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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反思大革命后期黨內右傾錯誤

    熊輝 谷秀娟 · 2020-06-19 ·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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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毛澤東在黨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善于反思和總結大革命后期所犯錯誤并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后期的錯誤,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對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理論生長點、關鍵點的準確把握,對促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內容提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善于從黨史中總結經驗教訓,是其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歷史要素。毛澤東對大革命后期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右傾錯誤的反思、總結,使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得以中國化;對大革命后期黨在農民問題上右傾錯誤的反思、總結,使馬克思主義關于工農同盟的理論得以中國化;對大革命后期黨忽視軍事工作的批評、反思,使馬克思主義關于武裝斗爭的理論得以中國化。由于毛澤東在黨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善于反思和總結大革命后期所犯錯誤并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后期的錯誤,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對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理論生長點、關鍵點的準確把握,對促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毛澤東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者簡介:熊輝(1971-),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廣東廣州  510632);谷秀娟(1979-),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南湘潭  411105)。

      黨史反思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善于從大革命后期的錯誤中吸取經驗和總結失敗的教訓,是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成果——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環節。在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首的黨的領導機關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嚴重的右傾偏差,形成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使黨無法挽救大革命失敗的結局。在這之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以史為鑒,不斷深刻批評和反思陳獨秀在統一戰線、農民問題和掌握革命武裝等方面的右傾錯誤,避免了黨重犯類似錯誤,并在吸取其教訓的基礎上創造出新的理論,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理論生長點、關鍵點和核心主題,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一、反思統戰中的右傾錯誤與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的中國化

      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策略。大革命時期,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標志而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的關鍵是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問題。作為中共領導核心的陳獨秀雖然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領導權問題有所認識,但在大革命后期難以駕馭復雜多變的形勢,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他基于“二次革命論”的錯誤認識,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退讓方式乞求與國民黨右派的合作,主動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最終導致統一戰線的破裂。“當時他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革命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運用,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遇到巨大挫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大革命的教訓為鑒,在處理統一戰線的問題上堅持黨的領導權,既聯合又堅持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統戰理論。

      第一,毛澤東批評了大革命時期黨在處理與資產階級關系上存在的右傾錯誤,闡明了必須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大革命后期黨的領導機關所犯的右傾錯誤主要體現在政治上喪失自身獨立性,實行妥協退讓政策,沒有重視和爭取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著重批判了陳獨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放棄黨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我認為這是一大錯誤。”毛澤東批評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后期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不是去做主人而是去做客人的錯誤,從而把革命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讓給國民黨右派,遷就國民黨右派,幻想依靠大資產階級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勝利。八七會議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汲取這一血的教訓,指出:“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結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斗爭經驗,總結和反思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指出:“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可見,黨的正確領導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任務最重要的條件。

      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進入全面抗戰的歷史轉折時期,為了完成抗日的新任務,在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歷史關頭,毛澤東以史為鏡,著重闡述了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總結歷史經驗,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批評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問題,分析了在抗戰條件下同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以大革命時期我們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提醒全黨在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時可能出現的問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后又為這個革命的火焰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在抗戰呼聲日益高漲的新形勢下,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分析了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在民族危機的緊要關頭可能出現的變化。毛澤東認為,一方面共產黨不能采取關門主義,要聯合國民黨抗日;另一方面,要以史為鑒,在處理同資產階級關系時要防止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歷史重演。“毛澤東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于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后來中國共產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為總結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而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在總結和反思大革命時期放棄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歷史事實后,指出了黨的領導權對革命戰爭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地說,是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著革命和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于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于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地放棄革命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失敗了。”毛澤東這一結論是在總結了包括大革命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而得出的正確結論,使全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面對外敵入侵、民族危機的情況下,國共兩黨均有領導全國抗日不可推卸的責任,那么,誰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呢?總結歷史經驗,毛澤東在全面抗戰的前夕對此作了詳細闡述。他認為,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由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來領導是不會有好的結果的,因為在大革命時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一九二七年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于帝國主義,造成了工農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不能不由中國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基于大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表現,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不可能領導即將爆發的全面抗戰。“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于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基于大革命時期黨在處理與國民黨關系上的歷史經驗教訓,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因此,毛澤東嚴肅地指出,大革命后期黨主動放棄領導權的歷史教訓在新的全面抗戰的形勢下不能繼續重演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不應當重復了”。毛澤東以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說明,在即將進入全面抗戰之際,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就不能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即將全面抗戰的復雜局勢下,毛澤東以敏銳的歷史眼光審視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明確提出要努力爭取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這是對自大革命以來經驗教訓的正確反思和總結。

      第二,毛澤東以大革命后期陳獨秀所犯的嚴重右傾錯誤為教訓,論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全面抗戰初期,由于國民黨在軍事、經濟等實力上的明顯優勢,一些中共黨員缺乏同國民黨合作的經驗,在統一戰線中存在無原則地遷就國民黨的傾向。為了批評、糾正這種右的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必須以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戒,他指出:“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多次強調,“一定要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就是基于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教訓來說的。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不斷挑起和制造摩擦,如何在統一戰線中處理各種復雜關系,既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拉住國民黨抗戰,又堅持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地位,這是十分迫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基于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特別強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批判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和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批判了那種把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軍隊以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等項錯誤思想”。當時由于國民黨的優勢地位,有些人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本質認識不清,產生了右的傾向,特別是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傾向出現,并逐步發展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作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的講話,又繼續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嚴肅批評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明確提出我們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是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在1939年10月4日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再次指出:“過去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特點,就是引導無產階級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在抗日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同統一戰線中無原則的退讓作斗爭,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壯大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力量,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此,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進行了總結:“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達到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分子,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相類似的思想。”毛澤東“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起來”的統戰策略,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統戰理論。

      二、反思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錯誤與無產階級同盟軍理論中國化

      農民問題是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心問題。在大革命時期,面對風起云涌的農民運動,黨內存在著一種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的錯誤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當這種右的傾向不知道如何尋找無產階級同盟軍之時,毛澤東通過調查研究和革命實踐,較早發現了農民階級的重要性,把建立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同盟軍作為中國革命事業的一個突破口,在不斷反思和總結大革命時期黨在農民問題上右傾錯誤的基礎上,成功解決了無產階級同盟軍問題,較好地解決了陳獨秀未能解決的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同盟軍理論中國化作出了最具創造性的貢獻。

      第一,毛澤東從回應大革命時期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和批評的角度,闡明和強調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極其重要的地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力量和動力。大革命后期,由于陳獨秀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估計不符合實際情況,因而主張依靠資產階級,導致其在指導思想上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忽視甚至忘記農民。在大革命中后期,黨內外有一些人批評責難農民運動,“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毛澤東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名文章,從中國的經濟基礎、社會結構、階級關系、革命目的及核心問題的深度和高度,深刻闡述了關于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以不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農民運動完全不是一些人所講的“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正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題解所指出的那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于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由于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央領導人對農民運動的錯誤認識和領導,大革命后期有些地方開始搞起所謂“洗會運動”,把一些革命的貧苦農民當作“痞子”從農會中“洗”出去。湖南的一些縣很多農民協會的委員和委員長甚至被關進監獄,這就助長了土豪劣紳的反動氣焰,打擊了農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造成黨內思想混亂。這正是由于陳獨秀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估計脫離實際,從而主張依靠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導致的。在糾正大革命后期嚴重右傾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毛澤東后來回憶說,在大革命時期,“我們沒有看清農村。當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拋棄了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有鑒于此,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失敗后艱難的環境里,保存力量,開辟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緊緊地依靠了農民。《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于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即使在那個時期,也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并解決鄉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在毛澤東的政治辭典里,農民階級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力量,忘記農民就沒有力量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斗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于農民斗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大革命后,毛澤東一直反思和總結陳獨秀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錯誤,肯定了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走上了以農民階級為主要力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富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這實質上是在革命實踐中創新了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找到了主要力量源泉。

      第二,毛澤東從批評大革命后期黨內對于工農問題的錯誤認識和政策出發,闡述了中國無產階級同盟軍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在落后的農業國度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得到廣大農民的廣泛支持,得到農民大眾擁護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由于對中國國情缺乏全面認識,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對工農力量認識不足,不能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作出科學分析,在理論上沒有形成無產階級同盟軍的科學認識,因而在實踐中,“中央沒有積極支持和領導農民革命運動,而受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與此相反,大革命后期毛澤東潛心調查研究農民問題,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必須同農民結成同盟軍的思想,而且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一步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通過對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等的研究和分析,認為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有所不同。中國無產階級雖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但畢竟人數太少,沒有農民這個龐大群體的擁護和其內生磅礴力量的支持,中國革命無法取得勝利。在大革命后期,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國民黨中右派勢力日益膨脹,革命陣營中出現各種危險傾向,黨內主要領導者“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此時,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并對農村農民問題調查研究后,明確提出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在大革命失敗之后,毛澤東吸取失敗的教訓,毅然走上了依靠工農聯盟進行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重大歷史關頭,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批評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錯誤觀點,分析在民族矛盾上升后工農、資產階級等的抗日態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毛澤東認為,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自大革命開始就是中國革命最重要的革命力量,面對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抗日態度同樣是最堅決的。他明確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基于大革命以來的歷史教訓,毛澤東認為,包括農民階級在內的各階級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中國農民群眾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是愿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并愿意使戰爭得到徹底勝利的。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然而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群眾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為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進一步總結了包括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他說:“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并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史為鏡,制定了符合中國實際的工農聯盟策略,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同盟軍理論,推動了毛澤東思想關于同盟軍理論的形成和成熟。

      三、反思軍事工作中的右傾錯誤與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中國化

      以暴力革命方式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內容。在大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對武裝斗爭的右傾錯誤認識及實踐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沒有積極爭取革命武裝,以至于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屠殺下無法有效反擊,致使大革命遭受失敗。毛澤東通過批評、總結和反思黨在大革命時期的歷史教訓,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并將其從理論自覺引向實踐自覺,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的中國化。

      第一,毛澤東從反思和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在理論上闡明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革命理論。中國共產黨雖然從成立之日起就對武裝斗爭非常重視,但大革命時期由于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黨除了掌握極少量的武裝力量之外,并沒有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獨立掌握的武裝。對于如何獨立掌握武裝進行革命,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出現了嚴重偏差,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武裝斗爭理論真正上升到中國化理論和實踐的層面。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結合中國軍閥統治的現狀和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著重回顧、批評和總結了陳獨秀在武裝斗爭方面的右傾錯誤,沉痛地指出:“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大革命時期忽視軍事斗爭的慘痛教訓,使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視武裝斗爭的重要性,沒有明白掌握武裝與奪取政權的利害關系。1927年8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進一步闡明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他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賦予其民族化、大眾化的風格,用“槍桿子”這個老百姓都能夠明白的詞匯來闡明武裝斗爭理論,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毫無爭議地進入一般工農大眾的頭腦,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正確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的要求。

      第二,毛澤東從反思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從實踐上闡明了黨掌握革命武裝的極端重要性和必然性。大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中央多數領導人不懂得掌握武裝對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主動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的中國化歸于失敗。“以至于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毛澤東總結大革命時期黨因不注重軍事而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領導秋收起義,創立了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而創建中央蘇區,通過革命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總結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由于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地放棄革命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失敗了。”在土地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起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共產黨已經形成了對于革命戰爭的絕對的領導權”。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掌握武裝對抗戰勝利的極端重要性。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黨內外出現不同的認識,黨內少數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對黨的戰略策略上采取了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為防止黨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上再犯歷史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戰爭和戰略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該報告中強調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在這一點上,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是認識不足的。那時不懂得武裝斗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不去注重軍事的戰略和戰術的研究……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塌臺了。”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毛澤東還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戰爭史,指出:“我們黨雖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個時期,對此也還認識不足。”正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汲取了大革命后期的經驗教訓,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抗戰的良好局面才得以形成,毛澤東由此感慨道:“假如共產黨采取了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的話,今天的抗日戰爭及其長期支持是不能設想的。”更重要的是,經過實踐的洗禮,黨在抗戰時期已經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與中國武裝斗爭實際相結合,制定了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政策,取得了中華民族反抗外國侵略的第一次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年的斗爭中,不但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煉出來了一條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

      抗戰勝利后,針對國民黨要求共產黨交出軍隊就給自由的論調,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這樣的歷史教訓是極為深刻的,沒有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也就沒有人民的利益和自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汲取包括大革命時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經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解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理論的中國化。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反思和總結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不是為了算歷史舊賬和追究個人歷史責任,而是將其置于黨的特定歷史階段進行辯證的、歷史的考察與反思,“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以實現黨的特定的政治目標。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和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史為鑒,不斷反思和總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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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郭德宏:《評“八七”會議對陳獨秀的處理與批判》,《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第5期。

      [3]韓延明:《尊崇·質疑·疏離——毛澤東與陳獨秀的革命交往》,《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4]張懷民、石義清:《毛澤東與陳獨秀對農民問題認識之思考》,《學海》2002年第1期。

      [5]《毛澤東年譜》(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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