名的宋碩的職務。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決定:撤銷北京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的一切職務。這個決定在六月七日《人民日報》上發表。[84]

      從中我們看到,中共北京新市委成立后,立即采取措施撤銷了在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中被點名批判的宋碩、陸平和彭珮云的職務,執行中央一線常委的決定,派出工作組領導北大的文化革命。不論是改組北京市委還是北大黨委,都立即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是非同尋常的行動。這與此前原北京市委在抵制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的發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在文化革命問題上態度的反映。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當時北京新市委把宋碩、陸平和彭珮云迅速撤職,還向北大派出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這表明北京新市委還是想通過工作組來領導北大文化革命的。當然,他們這樣做還是執行了中央一線常委的文革方針。

      2)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文革方針政策。

      毛澤東批發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后,北京院校的師生迅速行動起來進行文化革命,紛紛將矛頭指向學校黨委,這個時候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制定文革發展的方針政策。

      六月三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問題。出席會議的,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還有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和文革小組、北京市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首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匯報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的最近情況。接著,會上議論了準備向學校布置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園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鬧;(六)不準打人、污辱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李雪峰最后提議:“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會議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到各學校貫徹這八條要求。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中共北京市委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開始向各學校派出工作組。大學工作組成員由中央組織部從各部委抽調,中學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抽調。[85]

      關于這次會議的出席人員及“八條要求”的形成過程,當時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后來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少奇主持,小平講話,總理在,參加會議的有陳毅(外交口)、薄一波(工交口)、李先念(財貿口)、陶魯笳(農村口)、葉劍英、陳伯達、康生、汪東興、陶鑄,我和郭影秋代表北京市參加。大家在會上說,現在搞運動總得有個辦法。大家議論了七條,我建議再加一條群眾路線。小平首先表示:好,同意。

      討論完了,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大。因為要傳達,中央又沒有指示,我就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陳毅講了一段話,他表示很高興,對我說:你再說一遍。他拿出小本子記。當時他也很緊張,外辦、外語學院鬧得很厲害。”

      “制定出八條以后,我說:‘有了這八條就好辦了,現在需要向下講。’

      小平說:‘開個十萬人大會,一竿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86]

      從中我們看到,李雪峰任第一書記的北京新市委是執行中央一線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針政策的。同時,北京新市委也是根據中央一線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針政策,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在獲得中央一線常委同意后,由北京市部署執行的。比如,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就是李雪峰根據中央一線常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方法,向中央一線常委提議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這是和中央一線常委確定的文革方針相一致的。至于關于文化革命的“八條要求”則是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并通過的。

      我們看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的文革方針如下:

      一是向黨委癱瘓的學校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二是制定了關于文化革命的“八條要求”。

      不論是由學校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還是由上級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都是將文化革命置于各級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下來進行的。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在依靠各級黨委(工作組)來進行文化革命。“八條要求”固然存在著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則是限制文化革命的。在文化革命剛剛進行的時候,當時迫切需要保護革命師生的積極性,鼓起廣大師生進行文化革命的激情,使他們能夠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潮流中,可是“八條要求”卻對于他們進行文化革命作出了重重限制。如果各級黨組織(工作組)照此執行下去,勢必會打擊革命師生的積極性,打擊他們進行文化革命的積極性,致使他們在文化革命的潮流面前望而卻步。

      這樣在學校黨委(工作組)領導之下,采取自上而下方式,依據文化革命“八條要求”進行的文化革命,形成了中央一線常委關于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

      ②   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表示異議。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中央一線常委主張在各級黨委(工作組)領導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毛澤東不僅對此存在不同意見,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了出來。要研究這個問題,就要回顧此前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講話和談話。因而在我們就從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講話和談話說起。

      1)毛澤東在講話、談話中多次談到文化革命。

      我們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警惕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以后,毛澤東就對“四清”運動很少談起了。這是因為“四清”運動期間暴露出來的問題,使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當前黨內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中國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而依靠“四清”運動解決這些問題又是困難重重的。這個時候毛澤東在尋找新的解決途徑。[87]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劉少奇、陳毅在座。

      馬爾羅提出:我認為,赫魯曉夫、柯西金是在想辦法遠離共產主義,但他們要往哪里去,在找什么,連他們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澤東說:他們就是用這樣一種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眾。黨是可以變化的。中國也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后會走什么道路。

      馬爾羅問: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

      毛澤東說: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

      馬爾羅問:主席看,在反對修正主義方面,下一步的目標是什么?我指的是國內方面。

      毛澤東說:那就反對修正主義,沒有別的目標。我們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商人,反對修正主義的一切基礎,不只是黨外,黨內也有。[88]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中國存在走社會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兩條道路的問題。這個時候的中國存在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嚴重隱患。這是因為修正主義階層在中國雖然人數不多,但是卻廣泛存在。要進行反修防修,就要鏟除修正主義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修正主義不僅存在于黨外,也存在于黨內。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是領導一切的,因而黨內特別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更大。由于是與外賓談話,毛澤東沒有聯系黨內的分歧和斗爭,而只是泛泛地談到了這個問題。在八月十一日講話中,毛澤東則是聯系黨內出現的分歧和斗爭比較明確地了這個問題。

      八月十一日上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關于戰備工作的匯報。他說: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89]

      一九六二年刮起的單干風,當時劉少奇、陳云、林彪、鄧小平四位常委同意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毛澤東將此視為黨內出現修正主義的重要標志。當時只是在中央會議上公開批評了鄧子恢,而對于中央一線常委同意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毛澤東卻沒有點名,就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也只是抽象地說這股風越到上層風越大。[90]這表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是慎重的。但是他將中央一線常委支持單干風與修正主義聯系在一起,不僅顯示出他與中央一線常委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嚴重分歧,還進一步表明對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嚴重隱憂。這在毛澤東隨后不久的講話中又一次表現了出來。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毛澤東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他還說:“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在毛澤東提出這些問題以后,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并沒有對此作出相應的反應。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斗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朝里有人。”“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91]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將文化界進行的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與黨政軍出現的修正主義聯系起來。黨政軍出現修正主義,特別是黨軍出現修正主義造成的危險就更大了。這是與此前毛澤東講的黨內尤其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判斷相一致的。在“五一六通知”發表前后,毛澤東在談話中進一步講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澤東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的談話中,把他這種焦慮心情表露得十分明顯,并且說到要在他有生之年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他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這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幾個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92]

      毛澤東在與兄弟黨領導人談話中,回顧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修正主義出現的情況,運用唯物辯證法對修正主義的出現作出了分析,表露了自己對身后黨內出現修正主義上臺的嚴重隱憂,表達了自己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奮斗到底的堅定決心。這在他不久與胡志明的談話中又一次表露出來。

      六月十日,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心。毛澤東對防止修正主義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說明: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為我們中國說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這關難過,閻王爺不請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詩說:‘酒債尋常何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料到他們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為反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創立和領導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等,在他們死后就成為資產階級的黨。這條不注意,要吃虧的。”

      “天下烏鴉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93]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的修正主義,又一次表露了自己對于黨內出現修正主義上臺的嚴重隱憂。他和胡志明講,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在被馬克思請去以后,是什么樣的人來接班呢?要避免修正主義上臺,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選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列寧建立的蘇聯,出現了修正主義。這是與他們沒有選擇好接班人密切相關的。因而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清除口頭上的革命派,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培養出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是要從這些接班人中產生的。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鑒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出現的沉痛教訓,從中國仍然存在著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階層,而在“四清”運動中又揭露出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特別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苗頭,因而毛澤東才反復強調一旦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就要進行造反的問題。為了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演習來練練兵,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大風大浪和斗爭中鍛煉成長,在實踐中造就一批無產階級革命領袖人物。這是公開的,不是秘密的。毛澤東不論是在黨內講話還是與外賓的談話中不僅毫不避諱這個問題,還對這個問題予以分析和說明。

      當然,我們也應當說,這個時候雖然在一九六二年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存在不同意見,毛澤東也意識到如果像他們那樣搞會使他與許多革命先烈畢生付出的精力付諸于東流,中國將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他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非常慎重的。[94]當時并沒有采取組織措施,還是要看一看。看來,他還是在等待,希望他們能夠在文化革命中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的軌道上來。可是,他們的分歧在工作組問題上又一次表現了出來。

      2)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

      前文我們分析了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若干講話、談話。在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制定了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以后,特別是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以后,毛澤東又是什么樣的態度呢?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組以后,周恩來當場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并獲得同意。[95]但是五月三十日劉少奇卻沒有把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寫入由他起草,他和周恩來、鄧小平三人聯合署名的向毛澤東呈送的書面報告。[96]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很快收到了這樣的書面文字。這在毛澤東對新華社電訊稿的批示上表現了出來。

      六月三日,毛澤東審閱新華社本日兩篇電訊稿,分別批示:“已閱,同意。”第一篇電訊稿說:中共中央決定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對北京市委進行改組。北京市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領導。第二篇電訊稿說: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云的一切職務,并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這兩篇電訊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97]

      從電訊稿及毛澤東的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僅同意改組北京市委,向北大派出張承先工作組,撤銷北大陸平、彭珮云的領導職務,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還同意將這些消息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反映出盡管工作組不是毛澤東主張派出的,中央一線常委在派出工作組之前也沒有呈送要毛澤東批準的書面報告,但是在毛澤東從新華社電訊稿中得知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組之后,當時并沒有提出不同意見,而是同意這樣做的。

      隨后不久,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對派出工作組提出了不同意見。這是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毛澤東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呢?現在我們還沒有獲得這樣的文獻資料。我們判斷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態度的轉變,是由于工作組進入學校后限制、壓制學生運動造成的。當然,這還需要文獻資料的驗證。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陶鑄等匯報有關工作,研究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問題。

      六月十日晚上,毛澤東在會議上說: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么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占領不了的。在過去的斗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98]

      六月十二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時,毛澤東說:先奪權,批評權威,再搞教學改革、學制改革。會上,有人談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時,毛澤東說:打擊面也不會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談到派工作組的問題,毛澤東說:派工作組太快了并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99]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這次會議上談到派出工作組時,毛澤東表明了不一定派工作組,派工作組太快了并不好,情況清楚了再派工作組的意見。雖然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派出工作組,但是卻對此表示了不同意見。毛澤東這是向與會常委及其他高級領導干部委婉而又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態度。從毛澤東關于工作組講話的內容看,與會人員當時是不會不清楚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看法的。

      在如何對待進行文化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混亂局面時,毛澤東認為不要怕亂,要放手發動群眾,要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現在的亂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只有在混亂中才能將存在的問題暴露出來,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他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是肯定的,對文革發展的前景是樂觀的。

      毛澤東在會議上還提出了進行文化革命的方法和目標。不要論資格、級別、名望,要依靠在文化革命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建立以左派為核心的領導隊伍,掌握領導權,占領思想文化陣地,先奪權然后再進行教育改革,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在談到文化革命打擊面寬的問題時,毛澤東認為打擊面寬是必然的,不要怕,以后還可以分類排除。當時他估計打擊面也不會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這是在消除人們的思想顧慮,使人們能夠投入到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中。

      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向與會常委及其他高級領導干部表明了自己對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他勸大家不要害怕在文化革命過程中出現的混亂局面,也不要擔心打擊面寬,要依靠群眾,依靠在文化革命過程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建立以左派為核心的領導隊伍,在文化革命過程中先進行奪權,占領文化陣地,然后再進行教育改革。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與一線常委在進行文化革命問題上是存在重大分歧的。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毛澤東在講話、談話中聯系國際共運史及國內外、黨內外出現的嚴重情況,反復說明要防止黨內特別是中央出現修正主義,闡述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這是向黨內外敲響了警鐘。對于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要求大家消除顧慮,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從中不難看出,在派出工作組的問題上,他由先前的同意逐漸轉變為質疑,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委婉而又明確地將不同意見表示了出來。

      ③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分歧的焦點及其原因簡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之間在文化革命問題上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的焦點集中在工作組問題上,形式上表現為是否派出工作組的問題,實質上則是在文化革命的立場、依靠力量及其方式上。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工作組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會議決定派出的。當時會議作出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決定后,周恩來就這件事當場向毛澤東打電話請示并獲得同意。[100]但是在第二天由劉少奇起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合署名的書面報告中,只講了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的問題,對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卻只字未提。[101]這究竟是他們的疏忽還是另有原因,讓人費解。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批準了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新聞稿。[102]從這里可以看到,即使劉少奇等一線常委沒有向毛澤東呈送派出北大工作組的書面報告,毛澤東還是同意了他們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意見。這是與五月三十日毛澤東對周恩來電話請示的答復一致的。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和向北大派出工作組,雖然都是派出工作組,卻是存在重大區別的。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是鑒于當時《人民日報》在宣傳文化革命上存在的嚴重問題,已經不能很好地履行黨的喉舌的作用,當時為了使黨中央關于文革的方針政策能夠快速有效地得到貫徹執行,才由中央派出工作組來掌握每天報紙版面的。向北大派出工作組,是在北大黨委已經癱瘓的情況下,由中央派出工作組來領導北大的文化革命。向北大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表明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是依靠工作組而不是群眾,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北京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為各地進行文化革命提供了借鑒。各地也紛紛派出工作組領導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這樣派出工作組就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由此我們看到,向《人民日報》社派出工作組不過是為了保證黨中央關于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能夠有效得到貫徹執行的問題,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則是關系到如何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這就是同樣派出工作組,雖然形式上相似卻實質上存在重大不同的原因。

      我們還注意到,當時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并沒有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我們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信息。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組,雖然在書面報告中沒有寫明這個問題,但是畢竟在口頭上征得了毛澤東的同意,事后毛澤東在新華社報道的電訊稿中也批準了這件事。可是向大中學校大規模派出工作組,卻是在沒有報告毛澤東的情況下由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自主決定的。于是,毛澤東在六月十日、十二日召開的常委擴大會上,明確表示了對于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這是因為自六月五日以后,北京向大中學校加快了派出工作組的步伐,各地也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這樣派出工作組就成為領導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工作組進駐學校以后,根據一線常委制定的文革方針政策,開始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予以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對派出工作組表現出不同意見。當然,這是我們從邏輯上作出的判斷,還有待于獲得文獻資料的印證。

      由此我們認為促使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態度轉變的原因,主要的還不是是否派出工作組的問題,而是由工作組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立場決定的。工作組在取代校黨委以后,究竟是依靠群眾還是自己來領導文化革命,是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是積極支持還是限制文化革命造成的。

      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是存在不同意見的。這種不同意見表現在,要不要派出工作組,要不要建立以左派為核心的隊伍,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這在如何對待文化革命過程中出現的亂、打擊面以及“八條要求”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派出工作組問題上他們一開始并沒有什么不同意見,不同意見是在工作組派出以后才逐漸表現出來的。直到這個時候工作組問題才逐漸成為他們在文化革命全面發動階段分歧的焦點。這是因為是否依靠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直接關系到文革發展的依靠力量及其方式,關系到能不能將文革進行到底,取得實質性成效。試想,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如果上級黨委已經腐化變質了,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誰又能夠保證它派出的工作組正確地領導文化革命呢?如果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那么由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又怎么能夠領導文化革命的進行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組問題才成為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分歧的焦點。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從形式上來說是是否派出工作組,實質上則是如何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也就是究竟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派出工作組是一種形式,關鍵是工作組究竟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是支持還是限制文化革命。這才是他們分歧的要害之處。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他們是堅持群眾史觀還是英雄史觀,是不是真正踐行黨的群眾路線造成的。[103]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種分歧形式上表現為是否派出工作組,實際上則是工作組采取什么樣的立場、依靠誰、通過什么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這關系到文革能否取得真正成效,關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104]

      (2)劉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矛盾。由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文革的具體辦事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又是在原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基礎上經過調整而成的,同時絕大多數成員積極投身文化革命的潮流,因而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就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表現了出來。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撤銷《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吳冷西的問題上表現了出來。

      本來,陳伯達帶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是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作出決定后并報經毛澤東批準的。陳伯達到達《人民日報》社以后,雖然報社及報紙編輯的工作由陳伯達任組長的工作組負責,但是名義上吳冷西仍然擔任著《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職務。為了能夠更好地宣傳文化革命的方針,使《人民日報》發揮黨的喉舌的作用,同時也為了便于工作組放手開展工作,于是陳伯達提出撤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職務。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劉少奇年譜》記載:

      六月四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吳冷西的領導職務,劉少奇、鄧小平沒有同意。[105]

      《周恩來年譜》記載:

      六月四日,周恩來出席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吳冷西的職務,劉少奇不同意。[106]

      《鄧小平年譜》記載:

      六月四日,鄧小平出席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撤銷吳冷西職務,鄧小平和劉少奇沒有同意。[107]

      從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年譜中可以看到,在六月四日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要撤銷《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吳冷西的職務的時候,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對。令人意外的是,雖然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是在年譜中我們卻沒有看到周恩來在這件事上的表態。如果從后來文革被否定后黨史對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持肯定態度來進行分析,周恩來要是在會議上和劉少奇、鄧小平持一樣態度的話,年譜是不會只記錄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對態度,而對周恩來的態度隱去不表的。因而從邏輯上我們可以作出判斷,周恩來在會議上討論撤銷吳冷西職務的問題時,可能是持緘默態度的。當然,這還需要文獻資料的進一步印證。

      應該說,當時陳伯達決不是由于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以后,才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撤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職務建議的。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吳冷西及其領導的《人民日報》在文化革命中的態度所決定的。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人民日報》八股氣濃厚,老氣橫秋,宣揚鬼戲,不登理論文章,拒絕轉載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即使后來在不得不轉載時也是將文章納入了學術批判的范疇,隨后又和《解放軍報》展開了關于突出政治的論戰。[108]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在接管了《人民日報》社及報紙的工作以后,才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撤銷吳冷西的社長及總編輯職務,卻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對。這說明在撤銷吳冷西職務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是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存在分歧和矛盾的。

      這里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他們就是否撤銷吳冷西職務進行爭論的第二天(即六月五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六月四日報送的外電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組北京市委并注意報道首都人民歡慶勝利的情況報告時,作出批示:“即送江青閱。另陳伯達率工作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應為5月31日。——毛年譜編者注)進入人民日報,吳冷西從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上撤銷。”[109]這是耐人尋味的。

      雖然從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中,我們還搞不清楚毛澤東是否知道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在撤銷吳冷西職務上的分歧和矛盾,但是不難看出在對待吳冷西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意見似有不同,而與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意見卻是一致的。從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公布的名單中可以看到,吳冷西并沒有進入中央文革小組,而毛澤東在批示中卻說要將吳冷西從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上撤銷,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從批示上看,吳冷西似是已經進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了。這究竟是吳冷西后來進入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或者是有人提議吳冷西進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還是毛澤東作出這樣的批示是為了表示對吳冷西在文化革命問題上的評價?還需要文獻資料的進一步披露。

      如果說在是否撤銷吳冷西職務的問題上,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陳伯達負責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才初步顯現的話,那么西安交通大學發生六六事件后,劉少奇等人要《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揭露“假左派、真右派”,而陳伯達卻不同意上進一步表現出來。[110]不僅如此,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隨后在工作組問題上更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陳伯達負責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大約是在六月十二日以后才明顯加強的。這個時候社會上趕工作組的現象也增多了。[111]

      中央文革小組派出大批記者和觀察員到學校和單位進行調查,將各校進行文化革命的信息迅速匯總上來,編成《快報》提供給中央領導人參閱。他們自己也非常清楚這些地方的文化革命動態。通過調查發現,當時中央和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組并沒有站到革命師生的立場上,反而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進行壓制或限制。不論是先前的學校黨委,還是后來取代學校黨委的工作組,誰要是反對黨委或工作組,就被認為是在進行反黨活動。陳伯達發現這個問題以后,就主持《人民日報》發表了《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就南京大學揪出校長匡亞明和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發表議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運動剛剛開始,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他們就刮陰風,造謠言,制造混亂,轉移目標,設下重重障礙,束縛群眾手腳。無產階級左派剛一說話,貼上幾張大字報,他們就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發作,對左派組織圍攻,謾罵恐嚇,橫加罪名,進行政治迫害。這些家伙們有個奇怪的邏輯,誰要揭露他們,誰要反對他們這伙黑幫,就說誰是‘反黨’、‘反中央’”。[112]這樣社論就用素描式的語言惟妙惟肖地為這些人畫上了一幅畫像,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為了使文化革命能夠進行下去,中央文革小組就召開會議對出現的這些問題予以研究,并將會議紀錄報送中央一線常委。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當日的一份會議記錄報告中央一線常委。這個紀錄是由陳伯達署名,向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書面提出來的建議:

      (一)建議全國大中學校、機關單位在適當時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組,領導文化革命運動。小組成員名單由組織提出,經過群眾充分醞釀,進行選舉。票選或舉手表決,由群眾決定。

      (二)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時候,可以由上級派工作組。工作組名單必須經過認真審查。應當是無產階級革命派,不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工作組的工作方法,必須認真地走群眾路線,不能包辦代替,獨斷傳行。

      軍隊按中央批準的辦法辦理。[113]

      從中我們看到,陳伯達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向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提出的文化革命建議,態度是誠懇的,方法是適當的,語言是婉轉的。他們向中央一線常委提議,一般情況下不必派出工作組,要在充分發揚民主的條件下,依靠群眾成立文化革命小組來進行文化革命。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以派出工作組,但是在派出工作組的問題上一定要慎重,要從資格審查、人員組成、工作方法以及具體職能上對工作組予以限制和界定。實際上這是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央一線常委表示了對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的不同意見,是與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召開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的工作組意見相一致的。[114]盡管如此,卻遭到了中央一線常委的拒絕。

      二十一日晚,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在會上,陳伯達又給鄧小平遞了一個字條,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鄧小平沒有理睬陳伯達的條子,相反,在會上還強調了工作組的有關工作。會議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不準亂抓、亂揪、亂斗,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不準隨便提出要求奪權,不要打倒一切,要抓生產、工作、生活,要恢復正常秩序,等等。

      會后,陳伯達氣憤地說:“我這個小組長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鄧小平同志主持會議,我在會上寫了一個條子,提出取消工作組。他對我的意見根本不理,把字條往旁邊一扔,不在會上討論。我這個組長還怎么當?我非辭職不可。”[115]

      在工作組存廢去留的問題上,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與會的大多數人都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會上沒有討論陳伯達的這個建議,鄧小平還對陳伯達批評了一頓。

      這件事對陳伯達的打擊是很大的。這天深夜,陳伯達回到釣魚臺,想到自己在會議上當眾受到的羞辱,覺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自己從文化革命的順利進行出發,向中央一線常委反映了文化革命的真實情況,但是卻不能受到平等地對待,就連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劉志堅也不支持他,因而感到委屈,先在自己的房間里哭了一場,提出要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職務。

      這件事還給陳伯達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以致于幾天后的午夜,他仍被這件事氣得睡不著覺,下樓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的房間里,說非辭職不可,還表示他想到天津休息,但周揚在天津養病,害得他不好去!不僅如此,七月九日,陳伯達帶領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參與會見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代表,卻反對新華社在播發新聞稿時將他擔任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職務公之于眾。不過后來還是在別人的勸說下,他才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主張。[116]

      關于這件事,八屆十一中期間陳伯達曾經專門給毛澤東寫信報告此事,敘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八月十一日,陳伯達寫信給毛澤東并附了六月二十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記錄。信中說:

      “小組同志察覺到很多工作組阻礙運動,因此,主張文化革命必須由群眾自己進行,由群眾選舉出來的文化革命小組主持工作,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這個記錄就是用很婉轉的方式,表達我們的意見。記錄由我署名,即送給小平同志。在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晚中央匯報的會議上,小平同志用很激烈的口氣,嚴厲駁斥,少奇同志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見。在當時的氣氛下,實際上形成了兩種意見的尖銳對立。”[117]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六月二十日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給中央一線常委提交了報告,表達了他們對于當前文化革命的看法,委婉地表達了他們主張撤銷工作組,由學生自己鬧革命的意見。但是卻沒有得到中央一線常委的重視,更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第二天晚上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召開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陳伯達又給鄧小平寫了一個條子,提出撤銷工作組,鄧小平利用主持會議的有利條件,對陳伯達的條子根本不理,扔到一邊,當眾羞辱陳伯達,弄得陳伯達覺得文化革命的工作做不下去了,非要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職務,給陳伯達身心造成很大傷害,就在幾天以后陳伯達對這件事也是難以釋懷。即使拋開政治觀點不論,單純從組織程序上來說,鄧小平的作法也是違背黨內民主制度和原則的。

      盡管如此,但是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仍然在密切關注著各地文化革命的去向。雖然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遭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否決,但是陳伯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仍然在履行著自己的職責,鍥而不舍地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自己的建議。

      七月十三日,陳伯達在參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匯報會上,又一次提出要撤銷工作組。在這次會上,劉少奇說:“現在的工作隊要進行教育,他們不懂政策,不學政策。不好的工作隊要進行整頓清理。”鄧小平說:“要先把學生組織起來,清理當權派,然后再撤銷工作組、工作隊。”[118]

      我們注意到,陳伯達的提議又一次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否決。劉少奇以對工作隊進行教育,不好的工作隊進行整頓為由,否決了陳伯達的提議。鄧小平則是以先組織學生,清理當權派,然后再撤銷工作組為由,否決了陳伯達的提議。

      在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出現分歧和矛盾的時候,新組建的中共北京市委到底是聽從誰的指示呢?

      從隸屬關系上來說,北京市委應該同時向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匯報情況,但是由于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和分量不同,而中央文革小組仍然是隸屬中央一線常委的,這個時候他們又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和矛盾,況且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線常委的觀點又是相似的,因而北京市委往往撇開中央文革小組,直接向中央一線常委匯報,聽從中央一線常委的指示。這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的不滿。這在七月十五日會議上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七月十五日會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的。此前康生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講,他們派了一個工作組到北大,要開一個會聽聽匯報。李雪峰說,我們也派了一個工作組(實際上是指李雪峰的秘書們)。是否兩個工作組一起匯報?康生同意了。七月十五日,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和市委書記處聯席會議,聽上述兩個工作組匯報。

      會議剛一開始,陳伯達就站起來,批評道:“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沒有人找我們。人微言輕,我講話人家不聽。我要到天津去。”他還要李雪峰向陶鑄轉達他去天津的要求。李雪峰一聽,心想:這不是批評我們嗎?

      陳伯達還沒講完,關鋒就接上去講了一大段,意思是你們都給劉、鄧匯報,不給我們講。他講得系統,措詞嚴厲,表示十分不滿。

      康生在這次會上也講了一番批評的話。他主要談了北京師范大學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的問題。他很不滿地說,他說話、文革小組的人說話不算數,沒有人聽,等等。市委分工吳德負責北師大。李雪峰也搞不清楚康生發這個脾氣有什么由來。

      中央文革的成員講了這樣一番話,工作組沒法匯報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亂了,還把李雪峰他們批了一頓。李雪峰說當時聽了很生氣。[119]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中是艱難的,上邊受到 中央一線常委的壓制,下邊新組建的北京市委既不向他們進行匯報,也不聽他們的話。李雪峰他們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不僅不以為然,還抱著對抗情緒。這反映出中共北京市委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都是與中央一線常委站在一起的。

      關于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報告的后半部分,對這個問題作了回顧。他說:“陳伯達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我也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第三次,伯達同志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要看一看;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會后請示主席,主席下決心撤出工作組。”[120]

      從劉少奇的報告來看,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京前,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斗爭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日由陳伯達簽署以中央文革小組會議紀錄方式報送中央一線常委并委婉提出撤銷工作組。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一日晚陳伯達提出書面建議,要求撤銷工作組,卻被鄧小平扔到一邊,置之不理的。第三次是七月十三日陳伯達又一次向中央一線常委提出撤銷工作組。這三次撤銷工作組的提議,都遭到了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的否決。不論是劉少奇還是鄧小平都是反對撤銷工作組的。劉少奇在報告中坦率地說明了當時自己反對撤銷工作組的態度。

      從中我們看到,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劉少奇、鄧小平等堅持運動要有黨的領導,要較有秩序地進行,認為在許多學校的黨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派工作組是必要的;而陳伯達等卻幾次反對派工作組,認為這樣做不利于讓群眾起來革命。

      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表態則是慎重的,或許他仍然需要對這個問題上進行深入思考,而沒有明確表明態度。七月二日,陳伯達把一封反映對外文委機關運動、揭發以張彥為首的工作組的來信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對這件事,周恩來提出,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再報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決定工作組撤與否的問題。[121]這反映出周恩來在中央內部圍繞工作組出現分歧和矛盾的情況下,對工作組問題的表態更為謹慎。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和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矛盾。這種分歧和矛盾在撤銷吳冷西職務上初步表現出來,在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后起草《人 民日報》社論上進一步表現出來,而后在工作組問題上又得到了更充分地表現。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現在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一日和七月十三日的斗爭上,實質上則是表現在進行文化革命的指導方針上。

      盡管他們之間先后進行了三次斗爭,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奮力抗爭過,但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會議非擔沒有接受陳伯達等人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還在會議上對他們予以壓制,仍把派出工作組作為領導文化革命的主要形式,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的態度。在劉少奇、鄧小平反對撤銷工作組的問題上,我們還沒有發現周恩來有過類似表態的文獻記錄。如果聯系到周恩來曾經參加過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態度,那么這個時候周恩來是不會對工作組表示出支持態度的。這樣看來在中央一線常委內部在工作組問題上也是存在分歧的。這對后來形勢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3)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領導下的文化革命。

      前文我們研究了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與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當時進行的文化革命,是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展開的,因而他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就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下面我們來分析這個問題。

      ①      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通過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中央一線常委是通過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的。他們制定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也是通過工作組來貫徹實施的,因而派出工作組就成為他們領導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前文我們介紹了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制定了“八條要求”,派出了大批工作組,那么中央一線常委是如何通過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的呢?

      我們還是從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發表的講話、談話及主持一線常委會議的情況來進行研究考察吧。

      六月四日鄧小平接見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在談話中,鄧小平針對學生批判老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問題,說:“如果(老師)真有學問,還要團結他們。女附中數學、物理都不錯。好的學校熱火朝天,名氣大,有一套。如果沒有好教師,也就教不出好學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組要教育、幫助學生提高水平。打人沒有?打人是沒有本事的,是沒理的。斗爭要講道理,批判要做好準備,事實要核對清楚,要充分講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幫,有些不是黑幫。講錯了話都是壞人,那就沒有好人了。材料不夠,不要輕易開斗爭會。不要搞變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錯了,將來賠禮都賠不完。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黨的)總支中總有些好的嘛,校長、副校長總有些好的嘛。把黨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團搞垮了怎么行?如運動把共產黨、共青團都打倒,是勝利了嗎?總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嘛。教師大多數是好的。說老師都壞,我不同意。”[122]

      從鄧小平這段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講的不要搞武斗,在斗爭中要擺事實、講道理、講究政策,打擊面不要過寬,不要打倒一切,無疑是好的,有指導性的。但是我們從他的談話中也分明看到,雖然他承認黨團組織、學校領導中還是存在好的,總不能都打倒,有其正確的一面,但是從中還是反映出他對于將矛頭對準黨團組織及其負責人是持保留態度的。從談話中也反映出他與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關于進行文化革命不要怕打擊面大,事后還可以甄別平反的講話存在著明顯分歧。這表明鄧小平要依靠原來的黨組織,或在黨組織癱瘓的情況下由上級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他對將矛頭對準學校黨組織或工作組是持有不同意見的。

      六月六日、八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地區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他在會上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要善于領導、敢于領導。首先要敢于領導,引火燒身,主動檢查,自己站在運動的前面;善于領導就是避免被動、領導落后于群眾。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重點應放在這上面,不要轉移目標、視線,不要分散目標,要劃清界線,明確政策。知識分子中有左中右,因此要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123]

      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干部要引火燒身,主動檢查,勇于投身于文化革命的洪流,知識分子中有左中右,斗爭中要講究政策,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他主張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善于領導、敢于領導,這無疑是在各級黨組織或工作組的領導下開展文化大革命。同時他還把清除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任務。這是與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決人的世界觀,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124]況且劉少奇只是說要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權威人物作為重點,卻沒有將黨內走資派作為重點。這表明劉少奇仍然對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持有不同意見。[125]這樣勢必會在文化革命進行中將矛頭由黨內轉移到黨外,轉移斗爭大方向。

      這個時候文化革命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加快了派遣工作組的步伐。他們要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將矛頭對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而沒有將主要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他們在文化革命上的路線方針政策。

      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闡述了文化革命問題上的重要觀點,說要放手,不要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不要怕打擊面大,然后分類排除,特別是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了不同意見。[126]劉少奇、鄧小平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則委托他們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六月十四日,劉少奇、鄧小平還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精神。[127]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中學)工作組是團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與學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應該撤回。”他還說:“工作組派下去被趕回,證明他不行么,亂就好么!”這以后,他又多次召集會議聽取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匯報,研究處理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劉少奇還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看了師生們張貼的大字報。

      這個時候劉少奇曾對家里人說:“過去中央千方百計想尋找一條途徑,以糾正、杜絕各級干部正在滋長起來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離群眾的現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嘗試,希望文化革命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還說:“這次大革命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來勢很猛,對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文化來了一個很大的沖擊”,“有了這個大革命運動,可以來個突變,來個大變化。”[128]

      雖然劉少奇、鄧小平傳達了會議精神,但是卻對毛澤東在常委擴大會議上的關于文化革命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的觀點置若罔聞,仍然堅持正在實行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這在工作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出來。這不僅表現在劉少奇六月十四日傳達會議精神的講話中,也表現在此后他多次拒絕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上。

      這個時候北京大學發生了六一八事件。這個事件體現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如何領導文化革命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下面我們還要進行詳細分析,此處從略。

      派出大批工作組以后,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由于許多工作組沒有站在革命師生的立場上,而是根據中央一線常委會議確定的“八條要求”,對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采取約束和壓制的政策,于是革命師生與學校黨委之間的矛盾迅速轉變為革命師生與工作組之間的矛盾,許多學校出現了要驅趕工作組,甚至出現了向工作組奪權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確定了反擊的方針,要在師生中間抓右派。這在劉少奇批轉的中央文件和他與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談話中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召開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第二天(即六月十三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就指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于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129]

      六月二十日,劉少奇女兒劉平平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也出現了反工作組的大字報《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大字報針對工作組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唯一準則,誰要膽敢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臺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長,他的偽裝多么隱蔽,我們都要把他揪出來,砸個粉身碎骨。”[130]

      大字報迅速傳到劉少奇那里。當日,劉少奇把駐北師大一附中的工作組成員找來,要他們組織師生討論學校里出現的反工作組的大字報,發動群眾回擊反工作組的勢力。他對工作組負責人說:“出現說工作組長是黑幫的大字報,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131] “開始出現一些問題了,說你是黑幫,給你貼了十幾張大字報。不要緊。大字報出來,證明內部意見不一致嘛,證明他們對運動不滿,學生之間不團結嘛。”“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動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斗爭。”[132]

      劉少奇還在談話中說道:“當前,主要問題是不知怎么搞。我們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這是與他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說的“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么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相一致的。[133]

      劉少奇在談話中談到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沒有經驗,不清楚究竟如何搞,倒也是實心話,但是革命的方法不是天然出現的,而只能是在斗爭中形成的。要想找到文化革命的正確方法,首先就要站穩立場,確認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黨組織,采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矛頭對準黨內還是黨外這些基本原則。只有在這些基本原則指導下,才能在實踐中找到進行文化革命的正確方法。拋開這這些基本原則的指導,是難以找到正確方法的。劉少奇在談話中只是抽象地講到方法問題,而對產生正確方法的實質性因素避而不談。我們不僅要問,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還注意到,劉少奇在談話中提出把群眾中出現奪工作組權的人當成敵人看待,說他們像蛇一樣出動了,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要進行反擊。這無疑是照搬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的方法。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只要是反黨就一律進行反擊。這個時候與一九五七年的情況有了重大不同。經過一九五七年后的多次打擊,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黨外的右翼分子的力量已經無法撼動無產階級政權,這個時候真正能夠導致無產階級政權垮臺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隱藏在黨內各級領導崗位上的走資派。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嘛!因而這個時候就不能照搬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的方法了,而是要發動群眾將隱藏在黨內的走資派清除出去。不論是各級黨委還是工作組,哪一級組織存在走資派就清除那一級組織。如果工作組里面存在走資派,壓制群眾運動,那么就要向工作組奪權。可是,劉少奇卻不問具體情況,武斷地認為群眾不能反工作組,工作組只有經過上級黨委才能撤換,還將反工作組的行動視為反黨行為。這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問題上依靠工作組而不是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的反映。

      六月二十一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在匯報討論后,劉少奇提出:要劃一個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說成是黑幫,六月三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組以前聽市委話的,都一律不追究,這個問題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個文件報中央批轉全國;在運動中要恢復黨團組織生活,黨委爛掉的,工作組可以代行常委職權;有的學校出現趕工作組、向工作組奪權,要奪檔案、槍支、廣播這些權,不準隨便提出奪權;不好的工作組可以撤走,但是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大部分黨委是好人嘛,以文化革命為綱,但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復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現,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現,我們利用大字報,反革命也會利用大字報;我們要用《二十三條》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變相的體罰。鄧小平也在會上就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提出了意見。[134]

      劉少奇提出要劃出一個界限,禁止打人、污辱人和變相的體罰,要抓好生產、工作和生活,這些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從講話中我們又分明看到,劉少奇以不要中斷黨的領導為名,主張要依靠黨團組織來領導文化革命,如果黨團組織垮了的話就由上級派出工作組來進行領導。這表明劉少奇是主張依靠黨團組織或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不是依靠群眾,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我們不禁要問,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在當時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已經沒有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的情況下,[135]依靠黨團組織而不是依靠群眾又如何能夠清除這些黨內走資派和異己分子呢?如果在上級黨委出現修正主義的情況下,由它派出的工作組怎么能夠來領導運動呢?這樣的話又如何能夠保障文化革命取得成功呢?

      六月二十六日,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批轉《文化部為徹底干凈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斗爭的請示報告》。報告說:“文化部十幾年來,一直被以周揚為首的又長、又粗、又深、又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專了政。”“把斗爭的主要鋒芒,對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共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權威’。”“把他們連同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洗掉,來一個‘犁庭掃穴’。”[136]

      六月二十八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集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體政策。后來,劉少奇在七月五日的會議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規劃,中學的由團中央起草,大學的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內起草出來提交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鄧小平還提議八月份完成計劃進度的三分之一。[137]

      從七月六日起,在十幾天中,劉少奇等一線中央常委批轉了中共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為貫徹“五一六通知”而提出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報告。比如,中南局六月二十八日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說:“目前,各地已經揪出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例如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柯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云、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各地的運動正迅速地廣泛深入地向前發展。”[138]

      七月十一日,劉少奇再次聽取駐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工作組關于該校運動情況的匯報,向他們談了對文化大革命部署的設想:這次運動,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爭黑幫,學習毛主席著作,清理這些壞人,清出來留到學校。然后是批判“權威”。還要搞清經濟。最后搞一段教學改革,學制改革。[139]

      七月十三日,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共青團中央關于《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的匯報,對中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一)我們的教育,是從資產階級的教育沿襲下來的,所以,不能對所有具有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數代表人物,大多數人從中受到教育,樹立無產階級的教育路線。(二)建立、健全黨團組織生活,恢復和發揮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團支部的助手作用。這應單列一條。不要把黨、團組織放在一邊,要在運動中觀察黨、團組織,看它能不能領導,同時也鍛煉黨、團組織。要明確地指出,把建立、整頓、健全黨、團組織,恢復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團支部書記的助手作用,作為一條任務。(三)清經濟。政治清了,組織清了,思想清了,趁這個機會把經濟也清一下。他還提出:第一階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爭取十月開學上課,高中在九十月搞完。[140]

      從中我們看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會議,批轉中央文件,責成中共北京市委和團中央分別制定大學和中學的文化革命規劃、政策和步驟,拿出草案以后再提交中央一線常委會議討論通過,指導文化革命的發展。他們在講話中雖然提出要進行教育改革,卻希望學校里的文化革命能夠速戰速決,沒有認識到進行教育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他們還主張要依靠并進一步健全各級黨團組織來進行文化革命,還提出斗爭黑幫,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卻對早在“四清”期間就提出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諱莫如深,也沒有將依靠力量放在群眾上。這又一次表明在依靠力量、方式和斗爭的矛頭上劉少奇、鄧小平是有他們一套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的。

      當時,剛剛改組的中共北京市委是緊跟中央一線常委的。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是按照劉少奇等一線常委會議制定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來開展工作的。這不僅表現在此前“八條要求”的制定和北京市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派遣上,還表現在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飯店召開的市委工作會議的講話上。

      李雪峰的講話大體上還是按照劉少奇的意見講的,只是把語氣變了一下。他在講話中提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中毛澤東就講過“一個游魚三個浪”的話,以此來說明現在在師生中間進行抓右派的正當性。他說:不要把六一八事件看得那么重。現在形勢大好,“各校反動勢力,反動觀點,反動活動出臺了。”反革命攔腰一截,把我們的運動截了一下。有反革命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抓起來不就完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要站出來,否則納吉要上臺。”李雪峰講話后,北京市在運動中迅速開始了“抓游魚”行動。

      在六月二十三日講話中,李雪峰還提出恢復黨團組織活動。他認為北京市的黨員、團員,黨組織、團組織,大多數是好的,是擁護毛主席、擁護黨中央的。有的過去就對前北京市委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進行過抵制和斗爭;有的雖然一時受了蒙蔽,但是在“三家村”和它的根子被揭露以后,他們立即行動起來,投入了戰斗;有的雖然犯了錯誤,但是他們在黨和群眾的教育、幫助下,許多人正在同錯誤徹底決裂,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共青團是黨的忠實的得力助手。黨員、團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是革命的。六月三十日《北京日報》根據李雪峰講話的精神,發表了《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一定站在革命斗爭最前列》的社論,將李雪峰講話的主要內容公之于眾。

      當時運動發展很快,李雪峰只是忙于發號施令,沒有深入一線,到學校看一看大字報,進行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這與以前他存在的問題結合到一起,形成了他在文化革命初期的三條錯誤:一是參與制定“八條要求”,二是在六月二十三日講話中提出“抓游魚”,三是不看大字報,不上“前線”。[141]

      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李雪峰任第一書記的中共北京市委是執行中央一線常委指示的。他發表的六月二十三日講話實際上就是劉少奇講話的翻版,不過是將劉少奇的講話具體化而已。他根據劉少奇講話的精神,借用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用的“游魚”的話,打著保衛黨中央的旗幟,以北大發生的六一八事件為例,動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行動起來,在師生中間進行“抓游魚”、“反干撓”,把批評黨組織和工作組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打成右派。從他的講話來看,他是依靠各級黨組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將矛頭對準了廣大師生中的革命積極分子。這是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關于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一脈相承的。后來對他批斗時對他的指控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當時不僅李雪峰是這樣,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也是這樣來領導工交部門的文化大革命的。

      六月二十二日,薄一波在給北京地質學院工作組的批示中說:

      “應該明確答復學生,李主任(按:指李人林)講的話是對的,工作組是上級黨委派去的,它是代表黨組織工作的。要號召左派起來跟工作組一起進行文化大革命。目前我們不能隨便撤走、撤換工作組。如果院黨委有問題了,派工作組去行使職權,這就等于奪回了黨的領導權。如果有人再非趕工作組不可,那勢必是奪工作組之權,亦即奪黨的領導權,那誰來掌權呢?工作組有缺點錯誤,可以改正,但不能隨便給工作組加什么‘保皇黨’之名稱。”[142]

      從薄一波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對反對工作組是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工作組是由上級黨委派出的,代表上級黨委來行使職權。如果院黨委有問題,就派出工作組去行使職權,這樣就奪回了黨的領導權。這個時候如果再去奪工作組的權,就是奪黨的領導權。工作組有缺點錯誤,可以改正,但是不能奪工作組的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要依靠工作組(黨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了關于文革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就是進行文化革命,就要依靠各級黨組織(工作組)而不是群眾,采取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將矛頭對準黑幫(地富反壞右)而不是黨內走資派。這樣積極參加文化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造黨委或工作組反的積極分子,就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了。中共北京市委積極貫徹執行了中央一線常委制定的方針政策,迅速開展行動。薄一波等人具體負責的中央(國家)機關也是這樣。其他省市黨委照葫蘆畫瓢,也在本地依靠黨委(工作組)開始了反右運動。于是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就在中央一線常委的領導下迅速開展起來了。

      ②       工作組領導下的文革概覽。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北京大中學校的工作組是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主持下,由中共北京市委、中央部委和團中央派出的。其他地方的工作組則是由當地省級黨委派出的。工作組派出后,北大發生了關門事件,工作組代替了清華大學黨委,經中央書記處批準,撤銷了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的職務,西安交大則發生了六六事件。而后大中學校的文化革命則是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的。

      這個時候師生中間圍繞支持還是反對學校黨委逐漸形成了兩派:支持學校黨委的師生,被稱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對學校黨委的師生,被稱為造反派。后來為了團結、爭取群眾,不再用這種個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語言來稱呼兩派群眾,而是把保守派稱為多數派,造反派稱為少數派。在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以后,原先支持或反對學校黨委的兩派群眾,迅速轉化為支持或反對工作組的兩派群眾。兩派群眾圍繞支持還是反對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為什么在支持還是反對學校黨委或工作組的問題上,群眾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保守派還一度勢力比較強大呢?

      這是因為當時的群眾受到黨的多年教育,對黨有著比較深厚的感情,習慣于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在觀念中具有反對黨組織就是反黨的意識。當時的文化革命是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進行的,他們主張在黨委或工作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文化革命,這對文化革命產生了嚴重影響。同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抱著善意給黨組織負責人提意見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人們仍然心有余悸,因而對反對黨組織負責人抱著保守的態度。還有從個人利益出發,處于個人得失的因素來支持黨委或工作組的。因而當時許多人成為保守派,擁護黨委或工作組。造反派則是根據“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在《人民日報》社論的鼓舞下,積極參加文化革命。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文化革命上的先知先覺者。雖然他們當中也混入了一些從個人利益出發參加的造反者,但是從總體上來說他們則是響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是為了防止無產階級政權的變質而積極參加造反的。這個時候的黨委或工作組在具體工作中又存在著不少問題。因而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積極參加造反,甚至在遭受壓制的情況下也是這樣。當時保守派在學校黨委或工作組的支持下,一度勢力強大,還占據優勢地位。后來隨著中央文化革命指導方針的變化,撤銷工作組,他們之間的實力對比才發生了巨大變化,保守派實力消弱,造反派勢力壯大。當然,這是后話。

      現在我們再來看工作組到學校后文化革命的發展狀況。

      工作組進入大中學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領導的職權,由工作組代行領導。工作組組織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的斗爭,主持了對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領導干部的揭發批判。一些學校的主要領導人被指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許多教授、專家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被認為有政治歷史問題和復雜社會關系的教師遭到歧視。[143]

      工作組進入學校后代替校黨委主持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由于工作組要求在他們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文化革命,同時在處理原校黨委的問題上又與造反派師生存在著不同意見,于是工作組遭到了造反派師生的反對,紛紛要求驅趕工作組。

      六月八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北京第一起趕工作組的事件。造反者因工作組保護院黨委而趕走了進院才四天的工作組。新的工作組進院,不到四天,又要被趕。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十三日趕到北京郵電學院講話,說明工作組是革命的,造反者給陶魯笳貼出一批大字報。

      六月十四日,清華大學力學系學生王鐵成貼出題為《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的大字報,劉泉等貼出題為《現工作組不可信任》的大字報。此外還有一些向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起來為工作組進行辯護。

      六月十七日,師大女附中高三(4)班李黎黎等十三名同學貼出一張題為《工作組站在什么立場上》的向工作組提意見的大字報,說工作組不深入,不發動群眾,質問工作組:“你們是站在哪個立場上?”“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當晚,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辯論”,工作組組織對這些學生進行了批判和斗爭。[144]

      這個時候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這個事件是群眾自發發起的,隨后在工作組領導下迅速得到了平息。劉少奇馬上作出批示,將這個事件作為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的標志性事件轉發全黨。以后我們還要專門分析這個事件,此不贅述。

      由于工作組是按照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指示開展文化革命的,在取代學校黨委以后,對造反派師生采取了限制的政策,因而遭到了造反派師生的反對,最終形成了一股驅趕工作組的潮流。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北京高等院校中形成了一個反工作組的浪潮。幾天之內,有三十九所高校的部分學生轟趕工作組,其中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郵電大學、北京醫學院的工作組都是兩次被趕,北京工業大學工作組更是三次被趕。

      六月二十日,在北京輕工業學院召開的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到會,宣布撤銷受到該院一些學生強烈反對的原工作組組長張萬合的職務,改派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鄧東哲任工作組組長。

      六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地質學院黨委常委李貴和一些干部、教員,上書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評該校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提出“奪回我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領導權”的口號。反工作組的學生舉行了支持他們的示威游行。多數黨員和黨外群眾不以為然,陶魯笳、何長工(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指示工作組“要沉著頂住”。六月二十一日,何長工、胥光義(地質部副部長)、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質學院講話,批評少數人鬧事,圍攻工作組,指出工作組是革命的。擁護黨委和工作組的一派學生也進行了示威游行。

      六月二十日晨六時,北京師范大學高樹奎、譚厚蘭等十七人貼出題為《孫有余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反對工作組組長孫有余。還有人貼出大字報《郭影秋是什么人?》,就北京衛戍部隊準備在暑假暫住人民大學一事質問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此舉是否彭真的陰謀?孫有余作廣播講話,澄清了事實,批評了對他的質問,認為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新市委,也就是反對黨中央,提出了“反對干擾”的意見。中午,又有人貼出了《孫有余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晚上,北京新市委武振聲、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見北師大學生,作了三點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組、支持工作組、幫助工作組”。六月二十三日,譚厚蘭貼出《必須重新評價高樹奎同志的大字報》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

      北師大工作組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簡報上指出:“有些同學要欺騙群眾,制造混亂,造謠說彭真要搞政變!”譚厚蘭等少數反工作組的學生受到批評,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爭。七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組派曹軼歐到北師大調查六二○等事件。調查期間孫有余與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產生分歧,康生批評孫有余“是在為彭真辯護”,并于七月十三日把孫有余叫到釣魚臺進一步了解情況。

      孫有余是從工交口調出,經文教口調到北師大,即使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攻勢下,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孫有余回北師大向全校師生員工檢查,遭到了他的拒絕。七月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撤銷孫有余的工作組組長職務。七月二十一日,北師大簽名要求留下孫有余的師生達三千多人。

      六月二十日,北京師大一附中學生陳永康、何方方等貼出《揪出鉆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劉少奇指示工作組開始反擊。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組織全校師生對陳永康、何方方等進行批判,于六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三十日,召開了三次斗爭會。全校受到批判和打擊的達一百多人。有人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斗爭會上還出現了武斗:工作組七月十一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德龍(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團中央負責人還根據師大一附中的情況寫成《北京師大一附中反擊假左派經驗總結》,登在《中學文化革命通信》上,并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作為經驗進行了介紹。

      清華大學發生了六二一事件。由于以后我們還要詳細介紹這個問題,此不贅述。[145]

      從以上資料中可以看到,工作組進入學校后,接管了學校的領導權,要求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文化革命,獲得了保守派師生的支持,遭到了造反派師生的反對,于是在學校中出現了普遍驅趕工作組的現象。

      六月二十日前后,由于學校之間相互影響,北京市各學校的反工作組情緒走向高漲。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相繼趕走了工作組。[146]對北京出現的反工作組的學生,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感到事態嚴重,認為運動出現了逆流。[147]他們認為,“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氣候已經適合,紛紛出籠,他們和黑幫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結,利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以極左的面目出現,興風作浪”,“許多單位不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橫掃一切”,“現在出現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們激烈地爭奪領導權的現象”,“在適當的時候是要反擊的”。

      從北京開始,逐漸波及到全國的“反干擾運動”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開展起來了。[148]

      有些單位批斗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人,并加以“反黨分子”、“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149]有的還給戴上了“反黨干將”、“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中學教師則按“四清”辦法,集中交代問題,使中學教師感到壓抑。[150]

      從六月下旬開始的工作組“反干擾運動”,逐漸進入高潮。在“反干擾”時期成立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其成員絕大多數是擁護工作組的。工作組在執行新市委關于“反干擾”的指示時,對形勢看得相當嚴重,將反工作組的人當作階級敵人看待,并采取了嚴厲的限制措施。許多黨的高級干部和工作組成員將當時的形勢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相聯系,并采取了一些與反右派相類似的措施。北京各大中學校反工作組的師生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蒯大富被開除了團籍,并被關押了十八天。北京林學院開除了兩名“右派學生”的中共黨籍,取消了兩名中共預備黨員的預備黨員資格。北京市有一百多名學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十三日,北京市文教系統文革大學組根據二十四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隊統計,在二十四校教職工和學生總數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劃為左派(占總人數的32﹪);57235人被劃為中間派(占總人數的57.9﹪);10211人被劃為右派(占總人數的10.1﹪)。

      工作組對原各高等院校的黨委和領導干部的情況一般都估計得比較嚴重,二十四所院校的黨委九成以上都被定為三、四類,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六成以上被定為三、四類干部。[151]

      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武漢大學一學生批判一領導為《湖北通訊》寫的一個按語,被大會批判七次,開除團籍,送農村勞動。西安交大六六事件被說成反革命事件,在《陜西日報》上點名批判。[152]

      工作組派出后,沒有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而指向反對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這樣就轉移了斗爭方向。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王力事后有一個回憶,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引述如下:

      王力說:“這時各單位很熱鬧,積極執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幫、牛鬼蛇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沒有把矛頭對準走資派。陳老總在外事口匯報,說外事口有三個大牛鬼蛇神;一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惡霸,李昌一直養著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說他里通外國,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是浦壽昌,是總理的外事秘書,后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這三個人后來證明都是優秀干部。外辦工作組組長張彥主持搞李昌。”

      “這時確有群眾反對工作組,如對外文委,工作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還有些小的。工作組同造反群眾對立,群眾要揭發領 導,受到工作組打擊。文革小組集體到對外文委找人談話,群眾對工作組有很多意見,貼了不少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如張彥當工作組長,整了李昌,但張彥的夫人楊純是對外文委副主任,就沒有事。所以有人說張彥去對外文委是保楊純,不準給楊純貼大字報,不準查對外文委的‘黑線’。康生、陳伯達都去看大字報,支持反工作組的人,反對張彥。陳老總非常惱火,他召集群眾大會,說張彥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干部,這是領導的看法,你們群眾說他這樣那樣毛病,是群眾的看法,這不對,要以領導的看法為準,不能轟走張彥,張彥是我派的。當時形成僵局。”[153]

      從王力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當時派出的工作組并沒有將斗爭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而是指向了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共產黨講成分但不唯成分論,主要看個人表現。以出身來定性,認為出身好就一定好,出身差就一定壞,顯然是錯誤的。陳毅匯報的外事口的幾個牛鬼蛇神,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搞出來的。當時群眾開始反對工作組了,陳毅卻極力維護工作組,還要求群眾以領導的看法為準。這是站在工作組立場上來壓制群眾了。工作組轉移斗爭方向,沒有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而是指向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形成了工作組進行文化革命問題上的鮮明特點。

      我們看到,當北京院校造反派師生反對工作組并進一步大規模驅趕工作組的時候,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工作組開始了“抓游魚”、“反干擾運動”,組織官辦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對學校黨委和領導干部作了比較嚴重的估計,將大批造反派師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這樣工作組在代替了學校黨委以后,以保守派師生為社會基礎,以官辦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革籌委會”為工具,將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組的領導下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下去。任何違背這一方針的行動都要遭受工作組的嚴重打擊。這表明文化革命是依靠工作組而不是群眾來進行了。

      這里我們注意到,工作組對學校黨委和領導干部估計的比較嚴重,但這種嚴重的估計只是成為工作組取代學校黨委和學校領導干部的依據,而不是由此發動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在進行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審查、甄別學校黨委和領導干部。這樣盡管對學校黨委和領導干部估計的比較嚴重,還是采取依靠工作組而不是依靠群眾的方式來解決業已存在的嚴重問題的。

      工作組取代學校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對于學校黨委存在的問題能否予以徹底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能否允許群眾予以監督和批評,能否正確對待和處理已經存在的造反和保守兩派群眾,使他們在消除隔閡以后在新的條件下團結起來,就成為工作組能否在文化革命過程中站穩腳跟的關鍵。工作組之所以遭到造反派群眾的反對乃至于驅趕,就是因為對以上幾個問題沒有處理好造成的。

      總之,在學校文化革命興起后,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了工作組,要在工作組領導下來開展文化革命。工作組遭到造反派群眾的反對乃至于驅趕,于是又在一線中央常委領導下開展了“抓游魚”、“反干擾運動”,將矛頭指向造反派群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右及其出身的人,于是他們當中的不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剛剛呈現燎原之勢的文革星火有被撲滅的危險。

      ③       展現中央一線常委文革路線的兩個標志性事件。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不僅是北京也是中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這兩所大學存在的問題集中反映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因而中央一線常委在北大和清華開展的文革成為展現他們文革路線的標志性事件。下面我們具體分析在北大和清華開展的文化革命。

      1)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

      北大的六一八事件是展現中央一線常委領導文革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這個事件的概況如下:

      六月十八日上午,北大工作組召開全體工作隊員大會,研究五月十五日全校動員大會后的情況,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大會精神,領導好這場運動。九時左右,在校園內又突然爆發了揪斗干部和教師事件。三十八齋前還設了“打鬼臺”,四處揪人。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頭上戴高帽,臉上涂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發、撕衣服、拳打腳踢、游斗。期間還發生了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為。

      工作組領導小組聞訊,立即停止會議,讓各系工作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揪斗事件。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也立即趕赴現場,在兩處斗得最兇、最集中的地方講了話,講明黨的政策,強調指出不講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最終制止了這起揪亂事件。

      經查明,在這場揪斗事件中,有四個人行為惡劣。一個是庶務科的工人叫劉佳賓,此人原是國民黨黨員,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被我軍俘虜后,隱瞞身份混入我們內部;上星期就曾帶人打過3個人,這一次又是他第一個帶頭打人。

      還有一個人在三十八齋前參加亂打亂斗,張承先到場講話后,其他人都表示要聽“毛主席的話,按照黨的政策辦事”,并隨即散去。而此人卻在散會后兩分鐘不到,又揪來個女同志亂打亂斗。工作組成員趕到后質問他:“剛才張承先同志講了話,大家都擁護,你為何還要這么做?”他蠻橫地說:“你們工作組憑什么不讓我斗?”又問他是哪個部門的,他說是北大附中的,經查附中并無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竊被開除,現在沒有正當職業。

      再就是有一個自稱是東語系姓黃的,是“打鬼臺”亂斗人的主角,帶頭打人,共打了八個人。他還專門找女同志作為斗爭對象,趁機猥褻婦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黃,原名陳應復,有流氓習氣,人稱“小阿飛”。還有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參加斗爭會時,他上臺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褲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亂摸,后又在臺下猥褻女同學。這個人過去一貫搞流氓行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東西被抓住,受過留黨察看處分。

      除以上這四個人外,參加亂打亂斗的還有兩種人:一種人本身有辮子可抓,怕大火燒到自己身上,趁機表現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級有個調干生楊××,曾積極反對過聶元梓的大字報,今天在亂打亂斗中表現也很兇。當很多同學勸他“要進行說理斗爭,不要打人”時,他大喊“要堅決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種人是單純的個人報復習氣。[154]

      這就是北大的六一八事件。這起未經工作組批準就進行的揪斗事件,雖然在北大工作組的迅速制止下平息了,但是北大工作組卻對這個事件并未善罷甘休,而是召開大會要求全校學生和教職員工引以為戒,嚴防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經過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把這一事件作為“反面教材”,對群眾進行一次政策教育,把問題交給群眾討論,辨明是非。根據這一決定,在十八日晚十時召開了全校師生員工廣播大會,由張承先作廣播講話,向廣大群眾說明了這次揪斗事件的真相。指出:

      這次亂揪亂斗與以往的亂揪亂斗性質不同,以往的亂揪亂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經過十五日動員大會,在講明政策后又發生這種情況,便不是一個簡單的認識問題了,說明在亂揪亂斗中已經被壞人鉆了空子,制造了混亂,給文化大革命抹了黑。他講了應該從這次事件中吸取的三條教訓: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黨的政策辦事;其二是打破舊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糾察隊,維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這場革命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工作組是支持同學們搞革命的,背著工作組搞秘密串聯活動是錯誤的。張承先最后要求同學們對今天發生的事件展開大討論,來一次大檢查,提高認識、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亂揪亂斗的是些什么人,他們的目的是什么。

      經過這次動員之后,有人再想煽動揪斗確實比較困難了。當時認為:北京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了穩步深入發展階段。[155]

      在這次動員大會上張承先報告以后,建立了全校糾察隊,五個校門的門崗森嚴,外單位不許進校。學生外出,必須事先向工作組請假,回來要匯報。出校門時要察看證件、相片。有的系工作組規定外出必須二人同行,實際意味著互相監視;有的工作組還讓糾察隊暗中監視學生宿舍,以防學生由窗口跳出。[156]

      我們看到,北大工作組在組長張承先的領導下,以六一八事件為契機,采取行政手段迅速加強了對北大文化革命的控制,使北大文化革命轉入工作組管控的軌道。其實,北大工作組不僅在北大內部抓住六一八事件召開大會,大造輿論,發動群眾,檢查反省,還迅速將這個事件寫成文字材料予以上報。當天下午,駐北京大學工作組將這一事件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編印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呈報給中共北京市委。市委立即將它轉報劉少奇等政治局一線常委。二十日,劉少奇決定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肯定了駐北京大學工作組的作法。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157]

      劉少奇代表中央一線常委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作出批語,肯定了北大工作組的作法,要求各地要效法北大工作組的辦法來處理本學校的類似事件,還將這個簡報轉發全國。這實際上就是肯定了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才能進行,任何離開工作組去開展文化革命的作法都是錯誤的。這個簡報確定了工作組在文化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不僅如此,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出后,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決定寫一個正式報告,即《關于北京大學二十天文化革命情況的報告》,由工作組副組長兼秘書長張德華負責起草。這個報告對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了這樣的表述:“我們抓住這場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亂,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眾接受教訓。”這個報告寫成后,張德華送給張承先和曹軼歐審閱。張承先以工作緊張為由,委托曹軼歐審閱。曹軼歐表示沒有不同意見,只在無關緊要的地方作了個別改動后就發出了。

      在這個報告中,把北大六一八事件稱作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亂,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事件。這樣就給六一八事件定了性。張承先說這個報告作出這樣的定性是受到了陳伯達的影響。陳伯達認為這個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有一個“地下反革命司令部”。康生當時與陳伯達在事件性質的認識上有著同樣的觀點。[158]

      關于陳伯達和康生在六一八事件上的觀點,是張承先事后的回憶。當時他們對六一八事件究竟是什么樣的看法,還有待于作出進一步的考證。即便張承先說的是真實情況,從陳伯達、康生當時對文化革命的立場和態度上來進行分析,當時他們也僅僅是認識問題,況且當時在六一八事件過程中確實也有人乘機進行渾水摸魚,搞亂批斗,而陳伯達、康生當時是支持群眾進行文化革命的,對于派出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卻是持反對態度的。

      這件事并沒有結束。六一八事件后,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確實被壓下去了,工作組掌握了北大文化革命的主導權。但是,這個事件后來也遭到了師生的質疑和反對,致使北京市委對這件事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

      七月十二日下午,北大地球物理系陳必陶等五名同學貼出了《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批評工作組在運動中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工作組領導小組決定通過這張大字報,進一步貫徹“放”的方針,把運動搞活。七月十五日上午,市委負責人吳德、郭影秋來北京大學聽取領導小組關于圍繞陳必陶大字報進行辯論的情況匯報。吳德說: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數,壞人極少,但好人也做了檢討,好處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對工作組的意見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組控制的比較緊了些,運動死巴了。現在正確處理陳必陶這張大字報,是把運動搞活的關鍵。下午領導小組召開各系工作組長會議,傳達了吳德的講話,決定拿出三天時間進行工作組的整訓。

      七月十七日凌晨一點半,工作組長張承先突然接到北京市市長吳德的電話,傳達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的指示,說對六一八事件要重新進行估計。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書記處會議上,對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進行了批評。他說:對六一八事件估計錯了,這件事是萬人革命的行動,估計這個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估計錯了就應當進行自我批評。北大的文化大革命18天轟轟烈烈,一個月冷冷清清,跟這件事有很大關系。當天下午,列席會議的副組長武振聲向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傳達了李雪峰的批評。領導小組多數成員對新的估價思想上想不通,張承先當時思想也不通。當日,張承先找到吳德提出不同意見。張承先說:處理六一八亂揪亂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報了全國,怎么能一下子又說成是革命事件呢?!吳德對張承先作了解釋,要求他轉彎子,說這樣檢查有利于爭取主動。

      當時,張承先感到如果完全按照這樣的口徑向全校進行檢查,廣大工作隊員和群眾想不通,會引起新的思想混亂。因此,對怎樣檢查頗費腦筋。經過領導小組的醞釀,決定了檢查的調子。然后召開全校廣播大會,由張承先代表領導小組做動員檢查報告,檢查了認識問題。他說:關于六一八事件,確實有極少數壞人鉆空子,制造了混亂;但我們對敵情估計過高了,對群眾的革命熱情估計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縛群眾手腳的措施,影響了運動生動活潑的局面。工作組決心進行整改,現在就整訓,用三天的時間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中批評工作組領導工作的缺點錯誤。

      工作組引火燒身的行動,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響。繼陳必陶五人大字報后,出現了不少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但許多學生表示支持工作組。說工作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現的缺點錯誤,批評工作組是為幫助工作組。當時全校運動活躍了起來,連教授馮友蘭也來貼了大字報。工作組決定根據群眾意見改進工作,進一步放手發動群眾,把運動搞活。

      七月十九日夜,聶元梓突然在哲學系發表講話,稱“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張承先獲悉后,當夜立即召開工作組領導小組緊急會議。會議討論后認為,對這個新情況必須迅速向北京市市委匯報,取得領導的指示。和聶元梓一塊在第一張大字報上署名的楊克明也反對聶元梓的作法,表示要向上級領導反映聶元梓以前的情況。七月二十日晨,張承先和楊克明一起到市委向李雪峰反映聶元梓的問題。張承先先進去匯報,李雪峰聽了匯報后說:你們不能把聶元梓的講話簡單看成是違犯組織紀律問題,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要考慮工作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問題。他要工作組聽取聶元梓的意見,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多做自我批評,爭取主動。當談到楊克明在外邊等著向他匯報聶元梓的情況時,李雪峰說:“不聽了,你們趕快回去。”于是他們隨即趕回學校貫徹李雪峰的指示。[159]

      北京市委態度的轉變是突然的,一度讓張承先等北大工作組成員摸不著頭腦,不知所措。我們注意到,七月十五日吳德在聽取北大工作組匯報的時候,就已經對六一八事件表示不同意見了。七月十七日李雪峰又明確指出了六一八事件的定性是錯誤的。七月二十日李雪峰不僅沒有支持北大工作組與聶元梓的斗爭,反而要求北大工作組多做自我批評,還拒絕聽取楊克明反映聶元梓的問題。現在我們還沒有找到有力的文獻資料來說明北京市委領導人在六一八事件上態度轉變的原因。但是六一八事件后,北大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組的嚴厲限制下確實出現了低潮,六一八事件的參與者到底是群眾還是反革命分子占主體,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北大工作組的直接領導北京市委,就不能不對北大工作組領導的文化革命提出質疑了。

      從中我們看到,六一八事件過程中搞起了變相武斗,還有人乘機耍流氓。這不僅背離了文化革命的主旨,又違犯了社會公德,是應該加以批評和糾正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工作組出面予以制止當然是必要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北大工作組制止六一八事件和隨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向全黨轉發的批示,反映出來的實質問題則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工作組來進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北大工作組的作法清楚無誤地表明文化大革命要在工作組領導下才能進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也是后來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爭論的焦點。這構成六一八事件的主導方面。

      這樣我們看到,六一八事件既存在著參與者搞的變相武斗和個別人的流氓行為,也存在著依靠群眾還是依靠工作組來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因為這個事件存在著變相武斗和個別人的流氓行為就否定這個事件在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的主導方面;也不能因為要肯定這個事件依靠群眾進行文化革命的主導方面,就否認事件存在的變相武斗和耍流氓行為。而要對這個事件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既要正視這個事件存在變相武斗和耍流氓行為,認識到這是這個事件的支流,應該予以糾正和處理,又要指出依靠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是這個事件的主流,應該予以肯定和支持。這樣既不能因為支流而否定主流,也不能因為主流而無視支流,而要從對主流和支流的全面深入分析中來認識這個事件。北大工作組的“簡報”、“報告”和劉少奇代表中央一線常委作出的批示,就是以支流代替了主流,以六一八事件存在的變相武斗和流氓行為否定了依靠群眾進行文化革命的正當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當然,這不僅僅是一個認識問題,也是由于立場上的不同造成的。后來毛澤東決定撤銷《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160]決不是感情用事,只不過是從事件本身的主流性質出發作出的決定,以此回歸事件的本來面目罷了。

      2)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

      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是展現中央一線常委領導文革的又一個標志性事件。

      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的概況如下:

      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發表后,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胡健,沒有按北京市委書記郭影秋的指示引火燒身,而是組織人進行保衛校黨委。清華大學除出現聲援北大的大字報外,還對清華大學黨委提出了尖銳批評。清華大學形成了保衛校黨委的多數人圍攻造反的少數人占壓倒性優勢的局面。

      六月五日,賀鵬飛(賀龍之子)、劉濤(劉少奇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劉菊芬(劉寧一之女)、李黎風(李井泉之子)、喬宗淮(喬冠華之子)等一群高干子弟貼出了《清華黨委應采取積極態度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震驚全校。由于大字報署名者的特殊身份,在學校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蔣南翔召開全校大會做出檢討。保衛黨委的大字報迅速消失,師生員工在發生分化,保衛和造反這兩股勢力的攻守發生了巨大變化。工化系63級902班學生蒯大富一度還是保衛校黨委的,在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下,經過思考也寫出了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因此被趕出了校廣播臺。

      工作組組長葉林(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副組長周赤萍(時任冶金部副部長)、楊天放(時任林業部部長)率領工作組進校后,接管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權。在清華大學黨委貫徹紅線還是黑線的問題上,工作組與清華大學黨委產生了嚴重分歧。這個時候原先保衛校黨委的教職員工開始醒悟過來,說他們受騙了,于是紛紛轉向造反的行列上來。

      六月十二日,學生們開始抓出黑幫、保皇派,斗爭、戴高帽游街,有的系甚至游斗了一些學生、輔導員。工作組成員紛紛出來為他們進行解圍,有的說學生不講政策,有的把戴在頭上的高帽子取下來。自控系工作組副組長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組織性紀律性太差了。”還說:“戴高帽是國民黨作風,農民可以這樣做,你們不能這樣做,這是無能的表現。”

      當天發生李世權事件,他貼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的大字報,憤怒的群眾要斗李世權,工作組不讓,讓大家寫大字報批判。

      六月十三日,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工作組組長葉林報告。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宣布:派以葉林為首的工作組對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停止蔣南翔同志校長、黨委書記等一切職務,進行反省,改組校黨委;在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接管學校各級組織。大會代表發言中,有的人喊出“無限信賴工作組”的口號。

      工作組接管清華大學的領導權后,要求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這個時候群眾與原校黨委的矛盾就被群眾與工作組之間的矛盾所代替,而且這個矛盾迅速激化了。

      大會之后,力904班王鐵成就貼出《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大方向錯了!》的大字報。六月十四日,力05劉泉等同學貼出《現工作組不可信任》的大字報。下午三點,土建系一、二、三年級工作組副組長在大一學生會上說:“牛鬼蛇神出籠了,打著紅旗反紅旗。”會后有學生問有沒有善意批評的可能,他排斥這種可能性。有學生問:“給工作組提意見的有很多是反蔣的左派。”他說:“說不定他是反革命、反黨的。”這天也有許多同學到國務院和新市委反映學校情況,國務院和新市委回答:工作組是可以信任的。晚上,在數力系文革成立大會上,副組長楊天放說:我們不僅要防止敵人從右的方面來進攻,而且特別要防止敵人從左的方面“打著紅旗反紅旗”來進攻。

      六月十六日,蒯大富和同學孟家駒貼出一篇題為《工作組往哪里去?》的大字報。據蒯大富后來說,他們是在研究了《人民日報》社論以后,發現工作組的所作所為與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不一樣才貼出這張大字報的。

      我們注意到,學生將矛頭指向工作組,而工作組又準備反擊學生。這個時候王光美受劉少奇委派來到清華大學進行調研,并擔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

      六月十七日,王光美到清華大學來看大字報。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在清華正式亮相。晚飯時,王光美在七飯廳(女生食堂)見到學生,說:“少奇同志讓我來看大字報的。”并表示,如果大家要求,她愿當清華工作組組員。

      六月十九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到清華大學來看大字報,與蒯大富發生了初步交鋒。薄一波問蒯大富叫什么名子,蒯大富如實回答,但是當蒯大富問到薄一波的名字時,薄一波卻拒絕回答。蒯大富認為根據對等原則,應當互相通報姓名,自己回答了對方,對方卻拒絕回答自己,覺得自己上了當,自言自語地說那里來了一個胖老頭騙了我。后來工作組在批判蒯大富的時候,說他對薄一波不尊重。其實,這種批評是沒有道理的。蒯大富本來并不認識薄一波,當蒯大富把自己的名字告訴薄一波以后,再問薄一波名字的時候,薄一波卻不說出自己的名字。薄一波理曲在前,才有蒯大富不尊重的話在后。況且蒯大富當時又不認識薄一波,這又怎么是蒯大富的責任呢?后來批判蒯大富的人說蒯大富對薄一波不尊重,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在工化系蹲點,說自己正式成為工作組的“一個普通工作組員”,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實際上則是配備有兩名秘書的清華大學工作組的幕后決策者。也就在這一天,劉才堂又貼出《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蒯大富看到這一張大字報以后,在大字報上加寫了一段話:“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斗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里,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里,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當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劉才堂同志的大字報向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好得很!對黨有利!為人民幫了忙!”

      蒯大富在加寫的這段話中明確提出了向工作組奪權的問題。蒯大富的言行引起了工作組的注意。這個時候的一個偶然事件迅速將蒯大富等人與工作組的矛盾激化,將蒯大富等人推到了和工作組嚴重對立的境地。這個事件其實并不復雜。本來工作組通知工化系學生說王光美要來參加會議討論,但是王光美卻沒有來,而是讓一個女工作組成員來了。學生們覺得詫異,詢問原因時卻沒有得到工作組明確答復造成的。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工化系召開革命師生大會,討論工化系工作組組長楊維哲的講話。負責化9的另一名工作組組員曹欣匆匆跑來,對蒯大富說,王光美要來參加他們的討論。大家立即清掃衛生,迎接王光美的到來。但是卻來了一個姓崔的女同志。討論過程中,有人給這位女同志遞條子要求說明身份,卻沒有得到回答,只說是強齋秘書組的,叫她老崔好了。學生們覺得受了騙,認為這里面有陰謀。于是討論結束后又到校工作組駐地去詢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結束被告知是工化系辦公室接電話的人聽錯了。學生們不相信這種解釋,要追查謠言,直到深夜也沒有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臨近第二天零時,學生們才憤憤不平地回到宿舍,開始寫大字報質問工作組為什么要這樣做。

      六月二十三日,蒯大富和同班同學孟家駒等十人,一早就貼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報,直接和工作組組長葉林交了火。大字報質疑工作組通知的事把王光美牽進來了,很快就產生了轟動效應![161]

      參加工作組的王光美明確指出:蒯大富要奪權。薄一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六月二十四日,清華造反者在工作組召開的聲討會上批判工作組。工作組組長葉林講話,給以批駁,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這是一種反革命行為。會場秩序一片混亂。[162]

      六月二十四日,工作組組織師生圍攻蒯大富的大字報。很快,以工化系為主的反蒯運動開始了。工作組把清華園文化大革命的斗爭方向指向了蒯大富,說蒯大富是“牛鬼蛇神、反革命”。此時工化系文革主任楊東勝(代總長楊成武之子)對工作組的作法提出不同意見,阻止他們說“不要反擊同學”,可是葉林不但聽不進他的意見,后來還排擠楊東勝,對那些反蒯積極分子委以重任。

      在工作組支持下,由賀鵬飛、劉濤等人具體組織,與蒯大富等人約定二十四日晚七時在學校中心大禮堂就蒯大富等人六月二十三日貼出的這張大字報進行辯論。當時清華大學二千多人參加了這場辯論會。辯論主要圍繞王光美要來工化系卻沒有來展開,蒯大富等人在辯論中明顯占了優勢,賀鵬飛等人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組成員走上臺,想以此來扭轉辯論中的不利態勢。先是工化系副組長張茜薇(張太雷之女)上臺解釋,結果沒有說服學生下去了。隨后工作組副組長楊天放上臺了,讓大家討論蒯大富要奪工作組的權是什么性質,結果被轟了下去。后來工作組副組長周赤萍又上臺了,說自己是長征過來的,受黨的委托到這里來,領導清華的文化大革命,但蒯大富處處和工作組為難,不讓我們正常地展開領導,同學們想一想是什么性質的問題?結果又被同學們趕下臺。最后工作組組長葉林出場了。本來葉林不想上臺,但是他不上臺收不了場,王光美就在后臺坐鎮指揮的。他念《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工作組是在市委領導下工作的,我們是每一步都聽新市委、黨中央的,工作中可能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們不可能像你們所說的那樣搞騙局啊。蒯大富的行為已經完全不是解決什么具體問題了。

      蒯大富在辯論中緊緊圍繞王光美說要來工化系,但是卻最后沒有來,其原因到底是什么,為什么我們要求說明原因工作組卻一直不給答復這樣一個主題來展開辯論,而葉林、周赤萍、楊天放、張茜薇則是避開這個問題,岔開話題,要不倚老賣老大講個人資歷,要不大講組織原則,給蒯大富等人定性。蒯大富則依據事實對他們進行了有力的反駁,指出他們轉移論題,要求他們回答為什么王光美說要來工化系902班聽取匯報,后來又沒來,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

      由于已到深夜,雙方的辯論仍然在進行,于是賀鵬飛與蒯大富商量,辯論會到此結束,第二天晚上繼續進行辯論。

      當天辯論會上,葉林說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無產階級專政奪權,周赤萍在會上說: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不許懷疑和反對工作組。工作組的作法不僅沒有孤立蒯大富,相反卻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反感,同學們紛紛貼大字報反對工作組。會后,有不少學生趕往中共中央、國務院、新市委等地匯報情況,認為葉林是定調子壓制群眾。

      雖然蒯大富等人在六月二十四日辯論中占了優勢,但是北京的局勢在發生著重大變化。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發生講話,要在北京大中學校開展“抓游魚”、“反干擾”活動,大抓學生反革命分子。蒯大富在六月二十四日辯論中的勝利,不過是在李雪峰發表講話但尚未傳達執行的情況下僥幸取得的。李雪峰的講話一旦傳達執行,清華大學工作組就立即采取措施開始了反擊蒯大富等人的行動。

      六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學校廣播臺就宣布:原定今天晚上的辯論會因故停止。工作組取消六月二十五日辯論會后,從上到下布置師生員工討論六二四事件。葉林在一次干部會上講:“24日晚開會,有1000多張條子,有200多張反動條子,80﹪沒名字,要把沒名字的條子貼在牛皮紙上,放在大禮堂追查名字。”討論會上工作組成員反復強調說,葉林、周赤萍的作法是完全正確的,這場斗爭是一場復辟反復辟的嚴重斗爭!每一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青年,都必須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葉林傳達李雪峰的報告。按對工作組的不同態度,把師生員工分類,采取依靠、團結、打擊的策略,然后分期分批傳達,不準記錄!號召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這一反擊戰中要旗幟鮮明,態度明朗,針鋒相對,毫不遷就。中午后形勢開始變化,從批評工作組轉為批判蒯大富。

      葉林傳達的報告作用很大,出現了一邊倒的局勢。用他自己的話說:“三點傳達,六點見效,十二點壓倒優勢!”大字報變成幾乎都是反擊蒯大富,支持工作組的了。出現了許多口號,如:“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

      晚上,又傳來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的講話,說葉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劉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報上關于奪權的批語是反革命的。(當時周恩來出訪,許明的講話不代表周恩來的態度)[163]

      六月二十六日,廣大師生員工在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游行,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的口號。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斗爭”,多次斗爭蒯大富等造反者。[164]

      很多學生在壓力下紛紛檢查認錯,同時,各系開始游行,聲討蒯大富,樹立工作組的絕對威信。文工團首先發起游行,在強齋門前喊出“用生命保衛工作組”的口號,工作組接待人員說:你們應該把你們的正確觀點向全校宣傳,鼓勵同學們游行示威。

      無奈之下,蒯大富和同學孟家駒進城告狀,中央、人大、國務院、市委接待站的人都這樣答復他們,你們說的我們已經記下來了,我們將向有關方面報告。這個時候他們給在校同學寫出密信,鼓勵他們繼續奮斗,不要妥協。為了防止意外,在寄信欄中寫上了“上海”字樣。

      六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回校后就被人盯上了。回到班上,有人就向蒯大富宣布,晚上要開辯論會。由于孟家駒、鮑長康都承認錯誤,被迫屈服了。這次辯論會由蒯大富一人應對,當時還沒有人敢站在蒯大富一邊支持他。對方還是賀鵬飛等人,事先安排幾個群眾代表向蒯大富一個接一個提問題質問,進行圍攻聲討。這個時候蒯大富仍然是沉著應對,沒有屈服。

      六月二十七日對蒯大富圍攻批判之后,工作組在新水300召開了批判蒯大富的第二次辯論會,提出“反蔣必先反蒯”。發言中定蒯大富為反革命分子,提出三步曲引導:(1)引導學生承認懷疑工作組就是反對工作組;(2)承認反對工作組,客觀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3)承認自己客觀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主觀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因為動機和效果是完全統一的。

      各班、年級、系都開始“揪蒯式人物”,反革命帽子滿天飛,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團”。以后,對這些人實行了隔離、看管、沒收日記、審訊、按手印等手段。凡和蒯大富有聯系的人都得檢查,承認自己是犯了“立場錯誤”,方能過關。

      六月二十七日之后,蒯大富原來宿舍的同學調換出去了,新住進去的六個人輪流盯著蒯大富,蒯到那里就跟到那里,還沒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敢支持蒯大富了。盡管這樣,蒯大富還是每天寫大字報張貼迎戰,先后貼出了《關于六月二十七日大會聲明》、《致劉才棠、王鐵成等同志》、《致葉林同志》、《告全校人員書》、《向黨祝賀》、《再致葉林同志》等大字報。

      七月三日,蒯大富在貼大字報的時候,薄一波又來了。當著蒯大富和同學的面講了話,引導大家批駁蒯大富的同時,希望大家支持工作組的工作。在這次辯論中,薄一波對蒯大富說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要富,還要大富,還要快大富!這樣的話簡報上就有。[165]薄一波在辯論中為了壓倒蒯大富,拿蒯大富的名字說事,如此聯系,如此辯駁,真是讓人啼笑皆非,貽笑大方了。

      七月三日晚上,劉少奇對女兒劉濤說: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

      七月四日就不讓蒯大富出門了,他的行動自由被剝奪了,他貼大字報的權利被剝奪了。每天24個人輪流看著他。蒯大富提出抗議,說要出去告狀,向黨中央告狀,看守他的人說:告什么狀,不準出去!你這反革命分子還想告什么狀,不準出去!于是蒯大富就開始絕食,同時還給清華大學工作組遞交了抗議信。七月五日、六日還給工作組組長葉林寫了兩封信,表示自己絕食到底的決心,警告他小心別身敗名裂自招橫禍!

      蒯大富被剝奪人身自由之后,清華園批判蒯大富的大字報大量出現。

      七月四日,校工作組開會正式提出“反蔣必須反蒯”,要求把其對工作組的意見逐條批駁。此后各系各班批判蒯系人物,群眾斗群眾達到新高潮。

      七月五日,自控系501教研組青年教師史明遠(文革小組成員)被認為反工作組,幾次遭突然襲擊,打成反革命,對他批判斗爭。清晨他在十三陵服敵敵畏自殺。

      七月六日,各系開始分別成立新臨時黨總支、分團委。工作組包辦代替,親自擔任主要干部,下發批判蒯大富的提綱。

      七月七日晚上,在中央主樓進行批判蒯大富的預演。李黎風主持,劉濤、賀鵬飛、楊天放參加,王光美親自督陣。校部陶某因被打成反革命跳湖自殺,沒有淹死。工作組沒有向上匯報。

      七月八日,全校召開揭發批判蒯大富大會,發言經過預演、審查通過。會上葉林最后講話:蒯大富是念念不忘向無產階級奪權的野心家,蒯大富等一撮人在清華的出現不是個別、偶然的現象,是階級斗爭在清華的反映。

      七月十四日,全校各系大規模批判“蒯派”和各類反革命分子。

      工作組進入清華大學后,奪了校黨委的權,一下子罷免了全校500多名干部的官。工作組幾天之內又將反對工作組的700多名學生打成反革命。在大張旗鼓的批判中,有的人精神崩潰后就自殺了。其中一個朱德義,臥軌自殺失去雙腳,造成終身殘疾。

      或許是蒯大富絕食的事被人反映上去了,因而引起了北京市委的重視。七月六日,市委派馬力見蒯大富,了解情況。馬力告訴蒯大富,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寫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我們都轉了。這一天,蒯大富寫出《向黨、向革命師生承認錯誤》的大字報。盡管這樣,反對蒯大富的運動也沒有停止。在蒯大富停止絕食以后就進行批斗,全校大會批斗一次,然后系里輪流批判,至于班會批判更是每天不斷,還有人跑到蒯大富宿舍來進行批判的。不僅對蒯大富寫的大字報、發言、信件,甚至聯系蒯大富的個人歷史進行批判,還動員蒯大富的中學同學揭發他,又召開團支部會議,開除了蒯大富的團籍。這個時候蒯大富覺得大勢已去,要作勞改的準備了,他給舅舅和姑媽寫信,要他們寄點錢來。[166]

      但是令蒯大富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毛澤東從外地回到了北京,形勢發生了變化。當然這是后話。

      從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的歷程中可以看到,工作組進入清華大學后,清華大學黨委就停止了活動,由工作組接管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權。于是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組的的領導下進行了。蒯大富在六月二十一日確實提出了奪工作組權的問題,導致他給工作組貼大字報的直接原因還是由于王光美要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終沒有去成,同時工作組又沒有給予確切的說法引起的。但是這件事不過是引發蒯大富反對工作組的導火線,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偶然性事件,實際上則是具有必然性的。這不過是蒯大富等造反派師生與工作組之間存在矛盾的具體反映而已。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王光美到清華大學作工作組的顧問,是劉少奇批準的。六月十九日,劉少奇要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觀察動態,及時反映學校運動的情況。[167]我們注意到,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夫人,又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劉少奇的女兒劉濤也在清華大學上學,還是學生中的風云人物,因而清華大學工作組是直通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工作組的作法就是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文化革命的具體實踐。即使沒有王光美去工化系902班而最終沒有去成這件事,清華大學師生與工作組的矛盾也會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這里反映出來的根本問題,還是文化革命到底是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的問題。不論是蒯大富要向工作組奪權,還是工作組要開展反蒯運動,表面上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實際上則是究竟依靠廣大師生還是工作組來進行文化大革命這一根本問題的反映。

      從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來看,工作組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支持下,對反工作組的師生進行了嚴厲打擊,使得蒯大富一度變成了孤家寡人,還對他進行了軟禁,致使他不得不采取絕食以示抗議。這樣就不僅使工作組取得了文化革命的主導權,客觀上還把蒯大富推到了清華大學學生領袖的地位。

      3)北大和清華兩所大學的文化革命說明了什么?

      北大和清華兩校進行的文化革命是當時學校文化革命的典型。兩校黨委都是由于遭到師生反對在工作組進校接管權力以后停止活動的。工作組取得了兩校文化革命的領導權,兩校展開的文化革命是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的。工作組是上級黨委派來的,取代學校黨委以后就以黨的名義來行使領導權,因而文化革命就要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來進行。師生群眾不能反對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這是從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到工作組進行文化革命的邏輯。正是由于這樣,當工作組遭到反對以后,才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進行了大規模的“抓游魚”、“反干擾”運動,對反對工作組的師生進行了嚴厲打擊,造成了嚴重后果。這樣就使懷揣夢想抱著激情踴躍參加文化革命的廣大師生不得不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以小心謹慎的態度來進行文化革命,致使文化革命走向了低潮,出現了冷冷清清的局面。這樣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師生中間抓右派,形成了進行文革的另一條路線 。

      ④       中央一線常委執行的文革路線與其領導下的“四清”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關系問題。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執行的文革路線在工作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那么這與他們具體領導下的“四清”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是什么關系呢?

      從研究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的文化革命與此前他們領導下的“四清”運動在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后果上,以及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具有一脈相承的聯系。

      在文化革命問題上,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是依靠各級黨委來進行的。當學校黨委癱瘓的時候就派出工作組,由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這樣黨委(工作組)就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領導權。中央一線常委是通過黨委(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的。斗爭的矛頭指向了造反群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對遭到群眾攻擊比較厲害的黨委負責人予以處理,卻對于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抱著淡然的態度。師生可以反對學校黨委,在上級黨委派出工作組接管學校以后,卻不能反對工作組。否則的話,就會遭到工作組的嚴厲打擊,這樣致使不少師生被劃為右派,造成了嚴重后果。

      從“四清”運動上來看,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運動的性質上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在運動的主要矛盾上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劉少奇認為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叉,否認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在運動中撇開當地干部和群眾,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過扎根串聯、大兵團作戰,來進行“四清”運動,致使基層干部和群眾遭到了嚴重打擊。[168]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是在毛澤東確定大政方針以后,由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具體組織執行的。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嚴重擴大化了。在反右派斗爭開始后,把先前在整風期間抱著善意給黨組織提了意見的不少人錯劃為右派分子。此時形成了這樣一個程序,給黨組織負責人提意見,就是反對黨組織,反對黨組織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弄得后來人們不敢講話了,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造成嚴重破壞。

      從文化革命與“四清”運動、反右派斗爭的對比中,我們發現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的文化革命,實際上是他們在“四清”運動和反右派斗爭上的繼續和發展。

      雖然在文化革命中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不再提扎根串聯、大兵團作戰了,但是仍然向學校黨委到各個系派出了幾百人的工作組,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與他們主持“四清”運動的時候基本上是一致的。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進行文化革命的時候,沒有明確指出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也沒有將主要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了造反的師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仍然是依靠工作組而不是依靠群眾,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這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已經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作出了界定的情況下,劉少奇仍然如此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了。

      同時,我們也看到,工作組進駐學校后,不顧已經發生變化的形勢,仍然實行反對工作組負責人就是反對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嚴厲打擊造反派師生,將他們中的不少人劃為右派。這實際上是在文化革命中重犯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錯誤。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文化革命的方式與“四清”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是一脈相承的。這不僅表現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和后果上與“四清”運動相似,而且在主要作法上仍然是依靠工作組而不是群眾,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只在若干作法上與“四清”運動有所不同,與反右派斗爭極為相似。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存在的嚴重分歧,隨著“二十三條”的制定在中央領導層從程序上得到了解決,但是劉少奇等人并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些觀點,也沒有接受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關于文化革命的主張,而是不顧形勢發生的實際變化,仍然按照他們在“四清”運動時期的作法行事,重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這樣他們與毛澤東的分歧和矛盾就在新的條件下進一步激化了。

      (4)文革向何處去?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看到,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第二回合的斗爭,是圍繞撤銷還是堅持以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進行的斗爭。斗爭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展開,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執行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在中央處于次要地位。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組,各地也紛紛效法向本地學校派出了工作組。不論是學校黨委還是工作組領導時期,根據師生對學校黨委和工作組態度的不同,師生中間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工作組進校后,支持保守派,反對造反派。造反派與學校黨委之間的矛盾,迅速轉化為造反派與工作組之間的矛盾,于是他們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支持下,工作組利用職權,開始打擊造反派。

      從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看,毛澤東對派出工作組明確表示不同意見,是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二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169]當時也沒有說要撤銷工作組。但是中央一線常委卻無視毛澤東關于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與毛澤東交換看法,而是繼續按照以往的辦法通過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不論是劉少奇對北大六一八事件作出的批示還是對清華大學及北師大附中作出的指示,都是要求工作組對反對工作組的師生予以反擊,這樣就造成了嚴重后果。

      中央文革小組在調研中發現工作組進駐學校后出現的問題,幾次提出要撤銷工作組,但是卻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激烈反對,致使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出辭職表示抗議。中央文革小組無法改變中央一線常委的決定。無奈之下,中央文革小組只能將調研中的材料和相關情況,向毛澤東和中央一線常委匯報,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作出自己的努力。

      我們看到,在這一回合的斗爭中,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組,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文化革命。毛澤東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了不同意見,卻沒有被中央一線常委所采納。中央文革小組幾次提出要撤銷工作組,不僅沒有被接受,反而遭到了中央一線常委的激烈反對。這樣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領導下,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將反對工作組的不少造反派打成了右派。文化革命的形勢穩定下來,逐漸走向低潮。這樣文革就面臨著向何處去的選擇。

      3、文革發動階段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第三個回合——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

      前文我們分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斗爭的第二個回合。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大批工作組來進行文化革命,毛澤東對此表示了不同意見,中央文革小組提出撤銷工作組。工作組進校后與造反派師生之間發生了激烈斗爭。不少工作組被趕出學校,大批師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分子,當時文化革命面臨向何處去的選擇。這個時候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

      (1)毛澤東回到北京。

      毛澤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兩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濟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于十一月十九日到達杭州的。為了祝賀斯特朗八十壽辰和會見外賓,毛澤東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從杭州到達上海,十一月二十六日從上海返回杭州。為了主持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解決羅瑞卿的問題,會見外賓,毛澤東十二月五日又從杭州到達上海,十二月十五日從上海返回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毛澤東離開杭州前往南昌。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澤東離開南昌到達武昌,住東湖客舍。春節就是在武昌渡過的。

      二月十九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前往長沙。二月二十六日晚,毛澤東離開長沙,二十七日到達杭州,住汪莊。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談羅瑞卿的問題,文化革命及其他問題。為了會見外賓,三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由杭州到達上海,住西效賓館。四月一日,毛澤東由上海到達杭州,住汪莊。四月十六日至十二四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批判彭真,同時討論撤銷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匯報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為了會見外賓,五月三日,毛澤東從杭州到達上海,住西郊賓館。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從上海到達杭州。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問題。

      為了回故鄉韶山,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離開杭州,經南昌于十六日晚到達長沙。六月十七日下午,毛澤東乘汽車到達韶山,住滴水洞。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離開韶山,途經長沙,乘專列到達武昌車站,后住東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那封意味深長的信件。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暢游長江。七月十七日下午三時,毛澤東離開武漢,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170]

      從毛澤東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離京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在外地住了八個多月。在這半年多時間內,由于召開會議或接見外賓及其他活動,毛澤東基本上徘徊于南方的杭州、上海、南昌、武昌、長沙這幾個城市,其中在杭州和武昌居住的時間較長。回京前,毛澤東還回到故鄉韶山住了十一天,在武漢給江青寫了回信,暢游長江后回到北京。

      現在我們重點介紹一下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和同年七月暢游長江的情況。

      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時,毛澤東在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湖南省公安廳副廳長高文禮、省委接待處處長肖根如的陪同下,從長沙乘汽車直奔韶山滴水洞。

      毛澤東坐在一輛吉姆車上,張耀祠同高文禮坐在前衛車上帶路。毛澤東的一前一后均有轎車。前后轎車上面坐的都是警衛人員。

      到了滴水洞,根據事先安排,8341部隊一部分住進3號樓,毛澤東住1號樓,張耀祠和高文禮、錢嗣杰及一部分警衛部隊住2號樓。毛澤東下了車,沿著1號樓邊走邊看,抬首望望蔥綠的群山,他高興地說:“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毛澤東在滴水洞住下后,關在室內看文件、材料、報紙等。隨行的張耀祠后來說:“我們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一個安靜的地方,思考問題。毛主席選了家鄉的滴水洞,這是有歷史意義的。”[171]

      毛澤東除了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到韶山水庫游泳外,沒有離開過滴水洞。在韶山期間,毛澤東既沒有接見韶山的鄉親們,也沒有見之于新聞報道,只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接見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縣委的負責人,聽取他們的工作匯報。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意味深長地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172]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就要離開韶山了。他同省委接待處的工作人員照了相。照完相,毛澤東對大家說:“你們走吧!”

      說著他又進了1號樓,坐下來,點上煙,服務員見毛澤東又折了回來,便急忙端上茶。毛澤東呷了幾口,把煙滅掉,然后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滴水洞。汽車開到長沙大托鋪鐵路直線,大家上了專列,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又要到白云黃鶴的地方了。”

      張耀祠發覺毛澤東顯得很沉悶的樣子。[173]

      毛澤東一九二七年上井岡山以后,有兩次回韶山。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六月。這兩次回韶山與中國現代史上的兩個重大事件密切相關。這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回韶山,正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糾“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時候。一九六六年六月回韶山,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時候。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如何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重要嘗試。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探索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不過是發展中的問題,經過全黨努力也是不難得到解決的。從唯物史觀來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問題。

      文化大革命則是要進行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政權。從唯物史觀來說,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問題。由于過去的整風、社教、“三反”“五反”、“四清”以及文化界的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因而才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這是前所未有的斗爭,關系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敗,無產階級專政的存亡。因而毛澤東需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地、全面地、反復地思考,權衡利弊以后才能做出決策。這就是毛澤東這次回鄉的歷史背景。七月八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不過是這種思考的一個成果。

      七月十六日,毛澤東暢游長江,又是極具象征意義的行動。

      七月十六日早晨六時許,毛澤東說:“上午8時去游長江!”張耀祠告訴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徐耘云和警衛部門分頭進行各種準備工作,很快一切就緒。

      上午九時二十分,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的陪同下,毛澤東穿著睡衣,乘坐臥車到了長江邊,下得車來,他舉目四望,當天是一個好天氣。他邁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檢閱了武漢大學5000多名游泳健兒。這些參加橫渡長江的學生,都是經過挑選而來的。

      學生游泳方隊推著彩旗,迎風飄揚,向前游著,江水嘩嘩,伴著那時最時興的革命歌曲。毛澤東站在船頭上,興致勃勃地觀看著他們,感到他們是祖國的希望,他的臉上充滿著笑容。

      突然有人看見了毛澤東,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頓時,整個江上歡呼起來。長江的潮水激動了,長江的兩岸激動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熱情蕩漾。

      看完學生渡江后,毛澤東乘船向長江上游駛去,渡船到達武漢大堤時,毛澤東說:“我最喜歡今天這樣的游泳,走吧,我們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長江的浪濤。”說著,幾名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躍而入。毛澤東也興奮地下水了,他仰著身體蹺起雙腳,雙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樣,動也不動地隨著波浪一起一伏地漂著走,非常自由自在。隨行人員以為毛澤東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個側身,沖破波浪,揮臂向前趕著,波浪疊起,毛澤東把小伙子們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兒們趕上了毛澤東,毛澤東對他們說:“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輕松自在,沒有其他任何雜念,一切都順其自然。”他又說:“長江又寬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還說:“橫渡萬里長江,不僅可以鍛煉身體,而且更能鍛煉一個人的意志……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風大浪中接受鍛煉。”

      毛澤東對王任重說:“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 ,并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它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并不可怕。”[174]

      毛澤東這次暢游長江,是從武昌大堤口順流而下,游到武漢鋼鐵公司附近,一個小時多一點,游程近三十華里。[175]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以《毛主席暢游長江》為題予以報道,并配發了照片,從此“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之際,毛澤東以七十二歲高齡搏擊長江,挑戰自然,挑戰社會,挑戰人生,不僅是他年輕時期與天、地、人奮斗其樂無窮斗爭觀的再現,也是他領導全國人民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決心和信心的展示。這不僅僅是一次劈波斬浪的體育活動,更是排除萬難進行政治斗爭的宣示,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斗志,緊跟毛主席的步伐,為完成文化大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

      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前夕,就開始謀劃文化大革命。[176]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面。這不僅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動。這個時候毛澤東思考的中心是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毛澤東雖然有了這個設想,卻沒有立即下定決心。因為他不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慎重考慮,還要說服黨內同志接受他的意見,又要從組織程序上獲得黨中央的批準。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決策是謹慎的。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后,毛澤東在外地住了八個多月,就是通過調查研究,對這個問題進行冷靜分析,做出抉擇。毛澤東回韶山居住的十一天,一直在反復權衡與思考這個問題,最后不顧個人的榮辱毀譽,毅然做出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信及其在領導人之間的傳播,就是將這個問題在高層領導人之間進行特殊形式的通報。毛澤東七月十六日暢游長江的行動,就是在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表態。這具有強烈的示范作用。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出現了重大轉折。這就是下面我們要研究的問題。

      (2)中央政治局常委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的斗爭。

      前文我們介紹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斗爭的兩個回合。毛澤東回京后,雙方圍繞工作組問題又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最后在毛澤東主導下,工作組被撤銷,構成了他們之間斗爭的第三個回合。這個回合斗爭的具體狀況如何呢?

      ①      毛澤東回京后調研工作組問題。

      毛澤東在南方巡視期間是通過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材料來了解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及其在京人員不斷將文化革命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177]毛澤東發表講話、談話以及作出批示指導著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毛澤東批發了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后,由于身在外地只是了解文化革命的概況,對于具體情況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毛澤東沒有在工作組問題上立即表態,而是先看大學的文化革命簡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匯報,在熟悉情況以后,才在這個問題上做出判斷。

      毛澤東回到北京當天,就要中央文革小組送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四校有關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簡報;同時聽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第二天,他又聽取了劉少奇的匯報,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澤東對前一階段的運動表示不滿,認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學生運動受到壓制。[178]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回京后,并沒有立即對工作組問題發表意見。而是首先調閱了北大、清華等四所大學的文化革命簡報,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代表中央一線常委的工作匯報。在了解了具體情況以后才在文化革命問題上作出表態的。這反映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慎重的。

      ②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針鋒相對。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回京后是先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匯報,然后再聽取劉少奇匯報的。這種安排并不是偶然的。據李雪峰回憶說,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來。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陳伯達先去匯報。少奇聽到后就去了,走到門口,被擋了駕。少奇知道有事了。[179]

      這里不僅使人發出疑問,毛澤東為什么先聽取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然后再聽取劉少奇的匯報,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呢?

      這還要從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態度說起。中央文革小組是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的,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則是背離了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在撤銷還是堅持工作組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我們現在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梳理如下。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召開的中央一線常委碰頭會上,作出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和張承先率領工作組到北京大學的決定。周恩來當場用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這個決定,獲得了他的同意。[180]但是在第二天劉少奇起草的書面報告中只是提到了向《人民日報》派出工作組,沒有提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問題。[181]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在六月三日審閱新華社電訊稿時,看到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文字材料的。處于維護中央一線常委威信的考慮,當時毛澤東并沒有對此提出異議。[182]

      六月三日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了向學校布置的“八項要求”,還決定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大批工作組。從六月五日起,加快了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步伐。各地也紛紛效法派出了工作組。[183]這是關系到文化革命發展方向和前途的大事,是應該及時向毛澤東請示和匯報的。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在“八項要求”下發和派出大批工作組的問題上,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并沒有將這個問題向毛澤東報告過。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派出工作組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不一定派工作組,派工作組太快了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才派。他還要大家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依靠他們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184]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將自己在文化革命上的觀點和盤托出,提出了進行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不同意見。

      這里有一個疑問,既然毛澤東表示了對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但是他又為什么不對派出工作組的方式當場予以否定呢?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予以分析。一是毛澤東尊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組織原則。當時派出工作組是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決定的,從組織原則出發,當時毛澤東不便于否定中央一線常委作出的這個決定,因而只是提出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供他們參考。這與他在《二月提綱》上的態度是一樣的。彭真在武漢向毛澤東匯報的時候,當時毛澤東盡管不贊同《二月提綱》,卻因為是中央一線常委通過的而沒有當場提出反對意見。[185]二是工作組派出以后到底站在什么立場上,采取什么方法進行文化革命,毛澤東雖然對此提出了疑問,從慎重考慮出發,還是覺得應該對這個問題做出進一步觀察以后再做結論。因而這個時候毛澤東才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主張。這也如同在《二月提綱》下發后,如果彭真不是壓制政治批判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就不致于立即被撤銷一樣。

      盡管毛澤東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進行文化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但是劉少奇、鄧小平卻沒有對此表明態度,只是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也沒有表態回京,只是委托劉、鄧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186]那么,劉少奇、鄧小平在隨后進行的文化革命中是不是執行了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政策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隨后領導的文化革命,仍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沒有接受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這表現在他們即沒有采取措施限制工作組的派出,也沒有對已經派出的工作組在職能、權限上作出界定,還是要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北大發生六一八事件后,劉少奇對此作出批示并迅速轉發全黨。這個批示不僅與毛澤東主張的文革路線背道而馳,也是違背組織程序的。這是因為劉少奇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上作出的批示,就是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將這個批示以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實際上就是要求全黨在工作組領導下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這就不僅使人發出疑問,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已經就如何進行文化革命和工作組問題講的如此明確的情況下,為什么劉少奇還要違背毛澤東業已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呢?為什么劉少奇不將北大《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這樣一個影響文化革命全局的批語報送毛澤東批準呢?這是發人深思的。

      劉少奇做出的這個批示不僅背離了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方針政策,同時這個關系文化革命發展全局的批示也是在未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下發全黨的。這當然會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北大爆發六一八事件和劉少奇作出批示的時候,毛澤東雖然是在韶山滴水洞,但是通訊聯絡和文件傳遞的渠道是暢通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毛澤東對周世釗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曾經說過:滴水洞是有電話的哩![187]后來張春橋把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188]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在北大《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上所作批示的不滿,也反映出當時劉少奇批示的九號簡報在下發全黨前沒有向毛澤東報告過。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經過調研以后,與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才針鋒相對地表現出來。七月十九日劉少奇在根據毛澤東意見召開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仍然和鄧小平一起反對陳伯達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會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189]

      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最終針鋒相對地表現了出來。毛澤東批發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了工作組。未經毛澤東同意,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就下發了“八條要求”,迅速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出大批工作組。六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文革路線方針政策并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不同意見的情況下,并沒有引起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的重視,而是仍然按照以往的方法進行文化革命。北大六一八事件及劉少奇為此作出的批示,直接關系到文革的走向,卻在未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就下發全黨執行。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是在經過調查研究以后,在劉少奇、鄧小平仍然和陳伯達爭論是否撤銷工作組的時候,才下決心撤銷工作組的。

      ③      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的激烈爭論。

      毛澤東回到北京后,劉少奇又主持召開了兩次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工作組問題。會上,圍繞工作組問題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展開。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當時在爭論中占優勢地位。

      1)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

      我們先來看七月十九日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是根據毛澤東意見召開的。

      我們先看《劉少奇傳》中關于這次會議的記載:

      七月十九日,陳伯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又提出工作組問題,說:“工作組不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學生。”會上多數人仍表示現在不能撤出工作組。鄧小平提出:“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理黨委工作。”劉少奇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190]

      從中看到,會議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爭論中,陳伯達主張撤銷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反對撤銷工作組,反對撤銷工作組的一方處于優勢地位。這可以從《鄧小平年譜》中得到進一步的印證。《鄧小平年譜》記載:

      七月十九日下午,鄧小平出席劉少奇根據毛澤東意見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時,鄧小平和劉少奇等多數與會者表示反對。[190]

      那么,在工作組問題上參加爭論的雙方的具體狀況如何呢?

      從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的意見時,得到周恩來、康生、陳毅、陶鑄等的支持,但遭到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劉少奇支持多數人的意見。[191]

      我們注意到,周恩來明確表示支持撤銷工作組的意見。這在他的年譜中也有隱隱約約的記述:

      七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周恩來參加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遭到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的反對。[192]

      由于文革結束后對撤銷工作組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因而《周恩來年譜》的編者在記述周恩來在這件事上的態度時,采取了隱諱的方式。這也在客觀上反映出周恩來對撤銷工作組采取了支持的態度。

      我們再來看《毛澤東年譜》中關于這次會議的記載:

      七月十九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反對。會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

      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3]

      《毛澤東年譜》不僅記載了七月十九日會議上陳伯達和劉少奇、鄧小平雙方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的爭論,還說明當時劉少奇、鄧小平反對撤銷工作組的意見獲得了與會多數人的支持,處于優勢地位。會議對這個問題爭論激烈,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向毛澤東請示時,毛澤東明確表示了撤銷工作組的意見。

      毛澤東明確表示撤銷工作組的意見,劉少奇八月一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得到了印證。劉少奇說:“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會后請示主席,主席下決心撤出工作組。”[194]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毛澤東提議下,七月十九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中央一線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及其他相關人員參加了會議。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后,會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人反對撤銷工作組,周恩來、康生、陳毅、陶鑄等少數人支持撤銷工作組。由于會議發生嚴重分歧,會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明確表示了撤銷工作組的意見。

      2)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

      七月二十二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及其他相關人員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這次會議在工作組問題上又發生了更激烈的爭論。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對高等院校的運動作了指示:(一)斗爭方向問題,主攻方向是當權派;(二)如何斗爭的問題,不外乎是兩種,文斗、武斗,應該主張文斗,斗爭之前要有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三)組織隊伍,隊伍首先要統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

      關于工作組問題,劉少奇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現在學校斗爭的方向有三種,一種是斗當權派,一種是斗工作組,一種是斗群眾、學生,三種情況都存在。各個學校特點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樣的辦法,要區別對待。另外,建議北京市是不是把文化革命委員會(班、系、校)都成立起來,北京市也可開代表大會,中學可以開師生代表大會。[195]

      從劉少奇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對高等院校運動所作出的指示,不少還是必要的,有利于規范運動的發展,也提到了主攻方向是當權派。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他沒有進一步指出并不是當權派都要進行批斗,而是要將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容易導致斗爭的擴大化。同時,聯系下文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講話來分析,此時他這樣做不能不讓人產生為工作組轉移斗爭矛頭的疑問。

      從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講話中可以看到,既然他認為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那么就不應該撤銷多數工作組,更不應該驅趕這些工作組。劉少奇雖然對工作組說了“有的不應該趕”這樣委婉的話,但是結合劉少奇對“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這一判斷來進行分析,實際上就顯示出劉少奇在驅趕或撤銷工作組上的反對態度。

      至于劉少奇建議北京市把文化革命委員會(班、系、校)都成立起來,北京市也可開代表大會,中學可以開師生代表大會,原則上并沒有錯。但是我們不能不說,他回避了這樣一個關鍵問題:究竟是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建立這些群眾組織,還是由群眾自己在運動中來建立群眾組織。在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領導文化革命的情況下,劉少奇要求建立這些群眾組織,難道不是在工作組的領導下謀劃這些群眾組織的建立嗎?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劉少奇認為文化革命應該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造成的。

      由此看來,劉少奇仍然堅持以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反對撤銷或驅趕工作組,要在工作組領導下建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

      這次會議在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上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雙方的狀況如何呢?我們首先看《鄧小平年譜》的記載:

      七月二十二日,鄧小平和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在會上對工作組問題發生爭論時,鄧小平和劉少奇仍堅持“多數工作組是好的”意見。[196]

      既然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那么就沒有必要撤銷了。這個對工作組性質的判斷,實際上是為反對撤銷工作組這一觀點服務的。關于會議的爭論,有資料顯示:

      會上對工作組問題又發生爭論。陳伯達再次提出取消工作組,結果還是遭到多數人的反對。鄧小平說:“要教會工作組做工作。有的學校沒有工作隊恐怕不行。”劉少奇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現在工作組還是要的。實在不行的,撤了,撤了還要換,因為沒有其他力量領導。”鄧小平在會上說:“北大沒有個黨委代替,撤工作組我不贊成。”代表軍隊參加會議的葉劍英、劉志堅也明確反對撤工作組。[197]

      關于這次會議的激烈爭論,當時參加會議的李雪峰后來有一個回憶,生動地描述了雙方爭論的情況。我們引述如下:

      李雪峰說:“7月18日下午(李雪峰回憶時間有誤,應為七月二十二日。——引者注),我參加了懷仁堂的會議。常委劉少奇、鄧小平、總理等坐在前排,我們都坐在后排。開始是匯報會,少奇、小平要我們講講學校的情況。吳德匯報了大學情況,胡克實匯報了中學情況,我匯報總的情況,并在他們匯報時插話。陶魯笳具體匯報了林學院的情況。陶魯笳是大學委員會主任,大學委員會還是總理批準成立的。薄一波支持陶魯笳的意見。陳毅在會上發表意見較多。支持我們看法的是多數,后來人家說,‘你們都講話了’。謝富治沒吭聲。總理參加了1小時就走了,可能有外事活動。

      胡克實的匯報通過了。吳德的匯報沒有通過,還要改。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王光美在清華工作組,因此劉少奇了解的情況較多。他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確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他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和少奇頂起來了。

      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說。他的福建話我不能完全聽懂,他講的大意是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于把各地黨委都打了,把責任放到劉、鄧的身上。小平站起來,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里?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好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康生頂劉少奇,陳伯達和鄧小平干起來,這真是冤家對頭。”[198]

      關于這次會議在工作組問題上激烈的爭論狀況,后來江青在談到這次會議時曾說:“二十二號晚上胡克實同志匯報說‘已經走上正規了’。這次匯報會雪峰同志參加了。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這次匯報會共用了五個多小時,薄一波、陶魯笳卻講了三個多小時,他們的鋒芒完全針對學生的,他們有充分的發言權。”[199]

      從中我們看到,在這次會議上雙方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了更為激烈的爭論。不論是李雪峰還是江青的回憶都再現了當時雙方進行的激烈斗爭。劉少奇與康生、鄧小平與陳伯達之間的斗爭在會議上以面對面的形勢展現出來。從會議斗爭的態勢看,這次會議將匯報時間更多地給予了薄一波、陶魯笳、胡克實等人,陳伯達、康生的發言權受到了嚴格限制,難以進行平等的發言。鄧小平竟然拍案而起,對與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進行責問。當時陳伯達、康生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并沒有退縮和屈服,而是仍然進行斗爭。不過,這次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是用“多數工作組是好的”來表達他們反對撤銷工作組意見的。這大概是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的緣故。

      從七月十九日和七月二十二日劉少奇主持召開的兩次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來看,雙方在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會議爭論中,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數反對撤銷工作組的人處于優勢地位,而陳伯達、康生等主張撤銷工作組的少數人處于劣勢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是在七月十九日會后表示要撤銷工作組的。但是,這個問題并沒有在中央常委內部取得一致意見,于是才有了七月二十二日在這個問題上更為激烈的爭論。我們注意到,七月十九日會議上周恩來就站在了主張撤銷工作組的一邊。這對文化革命形勢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④      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分化。

      中央一線常委指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林彪、鄧小平,毛澤東、朱德處于二線。在一線常委中陳云、林彪由于身體不佳,處于休養狀態,當時很少參加一線常委會議,因而一線常委會議一般是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常委召開的。這三位常委在工作組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表現在劉少奇、鄧小平反對撤銷工作組,周恩來則主張撤銷工作組。

      其實,在工作組問題上周恩來的認識有過一個變化的過程。我們知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組最初是由于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引發的。在聶元梓大字報貼出之前,周恩來曾指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這張大字報貼出后,周恩來連夜派中共中央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并重申中央關于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指示。[200]由此可以反映了周恩來對聶元梓大字報的態度問題。

      后來在毛澤東批發了聶元梓的大字報以后,周恩來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向北大派出工作組,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碰頭會上決定的。周恩來還當場向毛澤東電話請示,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201]這說明周恩來當時也是同意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

      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了不同意見。[202]黨內領導層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引起了周恩來的警覺和深思,一個時期以來在反復考慮這個問題。周恩來的神態連出訪時的外賓都感覺到了。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在回國途經巴基斯坦時,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發現:周總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樣,缺乏通常的那種爽快的情緒——是否因為太忙和太疲倦,還是其他原因?[203]在反復思考后,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當時中央領導層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兩種不同意見:劉少奇、鄧小平等堅持運動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認為在許多學校的黨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派工作組是必要的;而陳伯達等卻幾次反對派工作組,認為這樣做不利于放手地讓群眾起來革命。七月二日,陳伯達把一封反映對外文委機關運動、揭發以張彥為首的工作組的來信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對這件事,周恩來提出,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再報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決定工作組撤與否的問題。[204]

      從這里可以看到,劉少奇、鄧小平與陳伯達在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存在嚴重分歧的情況下,當陳伯達把群眾揭發張彥為首的工作組的材料轉交給中央一線常委后,周恩來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他既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那樣表示反對撤銷工作組,也沒有明確表示撤銷工作組,而是要求在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以后,再決定工作組的去留。這表明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上來看,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明確變化,是在七月十九日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在這次會議上他明確表示和康生、陳毅、陶鑄等支持陳伯達撤銷工作組的意見。[205]

      從中看到,周恩來從中央一線常委中分化出來,轉而支持陳伯達撤銷工作組的意見。這是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的重大變化。劉少奇、鄧小平為了堅持他們的主張,獲得周恩來的支持,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開了他們三人參加的一線常委會議。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七月二十三日晚,周恩來到劉少奇處開會,談工作組問題。鄧小平也參加了會議。[206]

      雖然現在他們這次會議的具體內容尚未公布,但是會議的主題則是談工作組問題。在劉少奇、鄧小平與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對立的情況下,他們召開會議談論工作組問題,還是希望他們三個一線常委能夠在工作組問題上統一認識。這種統一認識不是劉少奇、鄧小平統一到周恩來的認識上來,而是希望周恩來統一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認識上去。也就是說,在反對撤銷工作組的問題上,他們三個中央一線常委要統一思想,反對撤銷工作組。這從第二天周恩來給劉少奇、鄧小平的回信上可以反映出來。

      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時,周恩來致信劉少奇、鄧小平:“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于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工作關系,必須談清,并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認識。”[207]

      從周恩來的信件上可以看到,周恩來對他與劉少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進行了認真思考,他認為不同意見主要是對形勢的估計和認識上的分歧造成的。接著又對工作組問題從普遍性和特殊性上進行了分析,還表示為了增加感性認識,今晨要到外語學院去看大字報。

      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周恩來在信件中以“看法不盡一致”為由,拒絕了和劉少奇、鄧小平再次談論工作組的問題。從這里可以反映出七月二十三日晚他們三人在工作組問題上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劉少奇、鄧小平還想與周恩來再次召開會議來統一認識,爭取周恩來轉變到他們的立場上來。周恩來在信件中予以回絕,表示不愿再和劉、鄧談論這個問題。這表明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不會再改變態度,和劉、鄧劃清了界線。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一線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派出工作組的時候態度是一致的。工作組派出后,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了不同意見后,引起了周恩來對工作組問題的深入反思。此后他在工作組的問題上逐漸發生了變化,與劉少奇、鄧小平拉開了距離。這樣周恩來就從中央一線常委中分化出來,站到了毛澤東的立場上。劉少奇、鄧小平還想做一做周恩來的工作,將周恩來爭取到他們一邊來,但是遭到了周恩來的拒絕。周恩來在工作組問題上態度的變化,一方面是由于他對工作組調研以后的認識所致,另一方面是組織觀念使然,同時更是由于長期的革命斗爭經歷,使他認識到毛澤東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國革命斗爭的正確方向。[208]

      ⑤      毛澤東召開系列會議,提出撤銷工作組。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毛澤東回到北京后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工作匯報,又調看了若干高等院校的文革簡報。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陳伯達與劉少奇、鄧小平就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后,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但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又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劉少奇、鄧小平認為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這個時候毛澤東不僅決定撤銷工作組,還進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組是錯誤的。

      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和陳伯達等人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和毛澤東的爭論。這個時候毛澤東在釣魚臺十二號樓通過與北京市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局書記的談話,了解情況,調查研究,溝通思想,闡述觀點,以便在工作組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

      1)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聽取北京市委負責人匯報。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釣魚臺十二號樓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況,陶鑄、康生等參加。毛澤東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領導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亂子的地方去看看。你們不去看,天天忙于具體事務,沒有感性認識,如何指導?[209]

      毛澤東在談話中明確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這是在撤銷工作組的問題上又進了一步。他解釋說這是因為工作組起到了阻礙文化革命的作用,導致了北京的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聽取了匯報,看了文革材料,考慮了一個星期以后得出的結論。接著又批評當時的領導干部不深入基層,沒有取得文化革命的感性認識,又如何領導文化革命呢?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在表示撤銷工作組以后,又進一步指出派出工作組是錯誤的。這是他在考慮了一個星期以后才做出的結論。

      2)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這次是毛澤東第一次與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見面。當時他穿著一身陳舊的白色睡衣,坐在樓下大廳中央等候大家。與會者中初次見毛澤東的人,未免怯場,大都繞到他背后去就座。凡屬初見面或不熟悉的,他都回頭望著問候姓名。看來這天他比較高興,會場里氣氛也比較熱烈。[210]

      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里,中宣部不在我們手里,文化部不在我們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里,這些都不在我們手里。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把工作組一撤,把黑幫停職反省就完了,這樣可以快點。有這么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號以后。根本撤出來,另外派幾個人去當觀察員,由學生、老師的左派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211]

      他還說:“現在搞文化革命斗爭,一斗二改。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是你們清楚一些,還是學生清楚一些?還有斗爭學術權威,對翦伯贊這些人誰了解些?”

      “這不只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212]

      毛澤東認為六月二十號(也就是劉少奇批示北大九號文革簡報轉發全黨)以后,運動出現冷冷清清的局面。這是委婉地批評了劉少奇關于北大九號文革簡報的批示。依靠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并不僅僅是一個北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國的問題。當時中央一線常委就是這樣做的。采取這種方式是難以取得成效的,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些人在上下左右業已形成錯綜復雜的聯系。進行文化大革命,斗爭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工作組,而是本校的師生最了解實際情況。因而要想搞掉這些人,就必須發動群眾。關門整風是行不通的,只有發動群眾參與整風才有可能解決實際問題。文化革命就是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共產黨員怎么能害怕群眾整風呢?

      要發動群眾整風,就要能夠使群眾行使自主權。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就是支持群眾進行文化革命的一個范例。這就不能采取派出工作組的方式,由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而要由以左派為核心的師生組成革命委員會,自己來搞文化革命。當然,這個時候可以搞點觀察員來進行調查研究。過去《人民日報》、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中,進行文化革命是困難的,現在這些機關的領導權已經奪回來了。這是文化革命中取得的一個成績。他還要求文革小組的成員不要坐在屋子里,而要深入到群眾中去,聯系群眾來進行文化革命。

      從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要深入到文化革命一線中,了解真實情況。要撤銷工作組,依靠群眾中的左派來領導文化革命,實行群眾整風,批斗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取得成效,依靠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此間,毛澤東還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予以肯定,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213]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參加了這次會議。這一天周恩來在劉少奇處開會后,約國務院各口負責人談文化大革命問題。[214]周恩來在七月二十四日不僅參加了毛澤東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會議,還參加了中央一線常委召開的會議。周恩來參加了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談話,不僅說明周恩來當時已經完全站到了毛澤東文化革命的立場上,而且也反映出毛澤東對周恩來是信任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周恩來溝通著中央一線和二線之間的聯系。

      3)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局負責人會議。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毛澤東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各中共中央局負責人開會,主要討論修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后來改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談到工作組的問題時,毛澤東說: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么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師生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學校里的問題,一個叫斗,或者叫批評,一個叫改。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它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現在到了這么一個階段,要趕快改變方針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學校、各單位的基本群眾,左派,包括中間派。有一些部門,工作組,沒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學、中學停學,事實上初中也停了,又給他們飯吃,他吃了飯不上課,他不鬧事才怪啦!凡阻礙一斗二改者,統統驅逐之。你阻我驅,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代表廣大群眾的意見。[215]

      毛澤東還說:“我到北京一個星期,前四天傾向于保張承先(北大工作組組長。——引者注),后來不贊成了。各單位、各機關的工作組是起阻撓作用。張承先工作組、清華工作組,都起阻礙作用。”[216]

      在這次會上,有人講到:工作組的同志是從全國來的,多數是好的,有從解放軍來的。毛澤東說:“什么海軍、空軍、陸軍,什么張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當有人談到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七人中有四五個人現在不贊成聶元梓時,毛澤東說:“分裂就分裂,不在聶元梓這個人有缺點,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槍。”[217]

      從毛澤東在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到,他明確提出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因為工作組阻礙群眾起來革命。學生之間的爭斗,分裂為擁護工作組和反對工作組的兩派,工作組是有責任的。對當時學校的實際情況,本校師生最清楚,工作組是不清楚的。

      毛澤東批評工作組起阻礙作用的時候說過,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到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批評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匯報會在六月三日制定的“八條規定”,說:“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218]

      毛澤東點名批評了北大、清華、西安交大的工作組。對于北大工作組長張承先的問題,他是有一個認識變化過程的。開始毛澤東是主張保張承先的,后來經過調查并慎重考慮以后才不再保張承先了。當然,批判張承先是說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的錯誤,而不是要把他這個人怎么樣。后來撤銷北大工作組,批判張承先的時候,毛澤東還說張承先有心臟病,有問題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219]這樣避免了對張承先的武斗。

      毛澤東主張文化革命不要依靠工作組,而要依靠各單位的群眾,由群眾自己來進行革命。因為他們最熟悉本單位的情況,依靠他們才能夠解決本單位存在的問題,實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群眾可以通天,給中央寫信,在斗爭中建立以左派為中心,吸收中間派參加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將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斗、批、改問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明確了斗爭的矛頭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斗爭的性質和范圍是在上層建筑領域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斗、批、改后來寫入了“十六條”。至于有人談到和聶元梓一塊貼大字報的七個人中出現分裂時,毛澤東并不諱言聶元梓的缺點,也沒有因為出現分裂就否定聶元梓的貢獻。這是因為由聶元梓牽頭署名的大字報,首先將矛頭指向校黨委,為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打了第一槍,起了帶頭作用。因而從進行文化革命的政治要求出發,還是要肯定聶元梓的。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連續三天召開會議,聽取匯報,修改“十六條”,發表講話、談話,闡述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北京市委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局書記以及周恩來、陶鑄等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是通過召開會議的方式,溝通思想,交流看法,進行協商,達成共識,以便在工作組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一線常委中周恩來參加了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卻沒有參加會議。當時參加會議的李雪峰后來回憶了這一情況,我們引述如下:

      李雪峰說:“我和吳德都參加了。沒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參加。”“到會的各大區書記一看兩位主帥沒有來,知道情況有變,都比較緊張。我也沒有敢記錄,是會后追記的。

      開始讓我匯報。我的話不多,剛說到‘北京大學七個人的大字報,現在七個人有分裂’,毛主席插話:‘分裂怕什么!世界萬物都要有分裂!’碰了釘子,我就沒有再往下講。

      毛主席講:‘沒有反映,沒有報告。’他的意思是批評少奇、小平封鎖他。

      康生講:‘我們的匯報也不多。’

      主席說:‘什么不多,沒有!’主席對這些事都是親自抓的。

      陳伯達是否到會已記不清,因當時正在起草十六條。后來我從安徽回到北京后與吳德談過兩天,他記得參加的人還多。

      主席說:‘依靠工作組不行。教授,你們了解?工作組原來搞什么的,搞軍、工、農。學校情況你們了解?’意思是工作組不行,確定要撤工作組。他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會議快結束時,陶鑄請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談一下。’他于1966年6月到北京,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少奇、小平都不在場,一個是副主席,一個是總書記,我們也覺得不合適。

      主席說:‘你談,你去傳達。’主席說話的口氣表面上平和,實際上很重了。

      散會后,我有事請示少奇同志,到他家里一看,陶鑄也在,剛剛開始向少奇、小平傳達。少奇讓我坐下,參加他們的會。我忙說:‘我有事,馬上要去處理。’就出來了。”[220]

      從中看到,李雪峰從劉少奇、鄧小平兩位常委沒有參加會議,當時就感覺出形勢的嚴峻,與會的陶鑄也是這樣,因而陶鑄才向毛澤東建議將會議內容向劉少奇、鄧小平談一下。毛澤東同意這樣做,陶鑄向劉少奇、鄧小平傳達了會議的內容。從李雪峰的回憶看,當時會議氣氛是緊張的。

      由于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是找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局、北京市委的負責人開會,因而中央常委不見得非要參加這些會議。但是周恩來參加了,而劉少奇、鄧小平卻沒有參加,就不能不引發人們的深思。因為通知誰參加會議,毛澤東當然是有考慮的。沒有通知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二人參加會議,說明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們是有看法的。這是因為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相對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在毛澤東已經就工作組問題表明態度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我行我素無視毛澤東的觀點,在未經請示的情況下就以中央名義下發了關于工作組問題的指示(比如劉少奇批示的北大九號文革簡報)。此后就是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以后,他們仍然認為工作組的多數是好的,對撤銷工作組持反對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就只好先做地方領導人的工作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回到北京后,首先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的匯報,看了文化革命的材料,進行調查研究以后才做出判斷的。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表態是慎重的,有依據的。

      這個時候在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與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站在了毛澤東一邊。會后請示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七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仍然就工作組問題與陳伯達等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也意識到造反派學生與工作組斗爭的嚴重影響,以及這種斗爭在黨內高層的反映。劉少奇對家里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后面可能有高級干部。”[221]不僅如此,他們還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會議,爭取周恩來站到他們一邊,但是遭到了周恩來的婉拒。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鄧小平不論從文革路線還是組織程序上來說,都是錯誤的。以前應該說的話都跟他們講了,他們仍然還那樣做,因而毛澤東也就只好先與中央文革小組、中央局、北京市委負責人以及周恩來、陶鑄等人交換意見了。

      (3)校園里的文化革命。

      毛澤東回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毛澤東要求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組、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負責人不要坐在機關里,而要深入到校園一線,取得感性認識,指導文化革命的發展。從毛澤東回到北京到七月二十九日召開撤銷工作組的大會這段時間內,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及中央局和北京市委負責人到了校園一線,劉少奇晚上也到清華大學看大字報。校園的文化革命在斗爭中被推向前進。

      ①      周恩來深入校園了解文化革命情況。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周恩來在七月十九日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上就站在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一邊。七月二十三日,雖然周恩來到劉少奇處和劉少奇、鄧小平談工作組問題,緊接著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就致信劉少奇就繼續談論工作組問題采取了拒絕態度。這個時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深入校園一線了解文化革命的動態。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來先后聽取幾個大學及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有關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匯報。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周恩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看大字報。在講話中說:我來看一看,然后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每前進一步,都要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錯誤。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到對外文委看大字報。

      七月二十六日,聽取國務院外辦等單位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匯報。

      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恩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參加學生辯論會。聽學生代表各方的發言后,指出:在運動過程中,主觀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錯誤。互相對立不好,要增強團結,勇于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在黨政機關、文化教育單位,特別是學校中進行。工作組應該留在這里學習,我也是來學習的。[222]

      從七月二十四日起,周恩來用幾天時間趕去看大字報,同師生們談話,在禮堂坐在馬扎上聽學生們發言,到職工食堂吃飯,自己付錢和糧票。他向師生們解釋說:我為什么要選擇你們這個地方呢?因為你們學院在東郊,沒有旁的學校。我要是去八大學院,消息就保不住,兩個小時都保證不了。七月二十八日,他第三次來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時對師生們說:在這場運動中,主觀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錯誤;百分之百的對是沒有的,我就不保險。[223]

      我們看到,周恩來深入基層,聽取匯報,進行座談,參與辯論會,和師生談心。他不是以中央領導人而是以普通群眾的資格,到校園文化革命的一線中去,以便于了解真實情況,增強感性認識。這既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用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來指導校園的文化革命,同時又便于將校園里的真實情況報告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實際行動踐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走在了黨內核心領導成員的前列。

      ②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與師生互動中推進校園的文化革命。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深入校園一線活動,調研學校里的文化革命,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他們將北京大學作為深入一線調研的重點,不是沒有緣由的。因為北京大學不僅產生了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大字報,還被中央一線常委派出了第一個工作組,又在六一八事件出現后,被劉少奇批示作為校園文革的典型案例轉發全國。這樣北京大學就在校園文化革命中具有引領作用。因而中央文革小組就將重點放在了北京大學,希望通過解決北大文化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來進一步推動校園文化革命的進程。

      1)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次進入北京大學。

      中央文革小組深知北大問題的復雜性,因而他們對處理北大問題是非常慎重的。他們先后四次進入北大,通過與師生座談,了解情況,摸準信息,然后在北京市委負責人、北大工作組和全體師生的參與下,召開大會,進行動員,在斗爭中明辨是非,在辯論中弄清真相,使真實的情況大白于天下,以實際行動支持北大師生的文化革命。

      陳伯達、江青第一次進入北大進行調查研究。

      七月二十二日,陳伯達、江青來到北京大學,找北大師生座談,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他們這次來北大調查,說的不多,江青說:“我沒有多少話要講。因為我對情況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大字報。”陳伯達說:“我們不清楚情況,要調查研究。”[224]江青、陳伯達的發言是謹慎的,他們并沒有講多少話,主要是了解真實情況,以便于為下一步處理北大問題提供堅實的材料。

      陳伯達、江青第二次進入北大仍然是進行調查研究。

      七月二十三日,陳伯達、江青再次來到北大調查。江青在調查中說:“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還說“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陳伯達在講話中強調:“江青同志講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組要講的……”。還說:“要聽取不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是:說‘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225]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陳伯達在六一八事件性質的認識上一度有誤,這個時候已經改變過來了。在這次調查中,他們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示了對于造反派師生的支持,為六一八事件翻了案。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第三次進入北大召開全校辯論大會。

      七月二十五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座談會,隨后又召開了有萬人參加的全校辯論大會。[226]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和陶魯笳以及各中央局書記參加了這次大會。[227]

      為了打消師生的顧慮,使兩派師生能夠踴躍發言,進一步拉近與革命師生的關系,江青在講話中說:“毛主席讓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說,做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同學,教職員,如果需要我來,我們招之即來。我們是革命的勤務員。革命的跟我們一塊兒,不革命的走出去。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有爭論。現在請你們來講講,給我們聽聽。”

      隨后康生講話:“我們聽說,同學們在若干問題上有各種不同意見。這是很好的現象,是正常的現象,真理通過辯論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說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說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還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對工作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不要聽他那一套!你們別聽那套!毛主席一個也沒有派。你們的工作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來的。從6月1日到現在快兩個月了。工作組怎么樣?聽說有各方面的意見,有的說是好的,有的講有錯誤,有的講有嚴重的路線錯誤。到底是什么錯誤?你們大家暢開講,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講,不要有顧慮。有的說工作組在這里好,有的說不在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樣搞?靠你們搞還是靠工作組‘包辦’?文化大革命怎樣做法?陸平、彭珮云又怎樣斗法,翦伯贊、馮定之類的又怎樣斗?怎么做法?可以辯論、研究。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228]

      康生的講話對這場辯論會作了進一步的引導,對北大六一八事件、工作組問題、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以及具體問題的處理,都可以在大會上進行辯論,鼓勵大家暢開講,不要有顧慮。康生在六一八事件的認識上也轉變過來了。至于他講的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也是有著事實依據的。五月二十九日中央一線常委決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組,雖然當時在電話中獲得了毛澤東的口頭同意,但是劉少奇卻沒有寫入第二天他起草的致毛澤東的書面報告中。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對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卻沒有引起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注意和重視。他們仍然按照既定的方式進行文化革命。

      會上的辯論很激烈,明顯地分成了兩派。多數發言者不贊成說工作組在處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線錯誤。康生在會上發言說:“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們是主人,不是工作組是主人。”支持聶元梓的人登臺批判工作組,說工作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學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了下去,把學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反對的一方登臺批駁,說工作組是革命的,在處理六一八亂揪亂斗事件的問題上是正確的,工作組是“延安”,而不是“西安”。[229]

      北大附中紅旗戰斗小組的彭小蒙在會上控訴了工作組的罪行,當彭小蒙說到“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時,江青說:“你們是太陽,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230]江青的話一下子拉近了中央文革小組與造反派師生的距離。

      學校兩派進行辯論,保工作組的一方勢力比較強大,意見多,一時占有優勢。保工作組的一派發言時,康生對不實發言插話批評,引起了他們一派的不滿,于是就遞上條子:“你們說民主,為什么插話壓制我們?”康生回答說:“民主嘛!你們能講,我們不能講?!”將這種不滿平息了下去。

      下雨了,會議沒有開完就散了。[231]

      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第四次進入北大召開全校辯論大會。

      由于天氣下雨致使辯論會沒有開完,于是第二天晚上在中央文革小組主持下繼續召開北大師生辯論大會。

      七月二十六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曹軼歐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員來到北京大學,江青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李雪峰、吳德參加了辯論大會。[232]

      會上爭論得非常激烈,雙方相持不下,氣氛十分緊張。大會進行中,幾個北大附中的學生上臺揭發北大附中工作組壓制他們,不讓他們革命,張承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解釋和說明。有人上臺就六一八事件大討論中,西語系一名女生自殺質問工作組,張承先說他此前對這件事一無所知,調查以后再處理此事。事后證明這件事系婚戀自殺未遂,與六一八事件討論無關。還有人要求張承先交待他與陸定一的關系,張承先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233]

      通過七月二十五日晚上的辯論會,這個時候兩派師生的態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學講話,她是反工作組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準備。保工作組的也有幾位同學講了話,但是講得比較軟。其他保工作組的都未上臺發言。

      陳伯達講話說:“今天在會上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爭論得很激烈,很尖銳,這是正常現象,是階級斗爭的規律。”然后宣布:“我們贊成大家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實際上工作組是壓制同學革命的蓋子,我們建議新市委把這個蓋子揭開。我們很多同志受了一種舊社會的影響,由于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受了資產階級、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好像沒工作組就不能革命。我們要破壞這個習慣勢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別人包辦代替。”“第二個建議,在我們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師生代表會,這是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這個小組成員、委員會成員、代表會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應由民主選舉。”最后他說:“黨的領導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黨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黨代表怎么才能代表黨的領導?就是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學們說‘6·18’事件就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眾來斗爭牛鬼蛇神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妥當的。”[234]

      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了兩個建議:一是撤銷北大工作組;二是由群眾民主選舉文化革命的組織,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這就是說不在工作組領導下,而由群眾自己起來進行文化革命。針對沒有了工作組如何體現黨的領導的問題,陳伯達進一步指出黨的領導就是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是不要依靠工作組,而由群眾自己來進行文化革命。六一八事件就是執行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個具體行動。

      毛澤東是關心北大的文化革命的。江青在大會上說:“毛主席沒有來,但是同學(們)每張紙條,每個意見他都看。你們看,我這不是裝了一包嗎?”

      當時雖然斗爭激烈,但是會議的民主氣氛還是很濃厚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傾向引起了保工作組的同學的不滿,于是他們就向主席臺遞條子:“你們對不同意見為何不鼓掌?”康生回答說:“有個同學遞條子說‘你們對不同意見為何不鼓掌’,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觀點。我們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為什么非要我們鼓掌呢?”[235]康生的話旗幟鮮明,光明正大,擲地有聲,余韻攸長。既回答了保守派學生的疑問,又將中央文革小組的立場亮了出來

      在江青講話的過程中,底下有人遞了張條子給江青,條子上寫著,我們系里有一個人,自稱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組來整我們,他說工作組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的。請問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為什么要支持工作組?[236]

      條子上說的人,是指毛澤東的兒媳婦,也就是毛岸青的夫人,北大中文系學生張少華。張少華當時支持工作組,反對聶元梓,還要貼聶元梓的大字報。[237]這個遞條子的人不知是真的有疑問,還是有意讓江青難堪,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會議的斗爭是激烈的,也是民主的。

      江青是不能回避這個問題的。她回答道:“階級斗爭搞到我家里來了。特務搞到我家里來了。張少華在不在?再看看張承先的干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他的母親張文秋是全國通報的政治騙子,張少華她自己說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說著還掉了眼淚,致使張少華不得不離開了學校。[238]江青的回答雖然撇開了與保守派的關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場,但是以此來否認張少華的毛岸青夫人身份,不僅與事實不符,還會使家庭關系復雜化。這種說法確實是不妥的。

      最后康生做總結,他說,我們小組組長陳伯達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個問題。他說:“我認為,張承先工作最大的錯誤有兩個:第一,50天來,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們,使同學們認識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個北大師生搞。這一點就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走群眾路線。第二,50天來,北大整個學校連個文革委員會也沒有組織起來,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組代替進行的,不是真正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因此他在路線上、思想上、組織上,都犯了嚴重錯誤。”“你們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時,必須緊緊掌握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相信自己,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我們的一切事業都會前進,都會勝利。有的這樣講:你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了?真正接受黨的領導,就是貫徹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在這個會上,中央文革小組宣布罷了張承先的官。[239]

      李雪峰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參加了這次大會。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作法非常生氣,他認為這樣搞矛頭是對著他們的。處于禮貌,會議快結束時,江青走近李雪峰問:“你講不講?”李雪峰賭氣地說:“我不講。”江青又說:“你講講吧。”李雪峰仍堅持:“我不講了。”

      江青覺得北大直屬北京市委管轄,在今天的大會上,如果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不講話,從會議程序上來說是有欠缺的,因而在李雪峰拒絕的情況下,才不得不轉身回到主席臺,沖著麥克風說:“請新市委書記講話。”還帶頭鼓了掌。這個時候李雪峰才說:“工作組在你們那里,什么時候批判,什么時候要讓他們來,他們就來。工作組是中央派來的,我們對具體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組都是四面八方的人,情況不明,隨傳隨到,奉陪到底。”[240]

      其實,在這次大會上李雪峰還代表北京市委口頭宣布撤銷工作組。江青建議北京大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自己起來鬧革命。”她還點名要聶元梓籌建這個委員會。

      二十六日辯論大會之后,工作組已無法進行工作。二十八日成立了以聶元梓為主任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工作組處于挨批判的狀態。從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文革籌委會連續召開了三次大會,批判張承先領導的北大工作組。[241]

      我們看到,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處理北大工作組的問題上是慎重的,具有鮮明的導向。他們先后進行了兩次調查,然后才召開全校師生辯論大會,讓兩派師生代表上臺進行發言,在論辯中弄清是非,引導北大的文化革命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他們雖然支持造反派師生,但是對于保守派師生也給予發言的機會。在辯論中教育廣大師生,讓他們摒棄前嫌,團結起來,共同進行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在北大的活動,一方面取消了工作組,另一方面由群眾自己建立進行文化革命的組織。這對于高校進行的文化革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

      2)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其它學校的活動。

      北京大學是中央文革小組深入校園進行文化革命的重點學校。除此之外,他們還到別的學校進行調研,了解文化革命的實際情況。

      七月二十七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范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號召大家“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242]

      康生說:“首先,師范大學斗黑幫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們經過調查,孫友余這個組長,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分子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我們同學。”

      江青講得更明確了:“工作組是石頭,阻礙你們前進的道路。”他點了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的名字,說他們在同學們中間制造分裂,號召同學們與他們進行斗爭。還說:“你們同學要求撤銷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康生在講話中宣布為反工作組的譚厚蘭平反。他說:“孫友余別有用心地說:‘林杰(北師大畢業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員)要整左派學生,林杰后頭是關鋒,關鋒后頭是陳伯達,關鋒后頭還有一條黑線’……我們是不是黑幫?是不是黑線?”康生派關鋒親自抓林杰、譚厚蘭。[243]

      中央文革小組不僅深入北京高等院校調查文化革命情況,還到中學來調查文化革命的具體情況,指導文化革命的發展。

      七月二十七日,海淀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在北京展覽館召開革命師生代表大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來到會場。王力當場向大會宣布“罷海淀區工作隊隊長周杰的官”,并通知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覽館繼續開會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在七月二十八日西城區召開的革命師生代表大會上,江青也一樣派人去罷了西城區工作隊隊長胡啟立的官。

      七月二十八日晚,在北京展覽館召開了批判工作組大會,江青等人到會,表示支持學生反工作組。北大附中“紅旗”的彭小蒙作了控訴工作組的發言,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駱小海、鄺桃生宣讀了一論、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張大字報,并請江青把大字報呈送毛澤東。他們在給毛澤東的一封短信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大意)。[244]

      我們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到達中學以后,也是大力支持造反派師生批判工作組的,并采取措施罷了一些工作組組長的官,以實際行動支持師生造反,進行學校的文化革命。

      由于工作組進校后,采取“抓游魚”、“反干擾”活動,將一些師生打成右派分子。因而在批判工作組的時候,海淀區的一些學校出現了驅趕、毆打工作組的現象。有的工作組的成員被打,打得最慘的是十九中工作組組長繆子玲。她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血漿凝住了襯衣,襯衣根本脫不下來,只能一條一條地剪下來。中央團校副校長馬石江(海淀區六十六所中學的工作組都是由中央團校派出的)組織人員起草了給中央的信,報告了因王力罷周杰的官而引發學生打、攆工作組的情況。馬還讓被打的工作組成員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華北局三處告王力的狀。[245]

      由于工作組此前的所作作為,為了使文化革命能夠擺脫工作組的束縛,由革命師生自主進行,對工作組成員進行批判是可以的,驅趕工作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借機對工作組成員大打出手,采取武斗而不是文斗的方式,則是背離了文化革命的宗旨。這不僅破壞了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也為有人趁機煽動抵制文化革命提供了口實,因而是錯誤的。

      當時有人被打不過是在王力宣布罷官之后,群眾處于激憤采取的過激行動,與王力并無必然聯系。但是中央團校的人還是四處告狀,要求王力對此負責任,甚至還把被打的人抬到中央文革小組示威,顯示出當時斗爭的復雜性。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的戚本禹后來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派到北京中學里面的工作組,有許多人都是從中央團校調去的。一次,王力到了一個中學,非常激烈地批評了工作組。他當場指著學校工作組的組長說,你站起來,我現在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銷你的工作組組長職務。那位組長在王力宣布撤職后,就被學校里的學生給打了,打得很慘,傷得很重。中央團校的人抬著被打傷的工作組組長到中央文革來告狀。他們一起到了中央文革的接待室,一口咬定是王力叫人打的。接待他們的人馬上把情況反映到了我這里,我不相信王力會叫人打他的。只是在王力講話以后,那位工作組長挨了學生的打,兩者有點關系,但不能說是王力叫打的。”“我讓靳耀南去聽他們的意見,同時,派了中南海的一位醫生陪同被打傷的工作組長去醫院治療。還答應他們,等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回來以后,馬上就向他們匯報。這樣才平息了這件事。”[246]

      從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深入到校園文革的第一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以實際行動和革命師生一起推動校園的文化革命。他們以北大為重點,同時也到其它院校和中學進行活動,將文革的精神傳達到群眾中。他們依靠群眾,支持革命師生,排除工作組的干擾,進行堅決的斗爭,為撤銷工作組作了重要準備。

      ③      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在跋涉中前進。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清華大學工作組由葉林擔任組長,王光美擔任顧問,可以直通劉少奇。當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組奪權以后,在全校開展了反蒯斗爭。蹊蹺的是,七月十八日后反蒯斗爭出現了戲劇性變化。

      七月十八日上午,在清華全校團員大會上葉林突然宣布反蒯急剎車,轉入打黑幫。有的系布置趕快寫批判黑幫的大字報,師生們根本沒有思想準備。

      七月二十日,北大學生給清華送來一張《要運動》的大字報,質問清華園內為什么冷冷清清,指責清華工作組封校門,不準學生串聯。剛一貼出,就有不少學生圍攻說:“北大的蒯大富跳出來了。”王光美看大字報的時候對同學們說:“反蒯有成績,北大的大字報一來就頂回去了。”

      七月二十日,蒯大富所在班團支部書記通知他說:蒯大富,你可以回到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

      七月二十日晚上,清華開批判黑幫大會。劉少奇深夜冒雨到清華視察,看大字報。

      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受中央文革的委托,看望蒯大富,聽取蒯大富對工作組的意見。蒯大富將工作組進校以后的情況作了匯報。

      風頭的變化還是從高干子弟中最先表現出來的。這個時候無線電系王小平(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之女)、雷蓉(外貿部黨組書記、第一副部長兼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雷任民之女)貼出了《工作組的方向是正確的嗎?》的大字報。

      這是清華校園內文化革命的一個新的動向。當時有許多人圍攻她們的大字報,說“雷大富王大富你們想干什么?”、“反工作組分子又跳出來了!”。這個時候全校又就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到底工作組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

      七月二十七日,雷蓉、王小平又貼出《給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一封信》的大字報,對工作組提出五個問題:(1)包辦代替不是群眾運動;(2)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不敢大膽發動群眾;(3)害怕群眾,怕出亂子,給群眾潑冷水;(4)“6·24”后把矛頭指向群眾是錯誤的,被批判的人中大都是好人;(5)未積極組織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她們在大字報中列出了工作組存在的具體問題。

      雷、王的大字報轟動全校,揭開了工作組的蓋子。有人說是革命大字報,也有人說她們是雷大富、王大富。圍繞工作組進行的辯論迅速激化,貼大字報給工作組提意見的人大大增多了。

      下午開系文革主任會,王光美說:“是黑幫跑不了,不是黑幫也貼不上。”并說:“引火燒身也沒什么了不起。”

      上午,臨時校系聯合會聯席主持與雷蓉、王小平的辯論會,會前并未通知她們,大會主席李黎風撒謊說已打電話通知他們。王任重、關鋒等到會講話。

      葉林在講話時說:到底誰是誰非要靠大家獨立思考,任何人不能包辦代替。大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要隨風倒。前天晚上在北大,康、陳、江等講話是代表黨中央精神、毛澤東思想的。

      葉林最后在做檢查說:雷蓉、王小平大字報的“精神”是革命的。工作組是“上午不知下午干什么”。

      當時人們注意到,王任重在葉林講話時離開會場,葉林面部無表情,也沒回頭看一看,更沒歡送。[247]這說明他們之間還是存在抵觸情緒的。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他女兒王小平帶頭貼了工作組的大字報,葉林對此是不滿意的。

      前文我們說過,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是直通劉少奇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的文革路線方針政策,開展大規模的反蒯斗爭就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否要開展反蒯斗爭,關鍵是對蒯大富性質的認定上。在這方面劉少奇和中央文革小組是存在嚴重分歧的。我們看下面的史料。

      七月二十七日是,劉少奇找康生單獨談話。當康生說“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劉少奇堅持說:“不是。”并認為,“你們說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為了支持康生對蒯大富的評價,陳伯達當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248]

      劉少奇對蒯大富和工作組方面的不同認識還可以從他女兒劉濤的檢查上反映出來。

      根據劉濤《我的初步檢查——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1966年12月31日《井岡山報編輯部專刊》):

      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

      一、現在不是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的面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

      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么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當官做老爺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249]

      從這里不難看出,劉少奇對于反蒯斗爭和工作組問題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也感到反對工作組的一方勢力正在壯大,工作組正在成為斗爭的對象,自己也在由優勢向劣勢轉化。

      蒯大富后來在談到當時自己在清華的遭遇時說:“工作組在清華打了七百多個反革命,他們說我有黑心,一定要把黑心挖出來。他們把1957年反右的結果說給同學們聽,來嚇唬同學們,同學們怕像1957年的右派一樣被送到邊疆去,就屈服了,都來揭發我,但我沒有投降。……但對個人前途我也絕望了。我已經給我的舅舅要錢準備勞改,想不到1967年7月18號,毛主席回到北京,我就自由了。”[250]

      蒯大富當時是由于提出向工作組奪權才被打成反革命的。我們知道,文革的矛頭是指向黨內走資派,不論是學校黨委還是工作組存在走資派,都是要被打倒的。從邏輯上來說,蒯大富提出向工作組奪權是符合文革主旨的。從另一方面來說,蒯大富反對工作組實際上不僅是反對派出工作組的作法,還包涵著由群眾自己來進行文化革命的意思。從這方面來說,蒯大富的作法也是與文革的指導思想相一致的。蒯大富和清華工作組的斗爭,實際上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條文革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這也是劉少奇和清華工作組開展反蒯斗爭,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蒯大富的深層原因。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根據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指示,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深入到校園一線進行調查研究,增強對校園文化革命的真情實感。他們排除工作組的干擾,主張撤銷工作組,支持師生自己起來進行文化革命,將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落到實處,以實際行動指導著校園的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北大,將北大作為指導學校文化革命的重點,由點及面,以此來推動學校文革路線方針政策的轉變。在校園文革變化的大背景下,清華大學工作組也不得不改弦更張,停止了反蒯斗爭,向著毛澤東文革路線的軌道前進。

      (4)撤銷工作組。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黨內高層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斗爭。這種斗爭形式上是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和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展開,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七月十九日毛澤東提出撤銷工作組以后,又與周恩來、陶鑄、中央文革小組、中央局書記和北京市委負責人進行了系列談話,進一步提出了這個問題。盡管如此,是否撤銷工作組還是要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來最終做出決定。

      ①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由陶鑄傳達了毛澤東前兩天談話的內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251]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說:對林彪提出的“頂鋒”、“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類言辭,我曾同毛主席談過,也同林彪交換過意見,用詞應當力求科學、準確、恰當。[252]會議最后決定撤銷工作組。[253]

      我們看到,在是否撤銷工作組的問題上,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來做出決定的。這一方面說明當時中央對這個問題的重視,要在中央政治局的層面上打通思想,消除分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范圍內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因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層面上來進行解決。這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組織程序上都是正當的。

      從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尚未對參加會議的人員進行全面的披露。不過,我們可以從邏輯上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既然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此外還應有中央文革小組、各中央局書記、北京市委負責人以及相關部門負責人。中央政治局一線常委中周恩來參加了會議,劉少奇、鄧小平也應該參加這次會議,尚未發現毛澤東參加會議的記載。我們注意到,不僅對參加會議的人員諱莫如深,而且會議討論撤銷工作組時的具體情況到現在也沒有公布。但是會議結果是明確的,就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這表明在中央政治局內已經完成了撤銷工作組的組織程序。

      ②      黨內下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以后,就開始著手起草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七月二十七日,鄧小平起草中共北京市委《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254]這個決定在中央通過以后,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發出了這個《決定》,文件全文如下: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為了更好地放手發動群眾,依靠革命師生的高度革命熱情和自覺性,更有利地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針、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大專學校派工作組的辦法,經檢驗證明已經不適應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在工作組撤銷之后,大專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師生員工分別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負責領導。

      各大專學校應當迅速在統一的大會場,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宣布這個決定。根據各校的具體情況,由本校各單位提名,成立臨時委員會或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備全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選舉等工作。

      宣布上述決定后,上級派到各校的工作組應在該校集中學習,聽取群眾意見,有的因為工作需要,可以離校,文化革命委員會要他們全組或其中成員回校時,可以隨時回校。

      這個決定也適用于中等學校。”[255]

      我們看到,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此前發表的系列講話起草的。文件講明了撤銷工作組的原因,撤銷工作組后由群眾選舉、成立各級文化革命的群眾組織來領導文化革命,工作組要虛心接受群眾批評等內容。這個文件不僅適用于大專學校,還適用于中等學校,要求迅速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進行傳達。

      ③      中共北京市委召開萬人大會撤銷工作組。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為了盡快落實這個決定,使全市上下統一思想,步調一致,在撤銷工作組以后,由師生自己成立群眾組織,自主進行文化革命,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中央文革小組、中央相關部門及北京市委負責人出席了大會。由于參加會議的有一萬人,所以又稱萬人大會。

      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在會上宣讀中共北京市委《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的同時,根據中央指示宣布大中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256]他在講話中指出,工作組派出后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因而群眾起來罷了一些人的官,現在要撤銷工作組。他說:“新市委曾經請求中央有關單位、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些省市支援我們,對各學校派出了工作組。經驗證明,派工作組的辦法是不適合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大多數工作組同志由于倉促派出,市委自己對于領導文化大革命無經驗,我們又沒有向他們交待清楚,他們也不會搞文化大革命,因而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有少數人犯了嚴重的錯誤,群眾起來罷了他們的官。例如北大工作組的張承先,師大工作組的孫友余,海淀區中學文化革命工作隊隊長周杰等,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新調來市委主管文教的書記,人大副校長郭影秋也犯了錯誤,決定撤銷他的市委書記職務,回人民大學去作檢查。”[257]

      鄧小平在講話中說:必須說明,在黨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之后,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這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我們對待這樣新出現的問題,采取了派工作組的方法,我們這個決定,是比較倉促的。有同志說,老革命碰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我們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沒有經驗,也沒有在一些方面給工作組具體的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同志在主觀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但領導上對他們的幫助不夠,加上工作組的同志沒有搞這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經驗,大多數同志沒有學會運用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工作組多數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錯誤,有些責任要由上級來負擔。工作組的一切好同志要采取積極的態度,虛心接受群眾的批評,得到教益,這對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學會群眾路線,學會民主集中制,極有益處。[258]

      鄧小平在講話中說,工作組是中央派出的,又是比較倉促的。進行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沒有經驗可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進一步從上級幫助不夠、工作組沒有經驗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分析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原因。還強調多數同志的錯誤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問題,上級來承擔一些責任。只要工作組的同志能夠改進工作方法,踐行民主集中制原則,是會很有益處的。

      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把責任推給中共北京市委,而是明確指出中央要為此承擔責任,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應該予以肯定。他對工作組所犯錯誤進行的分析,雖然不無道理,但只是側重于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去找原因,而沒有從立場上進行剖析。因為只有從立場上來進行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出這些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不論是工作組、北京市委還是中央一線常委顯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在鄧小平講話后,周恩來講話說:運動之所以出現由開始時的轟轟烈烈轉為中間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為我們做領導的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有時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估計不足,就是怕亂,因為青年人批評起來,辯論和斗爭的界線就很難定。二是因為對解決問題的認識上的錯誤,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但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同志是好的,主觀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嘛!不是主觀上一定要做得不好。然后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學校中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務的指示。還談了工作組撤出后學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問題。[259]

      周恩來在講話中指出,文化革命在前一段出現曲折,主要是由于領導對形勢的估計和解決問題的認識上的錯誤,倉促地派出了工作組造成的。從工作組來說,絕大多數同志是主觀上想把工作搞好,但是由于方法陳舊,才又犯了錯誤。這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了。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斗、批、改的指示,為學校的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從中不難看出,周恩來在講到出現曲折原因的時候,講到了領導層在形勢估計和認識上存在的問題。這反映出周恩來的認識還是有深度的。

      我們再來看劉少奇的發言。劉少奇說:“過去曾經派工作組,剛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來同志都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于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退工作組。”“工作隊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在你們學校里面做的,他們犯了錯誤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們學校里面做的,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了,你們都清楚。當然,各學校工作組的工作,不會是一樣的,或不完全一樣的,正如鄧小平同志剛才說的,工作組有好的,比較好的,或犯有嚴重錯誤的。”[260]

      從中可以看到,劉少奇在講話中強調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現在撤銷工作組,是因為派工作組這種方式不適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還說明工作組并不都是差的。

      這就引發我們的深思,既然派出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那么為什么五月三十日劉少奇起草后,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合署名的致毛澤東的書面報告中,只寫了派陳伯達率工作組到達《人民日報》社,而沒有將他們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寫入其中呢?劉少奇六月三日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制定了“八項要求”,隨后向北京大中學校大規模派出工作組的時候,卻沒有報經毛澤東批準呢?這可是關系到文革發展方式和方向的大事啊!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為什么在毛澤東表達了對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以后,劉少奇、鄧小平漠然置之,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按照既定的方法進行文化革命呢?為什么劉少奇在沒有報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就將他對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的批示下發全黨呢?這樣做又把黨中央主席毛澤東置于何地呢?嚴格說來,在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當時只有三位常委參加了會議,四位常委沒有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常委不足半數,從組織程序上能說是中央批準的嗎?(我們現在沒有發現其他常委畫圈的文獻,他們如果畫圈后除外。)因而這個時候以中央批準派出工作組來說明派出工作組的正當性,顯然是很牽強的。

      至于劉少奇用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要撤銷工作組,更是讓人匪夷所思了。毛澤東早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指出這個問題,為什么那個時候聽不進去呢?其實,撤銷工作組,并不僅僅方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因為工作組進校后,沒有站在革命師生的立場上,依靠革命師生進行文化革命,反而不問青紅皂白武斷地將反對工作組的師生打成反革命分子,扭轉校園文化革命的方向造成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劉少奇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不是他認識不清的話,就是避重就輕混淆視聽了。

      至于劉少奇對于工作組的整體評價,一般說來倒也沒有什么。但是在撤銷工作組的時候,劉少奇講出這樣的話,如果聯系以前他與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的一貫態度來分析,就不能不說這是在變相地對撤銷工作組表示不同意見了。

      劉少奇在講話中又一次談到了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至于怎么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主要的靠你們各個學校廣大的師生員工在革命的實際中間來學會革命。”

      “怎樣革命,現在只能用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更具體的方法你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現在,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兩個月,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又不上課,黨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不上課干什么?干革命,專門干革命。在這半年中間你們可能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們也可以跟著你們學習一些。”[261]

      劉少奇在講話中說他不知道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就頗為令人費解。毛澤東六六年三、四、六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的系列講話、“五一六通知”以及周恩來向他匯報的毛澤東七月八日致江青信,都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以及方式問題,他怎么會不知道呢?在文化大革命蓬勃興起的時候,作為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竟然不知道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還當著中央和地方領導干部及一萬余名革命師生的面公開地講出來。這是為什么呢?

      這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他講出這樣的話,從形式上來說是在革命師生面前表示出謙遜態度,要向革命師生學習,實質上則是反映出劉少奇對撤銷工作組以及由師生進行文化革命的抵觸態度。試想,在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劉少奇就派出了工作組,即使毛澤東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了不同意見后,劉少奇也沒有改弦更張,此后又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就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了多次爭論,最后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才不得不撤銷了工作組。

      這就說明劉少奇不是不知道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而是想通過派出工作組的方式來進行文化大革命,將學校的文化革命置于工作組的領導之下。當他的觀點被否定,工作組被撤銷以后,劉少奇才說出這樣的話。這是他對撤銷工作組表示不滿,對依靠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態度消極的表現。

      劉少奇在講話中不論是說工作組是中央派出的,還是說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對于工作組作出的適度肯定,乃至于又談到不知道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我們把這些問題與此前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態度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就不能不說劉少奇說出這樣的話是有所指的。這表明劉少奇不僅對于撤銷工作組仍然持反對態度,還對撤銷工作組后依靠群眾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現出懷疑乃至于否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在這次會議講話中明顯地流露了出來,以后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還會以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最終導致了他在黨內接班人地位的改變。[262]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李雪峰宣讀了《關于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并講話后,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三位中央一線常委先后發表了講話。他們的講話是圍繞撤銷工作組,革命師生成立群眾組織,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展開的。他們在講話中談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為北京市委和工作組分擔了責任。但是劉少奇的講話又讓人分明感受到,他對于撤銷工作組和由群眾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態度。

      大會剛開始,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在后臺走來走去,認真諦聽著前臺的講話。劉少奇講話結束后,毛澤東突然走上主席臺。出席會議的革命師生一看到毛澤東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舞臺上,歡呼四起,掌聲雷動,口號聲此起彼伏。毛澤東沒有講話,向大家揮手致意,在舞臺上環繞一周后,就回去了。[263]

      這次大會以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李雪峰的講話錄音在全國各大城市播放,北京和全國各地陸續撤銷了工作組。[264]

      (5)兩條不同文革路線在中央指導地位的轉換。

      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文革路線。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主張依靠群眾,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將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主張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將矛頭對準反對工作組的群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部分)和地富反壞右出身的人。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執行者是毛澤東和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執行者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一線常委,中央部委的一些領導人,北京市委及其他地方黨委負責人。在校園文化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周恩來轉變到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路線一邊。

      由于劉少奇等一線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一開始就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這表現在向學校派出了大批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文化革命,通過“抓游魚”、“反干擾”等活動,將不少師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這個時候不論是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還是中央文革小組在撤銷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多次斗爭,都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拒絕或打壓。這就是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是以毛澤東回到北京后,七月二十六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為標志,才發生了在中央指導地位的互換。

      從六月一日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決定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到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路線則在中央處于次要地位。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撤銷工作組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文革路線則處于次要地位。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是以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為標志,在中央指導地位上發生了轉換的。

      4、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歷史原因分析。

      前文我們分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下面我們對他們之間的斗爭作出進一步分析。這就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入手,從圍繞工作組進行斗爭的來龍去脈中透視雙方分歧發生的必然性。下面我們首先來分析他們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

      (1)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

      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中,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形成了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

      這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就是圍繞意識形態方面面臨的形勢、能動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斗爭,具體在批判《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上表現了出來;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就是圍繞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還是反對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進行的斗爭,具體在是派出還是撤銷工作組上表現了出來。

      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通過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與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多數成員之間進行的斗爭逐漸表現出來的。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通過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進行的斗爭表現出來的。從意識形態方面到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已經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集中在批判《海瑞罷官》和《二月提綱》上表現出來,實際上則是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問題。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現為是否派出工作組,實際上則是要不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問題。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就是存在分歧的。[265]走資派就隱藏在黨的各級領導層內,不論是由黨委還是工作組來領導文化革命,就如同腐敗分子反腐敗一樣,是難以取得斗爭成效的。因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就是要不要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

      雖然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從總體上來說都是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面,但是斗爭的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的。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表明雖然當時的斗爭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的,但是斗爭的矛頭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轉向意識形態方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這樣就從社會意識形態轉向政治上層建筑方面了。

      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得到了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人的支持和踐行,卻遭到了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彭真任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多數成員的阻撓。在斗爭中不僅開展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撤銷了《二月提綱》,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重新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是在排除干擾以后才將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推向前進的。

      從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派出工作組后,毛澤東雖然對此表示了不同意見,但是卻沒有得到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重視和采納。他們無視毛澤東的意見,依然執行既定的方針,打壓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后還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才最終撤銷工作組,將文化革命推向前進的。

      這樣看來,不論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在工作組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形成的兩條文革路線在中央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劉少奇等一線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而他們代表的文革路線一度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處于次要地位。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是在經過斗爭以后才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的。

      (2)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回顧。

      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從派出工作組到撤銷工作組,是經過激烈的斗爭才實現的。

      第一個回合的斗爭,表現在毛澤東批發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派出了北大工作組。在未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他們還制定并下發了“八項要求”,迅速大規模派出了工作組。各地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工作組成為進行文化革命的主要方式。

      第二個回合的斗爭,圍繞是否撤銷工作組進行的斗爭。毛澤東在六月九日至十二月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派出工作組表示了不同意見,不僅沒有引起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重視和支持,他們仍然按照既定作法,在未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將劉少奇支持北大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的批示下發全黨,作為各地工作組處理類似問題的參照。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斗爭,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的斗爭表現出來的。當時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不論是從口頭還是書面上曾經多次提出要撤銷工作組,但是卻遭到了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拒絕和反對,斗爭沒有取得成效。

      第三個回合的斗爭,在毛澤東主導下,沖破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的阻撓,撤銷了工作組。毛澤東回到北京后,調閱材料,聽取匯報,經過慎重思考以后提議撤銷工作組。這個時候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還在激烈爭論。毛澤東先后與北京市委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和各中央局書記談話,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這樣工作組終于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撤銷了。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這種斗爭雖然在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陳伯達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以激烈的方式展開,最終還是在毛澤東主導下撤銷了工作組。

      (3)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原因。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現在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反對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現在我們進一步分析,造成這種分歧和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原先是希望通過整風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出現的這些問題的,“四清”運動前期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這樣。但是隨著“四清”運動的開展,揭露出來的更多的問題,引發了毛澤東的警覺和思考。他發現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再依靠各級黨委,派出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是難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保持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不變,就必須另辟蹊徑,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黨的陰暗面。毛澤東是在經過慎重考慮以后,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才由“四清”轉入文革的。[266]

      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領導下的“四清”和文革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兩者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上是相同的,都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兩者在斗爭的規模、依靠力量和方式上是不同的。在斗爭的規模上,“四清”運動主要是在農村和工廠進行,文化大革命則是在工農商學兵黨政等諸方面進行;在依靠力量上,“四清”運動依靠群眾、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隊,文化大革命則是要依靠以左派為核心的群眾;在方式上,“四清”運動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文化大革命則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這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異同點。

      劉少奇主張依靠工作組、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矛頭對準反對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在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時候,依靠各級黨組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來領導文化大革命,又怎么能夠達到目的取得成效呢?如果在上級黨委特別是中央已經產生修正主義的情況下,由它們派出的工作組又怎么來領導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呢?在工作組問題上,劉少奇除去大兵團作戰、扎根串聯外,依然沿用了“四清”的方法,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上和“四清”運動時是一致的。雖然劉少奇在“四清”運動期間撇開了基層干部,與毛澤東文革期間沒有依靠基層黨組織來進行運動在形式上具有相似之處,但是從本質上來說還是不一樣的。這不僅表現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上,還表現在運動的依靠力量和方式上。因而我們不能因為形式上兩者都是不依靠基層干部來開展運動,就混淆它們之間的根本性區別。

      毛澤東認為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267]而劉少奇卻認為絕大多數干部是好的。[268]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當時干部形勢認識的不同之處。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既有立場上的不同,也有認識上的差異,說到底還是由于在社會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雖然劉少奇也講過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話,[269]但是不論是在“四清”運動期間、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工作組問題上,劉少奇的所作所為都表明他并沒有認識到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不僅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又發表了關于階級、形勢和矛盾問題的講話,重新強調階級斗爭,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四清”運動,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的分歧和矛盾,雖然表現在不同時期的多個方面,有著具體原因,但是主要原因還是由于他們在社會主要矛盾上的不同造成的。由于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因而從根源上來說還是由于他們在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上的分歧造成的。

      對階級矛盾是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定,決定著實行什么樣的路線方針政策,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只有認識到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才會從這一主要矛盾出發,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通過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防止中國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兩條不同路線方針政策斗爭的具體表現。

      (4)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性質。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是因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了,但是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緣故。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采取什么樣的路線來進行階級斗爭,如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關系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關系到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他們一九六○年以來分歧和矛盾的繼續和發展。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他們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業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我們暫且不論,這里只說一九六○以后他們之間進行的斗爭。

      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表現在當時經濟面臨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解決困難的方法上,焦點是在堅持集體化道路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克服困難,還是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來克服困難。

      “四清”運動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表現在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其重點和方法上,焦點是運動的重點是不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表現在社會意識形態面臨的形勢、能動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上,焦點是進行政治批判還是學術批判。

      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的斗爭,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表現在是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反對工作組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焦點是是否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文化革命。

      從以上斗爭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僅僅是一種認識的不同,而是具有強烈的階級斗爭色彩,關系到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這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是發生在黨內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貫穿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歷程中,是關系到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兩條路線的斗爭。

      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具體表現。毛澤東認為黨內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派,還說到處鎮壓群眾,是因為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通過派出工作組那種方式來搞文化革命,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270]這說明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是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就是黨內階級斗爭的表現,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這種斗爭的勝負關系到能不能清除黨內以走資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勢力,關系到黨內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關系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從性質上說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

      (5)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影響。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問題斗爭的影響是深遠的。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圍繞工作組進行的斗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發生的一系列斗爭的必然結果。這種斗爭的出現,從根源上來說還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造成的。

      這種斗爭是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在黨內進行的階級斗爭。黨內出現的階級斗爭以兩條路線斗爭的形式一再表現出來,致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雖然撤銷工作組以后,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在黨中央退據次要地位。但是問題并沒有到此結束,劉少奇還是耿耿于懷的。因而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并沒有因為撤銷工作組而得到解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還進一步激化。這樣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毛澤東在派出工作組問題上對劉少奇提出嚴厲批評的時候,劉少奇不僅不接受批評,反而以不怕下臺為由反擊毛澤東,最終導致了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圍繞工作組問題進行的斗爭,是與他們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緊密相連的。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最終是以撤銷工作組,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而告結束的。黨內出現的這種斗爭,從原因上來說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運動造成的,從性質上來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最終導致了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這就是下面要研究的問題。

      (六)八屆十一中全會。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之間存在著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而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處于次要地位。兩條不同的文革路線以撤銷工作組為標志向著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而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處于次要地位。雖然工作組被撤銷了,但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再一次爆發出來,并最終導致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

      1、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八月一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這次中央全會的召開并不是預先就準備好的,而是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后才決定召開的會議。這次會議是什么時候才決定召開的呢?

      (1)臨時決定召開的中央全會。

      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以后并沒有立即提議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修改“十六條”草稿時,曾經提議文件起草小組開一二次會對“十六條”草稿進行最后修改,然后再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兩市負責同志參加)開兩三天會討論通過以后,即可用中央委員會名義在八月一日發表“十六條”。[1]這表明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還沒有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想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后才決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時候才決定召開這次中央全會的呢?

      從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提議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七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第一次提出撤銷工作組。與此同時,決定了要召開中央全會。七月二十五日,有二十六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省委、區黨委負責人到京報到,以后陸續有人到京報到。[2]

      這樣看來,八屆十一中全會并不是預先準備好的,而是臨時決定召開的。決定召開全會后,第二天就有與會人員到京報到了。“十六條”原先計劃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以后,八月一日以中央名義發表,現在則是在中央全會上通過后再發表了。這個時候“十六條”的起草及修改工作已經接近尾聲了。那么,為什么要臨時決定召開這次中央全會呢?

      這還要從毛澤東的一次談話說起。

      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3]

      從中可以看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是在黨的高級領導層內存在不同意見的情況下召開的。毛澤東希望通過召開這次中央全會,在討論中使與會同志接受自己的意見。同時,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圍繞工作組問題,黨內高級領導層出現過激烈的爭論。當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工作組以后,毛澤東提出了不同意見,中央文革小組多次向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提出撤銷工作組,卻遭到了他們的拒絕。毛澤東是在回到北京進行了詳細調查以后,才提出撤銷工作組的。鑒于黨內高級領導層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即使撤銷了工作組,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分歧和矛盾,就難以在黨中央領導層形成共識,進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寄望于召開中央全會通過民主討論,在弄清是非的基礎上,解決業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以便能夠統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見,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提議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

      (2)八屆十一中全會按照既定程序進行。

      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是臨時決定召開的,但是仍然是按照以往開會的慣例,召開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還預先作好了會期和議程的安排。下面我們看會議召開的情況。

      ①      預備會議。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預備會議,分組討論和修改“十六條”;討論毛澤東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關于批評和撤銷工作組的指示,為正式開會作準備。

      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天晚上,部分與會者參加了北京大學撤銷工作組的群眾大會。在討論中,會議各組都表態擁護毛澤東關于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選舉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運動的“決策”,認為“打破了舊框框”,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和斗爭形式”,“具有非常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許多同志還認為派工作組“主觀愿望還是好的”,“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隨著運動的發展,“這種形式已不適應”,“逐漸成為運動發展的障礙”。 認為有些工作組下去是去“治亂”,這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也有不少同志指出:“工作組撤走后,如何體現黨的領導,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提出在許多黨委癱瘓的情況下,廣大黨團員迫切要求領導,黨團組織在運動中怎樣活動的問題,亟待解決。[4]

      預備會議召開的前夕,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決定撤銷工作組,準備召開首都大中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不少與會人員紛紛到基層去,深入到第一線,進行實地觀察,取得一手材料。他們結合自己實際了解的情況,圍繞毛澤東近期關于工作組的指示和“十六條”進行討論,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表明態度,紛紛表示擁護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條”,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說自己還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希望在今后文化革命的過程中不斷得到糾正和提高。預備會議明確了主題,活躍了思想,提出了問題,進行了討論,取得了共識,為召開正式會議作好了準備。

      ②      八月一日至三日的中央全會。

      八月一日下午,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毛澤東主持會議。[5]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41人(有26名中委和候補中委被決定不參加會議,13名中委、候補中委請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首都革命師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會議。[6]

      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開五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三天小組會,最后開一天大會,就行了。”[7]

      毛澤東講話后,鄧小平宣布會議的議程:一、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關于國內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三、補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四、通過會議公報。[8]

      由于已經舉行了預備會議,為即將召開的正式會議作好了準備,同時也由于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通過“十六條”、會議公報,以及十中全會以來的若干重大決策和追認相關的人事變動手續,議程并不復雜,因而會期不長,只開五天時間。會議召開前不僅對會期和議程作好了安排,還在開幕式上公布了,讓出席會議的人員心中有數,處理好會議期間的相關工作和問題。

      接著,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向全會作報告。報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際、國內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報告的后半部分,著重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組等問題上作自我批評。[9]

      劉少奇說:“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來,發現派工作組的方式不好,責任主要在我。”“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毛澤東插話說:“怎么會中斷呢?”[10]

      我們注意到,劉少奇在報告中談到工作組問題時,雖然表示他自己應當對此負主要責任,但是他不是從派出工作組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而只是從派出工作組的方式上來進行檢討,同時還用這樣做是因為“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來進行辯解。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此前他在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以后,多次表示工作組是黨中央決定派出的。[11]

      這表明劉少奇并沒有認識到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犯的錯誤究竟在哪里,即主要不是方式,而是立場問題。他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派出的,固然有為北京市委分擔責任的一面,但是卻沒有回答他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擴大會議為什么置毛澤東的意見于不顧,一味地派出了工作組,還多次拒絕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撤銷工作組的意見。不僅如此,劉少奇還以怕中斷了黨的領導為由為他及其他常委派出工作組進行辯解。這反映出即使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他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持保留意見的。

      這種態度自然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當毛澤東聽到劉少奇以怕中斷黨的領導為由對派出工作組進行辯解時,當即進行反駁道:怎么會中斷呢?是啊,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是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黨和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現在發動群眾來清除黨內走資派,又有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后盾,這樣做也是為了堅持和鞏固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共產黨的生機和活力,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又怎么會出現中斷黨的領導的顧慮呢?

      接著,陳伯達講話。他批評說:派工作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們很多同志當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是要發生修正主義的”。毛澤東插話說:“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別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陳伯達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時,毛澤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么高明,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只有依靠他們,我們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強調要由中央全會就文化大革命問題正式作出決定。他說:“要決定。要推翻這個決定,也要到下次全會。”[12]

      在陳伯達發言時,毛澤東還插話說:很多工作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錯誤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須撤銷,這一點要肯定。工作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運動的壞作用。[13]

      從毛澤東在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中我們看到,毛澤東不僅再次批評了派出工作組,還進一步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犯了錯誤,不能進行斗、批、改,起了一個鎮壓運動的壞作用。這不僅是從方法、數量上,還從立場和性質上,對派出工作組進行了定論。

      工作組是中央和上級黨委派出的,從工作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為看,不僅在方法上還在立場上都存在著嚴重問題。具體說來,工作組究竟是站在群眾立場上,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還是迷信自己高明,聽不進群眾不同意見,把積極進行文化革命的師生打下去,把反對工作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成為判斷工作組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

      聶元梓大字報的出現雖然具有偶然性,但是由于大字報將矛頭指向了北大黨委,從進行文化大革命批判黨內走資派的大背景上來看,則是具有必然性的。雖然這張大字報公布后,各地紛紛效法北大的作法,將矛頭引向了黨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亂子,但是在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情況下,這樣做是亂了敵人,而不是亂了自己。[14]由天下大亂達天下大治,亂是治的必要條件。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并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一位大區的領導同志在檢討派工作組的錯誤時說:“我們派工作組,就是怕亂。主席不是講了嘛,大部分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我們怕什么亂!”[15]

      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黨內在文化大革命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要在黨中央全會上對文化大革命作出決定,這是比中央政治局會議更高一級的中央會議,通過的決定更具有權威性。即使有人要推翻這個決定,也要等到下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說出這樣的話,既反映出黨內高層在是否進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著激烈的斗爭,也表明他要下定決心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

      八月二日、三日這兩天,上午開小組會進行討論,下午開大會進行發言。

      八月二日、三日上午,全會開小組會。與會者以毛澤東最近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十六條”為指導,結合實際情況,在小組會上開誠布公,談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進行了討論。

      八月二日下午,全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劉少奇主持,李雪峰、薄一波、周恩來等先后發言。

      李雪峰在發言中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他“說過右派學生對左派學生爭奪領導權”,“說過應該‘排除干擾’”,曾經“認為右派學生在里面搗亂,影響我們對黑幫的斗爭”,“過早地提出恢復黨團組織”。他承認北京市在一個多月中“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存在著一條違反毛澤東思想,‘怕’字當頭,害怕群眾、害怕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薄一波在發言中講了自己對工作組作用的認識。[16]

      我們看到,李雪峰、薄一波進行了大會發言。李雪峰發言中承認犯了方向、路線性的嚴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談了四年來的經驗和自己對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說:從十中全會以后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決定撤銷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親自決策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派工作組問題,常委,特別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工作組里絕大多數的干部是好的,我們沒有很好地給他們交代政策。我們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組負起更多的責任來。[17]

      他在發言中還說:“主席一號說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而我們直到主席回來,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投身到戰斗中免不了犯大錯誤,我就犯過大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的意見,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于群眾,請教于主席,請教于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些。”[18]

      我們看到,周恩來在發言中作了嚴肅的自我批評,承認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幾個人要對派出工作組負責任,并以直到毛澤東回京時中央一線常委還主張不撤工作組為例進行了說明,表示自己今后要多聽從不同的意見,向群眾、主席、中央請教,隨時準備改正錯誤。這又一次表明周恩來從以前中央一線常委派出工作組的路線中走了出來,站在了毛澤東代表的路線一邊。

      耐人尋味的是,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定是毛澤東親自制定的,還特別指出是毛澤東批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決策撤銷了工作組。在中央劃分一線、二線同時一線、二線之間在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況下,周恩來在全會發言中講出這樣的話,實際上是向與會人員點明了毛澤東在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制定中的決策人地位。這是在號召大家緊密團結在毛澤東的周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與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斗爭。這是中央全會上周恩來在路線斗爭中的公開表態。

      八月三日下午,全會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大會,由周恩來主持。劉瀾濤、宋任窮、李井泉、魏文伯等四個中央局的負責人先后發言。在劉瀾濤發言后,毛澤東插話說:你們的問題比較徹底。不破不立,不破工作組,不立革命的師生代表大會以及它產生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不破除這個,就不能立那個。不破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不能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派工作組鎮壓學生津津有味,這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把工作組撤掉,讓學生們自己搞,這才算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才是立。不把那個丟掉怎么立呀!

      宋任窮在發言中表示自己對于這樣讓學生鬧革命還有不少顧慮。李井泉發言說:“為什么我們毫不勉強地都贊成派工作組?看到報紙上一登北大撤銷陸平校黨委的職務,由工作組代理,就想到了這個問題。我們的觀點也是要派。中央并沒有下命令,我們就這樣干了。”

      魏文伯發言說:“6月初,華東局書記處開會的時候,我們作了決定,派不派工作組,什么時候派,要看具體情況。但是運動開展不久,這里黨委爛掉了,那里黨委癱瘓了,處處告急,紛紛要求派工作組,我們也忍不住了,陸續地派出了許多工作組,7月25日以后,到北京幾個大學學習,參加大會,以及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我們才開始覺悟。”

      毛澤東插話問:“有些沒有派工作組的學校的運動是怎么搞的?”魏文伯回答說:“由黨委領導,黨委沒有垮。我們派的有兩種情況:一是黨委垮掉了的,派工作組去;一是黨委癱瘓了的。其他的不派。”[19]

      毛澤東在三日下午發言中還作過這樣的插話。

      八月三日下午,毛澤東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進行大會發言。在劉瀾濤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撤銷工作組,成立革命的師生員工文化革命代表會、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讓他們自己去搞,這是馬列主義態度。在宋任窮發言談到對群眾的態度時,毛澤東說:把架子放下來嘛,不要擺老資格。我們有很多同志有點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什么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還有什么部長,可了不起呀。統統把架子放下來,當一個普通老百姓,群眾就高興了。[20]

      幾位中央局書記是圍繞工作組問題以及如何進行文化革命發言的。他們在發言中以毛澤東近期關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條”為指導,結合工作中遇到的實際情況,談了對于文革的認識,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表示要堅決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進行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他們發言時進行了插話,主張有破有立,既然工作組阻擋文化大革命,那么就要破除工作組,由群眾自己來進行文化大革命。他還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干部放下架子,要群眾中去,和群眾打成一片。

      大會發言是進行集體思想交流的一個重要環節。與會人員通過大會發言在思想的碰撞中進一步提高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毛澤東在發言中的插話起到了引領會議發展方向的作用。通過大會發言,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加深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在思想斗爭中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使與會人員在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上趨于一致,將行動統一到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

      我們看到,八月二日、三日召開的會議,上午開小組會,下午召開大會,部分中央領導人、中央局書記進行了大會發言。毛澤東還在會議期間別人發言時作了許多插話。這些插話雖然不長,但是卻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將要害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揭露出來,見解獨到,入木三分,便于人們抓住事物的本質,認清其本來面目。雖然在這兩天的會議上許多人作了自我批評,還開了兩次大會,但是總的來說會議仍然是按照既定程序進行的。

      ③      全會原定會期和議程說明了什么?

      從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預備會議以后,八月一日開一次會議,中間開三天小組會,五日再開一次大會,這次中央全會就結束了。雖然在八月二日、三日下午開了兩次大會,但是全會還是按照既定程序進行的。從中可以看到,本來預定會期是五天,而不是后來的十二天。從鄧小平宣布的會議議程來看,當時列入議程的人事變動,不過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人事變動手續的追認,像后來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根本就沒有列入會議的議程。也就是說,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取消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以及會期的延長本來就不在這次會議的預定方案中。這說明導致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及會期延長還是另有原因的。

      2、到斗爭的一線去。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與會人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帶動下,分別到文化革命的一線去,深入群眾,進行調研,了解情況,提高認識,把會議內外的斗爭結合起來,會內指導著會外,會外影響著會內,將文化大革命推向前進。

      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更具有代表性。因為清華大學不僅是我國著名的理工科大學,而且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在清華大學蹲點,不僅指導清華大學工作組開展了反對蒯大富的斗爭,還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逼得蒯大富一度以絕食來抗議這種迫害,當時影響很大,驚動了黨的高級領導層。因而弄清清華大學的斗爭情況,處理好清華大學工作組在文化革命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成為推動清華大學乃至于教育戰線文化革命的必要選擇。這個任務落到了周恩來的肩上。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央常委委托周恩來負責處理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運動問題。周恩來深知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和尖銳性,感到這個任務的艱巨性,用他后來的話說:“這件事對我既光榮又艱巨,因為我對清華大學可以說毫不熟悉,沒接觸,倉促上陣。搞不好,也要像工作組一樣,也要‘撤’走的。”[21]

      為了處理好清華的文化革命問題,就要首先弄清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下文化革命的真實情況。

      七月三十日,周恩來約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談話,后又約兩批清華大學學生談話。晚,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次日,約鄧小平、康生、陶鑄談話。

      八月一日,周恩來先后約王光美、葉林(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談話,并兩次找蒯大富談話。二日、三日,又約王光美、葉林談話,約清華大學學生和清華大學工作組部分成員談話。[22]

      周恩來是在清華大學和人民大會堂兩個地方約蒯大富等人談話的。八月一日,周恩來在秘書孫岳陪同下親自到清華大學聽取蒯大富的單獨匯報。匯報從凌晨二點開始,直到五點蒯大富還沒有講完。由于還要出席會議,周恩來要蒯大富自己找兩個同學晚上七點到人民大會堂繼續匯報。蒯大富找了同學劉泉、沈臺平于晚上七點前趕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讓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和他一塊聽取匯報。蒯大富等人的匯報從晚上七點開始,直到十點才講完。周恩來讓秘書孫岳作記錄,一共聽取了蒯大富等人六個小時的匯報。聽完匯報后,周恩來表示要將這些情況迅速向毛澤東和中央匯報。[23]同日,晚十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周恩來等開會,處理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和文化革命問題。[24]

      其實,為了全面了解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的真實情況,周恩來不僅找蒯大富等人談話,還分別找清華其他同學談話。一撥是劉濤、賀鵬飛等。另一撥有王小平、雷蓉、張徵爾、楊繼繩等十人。在中央做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以后,清華大學支持工作組的學生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八月一日晚,賀鵬飛、劉濤、李黎風、喬宗淮、王新民、王蘇民、孫炬、王魯光、邱承光、江小平、周子燕、安天泉、花純榮、李新桅等貼出《我們的責任》的大字報,指出在上級的幫助下他們認識到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工作組把與蒯大富的矛盾錯誤地當成了敵我矛盾,反蒯是群眾斗群眾。八月二日晚上,周恩來、朱德到清華看大字報,因人太多,沒看成,又找部分同學座談至三日凌晨。[25]

      從中我們看到,周恩來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來解決清華大學文化革命問題的。他不僅找工作組成員進行談話,還找各派的學生代表進行談話,在掌握了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的情況以后,向毛澤東和中央常委作了詳細匯報,是在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會議上確定了解決清華大學的方針政策以后才去貫徹執行的。這個時候周恩來開始著手組織召開清華大學師生員工大會來解決學校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了。

      八月三日,周恩來就召開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事囑秘書轉告葉林:大會推遲到八月四日開。一些人的發言還沒有準備好,還要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一談。并要葉林把準備在大會上的發言稿送來。同日,約王力、關鋒談清華大學問題。后又分別約葉林和清華大學工作組部分成員談話。同日,就劉志堅關于是否撤銷軍隊院校的工作組的請示批復:今天下午中央開會時談一下,此事需要報告主席。[26]

      由于王光美當時支持工作組進行了反蒯斗爭,犯了錯誤,因而周恩來才約王光美談話,要她準備去清華大學工作組參加總結和檢查,還特意對她交待說:“你檢查時不要牽連別人。”[27]

      周恩來為召開清華大學師生員工大會做了充分的準備,不僅與工作組、各派學生代表進行座談,聽取他們的匯報,還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溝通意見。這表明周恩來在解決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是非常慎重的。至于軍隊是否撤銷工作組,周恩來要開會征求大家意見,表示在請示毛澤東以后再作出決定。這反映了周恩來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

      八月四日晚,周恩來帶著一百多中央委員來清華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這次大會約兩萬人參加,從晚上八點多一直開到五日凌晨二點左右才結束,長達五個多小時。鄧小平、董必武、陶鑄、陳伯達、謝富治等高級領導干部參加了大會。工作組組長葉林作檢查,蒯大富、賀鵬飛等學生代表發言。周恩來、董必武、陳伯達、鄧小平先后發表講話。李雪峰主持大會。[28]

      周恩來在大會上講話說:我是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來參加大會的,是來學習的,是來堅決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讓我到這里來過問一下清華大學的文化革命運動,這是一件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在批評了工作組的錯誤并宣布為蒯大富等人平反后指出: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針對學校中組織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干部子弟協會的做法,指出:這樣做不對,應該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辦事,團結百分之九十的群眾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29]

      周恩來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對清華大學工作組領導的文化革命做出了結論。他批評了工作組的錯誤,為蒯大富平了反,撥正了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的方向。盡管如此,兩派學生在這次辯論大會上的斗爭仍然是非常激烈的。雖然當時周恩來代表中央給蒯大富平反了,但是另一派還是表現出抵制的態度,甚至在蒯大富講話時鼓起了倒掌。[30]這預示著工作組撤走以后,如何能夠將全校師生員工團結起來進行文化革命,仍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我們再來看劉少奇在中央全會期間到基層活動的情況。

      劉少奇是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選擇到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去調研的。同許多大學一樣,這所學校的師生在工作組等問題上也分成兩派,嚴重對立。

      八月二日晚上,劉少奇來到北京建工學院。該校歸口屬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領導,國家建委主任谷牧,還有李雪峰,隨同劉少奇一起來到學校。劉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組派人參加,戚本禹前來陪同。外地來北京開會的劉瀾濤等幾位領導人也跟來參觀。

      劉少奇等到北京建工學院,出席了兩派學生的辯論會,聽取了幾種不同觀點的發言,最后講了話。他說:“看來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這個錯誤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組負責,我們黨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責任。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來了。”“這個會不要叫辯論會,叫討論會好不好?有不同意見討論嘛!有錯誤改正錯的,對的堅持,錯了改正,團結起來。如果我能夠幫助大家做些團結工作,我就很高興了。”

      八月三日,劉少奇再次來到建工學院。他把“八一團”、“革命團”這兩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找來,分別聽取他們的意見,同他們談話,希望通過做思想工作,使兩派學生團結起來。[31]

      八月四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同駐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工作組負責人談話,要求他們主動向群眾檢討,承認錯誤,取得群眾諒解。[32]

      從中我們看到,劉少奇在李雪峰、谷牧、戚本禹等人的陪同下,到北京建筑工業學院進行調研,與工作組、師生員工進行座談,促使兩派群眾能夠團結起來,進行文化革命。他在座談中表示,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為工作組承擔了責任,要求工作組主動向群眾檢討,承認錯誤,以便盡早解決與師生之間的矛盾,從學校工作中解脫出來。

      當時陪同劉少奇到北京建筑工業學院調研的戚本禹,后來對這件事有一個回憶,說明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們引述如下:

      “在我陪著劉少奇他們再一次去建工學院的時候,就受到了建工學院工作組有組織的圍攻。在開會的時候,工作組的人就說我支持反動學生,支持反動言論,對我進行上綱上線。還把他們聽來的我在輕工學院說過的話拿出來批駁。陪同劉少奇一同去的余秋里也指責我,說,派工作組是我們黨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抗戰的時候就已經這樣做了,這有什么錯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就不能不同他們辯論了。我說,派工作組是個形式問題,它本身是無所謂對和不對的。關鍵是看你派的工作組去做了什么。學生們的行動都是響應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組一進去就在學生中間‘反干擾’、‘抓游魚’,要把響應中央號召、起來革命的學生打成‘右派’、‘反動分子’。現在這些大標語都還在,這些難道是對的嗎?

      這時劉少奇出來講話了,他首先批評了工作組,說你們的工作是有不少缺點和錯誤的。在劉少奇講話時,下面鴉雀無聲,一個個都在作記錄。然后劉少奇又替我說話了,他說,我批評你們,你們都沒有什么意見,為什么戚本禹批評你們,你們要這樣對他呢?他雖然是一個年輕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嘛。你們這是什么態度?有意見可以好好說嘛。

      隨后,劉少奇又在私下里對我說,有些情況你當時應該跟我們說嘛,你又不說。我說,伯達同志不是在會上都說了嘛。我還具體地說了陳伯達在什么時候,說了些啥。劉少奇聽了也不響了。但我知道他其實是在怪我沒有把主席那里的反應跟他事先通通氣。可是,主席沒有交代讓我跟他說的事,我怎么能跟他說呢?”

      “我在這個會上的講話后來不知怎么被傳出去了,第二天學生就把大字報貼出來了,說他們擁護戚本禹,反對工作組。還有些很偏激的大字報說工作組狗膽包天,敢攻擊中央文革等。我們在建工學院開會的時候并沒有學生參加,我也沒有跟學生接觸,開完會就回釣魚臺了。劉少奇不會去傳,谷牧、余秋里他們更不會傳,那學生怎么就知道了呢?我估計是工作組里的人告訴學生們的,工作組也不是鐵板一塊。第二天,劉少奇的臉色就不是很好看了,我想,他一定認為是我去給學生報的信。可是他不來問我,我也不必要去作什么解釋了。

      我把在建工學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匯報了,江青告訴了主席。江青告訴我,主席就講了一句話,‘東海龍王想退兵,蝦兵蟹將不肯聽。’”[32]

      從戚本禹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當時他們在建工學院進行的辯論還是很激烈的。這表現在雖然中央要求撤銷工作組,批評了派出工作組的作法,但是工作組成員卻對此表示不滿。當時他們不便于反對中央的這個決定,于是就拿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來撒氣,有組織地對戚本禹進行圍攻。戚本禹自恃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也不示弱,就與他們進行了辯論。余秋里撇開問題的實質,打著工作方法的旗號站在工作組一邊說話,使得戚本禹不得不一針見血地指出,派出工作組只是一種形式,而工作組進入學校后,不僅沒有站在造反的師生一邊,支持他們進行文化革命,反而在他們中間抓右派,這樣就扭轉了文化革命的方向。戚本禹緊緊抓住問題的要害,淋漓盡致地反駁了余秋里及其他人的指責。

      由于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方針政策,因而劉少奇雖然批評了工作組成員,仍然替工作組承擔了責任。他私下對戚本禹說出的話,既有對戚本禹批評之意,也有想撇開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失誤之嫌。由于這些話并不符合事實,劉少奇才在戚本禹的反問下啞口無言了。這次座談會上的對話最后還是傳到學生中間去了,由此可見工作組內部也已出現了分化,反映出當時斗爭的雙方正在發生變化。毛澤東聽說后,用戲謔的語言形象地說明了劉少奇和工作組成員當時在攻守問題上出現的矛盾和分歧。

      我們再來看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領導人會議期間到一線去的活動情況。

      八月二日晚,八屆十一中全會組織與會人員去各大專院校看大字報,參加群眾大會。鄧小平、陶鑄、康生等被安排去人民大學看大字報并參加群眾大會。[33]

      八月四日,康生、江青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大會,代表中央文革對北大文革籌委會的成立表示祝賀,康生正式宣布撤銷工作組。[34]

      會議期間毛澤東也深入到群眾中,向群眾發出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

      八月十日晚七時十五分,毛澤東到中南海西門外中共中央的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中央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首都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35]

      毛澤東這次是在警衛員老王和護士小吳的陪同下,走出中南海西門,到達接待站的。八月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題為《在黨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布后毛主席會見首都革命群眾》的通訊中說:

      “毛主席在群眾熱烈歡呼聲中,走上接待臺的講臺。我們偉大領袖笑容滿面,一面看擺在接待站周圍的賀信、喜報和決心書,一面向匯聚在接待站周圍的人們親切招呼致意。”[36]

      我們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常委以及其他與會人員,在會議期間深入到斗爭的一線中,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搜集材料,把握動態,和群眾打成一片,將會內會外結合起來,將會議的方針政策貫徹到實際的斗爭中。

      雖然他們都深入到斗爭的一線中,但是由于立場以及思想方法的不同,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這在會議期間發生的激烈爭論上表現出來,致使會議進程發生了轉折性變化。

      3、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

      八屆十一中全會按照預定會期八月五日就要結束會議了,但是出人意外的是,在八月四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當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嚴厲批評的時候,卻遭到了劉少奇的當面反駁,拒絕接受毛澤東對他的批評。由此會議形勢急轉直下,議程改變,會期延長,最終導致了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結局。

      (1)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線。

      從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并不是預先就安排好的。不論是中央全會召開前還是召開以后,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納入會議的議程中。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從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圍繞工作組問題發生激烈爭論以后才發生的。正是這次爭論才引發了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結局的出現。

      ①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八月一日中央全會召開后,二日、三日上午開小組會,下午開大會。本來,按照預定會期八月五日就要結束會議了,為了安排會議結束時的相關事宜,八月四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先在小范圍內就主要事項進行討論,在取得一致意見以后,下午再接著召開大會。但是,在這次會議上,當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進行嚴厲批評的時候,卻遭到了劉少奇的反駁和抵制,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那么,具體情況如何呢?

      八月四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工作組問題和中央一線領導人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在前清時代,以后是北洋軍閥,后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么不能反對!我們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37]

      毛澤東在會議上還批評道:“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面,向哪個階級作斗爭。”[38]

      從中看到,毛澤東對前一階段工作組進行的“反干擾”、“抓游魚”和在師生中間抓右派活動,不僅是不滿的,而且還是非常氣憤的。他說前清時代、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在這方面又和他們有什么本質性的區別呢?

      他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明確指出這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作出這個決策的是中央一線常委,北京市委、團中央和北大工作組是執行中央一線常委決定的。因而毛澤東說這個恐怖來自中央。

      毛澤東的這個判斷不是沒有依據的。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李雪峰的報告、團中央的行動和北大工作組的相關規定,就是有力的證據。針對有人提出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的說法,毛澤東認為,不能籠統地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關鍵是要看新市委站在什么立場上。新市委鎮壓學生,為什么不能反對?因而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的話,是很危險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劉少奇什么群眾路線、相信群眾、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這并非信口開合,而是有依據的。建國前夕,劉少奇不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能夠迅速恢復發展經濟,卻宣揚什么“剝削有功論”。建國后,劉少奇不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將農民組織起來通過農業合作化的方式能夠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卻在東北變工互助合作、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業合作化的速度上,一再表現出反對的態度。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劉少奇不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緊緊依靠農民,在堅持集體化道路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就能夠迅速克服困難,卻表現出悲觀的情緒,同意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在“四清”運動中,他又是主張依靠工作組而不依靠群眾進行運動。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劉少奇在群眾運動問題上,并不僅僅是在這次工作組的問題上才出現的,而是多年來一貫如此。毛澤東對他的批評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事實依據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稱贊了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將這張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是因為聶元梓的大字報將矛頭指向黨委,批判黨內走資派,在這次文化革命中以實際行動打響了反對黨內修正主義的第一槍,走在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前列。巴黎公社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嘗試,而聶元梓的大字報則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行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把聶元梓的大字報稱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劉少奇并不同意毛澤東的這個判斷,八月十八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對伍修權說:自己把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反復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它的意義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還要重大。[39]由此可以反映出劉少奇和毛澤東在聶元梓大字報的認識上是存在嚴重分歧的。

      在接著的討論中,毛澤東的話越說越重。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他又說:“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劉少奇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結束時,他說:“今天大會不開了,開小組會好了。把這里講的傳達給大家,你們分別去參加。”這時,會議的氣氛已十分緊張。[40]

      關于劉少奇和毛澤東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爭論,后來王光美有一個回憶,進一步復原了當時爭論的情況。我們引述如下: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沖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么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沖突。[41]

      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對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爭論,進行了節錄式引用,刪去了雙方爭論中的一些激烈文字。不少著作和文章在談到他們的這次爭論時,往往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采取淡化和回避的態度。他們常常只是著意強調毛澤東對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嚴厲批評,而對劉少奇的反批評則從文字上采取了選擇性處理的方式。這樣就使讀者覺得毛澤東在會議上是咄咄逼人的態度,而劉少奇則是一幅受委屈的樣子,配合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為劉少奇翻案的需要。這不僅不符合歷史真相,誤導了讀者,同時也掩蓋了會議出現轉折乃至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誘因。

      其實,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的爭論是非常激烈的。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黨中央副主席,劉少奇表示在工作組問題上要負主要責任,當然是應該肯定的。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劉少奇在北京專政也不是沒有依據的。劉少奇置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于不顧,派出工作組,進行“反干擾”、“抓游魚”,將大批響應黨中央號召起來造反的師生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剛剛點燃的文革星火有被熄滅的危險。這不是專政又是什么呢?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當毛澤東批評劉少奇他們這樣做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說天天講民主,群眾起來造反了,民主來了又為什么那么怕時,劉少奇竟然脫口而出地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并表示無非是下臺,他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即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這五不怕原本是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堅持真理的時候講的話,現在劉少奇反過來用這五不怕來頂撞毛澤東。這個時候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五不怕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表明了在工作組問題上劉少奇要和毛澤東對抗到底的態度。

      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劉少奇表示對工作組問題負主要責任,為什么在毛澤東批評他的時候,不是從立場上找原因,卻以不怕下臺來抵制對他的批評呢?如果聯系到此前劉少奇一再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派出的,反復強調撤銷工作組是因為工作組這種方式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以及以怕中斷了黨的領導為由為派出工作組進行辯解,就不能不說劉少奇并沒有認識到他在工作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更沒有認識到他在工作組問題上究竟犯了什么錯誤。

      葉劍英在這個時候的表態說明,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堅強柱石的軍隊,堅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葉劍英是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同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不論是在軍內還是黨內葉劍英的地位都是在不斷上升的。這個時候他在會議上的表態說明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支持態度。這到底是在進行政治投機還是發自肺腑,還有待于對葉劍英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進行分析以后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從中可以看出,本來計劃是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后再召開大會的。但是由于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激烈爭論,致使會議的部署發生了變化,大會臨時轉為小組會,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人員分別到各小組傳達會議內容。這是一個嚴重的動向。此后會議發生轉折性變化,議程改變了,會期延長了。

      ②      大會轉為小組會。

      八月四日,原來已經通知這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全體會議。代表們到達會場后,會議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下午不開全體會了,改為小組討論。[42]這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與毛澤東進行激烈爭論并拒絕接受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之后,才臨時決定將大會改為小組會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李雪峰在華北組,陳毅、謝富治、魏文伯在華東組,陶鑄在中南組分別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其他組也相繼作了傳達。全會氣氛發生了重大變化。

      八月四日下午,劉少奇和鄧小平出席中南組會議,由陶鑄主持傳達毛澤東的多次指示。鄧小平在發言中作自我批評。[43]

      劉少奇在發言中也作了自我批評,否定了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的批轉,否定了中央的八條規定。[44]

      他說: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決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中央常委的同志,書記處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運動轟轟烈烈一起來,我們就同意和批準派工作組去。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擠下壓,看你是否支持群眾。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臺。我們這些人可以下臺,你下決心讓他革,反而可以不下臺,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臺不可。[45]

      但劉少奇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的觀點,他說:“現在右派鬧事,奪領導權,不要怕,你讓他領導一個時候,不就看得更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鄧小平在發言中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主席講民主集中制問題,主要講民主問題,信任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問題,沒有民主,當官做老爺,就要霸王別姬。無產階級專政的特點是很集中,弄不好,走向反面,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我們不甚理解,恐怕還是在這個地方。”[46]

      從劉少奇的發言中可以看到,他雖然在工作組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說這樣做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但是卻仍然在發言中為以前在師生中間抓反革命進行辯護。只不過這次是以在師生中間抓右派搞早了,讓右派領導一個時候,再抓反革命也不遲的話說出來罷了。這表明劉少奇雖然形式上是按照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批評的口徑去發言的,實際上卻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文化大革命是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是踐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嘗試。鄧小平在發言中從當時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出發,聯系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上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的講話,說他這個時候才對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觀點有了認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同時還要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民主的專政,就會變成法西斯,民主是專政的前提,是保證專政階級性的必要條件。沒有專政的民主,就是一盤散沙,專政是民主的保障,是民主行使的堅強后盾。鄧小平雖然在發言中準確轉述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但他是不是真正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不能僅僅看他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還要看他以后的工作。

      從中可以看到,召開小組會是要把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精神傳達下去。毛澤東在會議上對工作組問題進行了嚴厲批評,這些批評當然是要在小組會上傳達的。從邏輯上來說,他和劉少奇之間發生的激烈爭論以及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拒絕接受批評也是在傳達范圍之內的。但是由于涉及到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和接班人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在事情還沒有明朗的情況下,在小組會上關于他們之間分歧和爭論的傳達會采取一種淡化或回避的方式。這也是不難理解的。

      從大會轉為小組會,將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傳達到小組會討論,是將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分歧和爭論,以小組會議的方式通報給與會人員,讓他們在心理上先有一個準備。這表明毛澤東的內心深處正在醞釀著一個重大決策,劉少奇到底還適合不適合再繼續作黨的事業的接班人呢!

      ③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激烈爭論的原因分析。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為什么會發生激烈的爭論呢?劉少奇又為什么竟然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呢?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最終才發展到不可調和的。他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爭論,不過是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經過不斷激化后的具體表現而已。

      雖然五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作出了向《人民日報》社和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決定,周恩來還當場打電話向毛澤東匯報并得到同意,但是第二天在劉少奇起草、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合署名的書面報告中,卻沒有將向北大派出工作組寫入其中。這是耐人尋味的。盡管如此,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當毛澤東獲悉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時候,也沒有明確表示過反對意見。這在六月三日毛澤東審閱新華社報道向北大派出工作組的電訊稿上表現出來。

      后來隨著形勢的發展,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常委會議決定派出大批工作組,由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時候各地也紛紛效法北京的作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才明確表示對派出工作組有不同意見的。在這次會議上,他還講了如何進行文化革命的方法。雖然劉少奇、鄧小平請毛澤東回京主持中央工作,卻漠視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表態以及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更別說付諸于文化革命的實踐了。他們仍然按照原來的方法來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在北大六一八事件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北大六一八事件發生后,北大工作組將六一八事件編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迅速上報,劉少奇在這個簡報上作出指示,并于六月二十日轉發全黨。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及劉少奇的批示,體現了劉少奇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作法。這個批示的下發表明,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工作組領導下才能夠進行,反對離開工作組由群眾自己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

      這里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六一八事件及劉少奇作出的批示,是在毛澤東對派出工作組表示出不同意見及講了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以后才出現的。劉少奇竟然置毛澤東的意見于不顧,仍然按照自己的既定作法繼續領導文化革命。本來向全黨發布對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有著普遍性指導的批示,從組織程序上來說,劉少奇在中央一線常委會議通過后,應該報經毛澤東批準后才能下發全黨。可是,劉少奇六月二十日批示的下發,竟然是在沒有報經毛澤東批準的情況下,以中央名義下發全黨的。這就不僅引發我們的深思,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他的組織紀律觀念到哪里去了呢?以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經歷,難道不清楚他作出的這個批示,就是以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背道而馳嗎?

      我們注意到,這個時候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根據調查了解的情況,向中央一線常委多次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建議,但是卻遭到他們的反對,直到毛澤東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后也是這樣。七月十九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仍然在是否撤銷工作組問題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個時候周恩來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會后請示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

      七月二十二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劉少奇、鄧小平這個時候以“多數工作組是好的”來表示不同意撤銷工作組的意見。七月二十三日晚,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召開中央一線常委會議,談工作組問題,希望中央一線常委能夠在工作組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第二天凌晨,周恩來致信劉少奇、鄧小平,拒絕和他們再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毛澤東七月十九日提出撤銷工作組的情況下,劉少奇等人也是持有不同意見的。

      鑒于黨中央核心領導層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矛盾,不解決這些問題就不能在黨中央內部統一思想,更何談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呢!要解決業已存在的這些問題,單純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顯然是不夠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提出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希望通過會議上的民主討論,在黨中央內部就要不要進行文化大革命和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能夠取得一致意見。這是將文化大革命進行下去的必要選擇。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雖然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但是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觀點并沒有改變。這鮮明地表現在七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首都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在講話中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卻只字不提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對此曾經提出過不同意見。同時還說,現在看來工作組這個方法不適合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卻回避工作組在造反的師生中間抓右派,在立場上存在的嚴重問題。他還說,不曉得,不知道,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卻閉口不談毛澤東六月九日至十二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的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這表明雖然中央撤銷了工作組,但是劉少奇的觀點仍然沒有發生變化。在這次大會召開的時候,毛澤東就在人民大會堂舞臺的后面聽著前臺的講話。這個時候毛澤東對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態度是十分清楚的。

      雖然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但是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黨內核心領導層在工作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后,毛澤東在會議的講話和插話中多次批評工作組問題,希望會議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交流意見,統一思想,最終能夠在黨中央內部取得一致意見。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效,關系到能不能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系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成敗得失。劉少奇在毛澤東講了對派出工作組的不同意見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后,仍然按照自己的一套行事。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用毛澤東的話說“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同時,劉少奇即使在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的情況下也沒有轉變過來。這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在會議上要對工作組問題進行嚴厲的批評了。

      可是我們看到,當毛澤東進行嚴厲批評的時候,卻遭到了劉少奇的強烈反對和抵制,他拒絕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劉少奇這樣做,首先是因為他的認識沒有變化。他仍然堅持自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觀點,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沒有接受毛澤東的主張。同時也反映出他對毛澤東批評的嚴重不滿。特別是這個時候他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實際上暗含著他這回寧可下臺也不會改變自己觀點的意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明確作出這樣的表態,表明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進行的激烈爭論,并不是突然發生的。這是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分歧和矛盾發展的結果。他們不僅在派出和撤銷工作組的時候就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即使在撤銷工作組以后,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也沒有得到解決,而是仍然存在。不同的是,以前是劉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后來則是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占據指導地位。他們在工作組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并沒有因為兩條文革路線在中央指導地位的轉換得到解決,反而在一定條件下還趨于激化。毛澤東試圖通過召開會議來解決業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劉少奇卻沒有因為他代表的文革路線在中央失去指導地位而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們之間的激烈爭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爆發出來的。

      ④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發生的激烈爭論,成為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線。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生的激烈爭論是前所未有的。劉少奇甚至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的批評。這表明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八屆十一中全會本來計劃開五天,會議議程中也沒有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內容。正是在這次激烈爭論以后,原先計劃八月四日下午召開的大會才臨時改為小組會,延長了全會會期,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才成為下一階段會議的主要議題。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并不僅僅表現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激烈爭論上,也不只是表現在工作組問題上,此前他們在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四清”運動、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上就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矛盾。因而我們說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激烈爭論在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上并不具有決定性作用,只不過是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導火線而已。

      (2)              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選的醞釀及產生過程。

      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激烈爭論,成為取消劉少奇黨內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導火線。而后,為了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黨內接班人地位,毛澤東接連采取了一系列行動。于是全會急轉直下,不僅改變了會議議程,會期也延長了。

      ①      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八月五日這一天,毛澤東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起草了一張大字報,撤銷了劉少奇批發的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在即將印發會議的文件上寫下了批注,刪掉了會議公報中稱贊劉少奇發表聲明的一句話,取消了劉少奇近期會見外賓的活動。這些措施都是在八月五日這一天實行的,成為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征兆。

      1)草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這一天所采取的系列措施中最有力的。雖然毛澤東沒有點名,但是不難看出這張大字報的矛頭所向。這張大字報不僅向全會公開了他和劉少奇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還點明了這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

      這張大字報是如何寫成和修改的呢?

      大字報原稿是毛澤東隨手用鉛筆寫在一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報》邊空上的。[47]

      在《北京日報》的第一版上,刊登著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批語就寫在社論的左面。由于報紙版面上的空白處地方不大,使這段字數不多的批語沿著報紙邊緣曲曲折折地排了一長串,顯得潦草、零亂。

      批語寫好后,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將批語謄清在兩頁十六開白紙上。毛澤東在這份謄清稿上作了第一次修改,把“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改為“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在“左”字上加了引號,并加上標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謄清稿修改后被送去鉛印。毛澤東在鉛印稿上又作了第二次修改。他把“是何等寫得好啊”改為“寫得何等好呵”,把“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領導人”改為“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并且在前后兩處加了“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壓制不同意見”兩行文字。[48]

      修改好的大字報內容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49]

      從中可以看到,這張大字報是八月四日劉少奇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的批評后,毛澤東重看六月二日載有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北京日報》時,有感而發隨手寫成的。看似隨手寫成的大字報,卻并非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這張大字報發出了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強烈信號。

      毛澤東重讀并稱贊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不是沒有緣由的。因為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將矛頭指向了北大黨委,是與運動的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派相一致的。如同聶元梓等七人在大字報中將矛頭指向北大黨委內部的走資派一樣,這張大字報將矛頭指向了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僅如此,在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發表以后,文化革命在校園內風起云涌,卻遭到了由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和地方黨委派出的工作組的打壓。在如何處理造反師生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一線常委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意見。大字報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劉少奇等人的作法,顯示出黨內存在的兩條不同路線。結尾再聯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傾向,進一步說明在工作組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有著淵源的。大字報將工作組問題與這些錯誤聯系到一起,昭示了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要性。

      通過進一步考察我們發現,毛澤東在大字報中涉及的內容及其表態,并非在這張大字報中才第一次出現,此前就是有所表露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在毛澤東批示后在全國發表的。毛澤東將這張大字報在全國批發,本身就表明了他對這張大字報的贊賞態度。以前他就在會議上對工作組問題進行過多次嚴厲批評,還說過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一類的話。[50]也講過白色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和路線錯誤、反對馬列主義一類的話。[51]毛澤東曾經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批評過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傾向。[52]當時只不過是沒有用右傾和形“左”而實右的傾向這樣的術語罷了。單純從一個事件來說,可能會被認為是偶然發生的,還說明不了什么。如果將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聯系到一起,就會發現它們具有一脈相承的聯系,從而使人們對劉少奇的問題形成一個系統的認識。

      我們注意到,八月七日毛澤東在會議上談到這張大字報時說: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過去兩個月是打我的,我是還擊。他還說:這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53]

      從中看到,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了為什么要寫這張大字報。雖然他在大字報中沒有點名,人們卻不難發現大字報的鋒芒所在,感受到黨內兩條不同文革路線進行的激烈斗爭。他原先顧及到劉少奇的威信,因而在工作組問題上進行批評的時候還是有所保留的,只是說了“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的話,[54]點明了中央有關部委在工作組問題上的責任問題。當劉少奇八月四日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的嚴厲批評后,在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毛澤東才一針見血地講出這一時期正確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一線常委)這一番話的。

      2)撤銷中央六月二十日批發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

      我們知道,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發生后,北大工作組立即將事件及處理經過編成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迅速上報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線常委。劉少奇六月二十日作出批示,將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轉發全國。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指出:“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斗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55]

      劉少奇在批語中明確肯定北大工作組對六一八事件的處理表明,文化革命只有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才能進行,脫離工作組的文化革命是錯誤的。他將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轉發全黨,是要求各地以北大工作組處理六一八事件的方式來領導文化革命。這樣北京和各地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反干擾”、“抓游魚”,在師生中間抓右派分子,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京后,當張春橋把劉少奇批準下發的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及批語送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看后只是說,怪不得到處鎮壓學生,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56]雖然毛澤東作出了這樣的表態,當時對這個簡報和劉少奇的批語并不滿意,但也只是說說而已,沒有撤銷這個簡報。這表明毛澤東當時對劉少奇還是寄于希望的。直到八月四日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批評的時候,毛澤東才向中央提議撤銷這個簡報。

      八月五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文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57]

      我們注意到,八月五日中央發文撤銷這個簡報,正是八月四日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的批評之后決定的。這樣以中央名義撤銷劉少奇批發的簡報,不僅公開否定了劉少奇肯定的北大工作組作法,也是會議期間發生的重要動向,透射出將要變動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信號。

      3)批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是《人民日報》為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而寫的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此文時,毛澤東在其中的“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后面,加括號寫下如下批注: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這篇文章及毛澤東寫的批注后來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縣團級。[58]

      這個批注是八月五日毛澤東在審閱印發會議的文件——《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時寫下的。我們注意到,這個批注寫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后面,批注中明確表示“應當堅決抵制”“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緊接著肯定了革命師生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于錯誤領導的抵制行動。從批注的上下文來看,這里的錯誤領導主要的不是指工作組和地方黨委,而是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常委。如果我們聯系到毛澤東是在八月四日劉少奇拒絕接受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的嚴厲批評后才寫出這個批注的,那么這個批注的指向也就一目了然了。從毛澤東八月五日寫下這個批注以及印發中央全會來看,毛澤東是要表明他對于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的不同意見。這是毛澤東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發出的一個重要信號。

      4)刪去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稿中稱贊劉少奇發明聲明的一句話。

      七月二十二日,劉少奇以國家主席名義發表了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援越抗美的聲明。文件起草人員將這件事寫入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稿中。

      八月五日,毛澤東審閱康生當日送審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稿后批示:“康生同志: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頁上去掉一句。”毛澤東刪去的一句是“全會熱烈擁護劉少奇同志代表我國發表的聲明”。[59]

      本來,將劉少奇以國家主席名義發表的聲明寫入會議公報,從程序上來說是必要的,再說這件事與會議上圍繞工作組問題發生的爭論也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審閱公報時還是將這一句話刪去了。毛澤東刪掉這句話并非是因為對這個聲明有意見,而是在即將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情況下,在公報中出現這句話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這也是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一個重要信號。

      5)建議劉少奇不要再公開活動。

      八月五日,劉少奇會見贊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贊比亞友好代表團全體成員。這是劉少奇最后一次會見外賓。[60]

      同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后,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61]劉少奇是在下午接見外賓回到家里后接的電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后,劉少奇什么也沒問,只是說:“好”。 [62]

      我們注意到,周恩來是在毛澤東處開會后,才給劉少奇打電話,建議他不要公開露面,再去會見外賓的。雖然周恩來是用“建議”這種比較委婉的方式向劉少奇提出來的,但是這顯然不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而是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的。其實,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如果我們聯系到這件事發生在八月四日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之后,在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背景下,劉少奇再公開露面,接見外賓,顯然是與當時的氣氛不相宜的。同時,這個問題尙在醞釀階段,還不便于通過有關部門來取消劉少奇的活動,所以才由周恩來以個人名義打電話向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這是一個嚴重的動向,也是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重要信號。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四日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在工作組問題上對他的嚴厲批評之后,毛澤東在八月五日這一天,寫了一張大字報,撤銷了六月二十日載有劉少奇批語的北大文化革命九號簡報,寫下了支持革命師生和干部抵制錯誤領導的批注,刪掉了全會公報中擁護劉少奇發表聲明的語句,還由周恩來出面建議劉少奇近期不要公開露面和會見外賓。這些措施都是圍繞劉少奇的問題在八月五日這一天實行的。這反映出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生激烈爭論的嚴重性。毛澤東正是在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對他的嚴厲批評以后,才采取果斷措施要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的。

      ②      全會關于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醞釀及討論情況。

      現在出版的文革書籍和發表的文章,在談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時候,隱諱這項議程在高層領導之間的醞釀和討論情況,不惜違背歷史事實,硬說這件事是毛澤東在八月十二日會議結束時臨時提出來的。他們想以此來質疑這次人事變動程序的合法性,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現在我們依據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對這個問題予以分析和說明。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看到,八月五日毛澤東采取的系列措施,顯示出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征兆。其實,八月五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住地召開會議,首先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內提出和討論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問題。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八月五日,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后,與劉少奇通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這次通話前劉少奇會見了贊比亞工商部長欽巴率領的代表團。)[63]

      我們看到,周恩來是在毛澤東處開會后才打電話建議劉少奇,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的。雖然是周恩來出面打的電話,但是由于周恩來是在毛澤東處開會后打的電話,況且當時劉少奇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在周恩來之前,又處于接班人的地位,因而周恩來打給劉少奇的電話決不是他個人的意思,而是在毛澤東處召開會議后的決定。雖然現在我們還不清楚當時參加毛澤東處會議的具體人員,但是可以肯定周恩來參加了會議,劉少奇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否則的話,就不會出現周恩來給劉少奇打電話的事情了。

      可以看出,毛澤東把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事情先在這次會議上提了出來,并進行了討論。周恩來意識到當時形勢的緊張和嚴峻性,因而八月五日交待值班秘書:如果毛主席處通知開會或談事情,要隨時叫醒他。[64]從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一日,周恩來每天到毛澤東處開會。并同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陶鑄以及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談話。[65]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召開的小范圍會上的意見,在中央領導人中間進行穿梭活動,溝通思想,交換看法,征求意見,達成共識,以使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問題在中央領導層取得一致意見。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看,周恩來首先約中央軍委領導同志到住地談話,向他們通報情況,征求他們的意見。八月五日,周恩來約賀龍、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楊成武、劉志堅談話。[66]這次談話從晚八時五十分開始,至十二時結束。[67]

      我們看到,周恩來與中央軍委負責人的談話進行了三個多小時。雖然談話的內容現在尚未公布,但是我們從當時黨內面臨的形勢來分析,可以肯定地說,談話主題就是關于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的事情。周恩來受中央委托同他們談話,在軍委負責人中間首先打通思想,取得他們對改組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支持和擁護。

      從公開的文獻資料中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周恩來受毛澤東委托與鄧小平、林彪,陳云談話,征求他們對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意見。

      八月六日中午,鄧小平在周恩來處談話。[68]

      雖然他們談話的內容現在尚未公布,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個時候他們的談話,是周恩來就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征求鄧小平的意見。盡管鄧小平在工作組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從后來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由原先的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來分析,當時鄧小平在談話中對這個問題應該是持贊成態度的。當然,這個判斷還有待于文獻資料上的印證。

      由于林彪還在養病,會前曾向中央請假,沒有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四日,即在預定全會結束的前一天,林彪連夜從大連打電話給中央,表明他對“十六條”修正稿的態度,說:“這個決定,是一個很革命的決定,它保證了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保證了能把運動更堅決而正確地擴大和深入起來并長期堅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會的看法和方針”。 [69]但是,這個時候事情卻起了變化。由于要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和改組中央常委,八月六日,毛澤東讓機要秘書通知在大連休養的林彪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當晚乘飛機回到北京,直接到人民大會堂出席會議。[70]

      林彪是在吳法憲陪同下于八月六日晚乘專機返京的。周恩來去機場迎接時,登機同林彪單獨談話一個多小時。吳法憲只聽到一句:“主席已經決定了……”。[71]

      由于林彪沒有參加前一階段的會議,因而周恩來就首先登機向林彪通報了會議前期的情況,并將毛澤東提議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問題作了說明,征求林彪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從吳法憲聽到周恩來說的這句話來看,顯然是指毛澤東決心要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了。雖然他們談話的內容現在尚未公布,但是不難看出這次談話還是圍繞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展開的,希望能夠爭取林彪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支持。從林彪此后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和地位上升來分析,林彪對毛澤東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提議,采取了積極支持的態度。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陳云出席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六日,陳云致信毛澤東并中共中央,說看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八月三日修正稿),完全同意中央關于放手發動群眾的決定和文件所定的政策,完全擁護毛主席和中央所采取的方針。[72]

      陳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以不怕下臺拒絕接受毛澤東對他的批評,陳云當時應該是耳聞目睹的。他八月六日致毛澤東并中央的信件,實際上也就表明了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

      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在小范圍內討論并取得共識以后,于是就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及中央書記處書記名單的討論了。毛澤東先在小范圍內召開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形成名單(草案)后進一步征求意見,取得一致后再進行全會選舉。

      八月六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周恩來等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會后,周恩來根據商定的意見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審定。毛澤東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第七位的陶鑄提到周恩來之后,陳伯達之前的第四位。[73]周恩來把常委候選人名單報毛澤東審定時附言:“現將晚間在主席處商量的名單(草案)如下,并已報告了林彪同志。”[74]

      在小范圍內擬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草案)后,還要進一步征求意見才能將這個名單(草案)確定下來。這個時期周恩來穿梭于劉少奇、鄧小平、陳云、陶鑄以及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中央領導人之間,做這方面的工作。[75]

      現在這方面的文獻資料公布的甚少,我們還不清楚這方面的詳細情況。但是,周恩來、陶鑄向陳云征求意見的文獻資料還是在陳云的年譜和傳記中公布了的。八月七日晚,[76]周恩來、陶鑄來到陳云住處,傳達毛澤東“關于增加常委,重排次序”的意見。交談時,周恩來問陳云:“為什么這幾年你常在廣州、杭州、蘇州、上海一帶養病,不去看看林彪?”陳云答:“我不知道他的住處。”周恩來處于好意,說愿為陳云向林彪打一個招呼:“你去與他談一次,愿否?”陳云答:“愿意。”陳云回憶說:“就在新常委第一次會議散會后,在會場上,我向林彪提出想與他談一次可否?林彪答可以。但后來從未約我談。”[77]

      周恩來在征求陳云意見的時候,為了促進陳云與林彪之間關系的改善,愿意從中作一些工作。這是為了促進中央常委之間的團結,當然是應該肯定的。雖然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沒有說明陳云在聽到通報后,具體表示了什么意見,但是從八月六日陳云致毛澤東的信件以及當時的態勢來看,不管陳云心里是怎么想的,他還是不會明確表示反對意見的。當然,這還有待于文獻資料的進一步印證。

      在小范圍內就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草案)取得一致意見后,周恩來又向軍隊的負責人和省市自治區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六日,周恩來約軍隊一些負責人談話。[78]

      關于這次談話,當年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后來回憶道:“一天晚上十二點,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旁邊的一個廳里召集軍隊各總部負責人,海、空軍負責人開會,北京軍區楊勇和我也出席了。我當時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次會是打招呼會。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會散了,周總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79]

      通過考察我們發現,這次會議是在八月六日深夜十二時召開的。這是因為毛澤東是在八月五日寫的大字報,廖漢生明確說這次打招呼會是在第二天晚上進行的緣故。由于八月七日把這張大字報印發全會,就意味著將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消息在會議上宣布了。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才先向軍隊負責人,而后再向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打了招呼,使他們明白當前斗爭的形勢,在思想上有所準備,跟上中央的步伐。

      從廖漢生的回憶看,周恩來在打招呼會上兩次講到毛澤東已下了決心,要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從五日晚上毛澤東將《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周恩來后又收回,第二天晚上又讓周恩來在會議上傳達這張大字報來看,毛澤東對這件事是非常慎重的。這表明即使在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決定傳達的時候,毛澤東也是猶豫再三,經過反復思考以后才下定決心的。這是非同尋常的,也是耐人尋味的。

      從以上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問題上是極為謹慎的。他首先召開核心領導層會議在小范圍內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商討,而后由周恩來出面與元帥及軍委領導人談話,征求他們的意見。周恩來這個時候還與其他中央領導人談話,征求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在對這個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后,毛澤東召開小范圍會議商量現有的和擬補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周恩來根據商定的意見擬出一份名單(草案),報毛澤東審定后,又向其他中央領導人征求意見,還向軍隊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都是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這次通過中央全會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從組織程序上來說是合法的。對于改組中央常委,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草案),毛澤東也是先在小范圍內開會商量討論了以后,才由周恩來在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經過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后才提交大會進行選舉的。這也是符合黨內民主程序的。

      ③      林彪代替劉少奇位置的原因分析。

      毛澤東提議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選拔林彪代替劉少奇的位置,不是沒有緣由的。毛澤東歷來提倡跟線不跟人。[80]不論是他當年選拔、培養劉少奇做黨的接班人,還是后來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都是因為劉少奇與他是否在路線上保持一致的緣故。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被譽為白區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緊緊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支持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同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激烈的斗爭。這次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也是由于他們在路線上的分歧造成的。不論是選拔劉少奇做接班人,還是提議林彪取代劉少奇在黨內的位置,能否堅持相同的路線是毛澤東抉擇的根本標準。

      毛澤東提議林彪代替劉少奇的位置,主要是由于林彪在路線上與他有著一致性的緣故。早在井岡山時期,林彪就支持毛澤東的建軍路線。比如毛澤東和朱德關于所謂“家長制”和“民主制”的爭論,實際上則是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的問題。曾經跟隨朱德一起上井岡山的林彪,當時就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主張。[81]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后兩項注意就是林彪提出來的。[82]林彪經歷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階段,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和政治工作方面深得毛澤東的真傳,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一步步從基層指揮員成長為著名高級指揮員的。

      建國以后,不論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還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期間,有人利用暫時出現的困難對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表示質疑乃至于發起進攻的時候,林彪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用歷史的經驗,生動的事例,不僅從理論上還從實踐上進行了分析和說明,回擊了黨內某些人對于三面紅旗的指責,以實際行動捍衛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方向。

      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后,大力突出政治,提出“四個第一”,倡導“三八作風”,狠抓軍隊的思想政治工作,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軍隊學習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風,開辟了軍隊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83]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而后又報經中央和中央軍委同意,將這次座談會紀要下發全黨全軍,以部隊文藝革命來推動地方的文藝革命。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雖然是由部隊后勤工作引發,卻提出了建設新社會的綱領,勾畫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宏偉藍圖。這表明林彪能夠代替劉少奇的位置,被毛澤東選拔為新的接班人,主要的還是由于他們在路線上一致的緣故。

      當然,除了路線上的一致這個主要因素以后,林彪被選拔為新的接班人,還是有其他原因的。林彪一九○七年出生,比毛澤東小十四歲,比劉少奇、周恩來小九歲,是當時最年輕的中央常委。這個時候他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本身就處在接班人的候選范圍之內。從林彪的歷史看,他能征慣戰,戰功卓著,為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不論在軍內還是黨內都享有較高的威望。因而在決定改組中央常委和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澤東就提議林彪代替了劉少奇的位置。

      其實,林彪過去是與毛澤東產生過不少分歧和矛盾的。比如一九三○年一月毛澤東寫出《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就是針對林彪提出的紅旗到底能夠打得多久這一悲觀思想的。[84]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林彪曾寫出《論短促突擊》一文,策應當時中央的軍事指揮者。長征期間四渡赤水的時候,圍繞紅軍應該走“弓背路”還是“弓弦路”的爭論,林彪寫信給中央要求朱毛隨軍主持大計,彭德懷負責軍事指揮,以及隨后召開的會理會議批評了林彪的錯誤主張。[85]解放戰爭期間,進行遼沈戰役的時候在首戰攻打錦州方面的分歧。[86]一九五○年在抗美援朝出兵認識上的不同。[87]一九六二年,林彪也曾一度同意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等。[88]

      毛澤東和林彪雖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見,但是不占主導地位。一般說來,這都是具體工作上的分歧,還沒有上升到路線的程度。即使林彪一度同意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由于林彪不是倡導者,也沒有分管這方面的工作,這個時候他又是站在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的,因而盡管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瑕不掩瑜,也沒有影響到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時候毛澤東也不是對林彪沒有意見的。比如,毛澤東對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就有不同意見。他在七月八日給江青的通信中明確提到了這個問題,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對林彪予以開導,希望他能夠改正這個缺點,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正象一九六○年以前,毛澤東和劉少奇雖然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卻沒有影響到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一樣,毛澤東和林彪同樣也沒有因為彼此之間存在分歧和矛盾,影響到林彪取代劉少奇的位置。這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過是在工作上具體認識的不同,還沒有達到路線上的程度的緣故。

      我們注意到,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以后,毛澤東重新返回了第一線。此后中央再也沒有設立一線、二線,即使林彪作為接班人被寫入了九大黨章以后也是如此。遺憾的是,這個時候的林彪卻無視毛澤東的教誨,言者諄諄,聽之藐藐,不僅仍在鼓吹個人崇拜,同時還在黨內軍內形成了一個小集團,宗派主義作風日益嚴重。這不僅在“第一個號令”,還在九屆二中全會設立國家主席上表現了出來。這個時候的林彪及其集團成員背離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形成了思想上的修正主義,政治上的分裂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不得不采取措施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九一三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當然這是后話。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毛澤東當時提議林彪代替劉少奇做黨的接班人,主要還是由于他們在路線上一致的緣故。其次還有林彪在黨內軍內的履歷、地位以及比較年輕的因素。鑒于劉少奇問題的教訓,林彪能否始終不渝地貫徹執行文革路線,還有待于以后的觀察才能得出結論。因而為慎重計,毛澤東沒有再在黨內設立一線、二線,而是由他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后來毛澤東提議取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因為他們在路線上出現分歧和矛盾的緣故。

      ④      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順利進行說明了什么?

      我們看到,從八月四日劉少奇以不怕下臺來拒絕接受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到八月五日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召開小范圍會議,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與中央領導層成員溝通后,八月六日夜就擬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名單(草案)。隨即由周恩來對軍隊負責人和省市自治區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八月七日就將毛澤東的大字報印發會議,在討論取得了一致意見以后,進行會議選舉的。

      雖然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突然發生的,劉少奇也在中央一線主持了十余年的工作,但是從八月五日到十二日,會議按照既定程序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短短幾天之內就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這個工作。這說明即使毛澤東處于二線,沒有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是仍然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是眾望所歸的領袖,掌握著中央決策權。

      文革結束后,有人從詆毀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出發,編織了一套權力斗爭的游戲,說什么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后聲望提高,威脅到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毛澤東是處于個人利害關系才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這是用歷史上的宮庭斗爭來解釋共產黨內進行的路線斗爭,將嚴肅的政治斗爭庸俗化,以求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目的,為將來的改旗易幟制造歷史根據。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這種說法不僅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更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自始至終掌握著中央的領導權。不然的話,怎么會在寫了一張二百多字的大字報以后,短短幾天內就能夠順利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呢?從一九五三年中央設立一線、二線以后,毛澤東就有意識地把劉少奇推到前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想在黨內和社會上樹立他的威信,第一步將國家主席交給劉少奇擔任,第二步再將黨的主席交給劉少奇擔任,而他自己只做名譽主席。[89]毛澤東是在有計劃、有步驟地把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逐步交到劉少奇手中,在黨和國家事務的處理中形成劉少奇的權威,實現權力的平穩交接,保持黨和國家的穩定。只是后來由于他們在路線上產生分歧和矛盾,才使毛澤東從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局出發,取消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這種平穩交接也就化為了泡影。這又怎么會是毛澤東擔心劉少奇的聲望超過自己,影響到自己的領袖地位呢?

      毛澤東能夠順利改組中央常委,取消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反映出毛澤東仍然牢牢地掌握著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那種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基于權力斗爭的說法,是毫無依據的主觀猜測,不僅難以獲得文獻資料上的印證,也為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迅速取消和文革結束后的社會發展所證偽。這是處于政治目的編造出來的貌似真實的謊言。

      (3)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和偶然。

      劉少奇是在毛澤東著意培養下才成為黨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從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進行的激烈爭論看,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從建國后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發生的一系列分歧和矛盾來看,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因而我們認為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

      ①      劉少奇是在毛澤東著意培養下成為黨的事業的接班人的。

      劉少奇是延安整風以后在毛澤東大力舉薦下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劉少奇進入中央書記處,在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擔任書記。一九四五年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成為黨內僅次于毛澤東的第二號領導人,事實上成為黨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以后,劉少奇以黨中央代主席的名義主持全面工作。一九四七年三月,劉少奇在棗林子溝會議上擔任中央工委書記,而后和朱德一起帶領中央工委過黃河到晉西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當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三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率領昆侖縱隊轉戰陜北,如果一旦遇到危險,劉少奇就擔負起領導全黨進行解放戰爭的重任。

      建國后,毛澤東從黨和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為了培養劉少奇,樹立他的威信,一九五三年提出中央分一、二線,自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來毛澤東曾經對這個問題作過說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想要使國家安全,鑒于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么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侯,國家不那么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我也有責任。為什么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里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于信任別人。”[90]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當高崗、饒漱石聯合向劉少奇的領導地位發起挑戰時,毛澤東批評高饒,支持劉少奇,將這個事件平息了下去。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侯,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樣一款。這是因為毛澤東向中央提出,他準備到適當的時侯就不當黨的主席了。他還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并且建議修改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連選只得連任一屆。他認為讓他擺脫第一線的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不擔任國家主席,不擔任黨的主席,仍然可以以黨的政治局委員的資格,在必要的時侯,在適當的會議上作主題報告。這一設想,可以說是醞釀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準備施行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一項重要改革。[91]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寫道:“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廠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取得多數人的同意。這是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較為適宜。如果在辯論中群眾發生抵觸情緒,不贊成這個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將來國家有緊急需要的時侯,只要黨有決定,我還是可以出任這種國家領導職務的。現在和平時期,以去掉一個主席職務較為有利。關于這個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所有這些,請向干部和群眾解釋清楚,免除誤會。”[92]

      不僅如此,毛澤東在退居二線,提議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日常工作的同時,還主張編輯出版劉少奇的著作。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曾經回憶說:“本來廬山會議后就有人提出繼續出《毛選》。毛主席說現在不是出《毛選》的問題,而是出《劉選》。”[93]經毛澤東極力堅持和主張,一九六○年組織了一個編輯班子,編輯《劉少奇選集》。[94]以前中央只出版過《毛澤東選集》,劉少奇是繼毛澤東之后第二位編輯選集的中央領導人。由此看來,毛澤東希望通過出版劉少奇的選集來進一步提高劉少奇的聲望,筑固劉少奇的領導人地位。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蒙哥馬利問毛澤東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問:“劉少奇之后是周恩來嗎?”毛:“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95]毛澤東想通過這種方式有意識地在國際上樹立劉少奇的威信。中蘇論戰期間,一九六三年在起草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時,原稿講,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某些錯誤的影響”。為了擴大劉少奇的影響,毛澤東在審稿時特意改為“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96]這樣的評價,在黨內是絕無僅有的。

      從以上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劉少奇是在毛澤東提拔和培養下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黨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為了樹立劉少奇的威信,擴大劉少奇在國內外的影響,培養劉少奇主持中央全面工作的能力,毛澤東為此作了大量工作。他不僅主動退居二線,提議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日常工作,還辭去了國家主席,下一步準備辭去黨中央主席,由劉少奇擔任這兩個領導職務。[97]毛澤東是在有意識地、主動地一步一步將權力交給劉少奇,使劉少奇在他身后能夠擔負起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任。這種權力上的交接正在按照既定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只是由于后來他們在路線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正在進行的權力交接才不得不被 迫中斷。

      ②      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必然性。

      雖然劉少奇是毛澤東著力提拔和培養的黨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并非僅僅表現在一般政策上,而是路線上,具體體現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斗爭中。從對他們在三條總路線分歧和矛盾的剖析中可以發現,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取消是具有必然性的。

      建國前夕,劉少奇對天津資本家講話時就宣揚“剝削有功論”,說資本家“剝削越多越好”,這樣工人才有飯吃。[98]這是與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對民族資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相背離的。這反映出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連工人養活資本家還是資本家養活工人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問題都沒有搞清楚。薄一波后來說劉少奇說出這樣的話是走了火,意思是說他用語表達不當,本身并不是這個意思。[99]這到底是劉少奇表述不當,還是他真實想法的流露,單從這一件事上來說還真是難以作出判斷。我們只有結合劉少奇以后的系列觀點和作法,才能對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有一個明晰的認識。

      建國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先后制定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在這三條總路線的踐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或隱或現地出現過一系列分歧和矛盾。這些分歧和矛盾單個來看或許是個別現象,如果綜合起來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具有普遍性,貫穿著兩條路線的斗爭。

      1)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

      我們知道,過渡時期總路線,簡稱為“一化三改”,也就是實現工業化和三大改造。實現工業化,完成三大改造,就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踐。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業化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表現在:毛澤東主張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劉少奇則主張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在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再發展重工業。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毛澤東認為應該適時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劉少奇認為應該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時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先集體化,再機械化;劉少奇主張先機械化,再集體化。[100]

      新民主主義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因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上。由于農業是當時國民經濟的基礎,中國經濟主要是小農經濟,農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而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改造上的分歧和矛盾,主要在農業合作化上表現出來。具體表現在一九五○年東北變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五年關于農業合作化的速度的爭論上。前兩次爭論形式上是在劉少奇和高崗、劉少奇和山西省委之間展開,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在農業合作化上的分歧和矛盾。[101]第三次關于農業合作化速度上的爭論形式上是在毛澤東和鄧子恢之間展開,也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農業合作化上分歧和矛盾的反映。因為劉少奇是支持鄧子恢的觀點的。[102]在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雖然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是從劉少奇還要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以及劉少奇建國前夕在天津宣揚“剝削有功論”來看,客觀上反映出他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對態度。

      從中我們看到,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不僅表現在工業化上,還表現在三大改造上。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后,要不要立即實現工業化,進行三大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雖然在毛澤東的耐心說服和教導下,劉少奇組織上服從了毛澤東的意見,但是思想上卻沒有轉過彎來,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意見。這表明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并沒有因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實行自動消失,以后還會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

      2)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而后在總路線指導下又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實踐。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被稱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三面紅旗。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的時候,劉少奇不僅沒有反對,而且還積極投身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其中出現的一些浮夸的指標和口號,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也是難辭其咎的。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三面紅旗上的分歧和矛盾,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才逐漸表現出來的。具體說來,一九六○年以后,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在經濟面臨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和解決困難的方法上表現出來。

      毛澤東認為一九六一年以后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了,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103]造成困難的原因是由于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下沒有一套具體的政策,是執行中的問題,是經驗不足的問題,而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問題。[104]要在堅持集體化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克服經濟上的困難。[105]

      劉少奇認為一九六二年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106]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簡單地照搬湖南農民“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來解釋困難原因,會使人們誤認為困難是由于三面紅旗造成的,同時他還對三面紅旗表現出動搖的態度。[107]劉少奇對當時形勢看得非常嚴重,同意通過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來克服困難,還對田家英說,否則的話,無產階級專政要垮臺,他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108]這樣就不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還否定了農業合作化。

      劉少奇同意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不是沒有原因的。早在建國初期他就主張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主張先機械化,后集體化,反對實行農業合作化。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一九六二年他同意實行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不過是他過去的觀點在新的條件下的復萌而已。這反映出劉少奇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當時只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見,并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實際上,直到一九六五年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使農業生產已經得到恢復和發展,證明通過集體化道路能夠克服困難的情況下,劉少奇還在住地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抱了一大摞馬恩列斯的書,說直到現在我還堅持我的意見,首先得機械化,然后才能集體化。沒有機械化,集體化不能實現。[109]

      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批評說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就是指這件事。當時在這件事上,毛澤東只是批評了劉少奇沒有頂住,還說我不再世了,“你怎么辦?”隨后,劉少奇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110]雖然出現了這樣的事件,確實也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但是并沒有動搖劉少奇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毛澤東仍然是信任劉少奇的。

      3)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

      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是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批判了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以后制定的。這條總路線的實踐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上的分歧和矛盾,首先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表現出來。

      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方法是依靠群眾、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隊,充分發動群眾進行運動。劉少奇則主張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或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他反對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10]主張撇開基層干部,依靠工作隊,采取扎根串聯的方式,通過大兵團作戰來進行運動。[111]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劉少奇的觀點被否定,毛澤東的觀點寫入《二十三條》從形式上得到了解決,實質上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仍然存在。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的分歧和矛盾是他們在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令毛澤東感到驚異的是,劉少奇作為黨的接班人,在“四清”運動中只是就事論事,竟然連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都沒有搞清楚。這不僅反映出劉少奇對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總路線的問題上,同時也反映出他在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上存在著嚴重錯誤。這表明作為黨的接班人的劉少奇,不管他口頭上講得如何,但是在實踐上卻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從思想上放松了警惕,這樣勢必會在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上走上歧途,對無產階級專政造成毀滅性破壞。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修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在引用列寧兩段話時,有意刪去了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另一個角度為此提供了佐證。[112]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反映了他們在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將這次分歧和矛盾與此前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進行綜合分析,就會發現這并非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兩條路線的斗爭。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形式上表現為實行新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實質上則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集中表現了出來,直到文革爆發前夕劉少奇的觀點也沒有發生變化。[113]

      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心情沉痛地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于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114]

      我們現在從唯物史觀方面對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再進一步作出分析和說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前兩條總路線的實踐是“一化三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解決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問題;后一條總路線解決的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問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立起來以后,還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展要求的上層建筑。否則的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僅難以鞏固,還會付諸于東流。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三條總路線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實際上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具體在階級矛盾還是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上表現出來。劉少奇雖然在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上將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寫入了他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報告,[115]但是卻沒有從思想上接受這一判斷。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雖然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上存在分歧和矛盾,但是當時存在的這些分歧和矛盾既沒有影響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影響到劉少奇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這是因為這些分歧和矛盾是被當作工作上的不同意見來看待的。毛澤東將他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與他們此前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聯系起來看,他和劉少奇不僅在社會主要矛盾上,也在社會基本矛盾上存在著不同的認識。

      毛澤東對路線問題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是不讓步的。[116]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認識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認為劉少奇已經不適宜于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這不僅表現在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字報》指出的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上,還表現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117]從這方面來說,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是具有必然性的。

      ③      取消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偶然性。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認為劉少奇不適宜于再繼續擔任黨的接班人了。[118]但是,這只是潛藏在毛澤東心中的一個判斷。不論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戚本禹,[119]還是顧問康生,[120]就是連作為黨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的周恩來都不清楚這個問題。[121]這表明毛澤東既沒有在小范圍內,也沒有在個別交談中講過這個問題。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二十三條》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以前,一直是劉少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重要標志的“五一六通知”還是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看來,毛澤東雖然心中有了這個想法,但也僅僅是心中的一個想法,還沒有下定決心,因而既沒有公開表露出來,也沒有和任何人交換過意見。他還要對劉少奇觀察一番,才能最終對這個問題做出決定。

      隨后進行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作組問題,為毛澤東提供了觀察劉少奇的機會和條件。

      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不論是圍繞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還是在《二月提綱》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都存在著分歧和矛盾。這個時候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面臨的形勢、能動作用、要不要以及如何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焦點是進行政治批判還是學術批判。最后是在毛澤東主導下才起草了撤銷《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并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

      隨后,在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又產生了新的分歧和矛盾,先后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這三個回合的斗爭表現為:毛澤東批發了第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派出了工作組;圍繞撤銷工作組進行的斗爭;在毛澤東主導下撤銷了工作組。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現在依靠群眾還是工作組,采取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還是起來造反或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師生,焦點是要不要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最后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央決定撤銷了工作組。

      我們注意到,不論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工作組時期,也就是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前這段時間,毛澤東一直在外地,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劉少奇主持下進行的。毛澤東批發聶元梓等七人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