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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斗爭

    CCNUMPFC · 2020-06-19 · 來源:WorldCommunist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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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亞的社會主義斗爭

      (華中師范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  張雁博  編譯)

      【編者按】2020年6月15日,澳大利亞共產黨(CPA)官網刊發了前總書記鮑勃·布里頓的文章。文章總結了歷史上發達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失敗的教訓和經驗,得出社會民主主義無法真正實現共產主義運動目標的結論。同時也回顧了澳大利亞的共產主義運動史,最后提出澳大利亞共產黨要盡可能的團結那些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群,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背景

      消滅貧窮,從一開始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目標。當然,這并不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唯一目標。共產主義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使每個人能過上富有創造力和成就感的生活。《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五十多年來,世界發生了顯著變化,但貧窮、不平等和剝削依然存在。在這一歷史時期,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立起來了,對于共產黨來說,戰勝貧困已經成為一個具有直接政治影響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人面臨的挑戰是領導革命力量建立社會主義。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絕對和相對貧困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面臨著特殊的挑戰。正如列寧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由于建立了一個廣泛的、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市場體系以及對殖民地國家的過度剝削,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能夠在帝國主義全球體系的圈子中為自己創造更穩定、更安全的政治基礎。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向堅決抵抗的人民作出讓步,并收買工人運動的領導,讓這些領導人支持更“慷慨”的資本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主義誕生了。

      與社會主義世界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加速了其向工人階級要求讓步的趨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些國家建立了資源充足的公共機構,提供各種類型的保健、教育和養老金。“福利國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階級斗爭,許多人,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人,開始相信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永久穩定的階段。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變得多余,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所謂的“全球南方”、“第三世界”、“不發達”的殖民地國家和新殖民地國家才是必要的。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的人可以獲得“發達”國家已經取得的成就。在“全球南方”,要實現這一目標,也許社會主義革命仍然是必要的,但社會主義革命與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相對特權的人群無關。

      最近的事態發展證明了這一立場的愚蠢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協同攻擊導致了社會主義世界的崩潰。就貧困程度而言,對這些國家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這場悲劇還影響了資本主義世界包括發達國家的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的人。在缺乏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替代方案的情況下,上個世紀取得的成果開始倒退。公共資產和服務私有化的進程在不斷的加快。這些增加的成本被轉嫁到工人和他們的家人身上。工會被趕出工作場所,工人們的工作變得更加不穩定。這些事情加重了對社會主義思想、集體精神、團結思想的思想沖擊。人們仍能感受到方向迷失所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在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澳大利亞的情況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一直被公民和其他人視為“幸運的國家”。它擁有豐富的資源,工人階級經過艱苦奮斗,獲得了較高的生活水平和工會權利,以及強大的社會福利“安全網”。然而,澳大利亞的土著人口并沒有從這些收益中受益,許多移民工人不得不為“澳大利亞夢”而奮斗。

      與貧困作斗爭的另一個限制因素是澳大利亞工人階級中根深蒂固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工人和雇主可以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正義是由“公平的工作賺取公平的報酬”的概念從一開始就植根于工人運動之中。19世紀90年代大罷工的失敗使工會運動領導層中的許多人相信,可以通過議會的手段來緩解資產階級的剝削。澳大利亞工黨(ALP)就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

      盡管大多數工會和澳大利亞工黨都采用了“社會化目標”,但并沒有對社會和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提出嚴肅的質疑。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工會、雇主和政府之間公開的階級勾結產生的 “價格和收入協議”,使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進一步被侵蝕。

      盡管這個工業“和平”的協議現在已經失效,但工會中的好戰情緒總體上并沒有復蘇。歷屆工黨和保守黨聯合政府都收緊了對工會活動和頻率的限制。因此,工會會員人數急劇下降。澳大利亞曾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工會成員最多的國家,但是澳大利亞現在是最少的國家之一,從1976年的51%下降到2016年的14%。與此同時,由于過去幾十年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速推進,澳大利亞經歷了去工業化和去技能化的過程。

      這些發展的結果是,澳大利亞人遭受著歷史上最高水平的貧困、失業和無家可歸的情況,并且這些現象還在極速增加。該國的青年、老年人、移民和土著人民對此感受最為深刻。這些災禍的官方數字大到令人不安,而且還是保守的數字。例如,一個人即使每周獲得一小時的帶薪工作也不屬于失業。

      澳大利亞人對有體面工資、好條件的工作、有保障的住宿和獲得優質公共服務的期望大大降低。勞動力市場“非正規”部門的增長、短期工作合同甚至“零時工”合同占主導地位,進一步削弱了工會活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澳大利亞目前大約40%的就業是“非標準的”。過高的房價意味著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無法擁有住房。過去那些希望有自己房子的年輕人現在被迫住在一起。無家可歸的人們住戶外,或是在非常短暫和惡劣的環境中,比如在汽車里或是在朋友家里“沙發上”,使得這個國家的主要城市受到了嚴重的影響。超過11.6萬澳大利亞人沒有自己的住所。“重點轉向抗議上來,許多更大膽的策略被付諸實踐。他們幫助解決有關住宿和獲得福利的日常問題”

      重新體驗生活-重新發現策略

      澳大利亞工人階級與其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樣,以前也經歷過這種情況。這些壓力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衰退中都能感受到,尤其是在1929年至1939年的大蕭條時期。大蕭條嚴重打擊了澳大利亞,對1920年10月30日成立的年輕共產黨提出了許多挑戰。

      與第三國際的所有政黨一樣,澳大利亞黨將其工作優先放在有組織的工業工人階級中。這種方法的一個問題是伴隨著大蕭條而來的大規模失業。工會向雇主施壓要求改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能力大大降低,工會會員人數也減少了。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也與一個名為“激進少數黨”的組織取得了進展,該組織試圖削弱社會民主黨思想對工會運動的控制。這個激進的少數黨能夠組織工人從事公共工程項目,以換取失業救濟金。人們認為,這些工人幾乎或根本沒有能力提高自己的財富,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確實做到了。

      黨也是工人防衛團成立的幕后力量,工人防衛團在全國煤田的罷工斗爭中血流成河:

      “煤田上的斗爭愈演愈烈:在斯庫林政府的領導下,逮捕、毆打和監禁變得司空見慣。在新南威爾士州,由托馬斯·巴文領導的民族主義者掌權。這屆政府試圖在礦上中制造破壞。工人們游行到羅思伯里的礦工,引導非工會成員停工。就是在這次示威中,警察用手槍打死了諾曼·布朗,打傷了多人。黨和好戰的工人們開始組織工人防衛團,以保護自己免受此類暴力的傷害。黨的口號“全力以赴”及其爭取全面停工的斗爭遭到了改革派領導人的破壞,他們最終迫使礦工們投降,按照政府和煤礦老板的條件恢復工作。

      但是,這一時期最大的成就是在地方經濟危機下崗職工中的工作。言論自由運動、抵制驅逐和失業待遇成為當時黨的主要關注點。這是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共產黨的共同經歷。

      關于這一時期黨的斗爭的文獻很多。以下是長期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蘭斯·沙基(Lance Sharkey)的話,讓我們領略了時代的氣息:

      “每個城市和大型工業城鎮都有失業會議和示威活動。朗(Lang)現任職于新南威爾士州(NSW),除了聯邦工黨政府,還有維多利亞州(霍根)、南澳大利亞州(希爾)、塔斯馬尼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的勞工局。這些工黨政府開始了對失業者的恐怖統治。失業隊伍到處都是被毆打的。許多人在這些沖突中受傷。朗在這場對失業者的抨擊中表現得兇猛。在朗的領導下,新南威爾士州因政治犯罪而入獄的工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霍根和希爾與朗在針對失業者的暴力行為中競爭,昆士蘭和西澳大利亞的(保守派)聯合澳大利亞黨(United Australia Party)政府也是如此。然而,資本主義政府的讓步往往是在不斷的斗爭中爭取的,黨在工人中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并因其在失業人員中的活動而迅速發展。”

      德國共產黨(KPD)是20世紀20年代共產主義國際皇冠上的明珠。他們也有一個戰略,那就是在更大的工作場所組織起來,把它們變成“共產主義的堡壘”。失業對德國共產黨做法的影響與對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影響相同。工會運動的減少導致人們轉向就業困難和失業者居住的地方工作。重點轉向抗議,并實施了越來越大膽的戰術。他們幫助解決了有關住宿和獲得福利的日常問題。

      與此同時,德國共產黨有義務大規模組織起來保衛這場運動,以抵御主要來自納粹沖鋒隊(Sturmabteilung)的法西斯準軍事恐怖主義。澳大利亞有一個土生土長的極右翼軍國主義組織-新衛隊(New Guard),但它不像納粹那樣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這并不是要削弱澳大利亞反對法西斯組織的斗爭。

      “新衛隊無處不在地攻擊工人會議,襲擊演講者,并引發騷亂。在失業和反驅逐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工人防衛團接受了挑戰,抗擊并擊退了新衛隊的襲擊,最終將他們趕出了街頭。蘭特派[民粹主義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杰克·朗(Jack Lang)的支持者]一直是分裂分子,曾試圖通過建立自己的組織來破壞失業者的團結,并發出了在自己的控制下建立一支反對法西斯的勞動軍的口號。澳大利亞共產黨黨沒有采取與勞動軍的統一戰線戰術,沒有抓住機會組織朗身后的廣大群眾,帶領他們參加與新衛隊和資產階級的斗爭,而是反對組建勞動軍。”

      ——厄尼·坎貝爾

      在現代,一些大型共產黨已經沒有以前的影響力了。澳大利亞共產黨受到被稱為“歐洲共產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影響,接受了各種各樣的事業,而與貧窮的工人階級的相關性越來越小。在意大利,曾經強大的意大利共產黨退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像卡薩龐德(Casa Pound)這樣的法西斯團體。與他們之前的組織一樣,該組織會向提供物質援助,但只向意大利人提供,而不向移民提供。盡管有龐大而有影響力的希臘共產黨的存在,但是現在希臘政壇中金色黎明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這些法西斯團體所需資源的來源以及官方對其的保護令人懷疑和不安。

      澳大利亞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團體正在發揮作用,試圖在幻滅的年輕男性中吸引突擊部隊。到目前為止,它們還沒有獲得大眾的青睞,也無法像一些歐洲同行那樣在當地建立影響力。不過,他們確實有兩個總部,一個在墨爾本,一個在悉尼(“小伙子俱樂部”),他們從那里宣傳他們有害的信息。其他或多或少不穩定的組織不時涌現。

      總體而言,發達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由于工人階級組織能力下降,未能調整策略,讓社區中被體制拋棄的工人參與其中。一般來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正在或已經失去其在人民心中對抗壓迫和貧窮的實際第一線戰士的聲譽。

      “長期以來,有關各方口口聲聲喊著工作場所建黨的口號,明知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或根本不會發生。”

      兩條路--改變還是遺忘

      西方發達國家的共產黨有兩種選擇——借鑒上一次全球危機時期的反腐運動的經驗,創造性地進行更新,或者面臨無關緊要和被遺忘的境地。德國共產黨盡管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未能避免法西斯主義,這一點值得深入研究。澳大利亞和德國的情況非常不同,大蕭條對工人的影響比今天更極端,但這種相似之處應該會促使人們重新考慮應對策略。

      發達國家的共產黨應該重新把重點放在優先考慮被推到社會邊緣的工人,并圍繞滿足他們最基本的需求來組織起來。這必須在他們居住的地區進行。長期以來,有關政黨一直在喊著在工作場所建黨的口號,他們完全知道,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情況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性。這個目標不應該放棄,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更緊迫的實際任務。

      除了處理迫使人們陷入貧困的問題之外,另一種選擇是加入關于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相對無意義的辯論,以及以非階級的方式處理真正的歧視問題。政黨可以參與這些辯論,并在市中心和大學校園開展工作。他們將被迫對企業媒體驅動的最新時尚做出反應,比如“環球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和嵌入“綠色新政”運動中的現代貨幣理論家所謂的“就業保障”(Jobs Guarantion)。

      這將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滅亡。面對日益邊緣化的工人群體、饑餓、無家可歸、轉向準法西斯威權主義和軍事化治安,共產黨有更多扎扎實實的工作要做。他們必須設法暫時調整重點,以幫助確保工人基本的生存和安全。

      澳大利亞共產黨

      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立是為了在這些挑戰中更好的推動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其他共產黨正在推行的路線導致其規模和影響力急劇下降。為了追求我們認為是合理的策略,澳大利亞共產黨一直在強勁而穩定地成長,尤其是在本文中提到的種種困難的年輕人中間。

      澳大利亞共產黨在現階段受到其規模的限制,但已經組織向澳大利亞四個州的首府的無家可歸者免費分發食物。它計劃擴大其提供的服務類型,并在這些努力過程中進一步將其存在政治化。這項工作是對黨的更廣泛的宣傳努力和為支持捍衛社會上最受壓迫的群體而開展的其他作用的補充。盡管存在障礙,但是會員們仍然在竭盡所能的情況下積極建設活躍他們的工會。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工作的影響并不滿意。它必須擴大許多倍,才能對這里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產生我們相信的影響。早期的跡象是非常有希望的,我們從別人遵循的軌跡中觀察到的任何東西都不會導致我們在這個階段改變路線。

      因此,我們認為這是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在反貧困方面面臨的緊迫任務,需要調整工作方向。我們要讓人們相信,我們是真正關心他們的困難處境的,而不是簡單地鼓吹沒有實際行動的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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