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黨中央和毛主席用電臺指揮全黨全軍，‘嘀嗒、嘀嗒’就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全黨全軍都無條件執行。

列寧對“無產階級文化派”拒絕繼承歷史上優秀的文化遺產、否定人民群眾是文化創造主體、力圖擺脫黨和國家對無產階級文化的領導、試圖在實驗室中閉門造車創造“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等文化虛無主義思想展開了深刻的批判，強調必須掌握黨對文化建設的領導權；社會主義文化要繼承一切人類優秀文化遺產；文化建設必須依靠廣大人民，必須面向社會實踐，扎根工農群眾生產和生活實際。

通過整風學習重塑價值信念，實現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的轉變；通過文藝論爭厘清話語邊界，實現啟蒙批判話語到革命政治話語的轉向；通過“下鄉”運動確立“革命”身份，實現“客居人”身份向“勞動者”身份的轉型。正是經過一系列自我改造，知識分子逐漸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在思想意識、話語范式、階級屬性上實現徹底轉變，成為中國共產黨取得抗戰勝利與鞏固新政權的重要力量。

對于美國廣播歷史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醒我們，在一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公共廣播=缺乏娛樂性”和“離開了廣告不可能有廣播的存在”的認知乃是商業廣播模式依靠政府干預排除公共廣播之后的結果，而非商業壟斷形成的原因。

我們黨確實應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就是共產黨人的“一脈”，就是通過階級斗爭實踐，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人不講黨的階級性，不講黨的階級斗爭的職能，還是共產黨嗎？

今天，之所以要強調毛澤東的遺產，之所以必須客觀公正地對待毛澤東的遺產，其原因就在于，某些人依然在肆意踐踏、惡意抹殺毛澤東的遺產。值得警惕的是，某些人天天做夢都在殫精竭慮地妄想徹底摧毀社會主義的“舉國體制”。

本文作者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和話語建設，定義為“發展知識”的塑造過程，它是全球秩序形成和重塑的一條隱形線索。在這套話語中，非西方世界成了西方人眼中“未開化和不文明的野蠻人”。今天，這套話語正面臨舊識有余而新知缺乏的困境：中國、印度等一批非西方國家積累了大量新經驗，無法用傳統發展知識來解釋，而這些國家也受制于這套話語，雖有迅猛發展，卻還不能在話語上實現突破。

文章側重于運用馬克思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方法論框架，闡述晚期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資本循環如何通過農業綜合企業與流行病的病原體聯系在一起，以及如何導致新冠肺炎大流行。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資本主義造成的相互關聯的生態—流行病—經濟危機。

無產階級政黨改造小農意識并不是要把農民作為榨取財富和利益的工具，而是尊重維護農民的主體地位和現實利益，用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置換小農意識，既要看到農民的當前利益，更要看到其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使他們革除掉狹隘的、封閉的、落后的、保守的意識，與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一起進步。

這部作品從2011年轟動全球的挪威安德斯·布雷維克槍擊案入手，探討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右翼恐怖主義的內在關聯。在歷時一年的創作過程中，年輕的創作者們對當代世界的社會結構、政治經濟運作模式和意識形態光譜進行了深入探究，并且嘗試從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和個人經驗去理解創作主題的意義。

沒有潛流的浪潮只能在膚淺的河床中奔涌，即便波瀾激越，也會在尚未抵達彼岸的時刻干涸。

似乎這些“國民偶像”的成功不過是媒體的效果罷了。

我們所謂的教訓，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經受這些災難的時候，可以帶著記憶、經驗、情感與信念，在持續的斗爭中再次幸存下來。

紀念誕辰的意旨在于，面對愈加難解的時代難題和現實困境，向先賢請益，尋找參照。

開放市場的關鍵是開放零售市場，它決定了開放收益的分配。美國和西方從未向中國開放零售市場，而中國早已向美國和西方開放零售市場，從而讓美國和西方拿走了大部分開放收益。我們必須在對等原則上處理我們對西方的開放。任何人推銷單方面對外開放，出賣國家主權，讓美國和西方公司在中國單方面牟利，都是完全錯誤的。

本文作者指出，新的人—機關系或許會使今天以人主導的信息文明演化為人與機器共同作用下的“人—機文明”，這種新文明既可能延續與豐富人類文明，又可能在一些方面偏離人類文明的既有軌道，這些偏離也可能醞釀出風險。

互聯網企業紛繁復雜的創新背后都難以掩蓋一條明顯的發展邏輯：以低成本獲取免費內容或勞動力。該種經濟在生產方式上超越傳統經濟，并在生產資料的獲取上與后者發生沖突，最終要求法律承認其合法性和經濟利益。一直以來，互聯網平臺將自身的特殊利益包裝成普遍性利益加以游說，最終由國家推動傳統經濟競爭對手們支付更多成本向新經濟轉移，最終確立其主導地位。

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加劇，一方面卻是階級邊界日漸模糊。

一些美西方政客圍堵、攻擊、污蔑中國的種種謬論，而且這些論調有時還頗能迷惑一些人。今天重讀毛澤東這五篇文章，尤其是學習運用毛澤東在文中嫻熟掌握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這無疑對于批駁當今美國一些政客的謬論，具有現實指導性。

越南實行革新近三十年來，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胡志明思想和越南關于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觀點。目前，越南理論界正致力于將這些觀點進行綜合構建，形成越南本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系列理論成果。

新時代讀怎樣的書？要之，是認識到《紅樓夢》與《資本論》同樣是階級斗爭的書。《資本論》與《紅樓夢》均為史書規定的理論作品，二者工作對話有助于將生產關系定格為“歷史過程(陽)”以及將生產力定格于“自然過程(陰)”，完成自然歷史過程“歷史軸”規定性之理論錨定。至于《資本論》和《紅樓夢》均存有“歷史派與文本派之路線斗爭”，究其實質，乃是源于歷史觀和知識論上的一個特別斗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方法論斗爭。

一切金融對外開放政策，必須服務于中國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之制度精神，必須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形成經濟金融政策之間的銜接與平衡，杜絕本位主義和各自為戰，避免金融開放“洋躍進”。

對于1930年代初的左翼知識界而言，如何在不悖于民族主義情結的同時宣傳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馬列主義民族論應用于中國革命，不只是革命語言與宣傳策略問題，也是左翼知識分子尋求穩定價值的需要，更是將無產階級革命倫理正當化、階級話語民族化的體系性工程。這一辯證邏輯的逐漸成熟，構成了1930年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面向。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和國際矛盾，只有重新認識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思路，回到毛主席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軌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會長久的發展下去。

毛澤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