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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南枝 | 新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與國家能力分化

    魏南枝 · 2020-06-19 ·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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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術革命正在按照自身的規則模式擴張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不斷突破人類的既有認知和法律、倫理與社會規范體系,產生人類社會無法預知的各種風險,客觀上要求國家治理機制不斷創新以規范和推動新技術革命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其結果是,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相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各種風險,不僅對世界各國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戰,而且正在進一步推動國家能力的分化。

      21世紀的今天,以信息技術為先驅,以云計算、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不僅推動著人類社會日新月異,而且滲透進各種社會關系之中,使圍繞技術展開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為獲得領先優勢或超額利潤,世界多國和眾多企業正在努力把握新技術革命的發展趨勢和戰略先機。這一輪新技術革命得以迅速地對人類社會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關鍵在于“資本+新技術”驅動的經濟全球化正在重塑全球生產和流通鏈條,使新技術革命呈現出體系化、規模化、整體性的特點。因此,當前新技術革命不僅具有政治性意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并服從于經濟全球化。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世界各國的國家能力正處于不斷分化的進程之中。

      一、并非“中性”的新技術革命

      “我們通常認為,技術既可以是一種好的工具,也可以是一種壞的工具,取決于其被用于行善、作惡還是居于其中的某種目的。但是,我們一般不會停下來思考,是否在某一件技術品被使用和實現其預設的使用效果之前,設計和制作該技術品的過程中就可能已經產生一系列邏輯結果。”[1]

      這是20世紀關于技術的一種普遍性認知,即“技術中性論”。問題在于,技術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嗎?技術品自身沒有任何向善或作惡的道德傾向,就是“中性”的嗎?技術品不會因其自身屬性形成有別于設計預期的用途嗎?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的負面效應的彰顯,“技術中性論”早已被不斷批評,取而代之,“技術價值論”成為技術哲學界的主流。[2]技術的政治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且表現為技術不同層面的政治化。[3]當前,新技術革命的政治性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技術作為一種工具或手段,服務于其應用目的;另一方面,技術是屬人的行為,兼具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因而技術設計和運用是承載社會價值的創制過程。新技術革命的“非中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新技術革命的工具性

      技術的發生表現為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也就是說,并非技術決定人類進步(對技術決定論的否定),而是人類通過技術性創制改變人類社會進程。例如,推特(Twiter)、臉書(Facebook)、微信(Wechat)、微博等社交媒體充分運用了信息技術,徹底改變甚至顛覆了傳播生態,導致政治社會生活的運行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但這種改變進程取決于使用者的意愿和能力,如“阿拉伯之春”、烏克蘭亂局等“推特革命”是公認的美國創制的社交媒體被歐美力量政治化利用案例;又如,特朗普的執政個性和傳播策略等決定了他以“推特治國”著稱。特朗普善于利用社交新媒體與選民、支持者直接進行互動,忽略、跳過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美國傳統精英政治的主流媒體,甚至直接與它們發生沖突,從而改變了華盛頓的政治生態圈,構建了美國的政治傳播新生態和政治決策新格局。

      (二)新技術革命的社會性

      技術是由人設計與構造的,因此,設計者和使用者對世界和具體所處社會現實的認知必然影響到技術本身。例如,臉書(Facebook)是基于對美國社會的理解,基本設計為面向廣泛受眾的、開放的社交平臺;而微信是根據華人社會特點設計的、更注重通信加密和隱私保護的個人通信工具和社交網絡平臺。盡管這兩個社交媒體的設計本身體現出各自原生地的社會形態特點,但是,它們共同實現了一個重大的改變:不僅分布在各地的人們因連接方式的變化而更容易形成網絡群體,社會的信息傳導方式也在變化。

      傳統媒體因其左中右的分野和受眾相對被動的地位,使得相對多元的聲音能夠被“灌輸”給受眾。社交媒體看上去提供了一個更為開放、自由和便捷的交流平臺,曾經被動的受眾可以主動選擇加入某些社群網絡,甚至成為自媒體創作者。與此同時,做內容的媒體為了穩固已占有的市場份額,傾向于發布符合自己目標群體價值定位的內容;社交媒體通過運用大數據等技術實現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動推薦,也就是基于個人的選擇偏好而自動推送其感興趣的議題與產品等——其結果是,大量不同的聲音因個人主動“選擇”與人工智能推送而屏蔽了,實際上個人越來越因為其政治傾向、價值觀點、興趣愛好、種族等因素而處于相對封閉甚至排外的社群網絡之中。所以,現實世界里的矛盾和沖突容易被社群網絡擴大化和極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協商越來越困難,信息技術發展原本設想的擴大言論自由變成了“信息社群化”。

      也就是說,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社交媒體所建立的社群網絡,相當程度上正在使各國社會陷人不同維度的割裂之中,個人越來越被“技術性地”隔離于不同聲音,因此越來越形成排斥不同聲音的意識形態趨向。這不僅導致此類社交媒體可以被在信息技術和國際話語權上占據主導的國家用來沖擊其他國家的政治安全,而且正在深刻地改變發達經濟體自身的政治生態。例如,被稱為無領導、無組織、無規矩的“三無社會運動”的法國“黃馬甲運動”,就是植根于社群網絡而深刻影響現實世界的基于某個或某些議題廣泛傳播而組織起來的社會抗議;它給馬克龍領導的法國政府“找誰協商”提出了難題,也給西方民主政治慣有的政府與社會群體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通過博弈和協商達成妥協等傳統運行機制構成了巨大挑戰。

      (三)新技術革命塑造了超級行為體

      新技術革命的最重要推動者和受益者是迅速崛起的大型新技術公司,如蘋果、谷歌、亞馬遜、騰訊、阿里巴巴等,它們是當今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公司。盡管以美國為代表的世界大國仍然掌握了大部分的制度制定權,政治國家仍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實體;但是,新技術的普遍運用改變了政府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權力運行機制,大型新技術公司日漸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參與主體之一。然而,互聯網因素的管理規定至今含糊不清,如何在數字化與其他方面的安全、隱私等之間實現平衡,迄今仍是新技術公司與政府之間的博弈焦點,這些公司對大數據的掌握與運用使其與所屬國家的關系處于不確定之中。一部分超大規模的新技術公司成為新技術革命時代的超級行為體。

      這些新技術公司對先進技術的掌握使其有充分的談判籌碼,它們有能力改變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社會組織的運行模式并衍生出“新的政治空間”:不僅壓縮了傳統行政權力的覆蓋范圍和管治能力,而且正在重塑“國家一社會”關系。[4]并且它們通過對大量數據的掌控和利用而形成了某種“技術統治”其典型如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所彰顯的新技術公司與政治的聯合,2018年爆發的Facebook用戶數據丑聞,2019年搜索引擎巨頭谷歌與美國阿森松醫療集團(Ascension)合作私下收集數百萬美國民眾健康數據等。

      這些大型新技術公司還與其所屬國家通過某種形式的利益捆綁來共同推動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的地緣政治博弈。例如,針對2019年中國香港之亂,不僅美國多個政界人士公開積極支持亂港人士,而且兩家美國社交媒體巨頭臉書、推特,以“官方散布假新聞”為由,把近千個揭露香港抗議分子暴力行徑的中國內地賬號給關了。這一事件不僅凸顯了臉書和推特這兩家新技術公司與美國政府之間積極的互動關系,而且表明它們對其他國家甚至世界各地所具有的輿論掌控力。由此可見,臉書和推特這兩家新技術公司已經具有相當突出的地緣政治能力,已經成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超級行為體。

      二、經濟全球化與新技術革命的相互作用

      新技術革命的發展增強了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推動了全球社會分工協作,也使席卷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成為可能。經濟全球化不僅表現為跨國商品和服務的貿易,以及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迅猛增加和流動形式的復雜多樣,還表現為各種新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大型新技術公司等超級行為體的不斷膨脹同樣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

      誠然,經濟全球化的多階段發展歷程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具有時間上的近似一致關系;但是,新技術革命的工具性和社會性等屬性決定了“科學技術不是獨立于主導意識形態或者可以對它有免疫力的。它們作為生產力,服從于這個生產過程并和它整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質”[5]。所以說,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處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技術革命對經濟全球化具有一定的依賴性和服從性;另一方面,新技術革命也對經濟全球化具有反作用力。

      (一)新技術革命對經濟全球化的依賴性和服從性

      經濟全球化帶動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或重組,這不僅促使企業能夠跨越國界限制、在開放狀態下從事技術創新并向全球傳播新技術,而且使跨國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從事投資或獲得融資來進行新技術開發。生產全球化、市場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不僅加劇了國家間的競爭,而且加劇了企業之間的核心競爭力的比拼。在利益驅使之下,這些跨國公司進行全球經營戰略,大大推動了生產的跨國組合、國際貿易的繁榮以及國際投資的增加。它們在加快技術創新的開發進程、實現新產品的本土化等的同時,還結合各種技術聯盟形式——例如校企合作等來進行跨組織開發,有力地推動了科技全球化進程。例如,微軟一方面迅速將其研發的新技術通過在線更新等形式應用到其產品上,從而實現了全球迅速普遍化使用;另一方面,它不僅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在北京設立微軟研究院,直接結合中國情況進行技術研發,迅速在中國直接推廣由該研究院研發的本土化新技術產品。又如,跨國企業用以從事技術開發的資金來源也具有全球性特征:可以依靠自身研發資金,從研發地所在國家或地方政府獲得研發資助,從國際金融組織獲得資金支持,還可以從證券市場獲得資金或者通過各種合作開發形式從其他渠道獲得資金等。

      但是,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資本。一旦某項新技術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某個難題,而且該技術被投入商業應用后得以普遍采用,那么這個盈利點就逐漸消失了。所以,2018年高盛發布一項題為“能讓病人治愈的商業模式不具備可持續性”的報告,其中以Gilead Sciences的丙肝療法為例指出,可以治愈患者的藥物并不利于長期利潤,長期治療才能夠實現醫藥公司的利潤最大化,最好的藥是治標不治本,因此應該將注意力集中于常見或者正在變為常見的疾病,以及探索治療“衰老疾病”的可能性等。高盛這份報告清晰地表明,資本的天性是獲取利潤。這就意味著資本對新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并不總是積極的,因為獲取最大利潤是其終極目標。

      (二)新技術革命對經濟全球化的反作用力

      新技術革命對經濟全球化所具有的積極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以互聯網等為標志的全球新傳播網絡的發展帶來了大容量、微成本、即時性的信息傳遞,使得地球上任意兩點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再成為技術傳播的阻礙,新技術的找尋、轉移和學習成本大為降低;全球信息網絡化使企業的跨國界協同式技術創新成為可能,例如各種技術外包等;而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大型客機等為標志的全球交通網絡的發展,也使得旅行和貨物運輸變得越發快捷安全和低成本……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

      資本在全球的流動性加大和資本效率的提高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而資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當然是資本所有者,也就是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資本的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6]但是,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技術擴張對資本的收縮效應已經越來越明顯,跨國公司和發達國家的利益并非總是一致的,二者利益的不一致性導致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近年來興起了逆經濟全球化浪潮。

      如前文所述,科技因為資本的利潤驅動而越來越發達,經濟全球化導致工作機會的流失和工薪階層主張勞工權益的基礎不斷被瓦解。[7]因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僅日益普遍應用生產自動化,而且服務業的工作越來越被機器“吞沒”:一方面,產品價格因此日益低廉化;另一方面,生產力越高就意味著需要的工人越少。

      產業空心化和貧富懸殊等問題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困境:絕大部分利潤被資本所有者特別是跨國公司(新技術公司和金融集團等)拿走了,以股票為代表的資本財富是造成美國財富兩極化背后的核心力量;越來越多的個人(特別是非技術工人)失去了穩定的工作機會或勞動收人過低,中產階級規模趨于萎縮。例如,近四十年來,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特征一直是工資不平等加劇和絕大多數工人時薪增長緩慢。美聯儲研究發現,截至2016年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的人擁有該國88%的財富,這一比例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在增長。與此同時,領取食品券的人數達到3900萬人,比2008年激增40%,而同一時期美國總人口數僅增長了8%。[8]

      20世紀80年代以來,消費經濟已經是發達經濟體國家的普遍特征。消費經濟的核心是更多人就業并且有更多的收人去消費,但新科技革命帶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這種收縮力已經使得發達國家難以提供大量中高收人就業崗位,加上產品價格走低,甚至有谷歌等互聯網公司搞起互聯網免費發展模式,超前消費等已經透支了未來的消費能力,消費經濟難以持續。其結果是,新技術革命給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消極作用正在彰顯,以英國脫歐等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浪潮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世界多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個層面。

      三、國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術革命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經濟全球化的背后是資本利益和資本意志的不斷膨脹,并且它已經遭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抗擊。在新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方面,技術進步和全球的市場化并沒有自動縮小國家之間的差距,在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了發展機遇期的同時,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淪為脆弱國家甚至失敗國家,同時發達經濟體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呈激化之勢;另一方面,新技術革命事實上正在不斷突破人類的既有認知和法律、倫理與社會規范體系,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人類社會越來越具有風險社會的共同特點,正在挑戰世界各國社會治理能力。因此,國家能力的分化之勢正日趨嚴重。

      (一)“資本+新技術”驅動與國家間差距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不是縱向比較自己的進步速度與幅度,而是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橫向差距。歷次技術革命對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的影響顯而易見,例如英國、美國等相繼掌握世界領導權與其在技術革命中占據領導地位密不可分,因此新技術革命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家間競爭的著力點。

      在“資本+新技術”驅動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下,商品的生產成本和利潤等方面的全球差異性在日益縮小。發展中國家憑借低成本和低價格的策略已經難以在國際市場占據優勢;相反,如果不能在新技術革命方面有所作為,長期處于全球經濟分工體系的價值鏈低端,就會在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處于劣勢,陷人窮國越窮的被動地位。也就是說,誰擁有更高水平的科技,誰就擁有了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權力;而這種主導地位,反過來又大大提高該國在新技術革命領域的競爭力。因此,只有在新技術革命中占據有利地位、可以利用技術標準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的國家,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全球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下,以發達國家間的技術轉移、跨國公司間的技術轉移、戰略聯盟間的技術轉移、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等多種形式出現的國際技術轉移大為增強,促進世界多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特別是世界居前列的跨國企業的經濟實力已經超越世界上大多數主權國家,它們的新技術開發與傳播的意愿和能力日益增強。但是,這些企業購買或賣出高新技術產品會受到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不同類型的限制。因此,“資本+新技術”驅動的經濟全球化直接或間接地迫使世界多國調整與改變其原有的技術創新政策。

      大部分新技術革命都發生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了搶占全球市場有利地位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等,這些發達國家不僅采取較為嚴格的高新技術出口管理,還對有可能產生挑戰的競爭對手進行扼殺。例如,中國華為因其5G技術在通信領域領先美國公司而遭遇美國政府以安全為名的政治制裁,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辦的會議以中國重視人工智能作為其國家安全挑戰之一,這些案例凸顯了新技術革命與國家間競爭的緊密關聯。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國家也熱衷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價值鏈中低端的生產環節,形成供應零部件和原料的配套關系,然后向其購買外圍設備,客觀上有意無意間進行了所含技術的轉移。

      知識和技術全球轉移產生的“外溢效應”,使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利用“后發優勢”取得更大的競爭力。處于“追隨地位”的部分發展中國家通過鼓勵引進高新技術、關注購買核心技術裝備、大量投人科技創新等多種方式實現了“彎道超車”例如,首屆世界5G大會的組織者指出,在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中,來自中國企業的占34%,居全球排行榜首位,中國已成為全球重要的5G專利申請聚集地之一。中國畢竟是個案,多數發展中國家仍停留于技術、資本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國際競爭環境日趨惡化。另外,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具備應用新技術的各方面條件,例如不具備廣泛應用電腦和網絡的教育水平等。

      上述問題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二十國集團”實現了世界體系從“中心”向“邊緣”的巨大擴張,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仍然占據全球治理體系的強勢地位,并且力圖樹立確保其核心利益的“新規”;另一方面,未被“二十國集團”所覆蓋的其他“邊緣”國家和地區進一步被“邊緣化”,甚至呈現暴力失控局面。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導致的國家之間的差距在更復雜多元地持續擴大。[9]

      (二)國家治理能力所面臨的挑戰和國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術革命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然而,生產自動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產者也就越從屬于機器;技術越發展,工人受壓抑的程度越高。[10]勞動的異化必然帶來人的異化,人就會逐漸喪失主體性而成為單向度的人。并且,新技術革命有可能形成大規模失業,也有可能和經濟全球化共同將已經高度集中的財富更加集中,基于“資本一勞動”階級鴻溝和“腦力一體力”的等級差異被徹底“固化”,其結果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趨于異化。[11]

      “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被強勢資本力量包裝為優先于任何其他因素的法則,高科技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聯盟不僅得以把公司利潤存放在離岸避稅天堂以躲避國家的征稅、躲避社會責任,而且逐漸實現了對這些新技術的寡頭壟斷,通過所擁有的統治著各類生產生活方式的知識產權來輕松獲得大量專利使用費,從而不斷積累巨大財富。

      各種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各個角落的通用技術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全社會對這些技術所帶來的福利(如日常生活智能化)存在普遍性強烈需求。但是,這些技術產生了人類社會尚未預期甚至難以控制的各種風險:人工智能得到驚人發展,其計算能力遠勝于人類;生物科技迅速膨脹,例如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大數據集聚,例如頂級網絡平臺遭遇意外事故或攻擊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等。為了實現資本增值與擴張,不少國家和地區利用各種新技術對自然資源進行的掠奪式開發帶來了自然的異化,“把自然轉化為商業、將其作為再生產生活基礎……把生命的再生產、甚至人類生命的再生產進行工業化,把胎兒和器官商品化,把遺傳基因甚至人類的基因工具化……”[12]

      上述人的異化、自然的異化、階級鴻溝的固化、災難性事故的不可控化等,都給現有的各種制度、規范和倫理等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對世界各國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盡管大型新技術公司和跨國金融資本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新技術革命所產生的尖端技術和形成的核心平臺對人類社會所具有的毀滅性能力,決定了其不應當被任何個人或私人資本所掌控,而應當由強大穩定的國家來維護。

      傳統國家治理往往采用事后追溯或事前設限,然而,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日新月異”使得事前設限難以實現,事后追溯更需要與大型新技術公司等超級行為體之間進行利益博弈。不僅如此,技術落后國家不僅越發被新技術革命中占據先導的國家所主導,還不得不服從在產業鏈中已經形成跨國壟斷的大型新技術公司等超級行為體所制定的各種技術規則——國家能力的分化因此在不斷加劇。

      四、結語

      “資本+新技術”驅動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已經將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卷人其中。資本的趨利本性決定了其對技術創新和技術使用的態度并非總是正面和積極的;新技術革命并非“中性”的,技術按自身邏輯規則進行擴張的本性決定了新技術革命對政治社會運行和經濟全球化等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作用力,例如技術擴張對資本的收縮效應正在彰顯。

      同時,新技術革命正在按照自身的規則模式擴張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不斷突破人類的既有認知和法律、倫理與社會規范體系,產生人類社會無法預知的各種風險,客觀上要求國家治理機制不斷創新以規范和推動新技術革命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其結果是,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相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各種風險,不僅對世界各國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戰,而且正在進一步推動國家能力的分化。

      注釋:

      [1]Langdon Winner,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41.

      [2]吳致遠:《有關技術中性論的三個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2013年第6期,第116-121頁。

      [3]盛國榮、陳凡:《論技術的政治化》,《中國技術哲學第十屆年會論文集》,2004年。

      [4]樊鵬:《利維坦遭遇獨角獸:新技術的政治影響》,《文化縱橫》2018年第4期,第134頁。

      [5]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ur-.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1978,p.165.

      [6]樊綱:《國際經濟新趨勢:技術革命、經濟全球化、全球的市場化》,《國際經濟評論》2000年第6期,第11頁。

      [7]Josh Bivens & Heidi Shierholz,“What labor market changes have generated inequality and wages up pression?”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Dec.2018.

      [8]Federal Reserve Bulletin,“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3 to 2016: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2017-September-changes-in-us-family-finances-from-2013-to-2016.htm.

      [9]魏南枝:《變動時代的失序與重構》,《金融博覽》2016年第10期,第9-10頁。

      [10]鄭憶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辯證視域論析》,《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3期,第57頁。

      [11]André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5.

      [12]André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94,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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