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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之:在中美未分勝負之前不能武統臺灣? ——從喬良同志的對臺方略感受一些專家的戰略思維

    憲之 · 2020-05-2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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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戰爭中起決定因素的“人”,并不是公知標榜的抽象人,而是具體的階級的人。

     在中美未分勝負之前不能武統臺灣?

    ——從喬良同志的對臺方略感受一些專家的戰略思維

     

     

    最近,一篇關于臺灣問題的文章《臺灣問題攸關國運不可輕率急進》文章引起廣泛關注,作者喬良同志素稱前沿軍事理論家、著名戰略家,在軍內外有著很大影響。文章觀點關乎國家戰略大局,其思維方式過去多年有一定代表性,有必要議論議論。

    1

     

    為什么不可“輕率急進”,喬良同志提出如下幾個理由:

    “中國雖已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且是唯一全要素生產國,但同時又是自身資源不足以支撐制造業需求,自身市場亦不能完全消化制造業產品的國家。當中國經濟和人民幣還未擺脫美元約束的情況下,或全球經濟與金融還處在美元體系中時,中國的任何決策(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軍事的),都不能不考慮這一首要外部約束。”

    二,“從島內情勢看,文統無望,只能武統,但臺灣問題并非陸臺兩家的內部事務,美國明擺著要插手其間且也有此實力。按美軍設想,一旦發生臺海之戰,美軍應不是直接對華開戰,而是聯合西方國家封鎖制裁中國,特別是用其海空優勢,掐斷中國海上生命線,使中國制造業所需資源無法輸入,所產商品無法輸出,同時通過紐約倫敦兩大金融中心,掐斷中國的資本鏈。”

    三,解決臺灣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如何解決臺獨勢力,而在于要先解決中美實力對比。也就是說,在中美掰手腕未分勝負之前,臺灣問題不可能徹底解決。硬著頭皮解決,也只能做成一鍋夾生飯,讓臺灣成為我們背上的沉重包袱。因為臺海一旦開戰,資金全部撤空,企業全都關門,人員全都失業的孤島,將讓我們注多少資金去重振其經濟,投多少人力去管理其社會?二千多萬不認同甚至敵視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難道一直軍管下去不成?”

    四,解決臺灣問題,必須在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時,“等到猴年馬月也得等”

    怎么等?“要用美國擔心什么你就干什么的方式等,如:要毫不猶豫地繼續擴大中國的全要素制造業優勢;     要堅定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抵銷美元大量注水對中國財富的稀釋和洗劫; 要以支持華為為代表的中國新興產業為抓手,把中國優先打造成數字化社會;     要通過軍工產業的長尾鏈效應,既拉動中國經濟,又加快軍力提升;     要找到最捷徑最有效的境外資源獲取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國的資源瓶頸,也最大程度上壓縮外部約束中國崛起的因素,讓見高下的那一天提早到來。

    五,“中國只需要用一次實際行動(什么行動,可以讓美國及臺灣當局去猜),向臺灣民眾也向世界做一次鄭重宣示:臺灣在中國的"大炮"射程之內,這就是最后的真理……這樣,我們才能從美國人強加給中國的解決臺灣問題的約束條件下擺脫出來。

    總而言之,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問題,取決于中美實力對比”,必須“在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時”才能考慮武統。

     

    2

     

    對于喬良同志的論證,不少同志都提出過商榷意見,這里只想從戰略觀念上做點質疑。

    在中國超越美國之前,如果在美國支持下,蔡英文得寸進尺肆無忌憚地加大臺獨步伐,比如將太平島租給美國做軍事基地,比如第七艦隊重返臺灣,甚至重啟“共同防御條約”,直至公開支持蔡英文操縱“公投”宣布臺灣獨立,那我們怎么辦?

    難道要等到中美掰手腕未分勝負”之后再考慮?

    這種戰略思維,與“斗而不破”一樣,是先將底線明示于敵:你“斗”吧,步子再大一點,我們都不會“破”的,盡管放心。你可以放心插手,在國力超過你們之前,我們不會動武的!

    中美之間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我們是“斗而不破”,撞機不會破,炸館不會破——然而,如果美國人瞅準了這點,“誤炸”我們的南海島礁,如果凍結中國所持國債、將黃金儲備轉給臺灣……那我們是“破”還是不“破”?

    在喬良同志的戰略思維坐標里,不知能不能找到這方面的答案?

    也許,喬良同志會說:不會的。

    自己既然亮的底牌,你能擔保對手一定按照你的設計出牌嗎?

    央視的“焦點訪談”說到武統時,嘉賓專家的口徑一直是“美國不會為臺灣出兵的”。結論與喬良同志雖然相反,但大戰略問題上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倒是異曲同工。

    按照常規,對待敵手欺凌,只應表示捍衛主權的決心:臺灣是中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絕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如果有誰低估了中國人民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那他就來試試吧!

    急于把參謀部的底線評估告訴對手,不是犯傻嗎?

    3

     

    按照喬良同志的戰略思維方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的勝利,就不可思議了。

    在中共誕生之前,為中國謀解放的先驅沒有人敢提出反帝,孫中山搞辛亥革命,還一度期望以利益交換獲得日本的幫助,直到晚年才在遺囑中委婉提出“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其原因就是反動勢力是在太強大,就事論事看也確實是這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敢于肩負起反帝反封建的使命,底氣在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發動人民群眾。如果從喬良同志的戰略觀念看,肯定是實現不了的。按照這一思維,49年毛主席決策“百萬雄師過大江”,包括炮擊紫石英號,會招致帝國主義武裝干涉,那都是盲目闖禍。至于抗美援朝,以彼時的差距對抗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簡直是發瘋。然而,毛澤東敢了,也勝利了。

    1946年斯特朗訪問延安時提出問題:“如果美國使用原子炸彈呢?如果美國從冰島、沖繩島以及中國的基地轟炸蘇聯呢?”毛澤東自信地回答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毛澤東進一步解釋道:“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毛澤東的戰略思維方式,與技術綜合時代”戰略家的思維方式,很難同日而語。

    喬良雖也肯定人民戰爭觀念,但在實際上,強調現在和毛澤東所處的時代大不相同,一個技術綜合時代的戰爭規律已經來臨,他們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為技術相對落后的中國尋求一個因應強敵的致勝之道

    二者關系的這種擺法,正如一些并列一樣,是很不妥當的。

    超越一切界線和限度的戰爭,簡言之:超限戰。金融超限戰、貿易超限戰、生態超限戰、新恐怖超限戰、網絡超限戰、經濟超限戰、文化超限戰、外交超限戰等形態各異、層出不窮的超限戰,已經被現實一再證明喬良從當代實際出發,將反霸御侮斗爭的外延擴大,是一個難得的貢獻,其意義,在往后的中美對抗中顯得越來越重要。不過,這種擴大,著眼點還在實力與技術層面上,在戰爭形式外延的層面上,人的因素的決定作用、人民的力量,在作者視野中,分量有限。至于毛澤東“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理論的深刻歷史內涵,當代先鋒略家在心底里,恐怕是視之蔑如的。在戰略觀念的主流話語里,早已成為絕響。

    人民戰爭中起決定因素的“人”,并不是公知標榜的抽象人,而是具體的階級的人。他不光有“姓社姓資”,而且還有“姓中姓外”“姓中姓美”的分野。所以,中美博弈,實質上就是兩大階級、兩大民族間世界范圍的對決。臺灣統一,不光是解放臺灣,還要解放臺灣人民,應該像西藏的農奴翻身一樣,喬良分析臺灣武統后的治理問題,眼光恐怕還沒有從郭臺銘們的身上離開。

    香港問題的根子,就在于“港人治港”的總體設計,將其作為殖民輝煌的明珠供奉,為改開樹立一個光輝樣板,準備“五十年后不用變”。“港人”,只是背倚跨國資本的大資本,并不包括下層蕓蕓眾生。

    反恐問題,也不是簡單的“超限”。恐怖主義,是帝國霸權主義自身長出的毒瘤。從“傳統觀念”看來,冷戰結束后美國橫行霸道想打誰就打誰,四處播種災難和仇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才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再者,恐怖勢力的發展是霸權資本侵略擴張實用主義利用的結果。再次,“歷史終結”“告別革命”后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剝奪了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抗的精神武器,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滋生的空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有一段名言:我們“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因為忽視了“人是決定因素”作用,所以,盡管《超限戰》強調“金融戰、網絡戰、法規戰、貿易戰、新恐怖戰等等”,但在實際上,網略一直被對手控制,金融開放不設防,“市場換技術”“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導致中興陷落而華為幸存,“超限”云云并未起到“限”的作用。因為在“超限”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跟著”與“合作雙贏”,傳統觀念叫路線。

    也因此,“超限戰”才會“戰”出“在中美未分勝負之前不能武統臺灣”的結論,“戰”出“釣魚島不是,黃巖島不是,連臺灣都不是核心利益的論斷,“戰”出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

    4

    喬良同志的臺海方略,使人聯想到另一位著名戰略專家劉YZ同志的相關名言。

     

    “美國用一個小小的臺灣牽制了中國整整半個世紀。他把這個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個臺灣,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我最擔心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因為臺灣而扭曲。 ”

    “我是軍人,但我再也不愿意看到我們民族內部爆發一場慘烈的戰爭……我不主張輕易對臺灣動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動武,除了復雜的國際因素外,就是對戰爭成本的考慮。”

      “搞好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欲不戰而勝必先自勝”“臺灣問題既是中美關系的障礙,又是聯系中美關系的媒介點……臺灣問題說到底是個政治體制問題。應當把它和大陸政治與國家體制的整個走向聯系起來看。國家統一只有放在政治層面上解決,才是根本大計。” 

     

    劉將軍對“扭曲”和“玉石俱焚”“成本”的擔心,與喬將軍的顧慮,可謂心有靈犀。

    不過在“不戰而勝”上,劉倒是獨領風騷——如果靠“政治體制改革”趨同,不是與“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殊途同歸了嗎?

    兩位都曾是風靡一時的軍事理論翹楚和戰略家,可算是一個時期的主流代表,影響宏深。

    臺灣問題就是中美關系問題,實際上中美關系是中國對外關系的基點,中美關系的定位關涉戰略全局。這里主要想回顧下劉將軍戰略觀念中對美國定位的論述。

    許多人對劉將軍的關注是從一句影響極大的名言開始的——“打某某是給美國人消氣”。這句話橫空出世是有點驚世駭俗,對許多人來說是驚詫莫名,但輿論界更多的人則是石破驚天式的震撼和知音脫穎,眾口喁喁贊賞唯恐不及。

    曾經風靡一時的歡呼贊賞,今天重溫恍若隔世,以至于這里引述還顧慮是否“敏感”。

    歷史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正視歷史是為了現實——到底該怎么走?

    “打某某是給美國人消氣”,“就是把自己、把中國從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劃出來……到1989年,所有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臺,連蘇聯都垮了。***十年前就看到了這一點,用這一場戰爭和你劃清界線。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第一步,就是從這場戰爭中邁出去的”。

    “中國要改革開放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其功至偉呵!”——其戰略意義怎么評估也不算過分。

     

    學習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里也“述而不評”。

     

    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一文最具代表性,曾經一時洛陽紙貴。值得重溫一下:

     

    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美國雖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先進的科技,但我認為這并不可怕。據說它的隱形飛機來去中國很自由,但這也沒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東西不是這些。……

    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那時少數一些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講了半天,美國可怕之處何在呢?

    我自己感覺有三點:

    第一,美國的精英體制不可小覷。它的干部制度,它的競選機制,能夠確保決策者是一批精英。我們干部制度的局面是,有思想的人決策不了,做決策的人不一定有思想。而美國正好相反,它的寶塔尖體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它不犯錯誤。第二,它少犯錯誤。第三,即使它犯了錯誤,它也能很快地予以改正。

    現在對強勢民族來說,領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經變追求領土為追求國勢。美國人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要求。它不在乎領土,它在20世紀的全部作為都是造勢。什么叫造勢?除了經濟強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國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領土可以回來;沒有民心,你擁有的土地肯定會失去。有的國家領導只看一步。美國行事往往看十步。因為如此,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如果我們被它牽著走,就可能丟掉所有的戰略籌碼。我一再講,美國的戰略重心不會移到亞洲來,但不意味著它不包圍中國。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國在軍事上包圍中國,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雙方在科技和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在大戰略、尤其是外交層次上比裝備落后更嚴重的失衡。我們的對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沒有境界,要么有細節沒有全局。"9·11"之后,美國迅速在兩個月之內拿下阿富汗,從西面包抄中國。日本、印度對我們的軍事壓力也未減輕。看起來我們從"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這些利益不出一兩年可能就會消失。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

    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制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

    第二,美國的大氣與寬容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場災難。當災難襲來時,最先倒下的是軀體,但站的是靈魂。有的民族遭逢災難,軀體未倒,靈魂已繳械。"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之后,烈焰奔騰,形勢千鈞一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的時候,并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沖。互相讓道,并不沖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一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一條寵物小狗讓道。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強悍到一定的程度,斷然做不出這種舉動。面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襲擊。這個時刻,有相當一批美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

    第三件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機,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后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飛機墜毀。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五角大樓被撞的消息,他們決定,不能無所作為,要和恐怖分子進行殊死斗爭。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了一件事:決定投票通過,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爭。在這么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后來全體同意,才去與劫機者搏斗。什么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這樣的民族,它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它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學技術、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掌握在這些人手中,還是挺合適的。美國這個國家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5

     

    凱迪網略有一篇《評劉 * * 的幾篇文章》,署名“學林沖賀龍”2015.05.20 13:29, 轉帖發表在 時局深度。作者稱,仔細拜讀了一番劉的《美國論》、《大國策》、《關于伊拉克戰爭的對話》和《金門戰役檢討》,遂做了梳理點評。下面刪去作者評點,僅保留引述,有點像《劉**語錄》了。

     

    一.中美關系:

    “現在不是中國想不想與美國為敵的問題,而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必須與中國為敵的問題。”

    “中國是美國近期的敵人,俄羅斯是美國遠期敵人”

     “我們同美國政府進行的是一場爭奪戰,爭奪人民的戰爭。這需要我們具有博大的胸懷和高度的智慧。舉臺灣問題為例,應當看到美國政客與美國人民是有區別的。政客崇尚霸業,人民崇尚民族自決。政客支持臺灣獨立,人民未必真反對中國統一。美國人民有其價值觀,民主是價值觀之一,統一也是。……怎樣才能制止美國媒體對中國“妖魔化”?我認為癥結還是要從中國內部找。……只有我們自己把事情做好,才能無懈可擊。……譬如,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北約說它有確鑿證據:我駐南使館為南軍傳送軍事信息。……這雖是敵方一家之言,但從戰爭全過程我們的表現來看,美國公眾立即就深信不疑。……總的來說它是客觀的。”

    “我們任何時候都要謹記鄧小平的話:“中國不是美國的對手;中國不是美國的敵手;中美之間不搞對抗。現在對中國而言就是不搞“以美劃線”:凡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贊成,凡是美國贊成的我們就反對。要敢于不如人。……小國有小國的活法。大國有大國的活法。強者有強者的活法,弱者有弱者的活法。

     “在美國方面是‘妖魔化’中國,在中國方面是‘理想化’美國。關系好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關系壞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壞”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這便加深了誤解,……什么時候中國對美關系不好,中國外交在總體上就處于被動不利的局面;什么時候中美關系好,則中國外交就主動有利。‘與美和則諸事皆好;與美惡則內外俱損’

    “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的基本做法還是拉你參加它的秩序,條件是你必須遵循它制定的游戲規則。這種游戲規則絕不能簡單地定義為“邪惡”的。……這種秩序具有較大的合理性,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歷史上同類霸權要高的原因。……我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有一個以肢解我國為目標、以軍事擴張為手段的對華戰略?”

    “文明之師并不等于是文質彬彬之師。只有戰無不勝之師才稱得上文明之師。”

    “我認為我軍不應當把美軍定位在對手位置上。“立足于強敵介入”不等于把美軍定為對手。”

    中國如果一直和美國敵對下去,要想實現自己的現代化是很難的。民族主義不是愛國主義。軍國主義不是愛國主義。冷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武力不是維持國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國家的強大最終取決于經濟實力,而軍事實力是不能簡單轉化為經濟實力的。……問題不在于別人是否希望自己強大,而在于誰能向自己提供實實在在的經濟和技術幫助。在此意義上,中國除了西方和美國別無選擇。”

    “崛起國要發展是對的,發達國家要遏制也是對的。”

     

    二.臺灣問題

    “今天,在對臺灣和平思維幾乎用盡,對美國修好各種方法幾乎用盡的時候,我們是否可換一種思維進行思考?”

    “該得到的未必已經得到。不該得到的必須放棄。”

    “臺灣問題再重要,也只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一個局部。臺灣問題不是戰略核心。我們越在意它,就越容易被美國和臺灣當局所利用。臺灣問題是我黨的一筆政治資源,關鍵看你怎么運用。”

    “臺灣問題既是中美關系的障礙,又是聯系中美關系的媒介點。……臺灣問題說到底是個政治體制問題。應當把它和大陸政治與國家體制的整個走向聯系起來看。國家統一只有放在政治層面上解決,才是根本大計。”

    “臺灣今日的政治環境要比往昔寬松得多。多黨制為我黨政治介入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不僅要與民進黨打交道,還要與島內所有的政治力量打交道。利用臺灣“民主政治”的特點,把我黨的聲音在臺灣島內表達出來。”

    “中國軍隊需要政治上的刺激點。真正的戰爭不在軍事,而在軍事之外。對臺軍事斗爭準備,醉翁之意不在臺。”

    “和平統一,遲比早更有可能。統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當前的對臺工作要特別警惕和防范新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和新左派都鼓吹“救亡”。輕賤造成了輕浮。新左派往往幻想自己站在民族的巔峰,像旗幟那樣,即使不飄揚,也具神圣之感。”

     

    三,鄰國關系與其他部分從略,就保留兩段:

    “處理日本事務,我們需要新思維、新觀念和勇氣。”

    印度的野心是我國于1962年給予的。那一年,我們掌握了時間,卻忽視了空間;取得了勝利,卻沒有得到實利;贏得虛名,卻沒有得到公理。金輝說:‘勝利者除了沒有失敗的名義,具備了失敗者的一切;失敗者除了沒有勝利的名義,卻得到了勝利者的一切。’”

     

    中美臺海問題當前,舉國關注,引述于此,不在評辨是非。古人云溫故知新,不過是提醒人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軍界高層流行這樣的戰略觀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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