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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與聯合國,只要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

    胡新民 · 2020-06-15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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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1日,正在與軸心國作戰的26個同盟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會面,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羅斯福總統提出的“聯合國”方案。

      1945年,50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并在會議上簽署了《聯合國憲章》。這些代表對1944年8月至10月中國、蘇聯、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提出的建議進行了審議。

      但敦巴頓橡樹園計劃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即聯合國最重要的組織——安理會的表決程序。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及三國外長與重要官員于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米亞的雅爾塔進行會晤。1945年2月11日,會議宣布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并召集舉行舊金山會議。

      毛澤東提出派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

      抗戰時期,雖然中國共產黨不是執政黨,但在抗戰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但得到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肯定,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方面一定程度上的認可。比如當時美國駐華使館的三等秘書謝偉思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就承認“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最活躍的力量”,他們領導的抗日活動“是成功的”。1944年7月,美軍派遣以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斯、三等秘書謝偉思等組成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進駐延安。謝偉思被委任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這樣,解放區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外交的另一扇窗口,即“半獨立外交”。因此,當舊金山會議的消息傳到延安時,中共正在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當即在會議上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

      在毛澤東提出要求后的當天,1945年2月18日,周恩來就代表中共中央致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指出:4月15日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決不能單獨由國民黨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應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國民黨代表只應占代表團全體人數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應由共產黨及民主同盟派遣。電報并要求赫爾利將上述意見轉達給美國總統羅斯福。20日,赫爾利復電表示不同意。

      赫爾利是支持蔣介石的意見的。蔣介石認為舊金山會議為“各國政府會議”,非“各國之黨派會議”,否認中共參加會議的資格。

      中共方面一直堅持要派代表參加,不斷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交涉。3月7日,毛澤東在王若飛(重慶中共南方局工委書記——筆者注)3月6日關于有消息傳出蔣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的來電上批示:“似須電若飛,向王世杰(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負責人——筆者注)提出我方出席人選,免蔣隨意委派。”隨即,周恩來起草致王世杰信,信中聲明:對于出席4月15日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共中央認為必須包括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決定派中央委員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三人參加代表團,要求王世杰將以上兩事迅速轉達國民黨政府。這封信經毛澤東修改后,于3月9日發出。

      3月1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認為如果蔣介石能夠“容納”中共和其他黨派代表,“在會議中必能產生良好印象,而閣下對于中國統一之努力,勢將因閣下此種民治主義之表示,而獲得實際援助”。電文最后還指出,美國代表團兩黨都有代表,加拿大等國代表團也是這樣的。

      3月26日,蔣介石復電羅斯福說,中國將派出10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共產黨的代表。在3月27日代表名單公布后,盡管中共表示只給一名代表名額不滿,但還是采取了靈活態度,同意了這個方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代表還沒有正式在西方社會的舞臺上出現過。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次中國共產黨的代表第一次出現在美國,無論對即將成立的聯合國、還是對美國社會,都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

      4月1日上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專門召開有董必武參加的會議,毛澤東等決定由董必武帶隨員2人參加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團。4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住處和周恩來、朱德、董必武與謝偉思進行最后一次談話。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友好的美國在中國實現民主和對日作戰中進行合作。

      輾轉到達舊金山后,董必武除了參加會議之外,還根據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廣泛地接觸美國的朋友和華人華僑,向他們介紹中國解放區軍民進行經濟、政權建設的情況,介紹抗日的戰況和取得的輝煌戰績,闡述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以及要求民主、爭取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統一戰線的政策。聯合國大會閉幕后,7月初,董必武一行離開舊金山前往紐約,繼續向美國各界人士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解放區各方面的成績,擴大中國人民革命的影響。美籍華人、美國華人歷史研究專家鄺治中教授在其著作《紐約唐人街:1930-1950年勞工與政治》中寫道:“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當國民政府出席成立儀式的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他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里,拒絕邀請去唐人街發表演說。相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時在舊金山)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么好處。”

      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根據國際公認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應由中國新政府指派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及其有關機構的工作,把已經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臺灣國民黨當局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但受到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列強的阻撓。1949年11月15日,中國外長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要求取締非法的國民黨代表團的一切權利。

      毛澤東自1949年12月6日起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蘇聯。在此期間,毛澤東為達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關于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等文件付出大量精力。但同時也在考慮如何拓展新中國的外交舞臺,如何名正言順地登上聯合國講壇。這時,蘇聯方面也在考慮這個問題。認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取代蔣介石集團在聯合國的席位,將會大大增強社會主義國家在聯合國,特別是在最重要的機構安理會的影響力。當時由于中國,包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聯合國的事物不大熟悉,因而對蘇聯方面的意見相當重視。

      1950年1月7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并中共中央:(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建議我外交部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去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黨政府代表蔣廷黻繼續為安理會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維辛斯基說,如果中國發了這個聲明,蘇聯準備采取一項行動,即如果蔣廷黻還留在安理會為中國代表(據稱還要當安理會今年的主席),則蘇聯將拒絕出席安理會。維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見。我當即表示,中國外交部可以發表這樣的聲明。我并說,我的電報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國外交部周恩來外長署名的聲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發出去。我問他,此項聲明電除發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秘書長外,是否還需要同時發給蘇、英、美、法等安理會會員國?他說,可以發,蘇聯根據中國的電報就可以行動。此事他聲明是以外長資格征求我的意見,我已正式表示同意。請你們于接電后迅為辦理,爭取于九日恩來動身前發出此項聲明的電文,除發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外,并以電報通知蘇、英、美、法等國外交部,附以致聯合國電文。此事辦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來得及發出。

      當晚12時,毛澤東又致電劉少奇、周恩來:“茲擬就周致聯合國大會主席、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十會員國政府(不給南斯拉夫)的聲明電,請照此發去為盼。”1月8日發出的周恩來外長致聯合國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為中國國民黨反動殘余集團的代表留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是非法的,并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特此電達,希予采納照辦為荷。”

      1月10日,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提議將臺灣當局的代表開除出安理會,但遭到美、英兩國的否決。

      1月13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維辛斯基今晚來談,建議我國向聯合國去電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聯合國以代替國民黨代表,因現在為國民黨代表問題安理會斗爭頗緊張,蘇聯支持我國聲明主張開除國民黨代表,美、英等多數國家反對開除,故中國有進一步表示之必要,唯時間可待一星期后再去電報。我同意他的建議,代表團首席人選請中央考慮電告,待恩來到此商決。

      1月18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的電報中提出:出席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以洛甫(即張聞天)擔任為適宜,現起草了一個致聯合國電報,如中央同意即請于明十九日發出并公開發表。毛澤東還說:據恩來說,高崗、富春都認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唯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請你于發之同時去一電給洛甫,說明因時間關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請他諒解,至動身去聯合國的時間另電通知。

      這一天,毛澤東還起草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致聯合國的照會(此照會正式發出時,署名改為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周恩來部長曾向聯合國發出照會,要求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將中國國民黨反動殘余集團的非法代表予以開除。此項照會,已承賴伊先生復電表示收到,并轉達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現在我再通知你們,主席先生和秘書長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任命張聞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我并請求你們,主席先生和秘書長先生,回答我的下列兩項問題,即(一)何時開除中國國民黨反動殘余集團的非法代表出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我認為這樣的反動殘余集團的非法代表到現在還留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是完全不合理的,應當立即開除出去;(二)以張聞天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團何時可以出席聯合國及安理會的會議并參加工作,我認為應當迅速出席會議并參加工作。以上各項,請予速復為盼。”

      賴伊雖然有回應,但由于美國的壓力和阻撓,中國的努力未能取得明顯的效果。中國抗美援朝后,在第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由美國操縱,通過了污蔑中國為對朝鮮的“侵略者”的決議。中國和聯合國的關系因而變得更加復雜。

      但從此以后,毛澤東一直在堅持原則不動搖的基礎上,為推進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而不懈努力。

      1950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外交部部長周恩來《關于聯大非法通過“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決議的聲明》稿時,在聲明稿中的“我們堅持以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之后,加寫:“美國侵略軍必須退出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這是面對美軍介入臺海局勢后,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把臺灣的地位問題與聯合國問題聯系到一起。這也是延續至今中國在國際上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政策的肇始。

      1955年10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意大利全國和平理事會主席、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時,談到了中國和意大利建交的事。毛澤東指出:“我們反對美國搞的‘兩個中國’。意大利現在不是聯合的會員國,所以不發生在聯合國承認國民黨的問題。問題在于美國給意大利施加壓力,要它不承認人民中國。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這種壓力,我們馬上可以建交,估計這還要有一段時間。”

      由于當時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以美國馬首是瞻,毛澤東也意識到中國很快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不現實的。但聲明權力、進行斗爭是毫不含糊的。同時也清楚,要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關鍵還是要靠自身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1958年9月3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來訪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當蘇加諾提出中國應早點進入聯合國時,毛澤東說:早參加或者遲參加,這兩條我們都要準備,我們覺得慢一點好。對我們來說,最好再等五六年,再等十一年,那時候我們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完成了。現在,我們是弱國,不是強國。我們公開說要參加,這是我們的權利。六億人民的代表不參加,臺灣卻參加了,這是不公平的。現在不是我們在聯合國代表臺灣,而是臺灣代表我們,這是不妥當的。聯合國里只能有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而那個中國是我們。美國是不贊成我們進聯合國的,它是要阻撓的。只要聯合國里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不是我們不進入聯合國,而是他們不讓我們進去。問題的解決,不決定于我們這一方面,要對方改了才成。

      在此期間,毛澤東還考慮到了與臺灣蔣介石集團聯手反對“臺獨”的問題。

      1956年10月3日,毛澤東會見新加坡《南洋商報》駐香港特約記者曹聚仁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等人。在談到加入聯合國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并不著急去加入聯合國,但進行這種斗爭是必要的。我們進入聯合國的條件是:只能一個中國,不僅要進入聯合國大會,而且要進入安全理事會和其他各種組織,否則就不干。反對“兩個中國”這一點,臺灣和我們是一致的。(張治中:在反對南越占領西沙群島問題上臺灣也是和我們一致的。)這次聯合國大會可能美國方面的票仍是多數,但遲早總要承認我們的。談話結束時,毛澤東告訴曹聚仁,去臺灣見到熟人時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門時,張治中提醒說:今天主席提到蔣時稱“蔣先生”,請注意。

      隨著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當時不斷有一些友好國家希望中國在聯合國問題上能夠采取靈活一點的政策。這也是與當時這些國家寄希望中國在聯合國發揮影響的想法有關。但是毛澤東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沒有表示過任何動搖。1959年國慶節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赫魯曉夫談話時,就再次明確地闡明了這一點。

      赫魯曉夫說:在今年聯合國大會上表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時,投票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又增加了一票。毛澤東說:美國操縱了大多數,不讓我們進聯合國,我們準備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進不了聯合國。中國沒有聯合國也活得下去,聯合國沒有中國也活得下去。赫魯曉夫說:我看用不了那樣長的時間中國就可以進入聯合國。大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不讓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進入聯合國是不對的,國際局勢的緩和與裁軍問題的解決沒有中國參加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美國不讓我們進聯合國,宣布我們是侵略者,說我們侵略蔣介石、侵略朝鮮、侵略越南。既然我們是侵略者,我們又怎么能進聯合國呢?赫魯曉夫說:只要聯合國通過了接納中國的決議,關于宣布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就自然會取消的。不要表示我們對進不進聯合國不在乎,美國正是利用這一點,說中國不愿進聯合國,怕受聯合國的束縛。毛澤東說:我們在公開宣傳上從來就是表示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趕走蔣介石的代表,我們從來沒有公開說過不愿意參加聯合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知道,由于美國的阻撓,我們一時進不了聯合國,我們要作十年、二十年進不了聯合國的打算。不能急,急也沒用。我們決不能為了增加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票數而不進行任何活動。至于你們在聯合國內進行斗爭,那很好,我們一向贊成這種斗爭,而我們在聯合國外進行斗爭,我們大家在兩條戰線上共同進行斗爭。赫魯曉夫說:這次我們到美國去,感覺美國很怕中國。毛澤東說: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國,而是明天的中國。

      毛澤東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最使美國怕的國家工業化、國防現代化,例如“兩彈一星”上,另一方面還數次向國際社會宣布,盡管中國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但絕不會“無法無天”。同時在此期間,毛澤東特別注意到了,非洲獨立的國家會越來越多,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

      1961年1月,毛澤東閱讀了一種反映臺灣情況的內部材料后,批示:“各同志閱,退毛。”對其中的《蔣集團焦慮一九六〇年日子難過》《元旦前后美又連續提出各種推行“兩個中國”建議》《美特拉攏陳誠失敗》三篇,批示:“很可看。”《蔣集團焦慮一九六〇年日子難過》這一篇說:“蔣經國系的臺北《大華晚報》說:‘東西對立愈尖銳,情勢愈緊張,對我們愈為有利;相反的,在和風蕩漾、談判頻的情況下,我們的處境便不免局促。……在一連串的國際談判中,我們的地位和權益可能被涉及’,這將‘對我們構成心理上的困擾’。”毛澤東批注:“這幾句話,值得注意。”這一篇還說:在未來五年至十年內,非洲大陸可能出現三十個左右的獨立國家,非洲在聯合國的席位可能超過拉丁美洲,而目前非洲國家中同蔣集團維持外交關系的只有三個,同大陸有外交關系的卻占多數。蔣集團對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極大的危險性。毛澤東批注:“極值注意。”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繼續瓦解西方反華陣營的努力可以放松。“毛澤東果斷決定,抓住這一時機,與法國達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動了整個世界。”(見《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663頁)1964年中法建交,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產生了明顯影響。1965年第20屆聯大上,在就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要求聯大“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承認它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提案進行表決時,贊成票和反對票相等,均為47票。這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上的一個突破。

      在毛澤東的運籌帷幄下,在使美國害怕和廣交朋友兩方面都不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日子,終于越來越近了。

      毛澤東親自點將組團出席聯合國大會

      1968年11月10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總統葉海亞•汗率領的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時對客人說:現在美國的尼克松想把我們拉進聯合國,說要把中國人帶進什么國際大家庭,否則我們無法無天。對美國這種態度,我們不欣賞。我們不受美國控制的國際組織的規矩約束。但是我們遵守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的規矩。

      不到三年時間,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受尼克松的委派,終于在葉海亞•汗的協助下,實現了秘密訪華。7月15日,基辛格訪華公告一發表,立刻震驚了整個世界。

      美國已經知道自己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企圖即將走到盡頭,但還精心算計,試圖拖延一下,以便多少保留一點面子。美國的做法,甚至毛澤東當時也受到了迷惑。在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提案表決通過后,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對美國的那根指揮棒,還有那么一些迷信呢。”

      10月26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致電中國政府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正式通知第二十六屆聯大通過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決議,并邀請中國政府派出代表團出席本屆聯合國大會。當天,吳丹在錄制題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的視頻聲明時表示:“我堅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是國際局勢明顯好轉的證明,并會最終鞏固和加強聯合國。”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召集周恩來、葉劍英、姬鵬飛、喬冠華、熊向暉、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開會,研究立即組織代表團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周恩來說:我們剛才開過會,都認為這次聯大解決得干脆、徹底,沒有留下后遺癥。只是我們毫無準備。我臨時想了個主意,讓熊向暉帶幾個人先去聯合國,作為先遣人員,就地了解情況,進行準備。毛澤東說:那倒不必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我們就派代表團去。讓喬老爺(指喬冠華)當團長,熊向暉當代表,開完會就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誰參加安理會,你們再研究。那么多國家歡迎我們,再不派代表團,那就沒有道理了。

      據說,當時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主張不要馬上進聯合國,而是要等聯大通過另一個決議,摘除1950年關于中國是侵略者的帽子后我國再派團去紐約。對此,毛澤東說,人家第三世界抬著轎子來請你啦,你還能不去?

      毛澤東自己以前也提到過這個“帽子”的問題。但是,毛澤東是最講實事求是,最善于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在一起的。此時毛澤東的話,針對的是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1972年2月,毛澤東會見尼克松的時候,談到了中國國內高層有人反對改善中美關系。這可以說是那股“左”的思潮的重要體現。

      實際上,毛澤東對“摘帽”問題已經考慮到了。他點名喬冠華擔任團長,除了其他因素外,還與喬冠華1950年11月和伍修權去聯合國,就美國誣蔑中國的所謂“侵略朝鮮案”進行唇槍舌斗的經歷有關。毛澤東在點完將后說:現在請總理掛帥,抓緊準備,最重要的是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一篇發言。1950年,我們還是“花果山時代”,你(指喬冠華)跟伍修權去了趟聯合國。伍修權在安理會的講話,題目叫作“控訴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控訴就是告狀,告“玉皇大帝”的狀。那個時候“玉皇大帝”神氣十足,不把我們放在眼里。現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臨“花果山”了。這次你們去,不是去告狀,也不是去跟美國吵架,而是去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志氣,滅超級大國的威風。給反對外來干涉、侵略、控制的國家吶喊聲援。第一篇發言就要講出這個氣概。

      11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接見中國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全體成員。毛澤東說:“我們在聯合國的方針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團結是有原則的團結,原則就是我們對國際問題的基本立場:維護各國的獨立與主權,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二十三個提案國是我們的患難之交,要同他們講團結。同其他投票贊成我們的五十三個國家也要團結。對投棄權票的十七個國家要正確對待。在美國那樣大的壓力下,他們不支持美國,用棄權的辦法對我們表示同情,也應當感謝他們。投反對票的三十五個國家不是鐵板一塊,也要做工作。”

      11月9日下午,中國代表團乘飛機離開北京前往紐約。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送代表團的規模要擴大,要提高規格,代表團的離開、回國,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要參加的要求,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到機場送行。

      1971年11月15日,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會場上出現了聯合國成立以來罕見的熱烈場面。先后有57個國家的代表致詞歡迎中國代表團。非洲代表還在會場上跳起歡快的舞蹈。喬冠華的發言,使作為聯合國五種工作語言之一的中文,第一次響徹聯合國大廳(以前那些竊據中國席位的人發言都用英文)。外電評論:“這一展示基本方針的演說,是不折不扣的在聯合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演說之一。”

      1971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和周恩來聽取參加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歸來的中國代表團匯報。

      1950年12月22日,毛澤東親筆寫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21年后的同一天,這件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終于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中國終于以嶄新的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資料:

      1、《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年譜(1949-1976)》。

      2、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8月。

      3、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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