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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畝產萬斤”這個鍋毛主席不背

    耿來意 · 2020-10-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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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畝產萬斤”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毛主席自己也承擔了一些責任,但這個鍋讓他背起來,不但過分,而且是很不厚道的,有句話叫“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其實,顛倒的歷史終究是要顛倒過來的,歷史總歸要恢復它本來的面目。

      大躍進時期,出現了一股“浮夸風”,表現在農業生產方面,就是夸大糧食產量,一些地方夸的特別離譜,甚至夸到了“畝產萬斤”。

      過去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畝產萬斤”這個鍋都是毛主席背著,說毛主席頭腦發熱,成了毛主席搞大躍進的一條罪狀。

      隨著歷史資料的不斷增多,人們逐漸發現不是那么一回事,毛主席當時是跟“畝產萬斤”這種浮夸風作斗爭的,所以毛主席背著這個歷史的鍋實在是怨。可由于毛主席“頭腦發熱論”由來已久,影響已是根深蒂固,要從人們頭腦中清除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說一個教授針對有學生指責毛主席搞“畝產萬斤”這個問題,做了這樣的發問:你們有誰覺得自己比毛主席還聰明啊?學生們都搖了搖頭。你們會相信“畝產萬斤”嗎?學生們都說“不相信”。于是這個教授就說:你們都不相信“畝產萬斤”,比你們聰明的毛主席會相信“畝產萬斤”嗎?

      這個教授是從邏輯方面講道理的。其實這個邏輯也是與史實相符的,毛主席就沒相信過“畝產萬斤”這檔子事。

      毛主席出身農民家庭,他當然懂得糧食作物的常識。

      1957年9月6日,毛主席在武昌聽取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關于農村情況的匯報,當匯報中講到湖北紅安、浦水、麻城、黃阪、孝感等縣,今年全縣糧食畝產可以達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達到一千斤時,他說:“凡是條件和這幾個縣大體相同的地方,都應當做到這樣。”當匯報中講到,到一九六七年,全省糧食畝產可達到八百七十斤,超過了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毛澤東說:“這個好啊,中央提出一九六七年搞八百斤,就是有這個意義,逼你們想辦法。”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到“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時說:

      “我看中國就是靠精耕細作吃飯。將來,中國要變成世界第一個高產的國家。 有的縣現在已經是畝產千斤了,半個世紀搞到畝產兩千斤行不行呀?將來是不是黃河以北畝產八百斤,淮河以北畝產一千斤,淮河以南畝產兩千斤?到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這個指標,還有幾十年,也許不要那么多時間。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

      毛主席講的“農業發展綱要”,要達到的目標是從1956年到1967年,利用12年的時間,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黃河以前地區由150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區由400斤增加到800斤,這是毛主席所要求的一個長遠規劃和基點,他反復強調的就是這個目標:“糧食畝產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研究制訂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第五十四條中學習試行一些地方的高產經驗:

      “湖北孝感縣的聯盟農業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種一造,畝產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壽縣的前進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八十斤;陜西宜君縣的清河農業社,這個社在山區, 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廣西百色縣的拿坡農業社,一部分土地一造畝產一千六百斤。這些單季高產的經驗,各地可以研究試行。”

      大躍進之前,關于畝產指標的確定和追求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努一把力,是可以實現的,畢竟已經產生了畝產達一、二千斤的高產典型了。

      1958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年的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元旦社論,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一場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拉開了序幕。1月28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說:“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覺得做得到。我講過這個話‘大有希望’,文章就在這  個‘大’字。我們這個民族在覺醒起來,好像我們大家今天早晨醒來一樣,在逐步覺醒。我們現在是又窮又白。窮者,幾乎一無所有;白者,一張白紙,好做文章。窮,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勁。……勁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論不是講‘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嗎?應該鼓勵士氣,不是敗壞士氣。”

      對于人民群眾中煥發出來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毛主席是歡欣鼓舞的,要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離不開這種激情和面貌,他要給予鼓勵和支持。他說:“冒是有一點冒,而不應該提什么反冒進的口號。有一點冒是難免的。……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人們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實際的。”

      盡管如此,毛主席對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表現出來的虛報、浮夸等不良風氣仍然保持了相當的警惕,與高調相比,他在實際中采取的是一種低調和保守的態度,對高調不時進行敲打和壓縮。

      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針對河南省提出的將原計劃12年完成的糧食畝產“四、五、八”目標,要一年期間實現,毛主席說: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就全國來說,我們的口號還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爭取實現‘四、五、八’。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實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如果一年實現‘四、五、八’,消滅文盲,也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只要總路線正確,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榮譽,也許還更好一些。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我們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

      在這次會議上,針對一些高指標問題,他也表達了自己的擔心,他說:

      “我希望一些過高的指標不要那么太高,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東西不要去登報。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余地。寫劇本有這么一個原則,要為觀眾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點想頭,如果一切動作、一切語言都在臺上做完了、講完了,并不見得好。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于兌現。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

      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湖北孝感聽取匯報,當匯報說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稻谷的‘萬斤田’時,他說:“我不相信。”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時,他說:

      “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

      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審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報送的湖北隨縣金屯鄉干部弄虛作假、放出所謂水稻畝產六萬斤的“衛星”的材料,材料說經到現場調查,發現這塊試驗田是鄉、社的一些負責人強迫群眾用一天一夜時間將九點七五畝中稻拔掉移栽在一畝田里,謊稱產量是六萬斤。毛主席在這份材料上批示:

      “此件請小平同志印發。最近幾期新華通訊社的《內部參考》,載了許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發生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請各同志予以注意。”

      1959年4 月 13 日,毛主席在視察濟南東郊公社大辛莊生產隊時,在一片小麥試驗田,看到田邊木牌上寫著計劃指標畝產一千斤,他說:“打出來的時候,我才相信。”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上說:

      “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并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并到一畝。這些浮夸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寫給六級干部的“黨內通信”中,對落實包產問題,他說:

      “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 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 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 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在這封通信的最后,他說: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

      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1959年5月22日,毛主席會見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莫拉夫斯基率領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關于大躍進,他說:

      “我們的報上,有些吹牛吹得太大,你們不要相信。我們還是辦老實事,吹牛,不能算數,要親眼看見,才能算數。我們的口號提出來以后,有許多好的新氣象,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現象,浮夸的現象,想入非非,想到天上去了。不切實際,胡思亂想,這是不好的方面。但是總起來說,提出這個口號還是好處比較多的,比不提這個口號要好。比過去所設想的,還是更加切合實際些。辦事要認真,不是吹一口氣吹出來的。我們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指出不切實際的、夸大的作風后果是不好的。”

      1959年6、7月間,毛主席為廬山會議草擬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一是讀書,以解決縣、社干部不了解會主義經濟、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的問題,他還建議給他們編三本書: 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 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于堅持真理、不 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夸、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 ,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統地編一本書。”

      1959年9月21日,毛主席到濟南視察,他向歷城縣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鄭松問起秋季生產和畝產情況,鄭松說:大辛莊大隊今年的秋玉米畝產五百斤至七百斤、間作大豆一二百斤。毛主席聽后說:

      “每畝一年增產幾成就是很大的成績了,你們比過去翻一番還多,這是很大的躍進。”

      整個大躍進時期,對于糧食產量方面,毛主席的頭腦并不像后來傳言的那么頭腦發熱到對“畝產萬斤”信以為真,也沒有為這樣的事情推波助瀾,恰恰相反,他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認識也沒有偏離常識和科學的軌道,他對各種各樣的浮夸風氣是持有極其反對的態度的。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馬建獻曾經于1965年1 月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反映了這樣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四川省組織參觀團取經,他在參觀中看出這些高產是浮夸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于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后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講真實情況。回省后,他用私人信函給有關領導反映了真實情況。后來,瀘州專署的一位副專員建議他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信未寫就遭到追查,問這位副專員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他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不準一個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么限制嗎?毛主席對這封來信進行了批示,他說:

      “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后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不切實際的蠢事呢?

      毛主席在1961年3月5 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此做了一個回顧,他說: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后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于,我們就反右。右是應該反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夸風。……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么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

      這是從具體實踐方面講的,更深一層的原因,還是對必然王國的認識不足,毛主席在1960年6月對建國以來,尤其是1956年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做了一個“十年總結”,從理論方面對過去發生的錯誤進行了總結,他說:

      “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當然,不可否認的,還存在著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有一些人,借“浮夸風”這一看似“左”的形式來行“右”的路線,以此來否定和懷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種情況是實際存在著的,當時就有一股全盤否定的風刮起來了,只看到黑暗,看不到光明;只看到一點,不及其余。如說農業上糧食不夠吃,市場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黨的威信不如過去高了;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帶來了副作用。這個問題的存在,也必然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覺,他在一次關于整風整社的談話中說:

      “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經驗,沒有輿論準備。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很多人沒有精神準備,很多人不是為社會主義而參加我們隊伍的。有些人為了個人目的,為了發財、分土地,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產主義者。總是要變的,現在正在變化,到了一定時期又要變化。像細胞分裂一樣,不斷變化。要抓緊對干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 。虛報浮夸,以少報多,這種人不能說是決心搞社會主義的。”

      “畝產萬斤”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段曲折,也是長期以來那些攻擊、否定淡化毛主席的人手中一把鋒利的刀子,這把刀子一向是所向披靡的,殺傷力極強,每當有人拋出這把刀子的時候,為毛主席說句公道話的底氣就感到不足了起來,難道那個時候真的是毛主席頭腦發熱了嗎?只是近些年來,隨著史料的增多,研究者的不斷深入,真相才漸漸露出水面,原來毛主席壓根就沒有相信過“畝產萬斤”這個梗,他的頭腦一點都沒有發熱,反而一直在做著拿涼水降溫的工作。

      而為什么“畝產萬斤”這個鍋要讓毛主席背著呢?而且至今都難以清洗掉這段歷史冤案,原因其實很簡單,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那個原因,那些沒有決心搞社會主義的人,以及那些對社會主義比較反感的人,讓毛主席背著那個沉重的黑鍋摘不下來,他們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虛無那個歷史,然后又有充足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走他們想走的路了。

      “畝產萬斤”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毛主席自己也承擔了一些責任,但這個鍋讓他背起來,不但過分,而且是很不厚道的,有句話叫“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其實,顛倒的歷史終究是要顛倒過來的,歷史總歸要恢復它本來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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