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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蘇聯地區的社會黨和共產黨:變革因素與轉變方向

    愛·根·索洛維約夫 · 2020-06-18 ·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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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影響了后蘇聯地區精英,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沒有駛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航道,而是在“民主社會主義”理想與社會正義之間搖擺,進行社會民主主義信條現代化的“新修正主義”嘗試。

      后蘇聯地區的社會黨和共產黨:變革因素與轉變方向

      〔俄〕愛·根·索洛維約夫著

      陳愛茹譯

      [摘要]從20世紀末開始的左翼思想危機與發達國家社會結構轉型、蘇聯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全球化等因素相關。從工業社會向服務和信息社會、“知識經濟”過渡,全球化挑戰、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危機以及蘇聯崩潰后社會正義觀念受損,導致歐洲和后蘇聯地區左派的認同危機。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影響了后蘇聯地區精英,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沒有駛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航道,而是在“民主社會主義”理想與社會正義之間搖擺,進行社會民主主義信條現代化的“新修正主義”嘗試。后蘇聯地區左翼思想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通過細微的思想變化戰略并依靠傳統選民以爭取最多的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實施這種戰略上最具代表性。近些年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共產黨等亞洲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經驗。

      [關鍵詞]后蘇聯地區  社會民主主義  社會主義政黨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久加諾夫

      一、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左翼思想經歷的危機

      從20世紀末開始,左翼思想經歷了沉重而持久的危機。這種危機與幾個因素相關,其中包括發達國家社會結構的轉型,蘇聯解體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全球化對社會和政治進程的影響,還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境遇等。

      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工人階級在發達國家人口占比下降,總人數縮減的過程一直在持續。工人階級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重要的社會根基和選舉的支持者,擁有大量員工的大企業被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或者遭受“新經濟”“后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包括服務、信息等領域)的中小型企業排擠。在這一背景下,首先是在西方社會,然后是在全世界,所謂的“新個人主義”得以傳播,對進步的渴望、財產的所有權、財富和個人自由的思考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這些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和工會對集體組織以及福利國家具有包羅萬象的影響力的定位是矛盾的。[1] 后蘇聯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進程,其根源主要不是后工業現代化和社會生活的信息化,而是蘇聯解體后在這個地方的所有國家的去工業化,形成了快速的工業退化、社會原子化、人們意識和行為的個體化以及社會分裂過程,結果是公民對各種形式的群眾活動和集體性社會規劃更多地持一種懷疑立場。

      除深刻的社會變革外,蘇東劇變給左翼思想帶來了顯著的消極后果。蘇維埃聯盟崩潰在西方受到歡迎,包括其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認為透過該事件看到了“極權主義的蘇維埃制度”的失敗,后者在思想政治領域與自由社會思想和歐洲左派積極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相競爭。但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面向西方的快速一體化,實際上給左翼思想帶來了沉重打擊,很多左翼思想的擁護者士氣低落,在思想和政治上喪失了斗志。蘇聯被視為實現社會公正、平等的一種有效模式,即“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模式,其劇變的后果之一是此后20年間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治話語在全球政治和思想上占絕對主導地位——這不過是最成功、最有效的歷史現實而已,并且沉重地打擊了世界左派的立場——包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及其倡導的思想。

      在批評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時,應特別強調通過凱恩斯主義的全套手段調節經濟過程的無效性,因為它逐漸導致官僚化和經濟規范化,削弱了經濟活力。反對者本著自由主義的批評精神指出,社會支出不斷增多導致預算赤字和通貨膨脹,對企業征收高額稅賦抑制了經濟增長,凱恩斯主義社會經濟模型被認為既不能滿足新自由主義共識,也不能適應“知識經濟”和計算機信息技術時代的要求。知識經濟和計算機信息技術要求市場主體具有靈活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左派的傳統戰略遭受損害、停止運轉。西方左派的傳統戰略包括提高稅率,以資助社會發展規劃和發展福利國家制度,這些在知識經濟和計算機信息技術背景下逐漸失靈。

      全球化進程使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倡議在西方建立福利國家的可能性受到質疑,因為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經濟調節舉措只有在民族國家層面并在新凱恩斯主義社會經濟模型框架內才能有效實施。社會主義者積極倡導的社會民主制的反周期政策旨在通過刺激總需求來克服經濟衰退,即增加政府支出、降低貸款利率并對投資和消費施以稅率激勵舉措。需求依賴赤字融資支撐,在經濟增長期間稅收的增長可以彌補此類預算赤字,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該方案開始出錯,稅收的增長趕不上預算赤字的增長。事實證明,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很輕松地就可以將生產從社會標準高的國家轉移到擁有廉價勞動力且稅收制度更具有吸引力的國家,而且在全球化框架內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使得維持福利國家以前向人民提供的社會保障變得極為困難甚至不可能。依靠高稅收來資助社會規劃會因損害本國商業的競爭力而不得不放棄,因而全球化進程給福利國家帶來了更多壓力,迫使政府限制其自身的職能,這打擊了當代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政策的基礎。

      全球化是一個影響生活方方面面的客觀進程。工業時代被高科技主導的時代所取代,它們與新經濟的核心資源——知識的生產直接相關。高科技在國際社會框架內正在成為確保國家安全、繁榮和地緣政治地位的決定性組成部分,其產業的發展能夠確保不同國家在世界經濟前沿領域及最有前景的部門中占最大的份額,包括抵消全球競爭背景下其他(傳統)部門不可避免的衰退。在現代化競賽中領先的國家在利用全球化客觀趨勢、順應世界發展趨勢、使非常具體的政治實踐合法化的同時,有意識地奉行全球主義政策。實際上,游戲規則由少數參與者制定,他們決定了世界政治中可作為的邊界,并對逃避這些新規范和行為規則的國家實行管控。

      后蘇聯地區深受全球化的影響。盡管全球化未決定新獨立國家的發展方向,但為其國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稚嫩的國民經濟的運作創造了特定的環境。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強調融入全球經濟進程,而不是探索自己的有效發展模式,在發生了社會結構退化(在去工業化背景下,產業工人數量縮減,技術性知識分子流失)并在社會標準本來就不高的情況下復制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在兩極世界秩序崩潰的現實中,后蘇聯國家面臨著如何確定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狀態、地位和角色的問題,全球化給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帶來了許多嚴峻的挑戰,其中一些國家確定了跨大西洋的發展方向,其他國家則表現出政策的多矢量和多方案性特征。在與俄羅斯的關系中,這些國家最大限度地謀求經濟優惠和政治紅利,當莫斯科與其他權力中心發生沖突時,則與俄羅斯劃清界限。

      形成后蘇聯國家新政治身份的認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后蘇聯地區仍然是俄美之間、俄羅斯與歐盟之間存在尖銳地緣政治矛盾的地區,該地區各國的過渡社會被擠壓在非常矛盾的訴求之間——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實現政治現代化的訴求和適應新的全球化發展的超民族和超國家趨勢的訴求。這種情況制造并將重現這些國家嚴重的國內政治緊張局勢,鼓勵了民族主義,自動地強化了右翼立場。傳統上,西方國家(首先是歐洲國家)是影響后蘇聯地區左翼思想和意識形態發展方向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其社會思想和左翼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奠定了這個地區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一個向量。試圖利用共產黨積累的威望和地位是左翼思想轉變的另一個方向,對蘇聯的懷舊之情可以轉化為政治舞臺上的選舉成就。

      二、歐洲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從右傾到左傾

      西方國家及其社會政治思想影響了后蘇聯國家精英的思維方式和思想發展方向。從工業社會向服務和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過渡,全球化挑戰,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危機以及蘇聯崩潰后社會正義觀念受損,導致歐洲和后蘇聯地區左派的認同危機。解決已出現問題的嘗試使一些歐洲社會民主黨右派日趨活躍,他們采用新自由主義方法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并應對全球化趨勢,這對后蘇聯地區左翼有重要影響。

      新修正主義者建議通過自由主義元素豐富社會民主主義,從而實現社會民主主義主旨知識的現代化。他們呼吁放棄有關社會民主黨的目標,認為這是將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觀念。在他們看來,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不應是消滅資本主義,而是調整資本主義,以確保在其框架內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公正、團結、平等),使自由市場的主要原則不受質疑。[2] 由此可見,新修正主義者實際上承認了社會主義的新保守主義批判部分,且贊同新保守主義者有關國有化和國家干預主義增多會強化官僚影響力的觀點。20世紀90年代末,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現了鮮明的修正主義傾向,結果導致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兩種發展趨勢——新社會民主主義和舊社會民主主義。前者與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總理施羅德有關,可稱為“社會自由主義”。英國工黨內部的“新工黨分子”是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現代化這一變體的支持者,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新中間道路”的擁護者試圖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與技術(主要是測量)管理方式、在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的福利國家之間找到中間道路或“第三條道路”。新自由主義者“第三條道路”思想和基本原則的理論奠基非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莫屬,他是《第三條道路》(1998年版)一書的作者和布萊爾的顧問。[3]

      新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政治立場變得接近以美國民主黨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布萊爾和克林頓甚至提出創建一個新的國際——進步國際或左派中心國際的想法,但社會黨國際此時堅守并鞏固了自己的陣地。“第三條道路”的擁護者在拒絕很多“陳舊的左的意識形態”后,在社會和經濟政策領域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4] ,如布萊爾和吉登斯主張把全面福利國家轉變為“社會投資國家”,這意味著國家不是以社會救助金,而是以社會投資的方式向公民提供援助,旨在讓公民獲得專業技能或再教育,提升殘疾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個人責任感,“勞動福利”(從事勞動活動的社會救助)被宣布為一項主要原則。同時,與老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同,新工黨分子首先要消除“社會排斥”。平等被定義為社會包容,首先被解釋為機會均等,能獲得教育、提高職業技能并有工作是機會均等的條件。[5] 用吉登斯的話說,新社會民主主義與舊社會民主主義相比有兩個主要區別:承認在變化的世界深刻反思左翼意識形態的必要性;渴望選舉成功,不僅在產業工人中而且在社會各階層中獲得支持,而非保持自身學說的意識形態純潔性。

      新工黨分子支持全球化。他們認為,全球化除帶來風險和沖突外,還帶來了巨大收益。施羅德持與新工黨分子相似的立場,他認為吉登斯的許多觀點都是舊社會民主主義的標志,德國社會民主黨早在1959年就通過了戈德斯貝格計劃。施羅德強調,社會民主主義早已不是那個對市場深表不信任、僅僅依靠產業無產階級、期望加強國家作用的舊社會民主主義。他深信,在全球化時代,經濟政策不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或新自由主義的,它首先必須是現代的,能確保德國經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競爭力。1999年布萊爾和施羅德發表的共同宣言——《歐洲:第三條道路——新中間派》[6] ,正是對自己觀點的否定和對新自由主義立場的順應,該宣言被世界許多左翼思想的擁護者接納,在歐洲亦如是。

      《若斯潘文件》是法國社會主義者對布萊爾和施羅德宣言的回應。該文件同樣頒布于1999年,標題為《走向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該文件強調,社會主義者應尊重自己的傳統,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而不是急于把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方案“打入冷宮”。若斯潘宣稱:“走向市場經濟,但不是走向市場社會!”[7] 法國社會主義者和“第三條道路”擁護者對全球化進程持不同態度。“新工黨分子”的依據是,在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實際上已成為別無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持更加反對資產階級態度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而言,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突變”,需要通過統一行動和政治監管加以約束。若斯潘指出,全球化是“需要加以調控的一個過程,不僅要預防危機,還要保護區域和民族的同一性”。[8] 在政治實踐領域,若斯潘呼吁建立全球層面國際金融體系調控機制,并將其擴展到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領域。

      社會主義政黨的一系列向右轉導致長期爭論和危機,還引起西方社會民主黨一波又一波的分裂,其征兆是德國和法國一部分持更傳統左翼思想的黨員退黨,這導致新的分裂并在德國成立了拉封丹的左派黨和在法國建立了梅朗雄的左翼陣線,戰斗一直持續到今天。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期,西方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面對一些新挑戰,這導致其改變與左派自由派合并的趨勢。傳統上的歐洲左派擁護自由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這源于其政治哲學和國際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是作為國際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產生的,因為它的民族問題總是隸屬于社會問題,而社會階級認同則優先于民族認同。此外,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了啟蒙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有關人最主要的社會屬性的觀點,人與人之間的民族文化差異和社會經濟環境在人格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不那么重要了。社會民主黨通常對民族國家問題缺乏理解,尤其最近低估了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移民融入西方社會的困難,多元文化陷入危機,但左翼沒有明確的選擇。

      另一個重大挑戰是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這打斷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右移”。從本質上講,世界金融危機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危機,這證實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必須靠政治調整經濟進程觀念的正確性,該觀點在左派中得到傳播。全球危機使許多新自由主義的假設受到質疑,并促進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復興。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社會主義者終止了“推銷”自己綱領性目標的企圖,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回歸。英國工黨是這種思想演變的最鮮明的例子,科爾賓的擁護者宣傳一個改良主義的綱要,該綱要提升了管理經濟流程的新凱恩斯經濟理論方法的作用和國家在經濟中的調控作用,使其能夠集中更多企業(通過贖回實現國有化),并再次擴大社會政策覆蓋的范圍。

      歐洲社會黨的轉型表現出了這一面。舉例說,在危機后的《歐洲社會黨原則聲明》中,全球危機的原因被解釋為:“金錢和貪婪推動的市場力量攫取了權力,并尋求取消對權力進行的民主控制。這些力量服務于有特權的少數人的利益。保守分子和新自由主義者推銷自己價值觀的同時,加劇了經濟、地理和社會不平等現象——短期獲利且輕松地獲利,不受任何規則約束——進而導致了最嚴重的危機……”[9] 這個聲明確認,社會民主黨人忠實于自己的核心價值觀——自由、平等、團結、正義,歐洲社會黨人一如既往地捍衛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獲得教育、文化、公共服務的權利,強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努力、集體捍衛社會公平的重要性。

      三、后蘇聯地區的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

      由于蘇共危機和蘇聯解體,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后蘇聯地區的出現成為可能。歐洲的上述政黨開始被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的大多數團體接納,他們以所謂“更靈活、更富有創造性和非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遺產,一部分政治精英使用民眾熟悉的、適應社會要求的左的華麗詞藻,在競爭性選舉中取得了成功。在后蘇聯地區的社會意識中,社會民主主義被聯想為成功的改革、社會成就——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和“瑞典模式”,在其理念中融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勢。與蘇聯版本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比,這種情況在世紀之交決定了社會民主選擇的吸引力。后蘇聯地區出現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取向的政黨,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駛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航道,他們一方面在“民主社會主義”理想和社會正義之間搖擺,另一方面進行社會民主主義信條現代化的“新修正主義”的嘗試,再現了歐洲曾經有過的意識形態爭論和發展趨勢。但這些政黨也有自己的特點,既可以通過各自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特點來解釋,也可以通過必然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歷史和政治背景特點來解釋。

      新獨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具有自己的任務、目標和影響。在經濟領域,關注構建允許多種所有制發展的、具有多種經濟成分的社會,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基礎上建立面向社會的市場經濟,依然重點強調國家調控和旨在確保社會公正和公民經濟福祉的面向社會的國家制度。在政治領域,新興社會黨提出的任務是構建“議會型”政黨組織,其主要目標是建立法治政府、權力分立、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社會保障、維護勞動者利益、確保所有人豐衣足食等。盡管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很時髦,但后蘇聯地區社會黨連贏得大選勝利的政治高度都未能達到。摩爾多瓦共和國是唯一的例外,那里的社會主義者連年為爭取國家權力而斗爭,但這僅是一個普遍規則的例外。在一些后蘇聯地區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盡管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政黨在選舉中取得了相對成功并幾次在全國議會中組建自己的黨派,但對實際權力杠桿和政治決策機制的影響是有限的。

      亞美尼亞達什納克楚瓊黨或許是后蘇聯地區最古老的社會主義政黨。在其綱領性目標中,該黨融合了社會民主主義社會綱領和激進的民族主義,很多國家的亞美尼亞僑民全都加入了該黨。在合法化并恢復其在亞美尼亞的活動后,該黨以與共和國最高權力的強硬對抗而出名,其活動在1993年被法令禁止,1998年最終實現合法化。自此,該黨堅定地參加地方和國家權力機構選舉,其大量基層組織之間聯系密切,組織機構紀律嚴明,擁有大量資金、媒體和人力資源,可以爭取到更廣泛階層的選民開展政治斗爭,在亞美尼亞的總統和議會選舉中得票率通常是4%~6%。但由于該黨資金來源于國外(亞美尼亞僑民),因而放棄了足夠激進的民族主義綱領,其綱領未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在2018年選舉中,該黨獲得了3.89%的選票(48811票),未能達到5%的議會準入門檻。

      在相鄰的格魯吉亞,盡管產生了幾個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政黨,但都規模較小,未能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格魯吉亞左翼聯盟、勞動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議會中未曾有過代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微乎其微。在形式上,根據名稱和綱領政策的社會定位,可以劃歸社會民主黨的還有格魯吉亞工黨,但依據其他標準,這是一個純粹的民粹主義政黨,其實際活動并不總是與黨的名稱及綱領政策一致,在很多方面與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相似。目前,格魯吉亞工黨在議會中沒有議席,在2012年選舉中獲得了1.24%的選票(26765票),在2016年獲得了3.14%的選票(55207票)。

      哈薩克斯坦政治取向接近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綱領的政黨有“阿基利特”民主黨和全國社會民主黨。“阿基利特”民主黨是獨聯體國家社會黨人論壇(獨聯體國家聯合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成員,該黨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是其思想政治基礎。2013年該黨與精神復興黨合并成立“比爾利克”政黨后,其思想政治基礎可以概括為某種生態的和社會主義的主張。雖然該黨倡導生態社會主義理念,認為只有放棄破壞環境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但由于遵循西方發展方向而沒有成功。在2016年的馬吉利斯(指哈薩克斯坦議會)選舉中,僅有0.29%的選民支持“比爾利克”政黨,結果導致該黨名列末位——第六位,未能進入議會。全國社會民主黨目前有成員約14萬人,提出的目標是致力于在哈薩克斯坦政治實踐中應用世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價值觀,提出了構建民主、法治的社會國家、經濟創新并實行新的人道主義政策的任務。在2007年馬吉利斯選舉中,該黨獲4.54%的選票,沒有進入議會。2009年該黨與在思想和政治上更自由的民主黨“阿扎特”聯合,但聯合政黨——“全國社會民主黨阿扎特”在選舉中也沒成功,也未進入議會。

      在蘇聯解體和構建共和國政黨制度的背景下,1995年烏茲別克斯坦社會民主黨“阿道拉特”成立,現有成員135000人,3700個基層組織。該黨的主要目標是積極參與法治民主國家建設,在以社會為導向的市場經濟基礎上建設更公正的公民社會,以及建設一個符合烏茲別克斯坦各民族利益的精神上團結的社會,確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憲法權利與自由相一致。該黨系烏茲別克斯坦議會黨,是烏茲別克斯坦登記注冊的5個政黨之一,在當前的“奧利馬日利斯”(指烏茲別克斯坦議會)中約占20個議席。

      在吉爾吉斯斯坦,盡管現有社會黨組織薄弱(沒有正式黨員),但有兩個社會民主主義方向的政黨在活動。“阿塔-梅肯”是吉爾吉斯斯坦的首個政黨,最初的政治綱領是以社會民主學說為基礎建設“民主社會主義”,但在隨后的20多年間已從社會民主主義目標逐漸轉向歐洲社會黨人——“新修正主義者”所堅持的方向,從經典社會民主主義變為堅持“第三條道路”的政黨,這在地方政治背景下意味著向自由主義和親西方的方向轉變,目前仍是該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政黨之一。吉爾吉斯斯坦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政黨是社會民主黨,該黨始終遵循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道路,在2018年成為社會黨國際正式成員,先后由埃爾克巴耶夫和阿坦巴耶夫(2011~2017年任國家總統)領導,阿坦巴耶夫的政治繼承人是熱恩別科夫,他在2017年最后一屆總統選舉中獲勝,贏得54%的選票。2019年該黨處在分裂邊緣,一部分黨員仍效忠黨的創始人——前總統阿坦巴耶夫,而另一部分黨員反對他。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總統大選期間,阿坦巴耶夫積極支持現任總統熱恩別科夫,后來又嚴厲批評他的行為,結果黨組建的執政聯盟分裂為總統的擁護者和阿坦巴耶夫的擁護者,后者是前者最強大的政治對手。分裂導致執政黨的兩個部分都聲稱有權保留原有的政黨名稱,把自己看成“真正的”吉爾吉斯斯坦社會民主黨。議會中社會民主黨派別和熱恩別科夫都反對阿坦巴耶夫,阿坦巴耶夫被逮捕后其支持者也都銷聲匿跡了。

      戈爾巴喬夫及其擁護者首次嘗試在俄羅斯創建與社會民主黨類似的政黨。但是,這種嘗試以失敗告終——盡管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和活動在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盛行,甚至在公眾意識中“瑞典模式”的社會福利國家有些被神話化了,但選舉中社會民主黨沒有取得成功。迄今俄羅斯的政治家之間仍存在爭議,即按照思想主張什么樣的政黨可以歸為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長期以來,專家們把亞夫林斯基的“亞博盧”集團稱為左翼自由主義政黨,同時差不多就是社會民主黨,但在該組織的所有活動階段,其左派自由主義傾向顯而易見。在1990~2000年初,俄羅斯聯邦有幾個政黨,其名稱包含社會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字眼,但均未在國家政治制度中發揮重要作用。自2006年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政治力量領域由米羅諾夫領導的社會主義取向的“公正俄羅斯黨”占領,實際上該黨在俄羅斯政治坐標系中不如說是屬于中間偏左,信奉社會自由主義標準。該黨是俄羅斯當局制度性反對派的一個組成部分——現當局溫和的政治反對派,沒有對政權提出嚴厲的批評,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不發揮實質性作用。雖然該黨已第三次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組建黨團,但由于此前一次國家杜馬選舉中表現欠佳,對政治發展的影響有限,在本屆國家杜馬中占23個議席,而在上屆是60個議席。該黨與后蘇聯地區其他社會主義發展方案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不依賴歐洲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反對派。

      莫羅茲領導的烏克蘭社會黨從1991年登記注冊起就堅決擁護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同時也是烏克蘭當局的反對派。在庫奇馬擔任第二任總統期間,該黨積極反對總統的政策,并在抗議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黨支持2004年的“橙色革命”,黨的領導人莫羅茲與尤先科、季莫申科積極參加街頭抗議活動,但由于“橙色革命”結束時莫羅茲個人政治野心未得到滿足而轉變為反對派,與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聯手。該黨的影響力在2006年達到頂峰,成員多達30萬名,在烏克蘭議會——最高拉達有議員黨團,在最高拉達選舉中獲6%~7%的選票,在歷屆議會中占20~35個議席。但2007年非常選舉失敗后(贏得2.86%的選票,未過3%的議會門檻),該黨無力恢復常態并逐漸衰落,黨的領導人莫羅茲離開了該黨。2014年“尊嚴革命”后,民族主義者打著完全非歐洲的口號——“嚴格的秩序!用愛國主義滋養社會主義!”走上黨的領導崗位。2017年基瓦開始領導該黨,盡管他與社會民主主義理想沒有任何關系,但仍宣布烏克蘭的“歐洲—大西洋一體化”方針,相應決議在2018年黨的代表大會上通過。

      摩爾多瓦有兩個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黨,雖然地緣政治定位和綱領主張各不相同,但在思想政治上有很多方面相似。摩爾多瓦民主黨成立于1997年,在著名的摩爾多瓦寡頭(曾任社會黨國際副主席)普拉霍特紐克的資助下,民主黨在摩爾多瓦得以重整旗鼓。自2009年以來,民主黨一直是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成員,曾獲得歐洲社會黨觀察員黨地位,并在2015年成為歐洲社會黨的準會員黨,2018年被正式接納為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議會委員會社會民主黨派別成員。該黨根據其所宣布的“歐洲基本價值觀”,致力于實現摩爾多瓦共和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優先考慮的事項是發展具有競爭力的混合經濟,將充滿蓬勃生機的私有制及其高效率的國有部門和高質量的、人人享有的國家公民服務體系結合起來。摩爾多瓦共和國社會主義者黨系社會黨國際的觀察員黨,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和摩爾多瓦的可持續發展,批評北約且拒絕摩爾多瓦與羅馬尼亞合并的可能性,反對國家采納的歐盟政策,堅持傳統價值觀和東正教,社會主義思想被一些黨的領導人看成“源起”。盡管2016年社會主義者黨主席多東當選該國總統,但總統權力極其有限,實權屬于議會選舉產生的總理。在2019年選舉中,各政黨極度對立,民主黨明顯傾向西方國家,社會主義者黨則傾向莫斯科,結果是社會主義者黨贏得選舉,但未獲議會多數席位和共同組建政府的可能性。民主黨及其盟友和獨立議員也無法構成議會多數,結果社會主義者與右翼的親西方的行動和團結黨結成議會執政聯盟,執政聯盟的領導角色是右翼聯盟的代表,其代表人物桑杜成為總理。

      后蘇聯地區其他國家左派的勢力和影響較弱。阿塞拜疆社會民主黨是社會黨國際成員,其領導人阿里扎德系議會議員(此前該黨聯合主席是阿塞拜疆前領導人),迄今為止該黨選民基礎薄弱,在2015年議會選舉中僅獲0.4%的選票(11288票)。根據其思想政治特征,塔吉克斯坦社會民主黨和塔吉克斯坦社會黨很難歸入社會黨(只是使用了社會黨的名稱而已),現階段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未發揮實質性作用。白俄羅斯社會黨人影響力微弱,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政黨有支持總統盧卡申科的(如共和國勞動正義黨、社會體育運動黨),也有他的反對派(如社會民主黨“格拉瑪達”)。

      四、后蘇聯地區共產黨人——重建社會主義的方針

      后蘇聯地區左翼思想發展的另一個方向是試圖通過細微的思想變化戰略并依靠傳統選民爭取最多的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實施這種戰略上最具代表性。今天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不僅是后蘇聯地區人數最多的(約16.2萬人),也是所有在俄羅斯開展活動的政黨和政治運動中最大的黨。該黨是傳統的群眾性政黨,具有廣泛的組織和群眾基礎,最近25年來擁有眾多選民和穩定的支持率,盡管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減少。該黨兩次在按政黨提名進行的國家杜馬選舉中贏得第一名,來自本黨的總統候選人兩次成為總統競選勝利者首要的、真正的對手。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是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采取將愛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宣稱的傳統蘇聯方案相結合的方針,提出了俄羅斯人民向往社會主義的思想。蘇聯“8·19”事件后,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頒布法令,中止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的活動,并頒布總統令禁止共產黨活動。1992年11月30日,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取消了上述禁令,1993年2月13~14日俄羅斯共產黨人舉行了第二次非常代表大會,會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名稱重建,久加諾夫被選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大會通過的文件宣告了蘇聯共產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之間的繼承性。俄共強調自己忠實于社會主義和人民政權思想,主張建立計劃市場經濟、發展聯邦制,在獨聯體框架下簽署新的國家協議,希望實現人民在自愿基礎上恢復統一聯盟國家的愿望。

      久加諾夫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嘗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希望國家成為強國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價值觀以及俄羅斯文明價值觀結合起來。他沒有放棄建立一個“國家愛國主義”力量民族陣線的想法,目標是把俄羅斯從“世界主義者”“叛徒”和“西方代理人”手中解放出來。他在1994年發表的《強國》一書中宣稱,俄羅斯社會的政治斗爭不是發生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如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要求的那樣),而是發生在愛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與俄羅斯執政的反愛國主義者——崇歐派之間,前者捍衛俄羅斯強國的實力,后者出賣民族利益且實際上是西方代理人。他強調,俄共致力于將“紅色”的社會公正理想與民族國家觀念結合起來,其民族解放斗爭應主要以和平、非革命的形式進行(參加議會選舉和各個州的選舉等),因為“俄羅斯已經用盡了發動革命的限額”。[10]

      除吸收愛國主義和強國價值觀外,1992年后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演變還包括采用了一些不屬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話語體系的概念(比如,地緣政治結構和某些“可持續發展”理念),對當前情況的分析也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章節和方法論原則(盡管在文件中保留了對馬克思和列寧的禮節性回溯),用久加諾夫的話說是“其擁護者為照顧到生活中的所有要素,不應該僅遵循一種分析方式或方法”。[11] 他還指出,馬克思主義中有許多需要修正的地方,納入俄共思想體系的愛國主義價值觀和“可持續發展”理念,沒有被看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而是被看成對其的發展和豐富。新共產黨的建設活動條件與競爭性政治體制迥異,共產黨人承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最高價值,承認政治和思想多元化、多黨制,承認憲法規定的民主、社會、法治國家原則,所有這些思想和意識形態混合的結果,導致俄共的意識形態按“社會發展方向”標準評價是左的,按其他方面評價(比如,對待國家制度、愛國主義的態度)則極其接近右翼保守主義。

      1995年通過的俄共綱領試圖將傳統俄羅斯保護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口號、傳統共產主義的概念乃至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結合起來,是黨內各派別妥協的結果。綱領確定的黨的任務是“將社會階級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合并為一個統一的群眾抵抗運動”[12],人民政權(通過蘇維埃和其他形式的人民民主自治聯合起來的絕大多數勞動者享有立憲權)、公正(基本社會權利可以得到保障)、平等(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愛國主義、公民對社會的責任和社會對公民的責任、“在未來憲法中確定符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生態安全、人類所面臨任務特征的革新社會主義”,宣稱“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的未來”。[13]

      20多年來,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可以預見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反對“新世界秩序”“帝國主義全球化”和外界干預俄羅斯聯邦的內政和外交,宣布對外政策的首要事項是恢復蘇聯,國內買辦機構和西方沆瀣一氣使蘇聯遭到了破壞。與當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力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人開誠布公地承認蘇聯在冷戰中失敗,其結果是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北約扮演著世界憲兵的角色”,該世界秩序給俄羅斯聯邦安排的是糟糕的“半殖民地”角色[14],但其外交定位在原則和戰略方向上與國內政治精英的官方喜好并沒有太大差異。國內政治精英在1997年前夕開始使用“國家利益”術語,至此還提出了關于多極世界和多極世界秩序的“普里馬科夫理論學說”。

      國際舞臺可能出現的重大場景再現了久加諾夫早已提出的“世界獨裁”“全球動蕩”和“利益平衡”景象。[15] “世界獨裁”指以美國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16] ,全球動蕩是“世界獨裁”的一種映襯,并且“在西方金錢烏托邦轟然倒塌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最有可能成為現實”[17] ,其實質是如果西方土崩瓦解亦或西方增長速度顯著放緩(對西方而言,停止等同于死亡),就會出現最強烈的內部系統性危機,而西方崩潰將在全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現有沖突加劇并引發新的沖突。打破“世界獨裁”的出路在于,“要在全面加強國家體制,堅持思想、政治、經濟和軍事自給自足的道路上謀發展”。現有條件下最好的、沖突最少的發展方案是“存在若干個權力中心的多極化,這些權力中心可以在法律上加固現有的力量平衡,并采納對各方皆有約束力的統一游戲規則”。[18] 革新的俄羅斯(“在融合了古老的精神傳統、蘇維埃人民政權和電子技術時代成就的基礎上,戰勝危機并鞏固自己的國家制度”)可以扮演“平衡”世界的擔保人角色。

      俄共在國家杜馬的實際行動表明,俄共領導層盡管其有反體制言辭,但已深深融入了現有政治制度,他們不斷強調俄共是個“建設性反對派”政黨。從俄共思想家視角看,貫穿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性妥協”思想是俄共政治戰略和戰術的主導思想,其實質與其說是致力于全面執掌政權,毋寧說是在與國家主要社會和政治力量達成戰略妥協的基礎上參政議政。主要社會和政治力量首先指在俄羅斯政治和商業精英中占主導性地位的派別和集團,對此類立場可以有很多種解釋,一些解釋著眼于政治和經濟領域,另一些解釋著眼于心理學領域。俄共推動高層干部與制度妥協,黨的領導層意識到恢復舊制度是不可能的,有些黨的領導政治意志薄弱,國家強調俄共的意識形態與激進共產黨人不同,其宗旨不是破壞國家,而是要鞏固國家。這樣的結果是俄共領導人及其團隊實際上已經成為俄羅斯政治統治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

      俄共對類似全球化這樣的現象所持的立場令人關注。俄共在第七次代表大會(2000年12月召開)上專門通過了“關于對待帝國主義全球化的立場”的決議,在決議中全球化被視為一個充滿矛盾的進程。一方面,俄共理論家認為,全球化導致經濟、科學、教育和信息化一體化的深化;另一方面,“當代資本主義利用這些趨勢作為推動‘新世界秩序’獲得全面認可的工具”,全球化的推進形式“保障跨國資本時代的帝國主義的利益”,導致人類分裂為“金十億”人口和其他人口,并且有固化趨勢。俄共呼吁拒絕“全球化的掠奪性和帝國主義本質,防止其破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每個民族的民族、文化認同”。[19] 久加諾夫把按照“世界主義者”方案實行的帶有“掠奪性”“搶劫性”的全球化稱為“帝國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20] ,認為“今天的國際社會不過是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的化名”。[21] 富裕國家的少數人口與地球上大多數貧困人口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這讓久加諾夫提出了“全球種族隔離”是“新世界秩序”主要形式的觀點。

      根據黨的現行綱領,信仰是俄共的主要議題:“拯救祖國——只能依靠恢復蘇維埃制度并遵循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俄共清楚黨的任務是將社會階級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聯合成一個統一的人民陣線[22] ,因而為左翼政黨提出了一個相當新穎的綱領,在國家的根本特征和社會的根本特征、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之間建立起聯系。[23] 俄共建議,向蘇聯的過去而不是未來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案,如果把共產黨人提出的萬能公式簡化,可以將其歸結為1917年加米涅夫的那個著名的公式——“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但已經清楚的一點是,這個公式不太適合當代時局,在過去10~15年間俄共影響力不斷下降,黨員人數從21世紀初約50萬下降到約16.2萬,該數據是2016年1月1日俄共網站公布的。盡管有一些有利于共產黨人的外部環境,但俄共的選民基礎沒有增長,全國議會選舉的最新結果是9.5%的得票率,這讓該黨在國家杜馬僅獲43個席位(俄國家杜馬共計有450個席位)。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積極與后蘇聯地區的志同道合者合作,這彌補了國內政治領域某種程度上的失敗。1993年在莫斯科舉行了蘇共第29次代表大會,來自后蘇聯地區的各共產黨組織416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大會根據原蘇聯各共和國共產黨活動的現實條件暫時決定,在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重建前,將蘇共更名為“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并通過了綱領和章程,選舉了舍寧領導的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宣布,“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是蘇聯共產黨的繼承黨,在蘇聯境內開展活動的共產黨是蘇共各個共和國組織的繼任黨。在1993~1995年期間,除土庫曼斯坦外,所有蘇聯的原有共和國共產黨都恢復了活動,一些共和國以蘇共黨員為基礎,出現了幾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到1995年7月,后蘇聯地區有26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在活動,其中22個共產黨團結了130萬共產黨員,都是“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成員。

      直到今天,后蘇聯地區一些國家都有幾個共產黨在活動,由于領導人、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共產主義民族組織隊伍的分裂始終未被戰勝。比如,格魯吉亞有兩個共產黨:格魯吉亞統一共產黨和格魯吉亞共產黨,要了解其在全國舞臺上的政治影響力,可以看2016年10月8日的議會選舉,他們在選舉中分獲1469(0.08%)和1773(0.1%)張選票,自然未能進入議會。盡管統一共產黨因加入“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而在國際舞臺上更活躍,但在格魯吉亞的政治舞臺上沒取得什么特別的成就。哈薩克斯坦最大的一個共產黨在2004年分裂,其一部分保留了哈薩克斯坦共產黨的名稱,直到2015年法院禁止其繼續活動;另一部分改稱哈薩克斯坦人民共產黨,還在繼續開展活動,在上次國家議會選舉中獲7%的選票。許多后蘇聯國家的共產黨人被視為蘇聯的某種殘遺物,而且由于當地精英根本不想恢復蘇聯,他們經常要面對嚴峻的問題,甚至是其組織遭到禁止。除俄羅斯外,后蘇聯地區最大的共產主義組織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其中西蒙年科領導的烏克蘭共產黨在2015年被取締。因此,“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的活動通常帶有名義上甚至是模擬的性質,旨在展示后蘇聯地區各國家共產黨的互動,而且起初認為這可讓左翼力量的代表面對面,將蘇聯傳統轉變為后蘇聯一體化的要素,并帶動歐亞大陸的一體化進程,但這并未發生。

      在歷經復雜的斗爭后,2001年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被選為“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的存在提高了俄共的國際威望,但總的來說并沒有打造出黨對獨聯體其他國家局勢和其他黨組織施加影響的工具。迄今為止,有15個共產黨加入“共產黨聯盟—蘇聯共產黨”(有3個來自未獲國際社會全部認可的共和國——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國),其中只有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共產黨才有議會代表和相對寬泛的選民基礎。今天,塔吉克斯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國的共產黨在議會各有一名議員,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還都處在政治邊緣地位。

      因此,從長遠看,企圖創造性地修改共產主義立場來解決后蘇聯地區當前的政治任務是無法取得成功的。后蘇聯的共產黨人更喜歡訴諸蘇聯時代的社會文化原型和歷史傳統,在蘇聯解體近30年后蘇聯地區國家的人們大部分并未領會這一點。隨著社會基礎遭到侵蝕(產業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數量普遍縮減)、年輕人對共產主義理想持冷漠態度以及左翼試圖依靠其他政治力量——這太可怕了,其中竟然包括中亞的伊斯蘭分子——來抓住廣泛的勞動者階層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主動性,后蘇聯地區各國共產黨謀求積極發展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五、結語

      蘇聯解體后的幾十年間,左翼力量未能成功扭轉不良發展趨勢,被推離了政治領域。甚至在危機期間,盡管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取得了一定的選舉成就,后蘇聯地區也未出現公眾意識向左轉的情況。后蘇聯地區所有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輕松戰勝了左翼的抵制,實施了各種私有化計劃,減少了社會保障,提高了退休年齡,等等。

      后蘇聯地區的左翼政黨正經歷艱難的時期。這些政黨在很多方面開始變得“包羅萬象”,甚至加入聯合政黨——在聯合政黨框架下,政治家被看成是職業的政治劇團老板,與其他政治專業人士進行爭奪選票的斗爭。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往往缺乏核心思想體系,如果說它們(諸如俄共)有核心思想體系,也完全無法適應21世紀的政治斗爭條件。全球化和后蘇聯的去工業化的結果是,左翼政黨的社會基礎——那些最初具有明確利益的具體的社會階層或階級(工人、勞動者)——持續遭受侵蝕。在失去了大部分工業后,后蘇聯地區以往的工人階級力量及其明確的組織機構——工會和政黨——生存很艱難。對左翼力量而言,脫離民眾是致命的。

      還有一種趨勢會讓人產生樂觀情緒。后蘇聯地區在傳統上,在精神和思想政治層面上,都是面向歐洲國家的。但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發生深刻變化的影響下,近些年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亞洲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首先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如果說歐洲左翼思想和政黨普遍處于危機狀態,那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樣板,中國發展模式的吸引力明顯增加。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發展速度上無與倫比的思想和戰略是非常值得的,可能會賦予左翼力量以思想和政治創造的新動力,在選擇政治理論和實踐轉向時成為鼓舞士氣的榜樣。

      作者:愛·根·索洛維約夫系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后蘇聯研究中心主任

      譯者:陳愛茹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

      注釋:

      [1]Поттхофф Х.,Миллер С.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ДПГ.1848-2002.М.,2003.С.394.

      [2]參見Sassoon D.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N.Y.,1996.pp.730-735。

      [3]R.Cuperus, K.Duffek, J.Kandel(eds),Multiple Third Ways: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Facing the TwinRevolution of Globalisation and the Knowledge Society.Amsterdam etc,2001.

      [4]Гидденс Э.Ускользающий мир: как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меняет нашу жизнь.М.,2004.С.92.

      [5]ГидденсЭ.Социальн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 программ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М.,2002.Вып.1.С.12-13.

      [6]БлэрТ.,Шрёдер Г.Европа: Третий Путь-Новая середина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глобальныхпроблем.М.,2000.С.88-105.

      [7]ЖоспенЛ.На пути к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у миру //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перед лицом глоб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М.,2000.С.106-127.

      [8]Жоспен Л.На пути к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умиру.С.121.

      [9]Декларацияпринципов Парти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http://www.socialistinfo.ru/socialXXI/988.html.

      [10]ЗюгановГ.Держава.М.,1994,C.102.

      [11]Оппозиция,1994,№11,C.2.

      [12]Программа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1999,C.4.

      [13]ПрограммаКПРФ.М.,1999,C.4-5.

      [14]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Осно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М.,1997,C.75-76.

      [15]См.об этом: Зюганов Г.А.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М.,1995,C.74-79.

      [16]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79-80.

      [17]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81.

      [18]ЗюгановГ.География победы,C.77.

      [19]Очередныезадачи КПРФ.М.,2000,C.49-51.

      [20]Зюганов Г.А.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тупик или выход.М.,2001,C.29.

      [21]ЗюгановГ.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М.,2002,C.149.

      [22]Программапартии.// https://kprf.ru/party/program.

      [23]См.об этом: Зюганов Г.А.Наша формула будущего-это Святая Русь,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жавностьи советска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Г.А.Зюганова 10 октября2019 г.//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88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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